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經濟增長的矛盾與危機

——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再思考

丁為民

已發表于《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3期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美國開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以相當快的速度強加于世界，這個新秩序被人們稱作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學術思潮，又是一種經濟體制。30年后，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在美國和世界蔓延。各方人士都行動起來，去努力解釋和擺脫這場危機。本文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借鑒西方左翼學者的研究成果，揭示新自由主義體制與這場危機的內在聯系，并得出一些重要結論。雖然本文研究的經驗資料主要以美國為限，但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體制，所以，一些結論對這些國家也基本適用。

一、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特征與矛盾

與凱恩斯主義及其指導下形成的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體制有重大區別，新自由主義體制主要是圍繞增加有效供給展開的。國家干預的削弱、稅收和福利的大幅縮減、國有企業及其職責的私有化、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工會組織的瓦解等，是這一體制的顯著特點。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就是在這一體制下運行的。

新自由主義體制扭轉了凱恩斯主義體制下資本與勞動的妥協造成的“工資擠壓利潤”傾向，增加了資本實現積累和增長的動力，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促成了20世紀末的“新經濟”和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上升期。但同時也孕育了新的矛盾與危機。到上世紀末，新自由主義體制所累積的矛盾已突出表現出來：

1．明顯提高了私人經濟的利潤率

新自由主義體制運行的第一個顯著成果，是明顯提高了私人資本的利潤率。這里的利潤率，是廣義利潤 (產出減去全部勞動成本)與固定資本存量總額扣除折舊的比率；所有的稅金、利息和股息仍包含在利潤之內。圖1顯示，從 1960年到80年代初期，用這種方法計算的利潤率約從22%下降到14%。而到上世紀末，這一指標已經大體恢復到60年代初期的水平。

圖1. 部分歐洲國家和美國私人經濟的利潤率（%）

實線為美國    虛線為歐洲（僅指德、法和英三國）

資料來源：轉引自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2．資本重新獲得收益和財富

在私人資本利潤率明顯提高的同時，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社會總收入的百分比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二次大戰以前，1%最富有的家庭大約占有16%的總收入。這一比重在二戰期間迅速下降，到20世紀60年代，已降到8%。但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數字突然強力上揚，到上世紀末，已達到15%，大體回到二戰前的水平（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美國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與總數占20%的最貧困家庭的收入之比，也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由1976年的14.5：1，擴大到1996年23.5：1(Andrew Hacher,1997:11)。

再看家庭財產占有份額的變動情況。美國左翼經濟學家伍爾夫（Wolff,1996）的統計表明，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部家庭財產的份額，1928年是45%，1950年是30%，1970年是20%，1980年是31%，1990年是36%，1999年又驚人地恢復到45%（估計）。

因此，法國左翼經濟學家迪蒙和萊維（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指出：“凱恩斯主義盛行時期，是以最富有家庭的相對收入被削減為特征的，同時，他們相對財產在70年代也被大大限制了。新自由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惡化形勢所做出的反應。”

3．工人實際工資（報酬）持續下降

與資本獲得的利潤、收入和財富明顯增加相反，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水平卻顯著下降。美國左翼經濟學家大衛·戈登 (David M.Gordon，1996：19-20)在《臃腫與吝嗇》一書中介紹了上世紀60年代至上世紀末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變動情況：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時稅后實際工資增長很快，然后增長放慢，且有些波動，到1972年達到戰后最高點。在此后的1973~1989年，以年均低于1%的速度下降；1989~1994年，以年均0.6%的速度下降；到1994年，小時實際工資已從1972年的頂點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的水平。而在1994年，人均實際經濟產出已比1967年增長了53%。據此，戈登指出：“把70年代初期以來的這一趨勢稱為‘工資擠壓’只是一種客氣的低估，把它稱為‘工資崩潰’可能更為適宜”！

針對美國主流經濟學利用“福利抵消說”掩蓋新自由主義體制矛盾的做法，美國左翼經濟學家艾里克·尼爾森（Eric A.Nilsson,1999）進一步把雇員的非工資福利變動考慮進來，利用實際小時報酬概念（等于實際可支配小時收入+實際小時福利）考察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生產工人實際生活水平的變動。他的主要結論是：（1）美國的生產工人納稅后的實際工資在1978~1995年期間降低了12.5%。（2）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實際價值比實際工資下降得更快，在同期下降了21%。（3）生產工人實際小時報酬，在1978~1994年期間下降了13.7%。

根據戈登和尼爾森的發現，我們完全有理由把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描述為“絕對貧困化”。而這種態勢只是在新世紀才得以遏止。即便如此，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仍低于生產率提高的水平。

總之，新自由主義體制克服“利潤擠壓”的傾向，但形成了“工資擠壓”和“工資崩潰”趨勢，它極大地加深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分化，使某些指標甚至回到二戰前或20世紀“大蕭條”前的水平，從而深深地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二、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矛盾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

社會生產和社會消費的關系是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核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二者的關系表現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矛盾。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考慮到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特殊社會規定之后，馬克思進一步把它表述為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植實現之間的矛盾，并揭示了這一矛盾的表現。

馬克思（1894/1975，第270、272頁）指出：“總資本的增殖，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而在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這里所說的“直接剝削的條件”，是指剩余價值生產的條件；“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是指剩余價值實現的條件。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在時空上是分開的，二者的順利進行所要求的條件也有重大區別。下面，我們利用馬克思提出的說明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商品資本循環公式，做進一步的解釋。

從公式可以看出，資本的宏觀運動過程是由生產環節與實現環節組成的。因此，我們可以把資本的運動過程稱為由這兩個環節組成的生產—實現鏈條（production —realization chain）。在生產—實現鏈條中，這兩個環節是相互聯系的，但各自順利進行所要求的條件卻大不相同：剩余價值生產環節要求通過各種辦法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相對（甚至絕對）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增加利潤；而剩余價值實現環節則要求增加工人的實際工資，提高社會消費力，使投資和利潤迅速回流到資本手中。

這兩個條件顯然是矛盾的。因此，資本主義的不同體制只能主要傾向于解決或緩和一個方面的問題，相對滿足一個環節的條件（正因如此，才形成體制差別）。而這勢必要以犧牲另一些條件、激化另一些矛盾為代價。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打亂經濟增長(積累)的進程，形成經濟危機。這正如美國左翼經濟學家泰姆斯·德維內（Tames N. Devine,1987：22-23）指出的：“積累可以打破生產—實現鏈條的任何一個環節，但哪個環節被打破取決于資本主義遇到的條件，而這一條件在不同歷史時期又是不同的。有時（如60年代末）實現條件（需求）允許獲得高利潤率，但不好的生產條件（如高工資，低的工作努力等）又導致為了穩定積累所需的利潤率太低；有時生產條件可能對利潤率有利，但實現條件不好，阻止了積累。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在這種相互掣肘、進退維谷的過程中歪歪斜斜地疾駛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在不同的體制下，可能具體表現為好的生產條件與不好的實現條件或不好的生產條件與好的實現條件之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的深化或歷史條件的變化，又是促使經濟體制發生轉型的直接原因。 美國左翼經濟學家大衛·科茨（David M. Kotz, 2003）就曾根據“國家與經濟的關系、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資本與資本關系、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特征”，把20世紀以來美國的經濟體制（他稱之為 “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s，簡寫為ISs）分為交替進行的兩種類型：1900到1916年，調節主義體制占統治地位；1920到1932年，自由主義體制占統治地位；1947到1973年，調節主義體制占統治地位；1980年到現在，（新）自由主義體制占統治地位。科茨的研究表明，在資本主義的制度內，無論是基于理論思考還是歷史經驗，調節主義體制都比自由主義體制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穩定。“但是，各個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由于危機是根植于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框架的，所以，不論是加強政府干預（如凱恩斯主義所主張），還是沒有政府干預（如新自由主義所主張），危機都是不可避免的。”（Andriana Vlachou and Georgios K. Christou ,1999：15）

根據本文第一節所揭示的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的矛盾，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經濟，明顯帶有有利于生產（供給），不利于實現（需求）的特征。好的剩余價值生產條件，與不好的剩余價值實現條件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有利的供給，不利的需求，是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矛盾；或者說，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矛盾，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所采取的主要形式。類似1920到1932年自由主義體制占統治地位的情形，這一矛盾激化的結果，很可能是以經濟衰退為特點的“大蕭條”。

三、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危機的推遲

為什么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矛盾在其實施的一段時間里，特別是在新世紀的前幾年，并未以危機形式表現出來？為什么在2007年矛盾激化后，首先表現為次貸危機或金融危機？這是本文要回答第三個問題。通過分析，我們要進一步揭示新自由主義體制造成的另一個后果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金融霸權的恢復，是新自由主義體制另一個后果。如何理解經濟的金融化？美國學者克瑞普納（Greta R. Krippner,2005）指出：“我把金融化定義為一種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的”。他提出，應按照這一標準衡量一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對美國的情況進行了圖示（見圖2）。

注：FIRE是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這一廣義金融業的英文縮寫

圖2. 1950~2001年美國的公司利潤在三大產業的相對份額

資料來源：轉引自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iican Economy.

如前所述，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上世紀30年代，鑒于1929到1933年大危機的教訓，羅斯福政府曾要求國會通過“證券交易法”，阻斷了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的聯系，使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進程受到阻止。而圖2則顯示，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過程明顯加快了。

經濟的金融化，不僅意味著金融活動對于公司積累有著戰略意義，意味著對于積累特權擁有戰略地位的社會角色（金融資本）將會重新獲得政治和經濟權力（參見Greta R. Krippner,2005；Gérard Duménil and Dominique Lévy，2004，2006）；而且意味著金融活動會明顯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并影響實體經濟，加速或阻礙實體經濟活動的發展。這是.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危機得以推遲的重要原因。

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金融活動對推遲危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通過制造股市繁榮（到2000年，美國道指已達到上世紀60年代股市最低指數的3倍）和提高利率（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實際利率已達到60年代的1倍），形成了巨大的財富效應，推動了生活消費，間接緩和了生產和消費的矛盾。（2）通過消費信貸拉動消費，直接推遲經濟危機的爆發。下面，重點分析第2點。

1．消費支出持續增長引發的形式悖論

在美國經濟中，消費支出幾乎占到GDP的2/3，其變化對經濟運行有重大影響。表1顯示，在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四大因素（消費、投資、凈出口和政府采購）中，消費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而在2001年之后，由于消費支出的持續增長，一場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被避免了。這顯然是同第一節所描述的事實相矛盾的。

          表1. 有關變量對美國實際GDP增長率的貢獻（%）

  資料來源：轉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2．家庭債務支撐消費增長

對新世紀以來美國消費支出增加的原因，有各種說明。但是，通過美國家庭債務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更有力的解釋：即家庭消費支出擴大的相當部分資金是靠增加消費信貸獲得的（見圖3）。

圖3. 美國家庭債務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資料來源：轉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圖3顯示，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家庭債務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一直呈攀升態勢；在進入新世紀以后，這一態勢突然加快了。這說明，2002到2005年的經濟擴張，是在美國近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高水平家庭負債的支撐下形成的。有關資料表明，從2000到2005年，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從91.0％上升到120.0％，家庭負債與家庭資產的比率從13.3％升為16.9％，債務實際支付比率從12.6％升至13.7％（David M. Kotz, 2006）。負債消費已經成為美國家庭支持運轉的一種重要的經常性行為。

3．推動家庭負債的三個杠桿

為什么美國家庭會在經濟衰退的2001年不惜以承擔沉重的債務去擴大他們的消費支出？首要原因在于美國政府在那一年啟動了快速降息政策，為信貸更多地推動消費支出放松了條件。降息的結果，是家庭債務的實際支付率要比另兩項指標提升的慢；也就是說，降息減輕了家庭的償債負擔，撬動了美國家庭負債消費的閘門。

推動家庭債務增加的另一個杠桿，是美國住宅行業的泡沫膨脹。住房市場是美國最重要的市場之一，它的價格指數是美國經濟的重要晴雨表。圖4顯示了美國住房價格指數(housing price index，HPI)與房主等值房租(home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用來表示擁有某一住房的經濟價值)二者比值的變動情況。這一比值直接反映了住房價格是否存在住房資產泡沫。2000年以來，美國住房市場中的HPI與OER比值的大幅攀升，說明住房價格已超出了由其經濟價值變化決定的適當價格，不斷增大的房產泡沫已經出現。它使得美國家庭資產迅速升值，從另一個方面相對降低了家庭負債與家庭資產的比率。美國家庭正是憑借增值了的家庭資產去獲得貸款，而金融機構也正是借此大膽放貸而不必擔心貸款風險的。

圖4．美國住房價格指數與房主等值租金的比值

資料來源：轉引自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推動美國家庭債務增加的第三個杠桿，是各類債券市場的興起。在過去的20年間，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作用下，美國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即一旦金融機構發行了抵押貸款，便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出售這些貸款，轉移債權，分散風險。而這又成為美國的金融機構敢于從事各種消費貸款業務的重要推動力。

上述分析表明，在美國經濟不斷金融化的過程中，美國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成為推動消費、延緩危機的主要原因。

四、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危機的爆發

正是在美國經濟的不斷金融化，特別是在上述三個金融杠桿聯合互動的作用下，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業務發展起來。

眾所周知，所謂次級貸款，是金融機構向信用分數較低、收入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人提供的住房貸款。貸款人可以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購房，僅需聲明其收入情況，無需提供任何有關償還能力的證明。因此，美國次級貸款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的。這種貸款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利率明顯高于非次級貸款的利率（在利率普遍較低的情況下高達10%~12% ）。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金融機構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并收回本金而不必擔心風險。

金融機構之所以敢于從事次級貸款業務，另一個原因是它們可以通過出售這些貸款的債權而分散風險。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出現了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新機構。它們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環境中獲得廉價貸款，用它來發放貸款，然后對這些貸款進行證券化；其他一些金融機構也利用廉價信貸購買新債券，還有一些金融機構對其中的幾種債券進行組合，形成更為復雜的 “復合性”的債務抵押債券。于是，在這個世界里，就形成了一種結構錯綜復雜的借貸或財產占有關系，所有的當事人都認為自己持有了財產的部分所有權。但是，真實的財產不可能有多重存在，它只存在于實體經濟中（參見馬克思，1894/1975，第529頁）。因此，從基礎產權看，美國次級貸款的市場并不大，它不超過美國未償還抵押貸款債務總額的15%到20%，但通過金融化過程中所謂的“金融創新”活動，其產權被明顯虛擬化了，經濟影響被明顯放大了，甚至世界上的所有的主要金融機構都因持有包含次級抵押貸款的債券而與此有關！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我們決不能把住宅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不動產市場）看作單純的商品市場。實際上，它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是耐用消費品市場或生產要素市場，人們進入市場購買商品，是為了居住或為組織經濟活動準備空間；它的價格歸根到底要受市場規律支配，它的繁榮程度對實體經濟有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又是資本市場（或金融市場），人們進入市場是為了通過所有權或占有權交易，進行投機獲得資本收益，實現保值增值；它的運行要受到資本規律支配，從而對虛擬經濟的狀況形成連鎖反應。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后一種性質占支配地位，市場規律要受到資本規律制約。而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作為這一體制的產物，以次貸為基礎的住宅市場又具有兩個特點：（1）由于它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它的投機和資本市場的性質就顯得更加突出和強烈；（2）由于其產權被多次虛擬化，所以，它所形成的財產關系就更復雜、更模糊，涉及的范圍更廣泛。一旦房價停止上漲甚至下降，這一市場的崩潰就是不可避免的。

2004年以來，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泡沫增長、持續高位的能源價格，以及減輕由巨大的美國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引起的對美元貶值的壓力，美聯儲多次升息；與此同時，住房價格卻開始下降。這表明，推動美國家庭貸款消費的兩個杠桿開始失靈。這一方面，導致美國家庭債務負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拖欠債務比率上升，貸款違約不斷增多，多家次級市場放款機構深陷壞帳危機（2007年3月13日，美國住房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公布的報告顯示，次級房貸市場出現危機），進而產生形成一系列連鎖反應，世界范圍的主要金融機構遭到重創，幾乎無一幸免；另一方面，居民消費水平明顯下降，由此生產、銷售、出口、投資等實體經濟均受到打擊。與此同時，在世界范圍，遭受重創的虛擬經濟與受到打擊的實體經濟又形成逆反饋，致使世界經濟快速進入下滑通道。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金融危機。

因此，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歸根到底是通過大幅降低利率，增加家庭和政府負債以及制造房產泡沫，所掩蓋和推遲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供給與需求之間矛盾激化和顯性化的結果。它首先表現為次貸危機，但是，按照事物發展的邏輯，必然會對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次貸危機——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很可能是這次危機的必然路徑。

四、幾點結語

1．新自由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是由新古典經濟學構成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以追求自我利益、能夠進行理性選擇、進行理性預期的個人為研究的出發點，認為這些個人總是能夠優化其行為，而宏觀運行只不過是這樣的個人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他們進一步假定市場可以有效發揮功能，實現出清；認為如果出現經濟紊亂，常常是外生變量特別是政府失靈的產物。這是他們不能正確預見這次危機的方法論原因。

2．與新自由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把社會生產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認為社會生產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構成的，每一個人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組成部分；因而，人的本性既不是外生的，也不是生來固有的，而是由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性質決定的。在階級社會中，這種生產關系具體表現為階級結構和階級沖突，而這種沖突及其與生產力的矛盾才是研究宏觀經濟運行的基礎；進一步說，是造成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充滿矛盾并最終導致危機的根本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基本方法和本文力圖遵循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正確預見和說明這次危機的基本依據（伍爾夫，2001；David M. Kotz, 2003, 2006）。

3．由于新自由主義體制長期積累的矛盾的深刻性和為了推遲矛盾所形成的金融關系的廣泛性、復雜性，目前正在發生的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起點，以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為重要特征的經濟動蕩，很可能發展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把這次危機表述為金融危機，并沒有全面揭示它的深刻內涵。因此，目前主要西方國家實施的以“注資救市、金融監管”等為主要內容的行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但由于沒有涉及深層次矛盾，所以不可能徹底擺脫危機，反而可能使世界經濟進入長期滯脹局面。

4．在使用必要經濟手段的同時，還要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制度或體制轉變。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擺脫這次經濟危機。關于轉變的方向，西方左翼學者認為，在危機到來之前或危機期間，馬克思主義者應采取行動，“包括將向共產主義的生產組織轉變列入議程” （伍爾夫，2001）；“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預見，不久就會提上政治議程” （David M. Kotz，2003）。而我們則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尚有發展空間，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從自由主義向調節主義體制的轉變。當然，由于經濟全球化，這種調節的主體和范圍都會發生變化，不可能完全回到凱恩斯主義體制。

5．為了抵御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做好2009年的經濟工作，中央政府提出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的經濟工作方針。為了更好地貫徹這一方針，我們要進一步明確這一方針的內在聯系和內涵。在當前形勢下，要把“保增長”作為整個經濟工作的核心，把“促內需”作為實現這一核心的保障，把包括調節國民收入結構在內的“調結構”作為“促內需”的重要條件。因此，適當縮小貧富收入特別是勞資收入差距，對于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都有著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馬克思，1894/1975：《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伍爾夫，2001：《2000年的美國經濟：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當代經濟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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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z，D. M.（2006），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該文中文版版權交《國外理論動態》，由丁為民等摘譯，以“新自由主義進入危機和終結階段”為題發表于該刊2007年第12期。

Krippner, G. R. (2005), “The Financialzation of American Economy”.Socio-Economic 3: 1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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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hou, A. and G. K. Christou (1999),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Some Critical Issues”, in Vlachou, Andriana (eds),“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Radical Critiques of Neoliberalism”, Macmillan Press Ltd.

Wolff E. (1996), “Top Heavy: A Study of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 The New Press, New York.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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