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點羞怯地問道——

　　‘柴郡貓，請你告訴我，打這里我該走哪條道？’

　　貓兒答道——

　　這要看你往哪兒去啰！”

　　□ 記者 寧南

　　2009年，《愛麗絲仙境漫游記》中的童話場景變成了真實世界的拷問。

　　面對世紀性危機這個“恐怖大王”從天而降，無論是西方世界的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德國總理，還是“金磚四國”的中國國家主席、俄羅斯總理、巴西總統、印度總理，每一個大國首腦心中都有一個“愛麗絲”。

　　要命的是，“愛麗絲”同時騎著兩匹馬，光明的理想和灰暗的現實。領導們誰都清楚，身下的兩匹馬正在分道揚鑣，最壞的結果還不僅是騎錯馬，而是彷徨猶豫首鼠兩端中摔落馬下，被遺棄在“大蕭條”般的黑暗世界……

　　伯南克的“green shoots”

　　5月初，“尋找春天”的游戲還在繼續。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稱自己看見了“glimmers of hope”；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發現了美國經濟復蘇的“green shoots”，在國會作證“美國經濟應該可以在今年晚些時候走出衰退，重新開始增長”；歐洲央行行長讓-克勞德·特里謝則斷定，全球經濟正處于“拐點”，而一些國家已經“越過了拐點”。

　　在被賦予“率先復蘇”使命的中國，高唱“春天的故事”的官員和專家幾乎組成了一支合唱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今年公開場合已經六次強調“中國經濟情況好于預期”，他最新的表述是：“各種跡象表明經濟運行發生了積極變化”。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在打氣，“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比預料得好，中央一攬子計劃取得了明顯成效”；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判斷，“中國經濟已經觸底”；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強調，中國并沒有進入衰退，只是增長放緩了一些，下行的壓力大了一些……

　　但現實沒有給樂觀情緒留絲毫情面。

　　5月15日，最新美歐經濟運行數據紛紛出爐。美國4月份工業產值下滑，同比下降12.5%，為過去16個月來第15次下滑；4月份開工率降至69.1%，為1967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4月份CPI下降0.020%，為1955年6月以來的最大降幅，且遠低于2%這一美聯儲認為的與維持物價穩定及促進就業最大化雙重職責相稱的水平；美國4月份的失業率飛漲至8.9%，創1983年以來最高。

　　歐洲同樣一片愁云慘淡。5月15日，歐盟統計局也公布了歐元區今年第一季度GDP數據：較上季度環比萎縮2.5%，較上年同期萎縮4.6%，均創下該地區自1995年開始編纂GDP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其中，德國第一季度GDP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3.8%，這是德國GDP連續第四個季度環比下降，并創1970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降幅。

　　中國的情況也不可能例外：4月份主要宏觀運行數據沒有改變繼續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來首次出現連續三個月“雙負”增長；全國發電量同比下降3.5%，降幅環比擴大2.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7.3%，比上月低1個百分點；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環比加深5.5個百分點……

　　正如剛剛在中國“商業巡演”結束的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諷刺的那樣，一切不過是“下滑，稍稍恢復，下滑得更深……”同樣是5月15日，上海外灘的2009年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說對了，這就是“W”型經濟。而那些所謂的“好消息”，會因為這種向下持續不斷的震蕩，像篩子一樣漏洞百出。

　　例如，關于“green shoots”，伯南克的真相透露在美聯儲最新一期的《褐皮書》報告中，“聯邦儲備系統的12個地區儲備銀行轄區中，只有5個區域的經濟衰退有所減緩。”而美國銀行業不斷放出令人稱奇的贏利消息，只不過是滑稽的利潤報表數字游戲。

　　富國銀行近期就發布了其有史以來最好的季度收益數據，但同諸如銷售額等硬指標相比，銀行的贏利數據無法反映其真實的運營情況。商業銀行的會計報表是否漂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年計提的預期貸款損失，富國銀行的會計假設和相關會計問題經不起深究。

　　再看看高盛一季度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達16.6億美元凈利潤，細心的分析師很快就發現這也不過是個文字游戲。因其法律地位由投資銀行改變為商業銀行，高盛改變了其對“會計季度”的定義。于是，贏利數據不甚理想的“12月”就這么悄悄地從會計報表上消失了。

　　在“馬多夫”橫行的時代，朋友是用來賣的，好消息是用來懷疑的。

　　還有多少“黑天鵝”？

　　“我們喜歡可觸摸的東西，被證實的東西、顯而易見的東西、具體的東西、已觀察到的東西、被灌輸的東西、典型的東西、美化的東西、官方的東西、學術的空話、經濟學家的廢話、哈佛商學院、諾貝爾獎……”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隨機科學系教授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黑天鵝》一書中抨擊了人類的淺薄：絕大多數人從來不愿意看“月亮的陰影面”。

　　在他看來，“現代世界是極端斯坦，被不經常發生及非常不經常發生的事件左右，它會在無數白天鵝之后拋出一只黑天鵝”。事實上，2008年，就是“黑天鵝”演繹“完美風暴”的一年：“3·14”拉薩騷亂讓中國政府措手不及；“5·12”汶川大地震帶給了中華民族巨大的傷痛；在北京奧運會“盛宴”時刻，雷曼公司的倒閉，將一場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半年過去了，人們的恐懼情緒稍稍穩定，2009年3月墨西哥爆發“人感染豬流感”疫情，又一只“黑天鵝”——甲型H1N1流感隨即席卷了北美、歐洲、南美、亞洲，在金融危機肆虐的全球經濟“傷口”上撒了一把鹽。恐怖的是“黑天鵝”用它的反復多變連續電擊著人類的神經。5月中旬，剛剛被宣布已經穩定并減緩的疫情，突然再次加劇，連續多起日增千例……剎那間，世界幾乎成了“黑天鵝斯坦”。

　　過去兩年來，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在“大蕭條”的恐懼壓力下，不少人在尋找和預測“黑天鵝”。在國內，最具代表性的要數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和從美國回來用一本編著的《貨幣戰爭》贏得庶民熱捧的“海歸”宋鴻兵。

　　身份迥異的兩位“卡珊德拉(Cassandra)”，在官方主流圈子里遇到了相同的遭遇：非主流的觀點命中率甚高，然而其不吉利的預言不但誰也不信以為真，還遭到嘲笑甚至憎恨……

　　遭到主流經濟學者集體排斥的宋鴻兵，戴著“陰謀論”的帽子繼續預言壞消息。“表面來看，全球股市似乎出現見底信號，但我個人認為，全球經濟尚未見底。”4月26日，宋鴻兵在成都嬌子國際會議中心，以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這個“編外正科級”身份，第N次預言金融危機第二波。

　　“這場危機的暴風眼，已經從美國13萬億美元的按揭抵押貸款市場，移向了27萬億美元規模的企業債、金融債、地方政府債及其他資產支持債券。”不過，他把引爆時間從兩個月前的4—9月調整到9—10月間，“一些美國大型商業銀行可能面臨崩潰的危險，最終可能被國有化。有理由判斷，其沖擊力不會亞于次貸的沖擊。”而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被國有化或申請破產保護，在他看來，將是第二波危機中的標桿性事件。

　　伴隨而來的另一個壞消息，宋“海歸”認為是未來驚浪滔天的通貨膨脹。他提醒到：“2008年11月以來，美聯儲創造了歷史上令人驚恐的貨幣發行量。”1913—2008年，美聯儲用了95年時間將基礎貨幣量做到了7500億美元，而外號“直升機伯南克”從2008年11月開始，僅2個月時間就增發了同等數量的基礎貨幣，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印鈔紀錄。基礎貨幣在接近1.9萬億美元，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總額已經超過2.5萬億美元。

　　“美元這種前所未見的貨幣增發，將對今后世界經濟造成嚴重的沖擊，將會對世界價格體系產生嚴重的沖擊。”宋鴻兵預言，在2009年以及今后，一個可能的風險是整個價格體系的劇烈反轉，一場惡性通脹可能即在不遠的前方。

　　“石油價格可能在面臨另外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沖擊。”他說。

　　中國的“生產過剩”、美國的“美元危機”，是過去六七年王建反復宣講的壞消息。這位主流身份現在卻被冷落在非主流意見市場的體制內專家成名甚早，1980年代末以“發展大進大出的加工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構想”得到了趙紫陽的重視，30多歲就獲得了“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1988中國十大杰出青年”、“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和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等一系列頭銜和身份。現在，他認為，無論是生產過剩還是美元危機，都已經是大錯已鑄，就像美國“鍍金時代”小說家德萊塞書中的“嘉莉妹妹”，流落在芝加哥大都市燈紅酒綠的鄉下姑娘已經回不去了。

　　對于中國的產能過剩，王建認為根子在收入分配矛盾，少數人占有的絕大多數財富造成了貧瘠的內需，“要想從根本上理順至少要8—10年”，而且還有一個前提——美國經濟像過去那樣繼續繁榮十年；對于美國的美元危機，關鍵在美國經濟基礎已經虛擬化，要想重回物資資本主義，無異于把魔鬼重新裝進所羅門寶瓶，非人力可為。

　　于是，王建放出了一只最大的“黑天鵝”：“危機根源無法消除，戰爭是阻止全球經濟落向深淵的最后剎車器。”

　　“大蕭條”的真相

　　如果只是把“卡珊德拉”們的壞消息當作最壞的情境，那也太低估我們眼前這個時代的戲劇性了。預言家們現在放飛“黑天鵝”的場景，僅僅是一部驚悚片開幕時營造氛圍的“鬼火”而已。事實上，當歷史真相最終浮出水面時，一切不過是人心貪婪、無知和淺薄作祟的結果。

　　“制度的基礎無需檢討。”1928年，即將就職美國第21任總統的赫伯特·胡佛在擠滿人群的斯坦福大學體育場高聲宣講，“在今天的美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最后戰勝貧窮，濟貧院正從我們中間消失。”

　　自從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世界頭號債權國以來，美國已經如1914年前的英國那樣控制著世界經濟。高效率的美國體制輸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商品，美國人通過借美元給外國人購買美國商品和直接投資于外國股票及證券的辦法，使世界經濟到處運轉起來。

　　1929年入駐白宮的胡佛給他的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寫到：“目前的和平前景比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任何時候都要深厚。”

　　就像胡佛不相信白宮大門外有人食不果腹一樣，他拒絕正視美國經濟的真相。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學教授沃爾特·拉菲伯說，“當時的大多數美國人太貧窮，無力購買正在供過于求的商品。”1919—1929年，美國生產能力提高了近50%，1929年的GDP達到1040億美元，但工資卻沒有相應增長。

　　到1929年，5%的美國人占有了1/3的美國財富。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基礎已經搖搖欲墜，而胡佛政府拒絕考慮采取比如提高所得稅之類的措施以使收入較為平等。當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因為聯邦儲備系統低利率政策挑起的投機繁榮破滅而崩盤后，美國的生產過剩在外需消失和內需貧瘠雙重夾擊下，將整個世界推進了大蕭條的“黑洞”。

　　到胡佛政府垮臺時，所有的統計數據令人震驚：1929—1932年，美國GDP從1044億美元降至585億美元，凈國民產值由958億美元減至509億美元；失業率從總勞動力的3%上升到25%，3400萬男人、女人和兒童根本沒有任何收入；11000多家銀行被淘汰……沃爾特·拉菲伯說：“即便是早期殖民時期也沒有如此悲慘。”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此私下里評論說，“總崩潰不可避免，美國將回到得克薩斯式的文明(牛仔文化)，法國和德國將走向戰爭。”歷史證明，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事實上，對于危機，胡佛做了我們現在認為已經從大蕭條吸取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政府干預，并相信政府能夠緩解衰退造成的沖擊。面對大蕭條的挑戰，胡佛做出了迅速而堅決的反應并一以貫之，為醫治蕭條執行了美國歷史上最為龐大的攻防計劃：他把實業界和勞工領袖召到白宮，試圖說服他們維持工資繼續生產，并著手擴大工廠；提高修建道路橋梁和公共設施的支出，財政援助從1.05億美元提升到2.6億美元；提高關稅保護美國制造商和農民；暫停歐洲國家償還債務，以保障其對美國產品的購買；創辦復興金融公司，為7400家銀行、保險公司、鐵路和其他事業機構提供17.8億美元的貸款……

　　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推行的“新政”，大部分政策依然是胡佛解決方案基礎上的拓展和強化。奧地利學派的默里·羅斯巴德在他那本《美國大蕭條》中嘲諷說：“胡佛-羅斯福時期其實是一個相互連貫的整體，羅斯福政府與胡佛政府只有兩個重要的不同，在管理公共關系上更加成功，花費了更多納稅人的金錢。”

　　羅斯福政府最初四年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換來的是1937年大蕭條重新殺回后“美國歷史上最險峻的衰退”：工業生產下降33%，發放的工資總額減少35%，工業股票平均下降50%，利潤下降78%，唯一上升的是高達23%的失業率。“總統找不到其他出路。”羅斯福最親密的顧問哈里·霍普金斯在這一刻絕望地說，“這個有著1000萬到1200萬失業者的國家不可能繼續其民主制度，干脆就是不可能。”

　　是誰從大蕭條的魔掌中救了美國人和羅斯福政府？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挑起的戰爭。針對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和1938年德國占領蘇臺德，羅斯福提出擴大海軍20%和5500架飛機的空軍軍備計劃，成為應對危機的直接有效手段。

　　1939年8月，美國工業產值比1937年5月增加了28%，失業率下降到8%以下。羅斯福高調宣布：“美國已經逐步走出了低迷的深淵，迎來了強勁的復蘇。”這位“跛豪”的聲望開始走向輝煌的峰頂。

　　因此，無論是凱恩斯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藥方”，還是弗里德曼用貨幣主義解釋將罪責砸在政府管制的腦袋上，抑或奧地利學派認為大蕭條是“不可避免的和對人類投機行為的報應”，以及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自己的《大蕭條》專著中抨擊金本位制惡果……或許所有的答案都對，所有的藥方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就如藥方本身代替不了肌體康復一樣，政策本身也代替不了復蘇的過程。

　　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言，不同的是，羅斯福政府借助危機帶來的社會改革機遇，通過“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在縮小巨大貧富差距的同時，扶助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階層。也就是說，羅斯福也曾給美國經濟“打過嗎啡”，但比胡佛更愿意靠“刮骨療毒”的社會改革勇氣和決心，為美國民眾不得不承擔的痛苦換取未來的社會繁榮。

　　大蕭條80周年的2009年，金融危機已經折磨了全球經濟兩年，還沒有絲毫退場的跡象。號稱吸取了前人教訓的諸國政府并沒有表現出超越赫伯特·胡佛的智慧，一邊大劑量地注射著“嗎啡”(資金)，一邊或者天真或者自欺欺人地談論著“V”型反彈，以為一場疾病，而且是史無前例的疾病，會因一種救治而毫無痛苦地痊愈。

　　奧巴馬不是羅斯福

　　“我們不能一直從中國借錢。借錢是要還利息的，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拿下一代的未來作抵押。”5月14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墨西哥州市民會議上警告，美國的債權人終將“感到厭倦”，不再買進美國的國債，到那時將對美國經濟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兩周前，奧巴馬提議削減170億美元的預算，計劃砍掉121個聯邦政府項目。他想讓所有美國公眾明白，自己完全清楚美國政府目前的赤字開支做法是“無法維系”的。可事實上，這份所謂的赤字削減不過是其天價開支的0.5%，而且他已開始著手增加810億美元的新開支計劃。

　　這個自相矛盾的戲劇性一幕，某種程度上就是奧巴馬“新政”的縮影：在奧巴馬治理經濟的堅毅辭令和他那常常陷入妥協的經濟計劃之間，鴻溝巨大。

　　過去76年，沒有哪一次的經濟危機像現在更接近大蕭條的局面，也沒有哪個時期美國人像現在這樣更迫切需要一個“羅斯福”，拖住小布什8年災難性領導帶來的“美國墜落”。但“奧巴馬新政”即使有不亞于“羅斯福新政”的巨大規模和萬丈雄心，2009年的美國也不是1933年的美國。

　　胡佛政府1932年不尊嚴地下臺時，交到羅斯福手中的是一個世界第一強國的經濟家底：1929年美國工業總產值達到729億美元，占全世界比重的48.5%，超過了英德法三國總和的79%；美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上升到14%，取代英國成為貿易第一強國；這一年，美國生產了535.8萬輛汽車，6262.8萬千瓦的電力，5734萬噸幾乎占世界一半的鋼產和1.36億噸原油……

　　因此，當羅斯福政府熬過經濟危機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巨大的工業機器可以開足馬力將美國經濟拖出大蕭條的黑暗泥坑：截止1945年的5年間，美國共生產了5.1萬艘軍艦，29.7萬架飛機，8.6萬輛坦克，31.5萬門野戰炮……到戰爭結束后的1946年，美國GDP達到2085億美元，是羅斯福上臺前1932年的3.6倍；1944年美國工業產值比1937年增長了123%，工業產品總量是德意日三國的兩倍，占世界比重達到53.9%。

　　相反，奧巴馬接手的美國卻是一個臃腫懶散、千瘡百孔、由盛趨衰的超級大國。2001年小布什上臺時，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是5.7萬億美元，到2009年初他離開白宮，留下了近10.2萬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的債務。即使2008年美國GDP達到了14.265萬億美元，其中超過70%都是通過美國人放縱的消費胃口創造的。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領導全球經濟的核心力量主要體現在金融、軍工和高科技。當占美國經濟“半壁江山的金融業”(奧巴馬語)正在將美國社會拖向破產邊緣時，無論是軍工還是高科技，這些費錢的玩意都被迫勒緊腰帶。

　　而且，如同中國眼下飽受產業結構失衡之苦一樣，美國也因為比重高達78%以上的服務業呈現著同樣的難題。在大半個20世紀里，美國工業源源不斷地被轉移到國外。拋棄了那些曾經奠定了其超級大國地位的制造業，美國的精英階層致力于建設以大量消費、無節制借貸和商業掮客為榮的后工業社會，使得美國經濟基礎堆滿了脂肪。

　　“如果6月1日美國通用汽車最終走向破產，那將是歷史性的一刻，意味著美國制造業的基礎將徹底完蛋。”美國制造業巨擘鐵姆肯公司高級研究人士韋恩·李調侃地告訴《商務周刊》，“危機過去后，我們大部分人可能只有靠倒賣糖水(可口可樂)、漢堡(麥當勞)和美國債券還債了。”

　　對于這些問題，奧巴馬在他的總統競選演講中表現出了足夠深刻的認識。為擺脫目前經濟困難并儲備經濟與科技爆發力，“奧巴馬經濟學”主要的內容就是：減稅、增加公共開支、重建醫療保障體系、投資未來科技與教育。為此，他拿出了800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

　　一直熱捧奧巴馬的保羅·克魯格曼對此充滿了失望：“我們面臨的可能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未來三年內，美國經濟的理論產能和實際產能之間將會有2.9萬億美元的缺口……這份經濟刺激計劃的規模，無論是同小布什政府2萬億美元的減稅規模，還是同伊拉克戰爭那業已花費的1萬億美元且還在不斷上漲的軍費開支相比，都過于寒酸了……起到的作用僅僅是揚湯止沸。”

　　批評奧巴馬“太容易接受妥協”的保羅·克魯格曼可能忘記了，羅斯福接手的美國是全球第一大債權國，而奧氏得到的遺產正好相反——全球第一大債務國。奧巴馬現在擁有的實力遠不及羅斯福，更不用說羅氏的好運氣。他仍然只是一位祖籍肯尼亞的“個人英雄”。

　　當然，奧巴馬可以選擇“直升機”伯南克在空中拋灑美元的計劃，但它意味著由他親手埋葬帝國的最后一道防線——美元霸權，那可不是他想要得到的歷史位置。

　　目前，美國已經有1300萬失業者，3255萬人靠領糧食券糊口，656萬人在領取失業救濟，8700萬人失去醫療保險……這些數據還在不斷刷新歷史記錄。2009—2010年財政預算赤字也修改到了3.1萬億美元，埋伏在國會里的共和黨議員隨時準備向“新政”捅刀子，以色列游說集團、華爾街利益、軍工復合體等眾多利益集團隨時會撲上來撕咬，被民眾而非財團推選上臺的奧巴馬面前的選擇并不多。

　　至于奧巴馬寄望助推美國重上歷史巔峰的高科技、新能源革命、健全的醫療保障和人人可以上得起的大學教育，仍然太過遙遠。眼下突如其來的甲型H1N1流感公共衛生事件，和隨時可能集中爆發的金融危機第二波，持續消耗著他的時間、財力，侵蝕著他的勇氣和60%的支持率。

　　“對奧巴馬領導能力的考驗可能不是他的第一個百日，而是第二個或第三個百日。”美國最新一期《新共和》雜志以“問題多得難以駕馭”為題擔憂“奧巴馬新政”：“如果失業率繼續攀升，他還能讓國會通過另一個更大的刺激計劃嗎？如果銀行救助的成績不是‘C’而是失敗，他能頂住壓力，從美國銀行業協會手中實現對失敗銀行的國有化嗎？不知道，現在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壓倒一切的“保增長”

　　大洋彼岸的中國是另一番景象：美國市場已經意興闌珊了，中國人決心把“盛宴”繼續擺下去。

　　1—4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3.71萬億元，同比增長30.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完成的投資增長39.3%；鐵路運輸業投資增長94.2%；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24.89萬億元，同比增長29.8%；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3.68萬億元，同比增長90.7%；新增信貸5.17萬億元，同比多增3.37萬億元……

　　一季度地方諸侯們拿出的“成績單”，更展示了投資“單引擎”驅動中國經濟的局面：該季中國GDP增長僅為6.1%，31個省市自治區中卻有11個達到兩位數，23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而所有超過全國GDP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區，投資增速也同時超過了全國水平，11個兩位數GDP增長的省市自治區后面也是兩位數的投資增速。

　　面對中央“保增長”的重壓，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外貿1—4月同比下降24.3%，消費又難堪大任，能夠發揮“立竿見影”效果的投資競相受到集體追捧。官方媒體為此驚呼，“保增長”正在變味為“投資競賽”。

　　這種熱后面透出的卻是冷。剛剛出爐的4月份主要宏觀運行數據，沒有改變繼續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來首次出現連續三個月“雙負”增長；全國發電量同比下降3.5%，降幅環比擴大2.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7.3%，比上月低1個百分點；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環比加深5.5個百分點……

　　許多主流分析人士“沙里淘金”般找到為數不多的緩解或趨好數據，但這根本壓不住大小主政者心中“火燒火燎”的“首先復蘇”情緒。

　　“盡管決策層寄望通過此次危機形成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倒逼機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順中國高增長、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發展模式，但為此提出的‘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九字危機應對戰略，現在還是變成了‘保增長’壓倒一切，甚至是不顧一切。”中央黨校研究室一位教授遺憾地告訴《商務周刊》。

　　“環境保護者擔心政府已錯失了利用經濟放緩使中國走上更加清潔發展道路的良機，反而又借機興起新一輪高污染高增長發展期。”4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發了記者喬納森·安思菲爾德署名文章《經濟低迷改變中國產業發展優先權》，稱“為緊急應對經濟低迷，中國國家環保部開通了一條新的加快審批產業項目的‘綠色通道’。省級環保部門也在迅速跟進，將環境影響評估時限從原來最長的60天縮減為5天。”

　　對此，環保部的新聞官員向《商務周刊》表示，對符合環保準入條件的項目開通“綠色通道”，與對“兩高一資”項目嚴格把關并不矛盾。不過，環保部在2008年12月4日下發的《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做好環境影響評價審批工作的通知》中也承認，“近期發現，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審批速度、放松對‘兩高一資’等項目的環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環評審批權限等問題。”

　　本刊記者在一份去年11月以來的環評項目統計文件中了解到：從2008年11月到今年5月20日，環保部總共批覆環評項目389件，同比多批106件，項目投資達11565.8億元。其中最集中的2008年11月—2009年2月，通過了246件，涉及投資9700億元。

　　“當然不是環保部的問題，現在是誰擋道保增長，誰就是影響大局。這個罪名誰擔得起？”一位環保部門的內部人士滿腹牢騷地告訴記者，“就像去年11月份，兩個半小時審一本環評項目，你說這是我們愿意干的嗎？”他認為，所謂倒逼機制完全成了空想。

　　煩惱同樣出現在“調結構”上。去年年初，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推動拉開了珠三角經濟轉型，以“騰籠換鳥”的構想，期望通過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借助金融危機淘汰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廣東升級換代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現代產業。

　　“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產能力。”2008年11月，針對各方質疑和批評，汪洋在廣東省特區工作會議上豪邁地說，“走我們自己的路，科學發展的路，讓別人議論去吧。不管別人怎么說，雙轉移要堅決，騰籠換鳥要堅決。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么都繼續上。”

　　一個月后的12月30日，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黃華華在政協第十屆廣東省委員會召開的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透露，自己去年7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省長座談會上，曾進言希望中央穩定外經貿政策。

　　“廣東屬于外向型經濟大省，外貿依存度高達150%，相較于江浙等地區，對金融危機感受最早最深……勞動密集型企業絕大多數是廣東企業。”黃華華透露，面對溫總理，他在座談會上發言說，“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長遠來說是對的，但這有個過程，起碼要三至五年，千萬不能急轉彎。聽說中央有些部門還要出臺三個限制出口的政策。如果這三個政策真的再出臺……將影響到廣東1513億美元的出口和1100萬—1300萬人的就業……對廣東的加工貿易產業是毀滅性的打擊，并非聳人聽聞。”

　　利益的悲劇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描述的那種稀有性、沖擊性、不可能預測性的“黑天鵝”，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場景是，歷史醒目地標記前面是黑暗，人人都清楚自己不能掉進黑暗，但每個人都打好行裝、整齊地排好隊走向黑暗。

　　沒有人比芝加哥大學教授、國際安全政策項目主任約翰·米爾斯海默更準確地理解這一點的恐怖。以《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躋身全球國際關系頂尖學者之列的米氏，在2006年3月與史蒂芬·沃爾特發表了令美國朝野震驚的研究報告《以色列游說集團和美國外交政策》。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中東政策的中心點是美以特殊關系，而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中東政策的動力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活動，它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操控著美國的政治體系”。

　　“以色列游說集團的影響不僅限于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它們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國的中東政策，維持美國對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核心目標，是推動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關鍵因素。”在米氏看來，這導致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危險急劇上升，使美國實際上成為以色列擴展被占領土的幫兇，“美國國家利益完全被一小撮人脅迫了，毫無疑問最后的政策將我們的遠大理想變成了一場噩夢。”

　　不過，與華爾街利益集團相比，以色列游說集團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過去的20年，以高盛公司的“套利大師”羅伯特·魯賓進入克林頓政府掌管財政大權為標志，華爾街勢力從商業社會全面進入了政治社會，完成了權錢的完美交易。

　　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幌子，魯賓、格林斯潘、保爾森目標一致地連續作戰，徹底拆除了因大蕭條教訓而建立的對金融業過度投機的懲罰性律條。如果說以色列游說集團還只是把美國的對外政策引進了“死胡同”，華爾街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后幾乎將美國和它的霸權地位賭光。

　　即使現在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打掃“華爾街垃圾”的時刻，保爾森的得意弟子、現任財政部長蓋特納仍然堅持動用納稅人的錢來購買美國銀行業賬上的毒資產。“唯一不同的是，老師的提議是讓政府直接買下毒資產，學生則是讓政府借錢給私人投資者購買。”保羅·克魯格曼非常不理解為什么又是華爾街的人監管華爾街的違法亂紀，“無論如何，這都不過是用一種拐彎抹角、喬裝打扮的方式繼續為華爾街的損失進行補貼。”

　　類似的故事同樣發生在中國。當決策層將自己的遠見卓識精髓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指導方針后，這項得到絕大多數人贊同和支持的應對危機戰略，卻在一步步的執行中簡化為“保增長”，進而在經濟大幅衰退的重壓下變形為“投資競賽”。

　　“政策扭曲已經越來越嚴重。”上述中央黨校教授分析說，當收入下降、就業困難加劇、社會矛盾緊張同時浮現出來后，對經濟復蘇的耐心已經大大降低，頂不住“保穩定”壓力的各級政府和部門，更加動搖了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決心，“不顧科學發展觀地在投資上大干快上”。

　　5月11日，《商務周刊》從發改委一位政策咨詢人士處了解到，鐵路投資的“大躍進”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借保增長“東風”，鐵道部啟動了總投資規模5萬億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要到2020年建成12萬公里以上鐵路，2009年全年投入7000億元。比如，為了加大投資，鐵道部調整“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將即將動工的蘭新高速鐵路和已經動工的貴廣高速鐵路，時速由原來規劃的2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這意味著，為分別節省4小時和2小時行程，項目造價將翻一番。

　　“上千億投資對屬于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地區當地城鄉居民而言，一定是高昂的票價，而且將撤走大量原本能給地方鄉鎮聚集經濟活動的小車站，加劇農村蕭條，其真正的實惠，值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他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這種偏重于大動脈建設而忽視毛細血管的交通投資思路，不但難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而且對交通運輸體系本身還會造成更嚴重的結構失調。”

　　1848年2月，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到 ：“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事實上，目前的危機對中國而言，就是生產過剩。

　　2004年以來的5年，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年均高達25.4%，年均投資率51%，但銀行存差仍然從2004年的6.4萬億元飆升到2008年的15.8萬億元，說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儲蓄大于投資的格局不但未有所改變，而且持續加重。

　　同時，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基尼系數由改革之初的0.2上升到2006年的0.47，這個收入分配差距已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說明在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下，內需啟動源動力——消費不足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使得我國不僅難以出現全面供給不足，反而已經存在全面生產過剩的基礎。

　　據十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百甫介紹，預計2010年我國鋼鐵產業剩余產能約2.5億噸，煤炭行業潛在產能過剩將達4億噸，電力行業目前已經出現明顯過剩，水泥行業在2005年產能過剩率就已達20%左右，紡織行業主要依賴大量出口維持產需基本平衡，汽車行業目前生產能力已超過實際需求300萬輛……

　　按照默里·羅斯巴德的解釋，大蕭條就是淘汰過剩和無效產能的過程。而中央政策中的“擴內需、調結構”，也正是順應這種經濟規律消除脂肪增強肌肉的行動。但“保增長”壓倒一切的局面下，種下的“龍種”，卻收獲了更多投資、更多過剩的“跳蚤”。

　　近日，有媒體報道，“4萬億信貸資金正流入產能過剩行業”。對此，上述發改委研究人士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壟斷利益等等隱形的利益集團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徑依賴。過去30年，既得利益的不斷坐大是目前結構調整體制改革難以推進的根本障礙，這種背景下，投資更容易進入產能過剩的行業。”

　　在他看來，當前情勢已經越來越危險：“我們要分析什么是長痛和短痛？什么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戰術動作？顯然，當前我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消費短板待補、產業結構失衡、改革推進遲緩和社保不健全。只有利用危機的倒逼機制，堅定信心改革調整上述問題，才能以短痛換取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的根本目標。”

　　危機不僅在考驗人類對恐懼和苦難的承受力，更是檢驗一國領袖偉大抑或平庸的鏡鑒

　　“如果決策者因為怕一時的疼痛，或者為了數字增長目標而難下決心或政策動搖，繼續用盲目投資打氣壯膽，”他警告說，“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未來需要付出遠超過中國國力和社會可以承受的代價和痛苦。”

“最悲觀的預測：全球滯脹”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 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張明

　　ISM制造業指數(936.853,-9.30,-0.98%)、PMI采購經理指數以及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等種種數據表明，美國經濟“急劇下滑”的勢頭正在減緩，我們有望在年末看到一個出現復蘇跡象的美國經濟，從而看到全球從這場經濟危機的陰影走出的可能性。

　　伯南克忙著將此功勞算在美聯儲頭上，后者一直在不遺余力地維持金融和信貸系統穩定性；奧巴馬則更想將此歸功于自己那總額高達7879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所有人都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無論奧巴馬還是伯南克都沒有正面回答一個問題：自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以來，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該如何解決？或許，這才是美國經濟如今深陷泥潭的根本所在。

　　《商務周刊》：目前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將走向何方？在您看來，最壞的結果將會怎樣？

　　張明：從全球，無論是從美國還是中國這兩個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層面來講，誰都不愿意進行結構調整，大家都寄希望于短期的經濟穩定，仍然延續過去的增長模式，這樣的做法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可以說，一旦失衡，矛盾就會爆發，全球經濟調整將會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發生。我們認為，即使本輪經濟調整可能帶來經濟的反彈，中長期內，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依然很大。另外，從美國政府目前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看，全球存在的通脹危險很大。

　　我們從以下幾個數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前，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已經達到了8500億美元，去年年底，這個數字上升至2.3萬億美元。如果考慮到今年3月美聯儲直接購買美國國債和機構債的計劃，今年下半年，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可能會突破3萬億美金。這一增長，可以說都是負債，基本金卻沒有變化。之所以美國目前看不到通貨膨脹的跡象，關鍵在于金融危機的去杠桿化效應還沒有結束，大量資金還在美國的國債市場上尋求安全的“避風港”，沒有進入風險投資領域。可以說，目前美國的貨幣層數很低，即廣義貨幣和基礎貨幣的比例很低。一旦金融市場穩定，去杠桿化過程結束，這意味著銀行又開始放貸，貨幣層數會突然上升，通縮的壓力會馬上轉變為通脹壓力，這必定會帶來全球性的通脹。我們目前不擔心的是美元對日元和歐元的貶值，更大的擔心來自于美元對大宗商品的貶值。也就是說，美元一旦貶值，油價飆升，通脹壓力隨之也會到來。

　　對于目前全球經濟危機以及恢復，我想，中期來看，我們面臨著新的調整；但長期來看，不會有一個可持續的增長。同時，全球經濟還面臨著通脹壓力，最悲觀的預測則是：全球在不遠的將來面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商務周刊》：您是如何判斷美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奧巴馬的經濟刺激政策是否能夠帶來預期的反彈？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存在著哪些潛在風險？

　　張明：目前從美國的金融市場來看，一些指標顯示，美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情況好于預期。美國股市與其低谷時期相比上漲達20%—30%，整個經濟有回暖的跡象。我們的判斷是，如果沒有突發事件，美國金融市場將逐漸趨穩，下半年或許能夠恢復正常。當然，美國的金融資本市場依然存在著一些不確定性，包括美國商業票據市場的規模與危機前相比還比較小，以及美國商業銀行對發放銀行貸款的審核依然非常很嚴格。

　　從實體經濟來看，無論從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來看，還是從美國ISM制造業指數和PMI指數來看，美國實體經濟均表現出反彈的跡象。根據我們的判斷，在今年下半年或到明年年初，美國經濟將恢復GDP的正增長，下半年經濟的降速將趨緩。當然，要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這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實現的。

　　但有一點很重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市場，美國經濟存在著一個根本缺陷：從美國的消費部門來看，不論是失業率的上升，還是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顯著變化。

　　《商務周刊》：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拯救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互聯網成為了1990年代的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撐點，而在2007年以前，美國經濟則主要依靠金融和房地產兩個增長點。面臨這場經濟危機，在您看來，足以支撐美國經濟復蘇的新的增長點在哪里？

　　張明：至少目前我們還沒看到美國經濟形成了一個新的增長點。這個新增長點的標志在于：它能否至少帶來規模為1萬億美元的新增投資，另外，它能否帶來新的就業。從目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政策來看，他把新的增長點放在了新能源和醫藥兩個行業。事實上，這兩個行業的崛起尚需時間。目前，奧巴馬總統的經濟政策的缺陷在于其并沒有糾正美國經濟結構性的失衡。而解決這一失衡的關鍵在于糾正美國居民的過度消費，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很低，這是不可持續的。

　　遺憾的是，目前美國政府的政策在這方面并沒有做出顯著調整，它仍將重點放在了重新刺激信貸，這仍然延續了舊有的模式。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在短期內的陣痛是比較小，但長期來看，一旦失衡性的問題開始反彈，這個模式仍然需要調整。

　　基于此，美國目前實行了很寬松的信貸政策，大量的資金流向醫療、房產等環節，居民重新開始消費。但是，美國的內部失衡問題，包括居民過度消費、政府和居民過度借債以及外部失衡包括經常賬戶赤字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可能進一步惡化。最終的結果，這些問題會導致美元的進一步貶值。因此，這一輪經濟政策調整下，美國經濟的反彈是暫時的，它缺乏長期發展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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