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戰爭中，我們已與第一刺客狹路相逢(1)　　

 第一刺客是誰？？-----“糧食”　　

《戰國策》中有一則這樣的故事　　

管仲三策糧食戰略，和平演變魯梁等國。　　 

     春秋時期，齊國本是一個海邊的小國，初封地時不過方圓百里，而且很多是不適合糧食生長的鹽堿地，糧食產量和人口都不多。但齊國在短短數年間，卻發展成為東方的經濟強國。這與管仲的糧食戰略有很大關系。　　

　　   策略之一，服帛降魯梁。魯和梁的老百姓平常閑時愛織綈，綈是一種絲線做“經”，棉線做“緯”的紡織品。管仲發現這一現象后，就勸齊桓公穿綈料衣服，并下令大臣們都穿綈。上行下效，齊國的老百姓一時間全都穿綈料衣服。在齊國綈的價格大漲。于是管仲特意對魯、梁二國的商人說：你們給我販來綈一千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黃金；販來萬匹，給金三千斤黃金。一下就吸引了魯、梁二國的老百姓都把綈運到齊國賣高價獲取利潤。魯、梁二國財政收入大漲。這兩個　國家的國　君就主張他們的百姓停下其他工作多織綈。一年后，魯、梁的老百姓幾乎全部出動，忙著織綈、運綈，并放棄了農業生產。管仲見時機成熟，又勸齊桓公改穿自產的帛料衣服，并下令不準百姓再穿綈，同時“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十個月后，“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此時兩　國國　君急令百姓返農，但為時已晚，糧食不可能在短期內產出，而且種子也吃掉了。于是，魯、梁谷價騰飛，魯、梁的百姓從齊國買糧每石要花上千錢，而齊國的糧價每石才十錢。三年后，魯、　梁的國　君不得不歸順齊國了。　　

　　   策略之二，買鹿制楚。齊國強大后，齊桓公欲伐楚，但當時楚國也很強大，他就向管仲請教辦法。管仲獻計讓桓公以高價收購楚國的活鹿，并且告訴楚國商人：販鹿到齊國可以發大財。于是楚國的男女幾乎全國總動員，全都為捕捉生鹿而奔忙。因放棄了糧食生產，糧田被荒廢了。而齊國此時早就已“藏谷十之六”了。當楚國的百姓無糧可食用之時，管仲又再次關閉了國界，并終止活鹿和糧食交易。結果，楚人拿著錢也買不到糧食，降齊者，十分之四。　　

　　    策略之三，買狐皮降代國。代國出產狐皮，管仲又獻計勸桓公向代國高價收購狐皮。隨后代國又發生與前面幾個國家相同的一幕，很多人紛紛成天到山野間中捉狐貍，又造成代人放棄農業生產。但狐貍卻少得可憐，“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結果是狐皮沒有弄到，農業生產也耽誤了，沒有糧食吃了。北方的離枝國此時乘虛侵擾。此情況下，代國國王只好投降齊國。齊國不費一兵一卒又征服了代國。這便是糧食戰爭的威力。　　

基辛格說：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控制了糧食, 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目前正在上演著美國版的“戰國策”。 2500年前中國人的智慧，再次被愛好中國古老文明的美國戰略家們搬上了歷史的舞臺。　　

美國策略之一：美國先廉價出口糧食把亞洲各國農業擠跨。　　

      美國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有大量土地可以用來生產農產品，廣闊的國土成為一項重要資源。美國先大量買入工業品，同時廉價出口糧食，把各國農業擠垮，這是第一步。目前農產品出口占美國農業總銷售的比例高達25%。各國農業受美國廉價農產品沖擊，很多已經崩塌了。　　

      1995年以前，中國一直是大豆的凈出口國，此后美國用巨額財政來補貼大豆的生產，并讓這些廉價大豆進入中國市場。美國的產業化農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貼。正如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發表文章所稱：“我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中國農民種大豆的熱情因收益的不穩定而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到2000年,中國大豆年進口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此后幾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額連續攀升。由于在中國生產大豆是沒有補貼的。幾年下來，這種不公平競爭的結果是中國農民種的大豆越多賠得也越多。種植效益持續下降，堆積如山的庫存大豆以及跌破種植成本的收購價格，使種豆農民和大豆加工企業都苦不堪言。結果本土的大豆生產逐步萎縮。2006年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已經比2005年減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種植面積估計比2005年減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國大豆的產量由原來的世界第一位，退居為繼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位。　　

      中國種植油料的農民達兩億以上，占全國耕地面積的 1/4以上。中國每多進口100萬噸大豆，就可能造成130萬種豆農民“失業”。失業的農民只好離開土地進入廉價工業品生產線。開始為美國織“綈”---制鞋、制衣、造玩具等。幾千萬只鞋才能換回一架波音飛機。美國低價買入這些包含了大量資源，能源和勞動力的工業品，卻把污染和通膨留給了中國。07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漲了6.9%。其中城市上漲6.6%，農村上漲7.6%；食品價格則上漲了18.2%，連續第4個月物價漲幅超過6%。　　

      亞洲各國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由于工業化占地導致耕地消失, 日本谷物的生產水平從頂峰下降了33%, 韓國下降了31%, 臺灣下降了19%。在過去的37年間,日本糧食產量由1589萬噸下降到985萬噸, 包括飼料在內的糧食自給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足足下降了50個百分點。2003年韓國國內糧食需求量為2098.4萬噸，與2002年 2064.1萬噸相比，增加了1.66%。相反，2003年韓國國內的糧食產量為 554.4萬噸，與前一年相比(616.2萬噸)卻是減少了 10.03% ，糧食自給率只達到了26.9%。這比2002年的自給率30.4%下降了 4個百分點。世界糧食進口的頭號大國并不是有13億人口的中國, 而是1億多人口的日本, 排在第二的則是不及中國人口4%的韓國！！　　

      菲律賓自然條件優越，境內還設有著名的國際水稻研究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是稻米出口國。但自上世紀70年代起即轉向發展高價的外銷型經濟作物之后，菲律賓逐漸放任了本國的糧食生產。加上道路建設、農機、水利、作物改良、研發、推廣等方面嚴重落后，生產力僅以每年1%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到2000年間的增長幅度甚至低于1%。隨后又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由米國操縱）開放市場，進一步打擊了農業部門的生產力。　　

      如果沒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業利益，以及美國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個人前途考慮，一個國家為何要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強制機制，硬把自己的廉價貨品‘補貼’給全世界？？？這也就可以回答了某些國家極力倡導“自由貿易”的原因。為什么烏拉圭回合現在已變成了多哈回合了？為什么在削減農業補貼問題上美國始終不肯向各國妥協??突然之間，我們都有了答案。食物帝國的主導者，在全球糧食貿易體系中，漲有收益，落也有收益，米國早已經做好了贏家通吃的布局----帝國的農業資本要做世界農業的莊家霸主。　　

美國策略之二：“狐貍的皮真的很漂亮，大家都來用吧”。從源頭進行瓶頸式控制，轉基因農產品的種子已成為了木馬病毒？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生產國。綠色和平組織的工作人員指出：八國峰會召開前，以美國為首的轉基因利益集團就緊鑼密鼓地準備鼓吹“轉基因技術增加糧食產量”，并希望各國政府放寬對轉基因技術的監管。美國農業部一方面開發“農產品種子的絕育技術”，另一方面又在大力開發轉基因產品的種子技術。而這些生物工藝，只會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　　

      美國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占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總面積近一半。根據美國農業部2007年公布的年度評估報告顯示，當年91％的美國大豆是轉基因品種，73％的玉米是轉基因品種，87％的棉花是轉基因品種。美國對外糧食銷售與援助的主體都是轉基因農作物。日本和韓國的一些食品公司之所以不得已開始購買轉基因作物，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這些食品公司的主要糧食供貨商就是美國，韓國玉米加工業協會主席YoonChang-gyu坦言：“我們根本弄不到非轉基因玉米。”　　

　　  而這場人為的全球糧食危機也讓孟山都等美國轉基因糧食巨頭攫取了創紀錄的高額利潤。孟山都公司08年第二季度的公司盈利達到了11.3億美元，遠遠高于上年同期的5.43億美元。季度銷售額達到38億美元，同比增長45％。但該公司并未滿足，而是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2012年底實現毛利潤再翻番。　　

      一項由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消費者團體以及糧食生產商參與的關于全球農業發展的評估報告，在歷時3年的研究之后最終發表。這項有超過400名專家參與、得到60個國家支持的研究指出，世界上超過90%的轉基因品種對產量沒有很大的影響。即“轉基因農作物能夠解決世界糧食問題”的說法并非實情。
　　
　　  印度是全球轉基因棉花主要種植區域之一。2006年以來，印度政府在全印境內廣泛推廣了轉基因棉花種植與培育。于是孟山都公司幾乎控制了整個印度的棉花種子市場，迫使當地農民購買它的種子，而它的種子比傳統品種的種子價格高出4倍。很多農民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美國華盛頓大學Glenn Davis Stone教授在印度Warangal地區的調查研究發現，不少當地農民在面對轉基因棉花病蟲害時，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而由于致命蟲害反復襲擊導致作物減產，提高了棉花的種植及生產成本，導致農民債臺高筑，甚至自殺，這種惡性循環正摧毀著印度鄉村。
　　 一部由法國獨立制作人Marie-MoniqueRobin拍攝的紀錄片，前些時候曾在著名的紀錄片電視臺A RTE播放。印度農民KiranSakhari面對鏡頭氣憤地表示：“一再對我們鼓吹說轉基因Bt棉花可以減少78％的蟲害和除蟲劑，還可以有30%的額外收益。但實際上并不是。每70-90天，我們就不得不噴灑農藥。”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的程大為教授也曾指出：“中國在轉基因棉花實行商業化后，我們發現原來那些認為在經濟上能夠使農民獲益的理由經過長期證明是不成立的，農民需要不斷投錢去克服那些層出不窮的新病蟲害。”中美兩國科學家對中國481戶棉農進行了歷時7年的跟蹤調查后發現，這些農戶在種植轉基因棉花的第3年經濟效益最大，但到了第7年，種植戶已經將前幾年賺的錢又悉數還了回去。　　

　　  農民是該技術的最終使用者，也是最有發言權的人。農民應該有權選擇購賣什么種子。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羅媛楠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是否能夠自由選擇。　　

      一開始轉基因公司都會宣傳它們的種子如何好，對農民來說，他們肯定抵抗不住誘惑去嘗試這樣的種子。但是慢慢地，當他們發現這些種子并沒有說的那么多好處之時，已經很難再回頭。因為他們已經非常依賴轉基因和相關的農藥、化肥技術。農民想去找一些非轉基因的種子，但是市場上已經很難再找到了。只能繼續購賣既無法提高產量，又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而且還很貴的轉基因種子。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發展學院周立教授也舉了一個“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例子。“以孟山都(Monsanto)和嘉吉(Cargill)兩個公司建立伙伴關系為例。在美國，對于一個種植轉基因玉米的農民來說，他別無選擇。想購買種子，如果嘉吉公司是方圓一百英里范圍內的唯一的農資和儲運公司，又只賣幾種孟山都公司生產的玉米種子，你就只能買這幾種。如果不種孟山都的種子，你就找不到一個能賣出你玉米的市場。需要種子貸款？你得去嘉吉擁有的Ellsworth銀行，你得告訴它你用來買孟山都的種子、嘉吉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嘉吉所說的收購價，就只能拿這些玉米去喂你的豬了。即使喂了豬，想賣高一點兒的肉價，對不起，只有嘉吉的Excel公司買你的豬肉。你若要繼續躲開嘉吉，脫離傷心的鄉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為了那60％的被破產兼并的失敗農民中的一員。”　　

      中國轉基因水稻正處在從實驗室獲批走向餐桌的重要關頭。　5月8日　，綠色和平與第三世界網絡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三個轉基因水稻品種Bt、CpTI和CpTI/Bt的研發，涉及了5- 12項國外轉基因專利。專利就意味著“要付版權費”。一旦這三個品種獲得商業化種植，這些專利極可能會像特洛伊木馬一樣從背后發起偷襲，嚴重威脅中國的糧食主權。　　

　　  轉基因水稻、轉基因作物種子的價格，往往是傳統種子價格的2到4倍，產量卻沒有多少差別。如果中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將最終導致消費者購買糧食的價格上漲。另外，商業化種植涉及國外專利的轉基因技術，也可能讓中國面臨法律糾紛。中國轉基因水稻所涉及的專利全部集中在孟山都、先鋒/杜邦、拜耳和先正達等國外公司手里。國外的案例已經證明這些公司會通過法律途徑向農民及農產品的下游經銷商索賠，甚至還會向種植遭受了轉基因污染的常規種子的農民提出訴訟。（轉基因農產品一旦種植在田間，就有可能通過花粉傳播等形式，將轉基因的特性傳輸給傳統的農產品品種，造成基因漂移、污染。）　　

 　　 在巴西，孟山都的做法有點像微軟公司對待中國的盜版軟件：先漠視巴西農民從阿根廷走私轉基因大豆用于種植，直到去年巴西田里三成的大豆已經是轉基因品種時，便站出來要求巴西支付專利費。　　

      種種事例證明：轉基因作物是一項有爭議的事物，在偽善的外表掩藏下，特洛伊木馬或許才是它猙獰的真面目。
　　  曾就中國轉基因水稻研發所涉及國外專利相關問題提出議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女士表示：“ 我國在開發轉基因水稻的過程中，牽扯到外國的多項專利。我建議在沒有完整分析外國轉基因水稻專利權對我國農業生產帶來的經濟以及社會影響的情況下，應暫停目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批準。”　　

      而法國政府在08年初還決定停種國內唯一的一項轉基因作物——MON810型轉基因玉米，　4月9日　，法國國民議會在一周的激烈辯論后，以微弱多數通過了一項旨在規范轉基因作物種植和銷售的法律草案，方允許在法國種植轉基因作物。　　

      在全世界農業被轉基因農作物牽著走時，或許我們反其道而行，只種傳統種子、只賣傳統種子，甚至賣到國外去，是否會是一條突破農業包圍圈、保護我國農業實力的法寶呢？必競傳統的農產品已食用千年，它的安全性是轉基因農產品所無法比擬的。　　

      轉基因農產品一旦種植在田間，就有很大可能通過花粉傳播等形式，將人工變異的特性傳輸給傳統的農產品品種，造成基因漂移，導致基因污染，致使傳統的農產品種子變質。09年3月，政協委員孫東生呼吁：享受高財政補貼的轉基因大豆進入我國后，大部份都進入了具有外資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業，致使以傳統大豆為原料的國內食品油企業紛紛停業停產。目前黑龍江省90%以上的油脂壓榨企業已無法正常開工了。應盡快按照中央1號文件精神，制定具體的配套保護措施并予以實施，應將大豆及大豆加工納入國家糧食安全應急體系，制定非轉基因大豆的產業保護發展規劃。　　

美國策略之三：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保護勝利的果實，各種方法限制農民回流農業，造成我國的農業后繼無人。　　

　      保護耕地，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保護農民，就是保護了農業的可持繼發展，就是保護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可是我國的新一代農民為何寧愿讓田地荒廢也不愿意回去耕種呢？這里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之一，是我國對農業的補貼遠遠沒有“米國”的財政補貼投入巨大，對進口農產品又無防范，以致進口的農產品不斷侵占市場份額，嚴重打擊了我國農民的耕種熱情。內因之二，是珠三角、長三角等等地區把大量的農田土地改作他用，興建廠房，為“米國”織綈，前一個時期的“賺錢效應”又引發為全國跟風的潮流。以東莞為例：20年前，東莞的農田比比皆是，而現在，已經很難看見農田的蹤影。甚至有一段時間，東莞政府還禁止在轄地內養豬。這種種思維潛移黙化，已逐漸讓新一代的農民在思維上形成“耕種農田是沒有前途的事情”、“成功的人生要去城市尋找”之觀念。內因之三，在填平的農田上興建起來的廠房，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來開動生產機器。　　

      外因則是：中國寵大的農民工隊伍，其實是米國管仲策略的衍生品，農民工一旦回流，將造成“米國”的織綈計劃前功盡棄。于是，07--08年開始在國內上演唱雙簧劇情。當樓價被游資炒高N倍之后，網絡里就突然冒出了很多寫手在討伐中國的樓價，呼吁要壓低樓價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真正的農民工哪有如此空閑在上班時間上網呼喊壓樓價的？可見網上鋪天蓋地的上班時間上網呼吁壓樓價的，大部份都是一些槍手所為。能夠愿意花錢請這些槍手的，絕對不是農民工本身，只有可能是米國的間諜與國內那些已經被“糖衣炮彈”所收賣的經濟漢奸們干出來的。　　

      買通一幫御用文人、專家，大肆為農民工住房問題抱不平，對中央施壓，迫使中央壓樓價、繼續占用耕地建房。以經濟危機打擊中國制造業的同時，要保證不讓農民工重新回鄉種田，不讓這多年的管仲謀略半途被廢，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把這數億農民工留在城市，才能真正從根本上遏制住中國的農業，才能真正落實農民的子女從此不再繼續種田。這是“米國”完成管仲策略下半場的重要條件。為了讓這些人留下來居住，在廣州等大城市內已無空閑土地，必須要毀掉周邊的番禺、增城、花都、從化等等良田沃土，以輿論逼迫政府把珠三角和長江三角洲的肥沃耕地全部毀掉建房子。名義上是解決農民工住房，實際上是把中國最好的耕地毀掉，剩下內地那些貧瘠的耕地和缺乏勞動力的農村。這樣一來，中國的農業后繼無人，也就自然難以為繼了。從此米國的“地球農業最大莊家”之地位永固，誰敢爭鋒！！　　

      這些所謂的專家、文人，在輿論上大肆呵護農民工，卻不肯呵護留在農村種田的真正的農民，正是因為他們最怕的就是給真正的農民補償多了，農民工就寧愿回家種田不留在城市住了。這樣一來，中國就不會缺糧，米國的管仲政策就要泡湯。　　

      而揭穿這個陰謀的關鍵，就是比較一下：他們更多是關心留守種田的真正農民呢？還是打著同情農民的旗號，只鼓吹關心不種田到城里去打工的農民工？　　

      補貼真正留守種田的農民，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回鄉種田。采取這樣的反管仲政策，才能挽救中國的農業后繼無人的危機，避免中國落入米國金融大鱷精心策劃好的圈套之中。也絕不能毀了沿海地區的耕地來建房子壓樓價。同時中國制造業產大于銷的問題也能得到緩解；就業問題同時也能得到一定的緩解；自然資源被我們這一代人超前開發利用的問題也能得到舒緩。“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養成的優良傳統，為了消耗因賣不出去而造成的產能過剩，就拼命提倡消費，從長遠來看也未必可取。“八年抗戰”、“十年文革動亂”這么艱難的困境我們民族都能走出來，只要中國糧食充足，也必然能夠安然度過各種危機的。　　

      就經濟總量來看，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動機的中國，用自己的資源、環境和國民健康，為西方國家貢獻了驚人的財富增長，以僅占全球4%的GDP總量拉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15%，四年為世界貢獻的GDP總量約1．5萬億美元。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之大，從世界資源價格的瘋狂上漲中反映的最為明顯。這些年由于中國進口導致世界礦產品價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漲，世界海運價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瘋狂上漲，中國進口產品價格的瘋狂上漲，和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瘋狂下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怪異現象。我們現在正在用犧牲子孫后代資源基礎的辦法，來換取我們這一代人的富足。而中國越制造，美國越富裕。美國從來不擔心巨額欠債，對付欠債嘛，美國一向就是拿張白紙，印上華盛頓的頭像，就可以“還債”了。美元其實只是一張美國打的白條！他一向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至于會否貶值，會否通漲，歷史告訴我們：“他一向認為那是與他無關的”。“愚蠢”的美國政治家把春秋戰國策運用得嫻熟自如。“聰明”的亞洲人民被玩得東奔西忙，心甘情愿地犧牲環境、浪費自然資源、給人家打小工賺苦力錢。美國拿著印上圖案的紙，向世界人民購買各種東西。國際市場上充斥的“美國白條”，肆意侵呑著世界各國的財富。我們辛辛苦苦生產出產品，還要被他們百般刁難而賣不出去，某玩具商老板甚至還因此自殺。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民族想要的生活方式嗎？　　

美國策略之四：美國開始降低農作物出口，限制工業品進口。　　

　    關于本次糧食危機的起源，氣候變化、油價攀升、“中印需求威脅論”再次老調重彈；西方媒體則熱衷指責“中國人開始吃肉了”。這些只不過是為了掩蓋真相而放出的煙霧彈。生物能源、資本投機也只是其中的一招半式而己。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發展學院周立教授告訴《新民周刊》：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糧食繼能源之后，正成為一種新的賺錢機器和重新劃分世界地圖政治武器。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品巨頭所關心的經濟利益一拍即合，催生出一個龐大的 “食物帝國”，糧食危機不過是其擴張的必然結果。
　　   周立曾用了一年時間，跑到美國對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田野調查”。他在一份題為《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的總結報告中指出，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又是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曾任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則言：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獲得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這句無意中泄漏天機的大實話，幾十年來都未引起世人應有的警覺，而“米國”確以此作為長期戰略目標。　　

      世界第一農業大國美國用巨額財政補貼農業，把農產品低價銷往亞洲各國。等亞洲各國忽視農業，各國政府如兩千年前魯梁國君一樣鼓勵國民大量織綈（發展工業）。由于工業化占地導致耕地消失,日本谷物的生產水平從頂峰下降了33%,韓國下降了31%,臺灣地區下降了19%。1998亞洲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更重視工業，同時削減了對農業的支持，農業總的生產率和產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狀態。近兩年大米主要出口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農業占GDP總量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農業發展不受重視而長期停滯不前。而工業品的激烈競爭又使得工業產品越來越便宜。此時，美國展開中國古人管仲《戰國策》的第二階段：開始降低農作物出口，導致農產品價格暴漲。同時諸多條件限制工業產品進口，使各國生產出來的的“綈”很難再賣進美國，造成該國產能大于銷售，只有支出，少有收入。打擊各國經濟之時（政治家獲得政治利益），同時獲取農產品的超額利潤（食品巨頭獲得經濟利益）。 　　

      世界第一農業大國生產出來的糧食總不能浪費掉，于是2007年能源價格在華爾街金融寡頭的操縱下，上漲至歷史最高位，給了美國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能源自足”成為名正言順的口號。美國以增強能源安全的名義開始推行生物能源計劃。　　

      2005年，布什總統簽署了《能源政策法案》，提出到2012年美國可再生能源要達到75億加侖，生產生物燃料的偉大構思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餐桌上的糧食開始進入汽車油箱，也拉開了玉米行情暴漲的序幕。2007年底，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案》，該法案要求減少石油進口，推動美國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達到360億加侖，連鎖性地推動了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 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研究員曾左韜博士發文指出：“乙醇戰略”完全就是《管仲治魯梁之謀》的美國版。　　

      研究數據顯示：提煉出注滿一輛SUV油箱所需的乙醇汽油，在加工過程中所需要的糧食足夠一個成年人吃上一年。這就是一輛美國汽車的日常食量。2006年，美國投入4200萬噸玉米生產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費水平計算，足可以滿足1.35億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國若以玉米生產150億加侖乙醇，需耗用1.8億噸玉米，這足夠5.8億人口吃上一年。　　

      美國聲稱要通過生產乙醇來實現能源獨立，但分析表明，生物能源計劃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 目前利用糧食提煉乙醇僅能滿足3%的汽車動力需要，即使把美國出產的全部糧食都用來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僅能滿足美國18%的需要。盡管乙醇生產既賠本又無法滿足能源自足，但美國政府仍然全力推動，并計劃最晚在2022年，將其1 /4的玉米作物用做生產乙醇。 　　

      乙醇戰略對美國其實是一石五鳥之計。 （1）美國缺燃料但多糧食，把多余的糧食轉化為燃料有利于減少美國能源對中東石油的依賴，該戰略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首先掌握這門新科技，也為日后的技術壟斷預先埋下了伏筆。（2）人為制造糧食危機，提高農產品價格后，可以降低美國的農業補貼，從而降低美國政府的高額財政赤字。（3）糧食漲價對糧食進口國傷害最大，這又可以減少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4）美國限制糧食出口后，依賴美國糧食的多個中東國家將陷入混亂，這是擊中這幾個石油大國軟肋的妙招，使石油的價格繼續馴服于美國。（5）隨著糧食危機的加劇，美國的世界影響力必將增強，其美元霸權通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將更加穩固。　　

      制造全球糧食緊張有利于美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利益。糧價危機既能遏制他國崛起的速度，也有利于美國趁機推廣轉基因作物。這場人為的糧價危機也最終迫使日、韓各國最終不得不購買轉基因作物。一位耶魯大學教授在北大光華的MBA課堂上說：“美國是一個石油美元國家，從來都是利益至上的。”發展生物能源對美國能源貢獻微小，但通過人為地在世界范圍內制造糧食短缺，對拉動糧價收效巨大。美國通過玉米提煉乙醇而節省的汽油不到當年存儲量的1%，卻讓全球糧價上漲了近四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目前糧食價格飆升，源于糧食需求劇增，而接近一半的需求增加源自發達國家對生物能源的政府計劃。“車口奪糧”正是目前發生糧食危機的導火線。美國發展生物燃料導致世界農產品價格暴漲。　　

      目前，美國已經建成114家乙醇提煉廠，還有80家工廠正在建設中。2006年乙醇產量超過50億加侖，比2005年增加了1/4，預計未來兩年里可望新增60億加侖的產能。　雖然美國政府給每加侖乙醇提供51美分的補貼，現在美國的乙醇生產廠商仍處于賠本經營狀態。比爾蓋茲投資的太平洋乙醇公司在 2007年第三季賠了五百九十萬美元。生產乙醇的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化石燃料的能量，這包括生產收割灌溉運輸玉米等原料中所需投入的動力能量，和蒸發提純所需的能量。據估計每生產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產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把化石燃料的能量轉化成了乙醇能量。以2007年12月的價格比較，乙醇的價格 (2.38美元/加侖) 比汽油稍便宜 (2.46美元/加侖), 但同樣體積乙醇的熱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樣的錢汽車跑的路比加汽油少了將近40%。　　

      即使把美國出產的全部糧食都用來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僅能滿足美國18%的需要。盡管乙醇生產是賠本生意，且實際上無法滿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標，但美國政府仍然全力推動乙醇生產。美國能源署官員稱，今后相當長時間內，玉米仍將是美國乙醇生產的主要原料。由于美國的乙醇戰略，美國玉米價格翻倍上揚，創下了10年新高。美國眾議院在12 月通過新能源法后，玉米價格再次加速上揚，并有望再創新高。包括玉米在內的糧食價格的上漲勢必引發食品價格的連鎖反應，影響了消費者的利益。　　

      美國缺燃料但多糧食，該戰略對美國總體有利，卻傷害了缺糧的國家。提高農產品價格雖也造成美國通膨，但卻可降低美國的農業補貼，從而降低美國政府的高額赤字。糧食漲價對糧食進口國傷害更大，因此美國的乙醇戰略實際上是損人利己的一招，雖不能真正實現能源獨立的目標，但卻可相對提高美國的重要性，有助于保持美國一流超強地位。　　

美國策略之五：以強大的金錢為后盾，以國際勢力強權為后臺，是成功率高的關鍵所在。　　

      2500年前，管仲的計策在齊國君王的支持下得以實施；當今的現代版戰國策，則在美帝國主義及其所掌控的國際組織這些強權的支持之下實施，而且還不單單只限于糧食。　　

      2007年9月，周立在美國中北部做農場調查時，有一晚住在衣阿華州的農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畝土地的小型農場，深有感觸地從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麥片告訴周立：“這盒燕麥片在超市中至少賣3.5美元，我們農民只能分到1.43%，僅折合5美分。”根據美國農業部和部分研究機構提供的資料，農民在1910年還能獲得近40％的食物價值，2006年下降到5 ％左右。這導致從1930年以來，小農家庭農場破產了60%。他們的競爭力不如產業化農場，因為政府只對產業化農場實施高額補貼。　　

      產業化農場，就是美帝國主義通過控制糧食來征服全人類的武器制造車間。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曾建立過 “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使得糧食價格曲線平滑化，也為政府帶來了巨額的財政盈余，曾得到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但在少數糧食寡頭多年的動員和游說下，1996年美國以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美國政府出面，為少數糧食寡頭控制上、下游的食物集團、操控食物鏈打開方便之門。　　

      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商品化農產品的補貼自1998年以后，規模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左右，其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物公司，最后基本上又被糧食寡頭盡收囊中。而大量的農業補貼，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從而使得少數幾個食物集團贏得了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競爭力——以廉價糧食為基礎的廉價食物鏈體系，通過“無縫的縱向聯合，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鏈”，營造了一個由他們所掌握的“食物鏈帝國”。　　

      仗著巨額農業補貼的底氣，“食物帝國”以屢試不爽的“低價傾銷”策略攻城拔寨。不僅美國，世界10個提供農產品生產支持的主要經濟體，政府采用包括補貼在內的各種方式，對農場提供生產支持，支持總額達到了2795億美元，總補貼份額占農場收入的比重達30％。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的生產競爭；要么就讓出你的農產品市場，由強國提供糧食和一整套的食物鏈體系。　　

      這個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重點環節、大量為最終目的服務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不但止是美國政府）、市場、消費者。美國農業部居然會開發“農產品種子的絕育技術”，就是最好的利益鏈證明。而這種生物工藝，只會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　　

      資本化的食物鏈集團，不可能滿足于只控制了本國的食物鏈版圖，它還要進一步擴張疆界。 近些年“糧食的對外援助和自由貿易”，就是它開疆擴界的很重要的表現。蘇珊·喬治的《糧食政治入門》一書里，詳細描述了美國是如何成功地用糧食援助，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非洲、拉美等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最終淪落為附屬于美國消費需求的經濟作物園。
　　“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家食品集團嘉吉(Cargill)執行總裁的口號，他代表該公司利益，卻出任美國的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美國農業首席談判代表。他極力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使得農產品自由貿易于上個世紀90年代成功地被納入世界貿易組織體系。糧商還與政府攜手影響國際組織。當初海地允許美國米進入，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發放貸款的硬性條件。
　　 
　　  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好像是各國農民在跟美國的農民競爭。可是美國的產業化農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貼。正如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發表文章所稱：“我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

      斯蒂格利茨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現已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制退休”了。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先后簽署了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里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這就是為什么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因為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機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其實，開除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薩摩斯。美國財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制著世界銀行的運作。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受援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當1995年歷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涌到葉利欽那里”。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在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中，國際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而當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再自由地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又將進一步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干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受援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拖到半死不活這步田地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印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嚴重后果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使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第四副藥：自由貿易。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他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再看看國際金融集團在蘇聯東歐劇變和亞洲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索羅斯與羅斯柴爾德（金融寡頭世家）圈子的秘密關系，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也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所以索羅斯才能憑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能“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地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后期，通過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后，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此時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的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贊。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薩克斯，一同炮制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系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最后的結局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此時，國際銀行家便以“債轉股”方式輕松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德法的歐洲統一貨幣的夢想也隨著索羅斯的攪局而暫時擱淺；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滿之下，環顧四海之內，唯有瞧著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的“亞洲經濟模式”越來越看不順眼。
      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為導向、人民高儲蓄為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從70年代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其運行的效果是：各國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這種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嚴重阻撓了國際銀行家制定的“有控制地解體”這一基本戰略方針。
     于是，國際銀行家們決定發動一場亞洲貨幣絞殺戰，制造亞洲金融危機。其主要戰略目的是：敲碎“亞洲發展模式” 這個招牌，讓亞洲貨幣對美元嚴重貶值，既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以便于操控通貨膨脹率，又可將亞洲國家的核心資產賤價拋售給歐美公司，加快“有控制地解體”的執行進度。
      國際銀行家的目標首先鎖定在泰國身上。1994年以來，泰國出口已顯疲弱，而與美元掛鉤的泰銖又被強勢美元拖到了極為空虛的程度，危機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時，大量外來的熱錢持續涌入，不斷推高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與此同時，泰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有380億美元之多，但其外債總額更高達1060億美元，從1996年起，泰國凈流出的資金相當于其GDP的8％。為對付通貨膨脹，泰國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一措施，更使深陷債務的泰國雪上加霜。
      泰國在與金融黑客的正面交手全面失利之后，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圈套。對“國際組織” 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2003年，當泰國提前償清120億美元債務，終于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贖身后，泰國總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國旗前面發誓：泰國將“永遠不能再做（國際資本）受傷的獵物”，決不會再乞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
      當亞洲國家試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國家時，理所當然就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于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當時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表示：“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并將繼續這么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并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另一個美國冷戰時期的伙伴——韓國，被金融風暴掃倒之后，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國的拒絕來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堅決。美國政府對于此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依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意見是應該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但代表華爾街的財政部則堅決反對，甚至指斥奧爾布賴特不懂經濟學。最后，克林頓屈從了財政部的看法。
      在財政部長魯賓看來，這個危機正是砸開韓國經濟大門的絕佳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財政部（實質為華爾街的財政部）之壓力下，對“援助”韓國的條件層層加碼，包括韓國必須立刻以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解決與美國之間的所有貿易糾紛等。韓國人憤怒地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是站在美國一邊提出種種不平等條約。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韓國陷入金融危機，源于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作為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堅決反對這種魯莽行為，他認為這種開放無助于美國的安全利益，而只有利于華爾街的銀行家們。
      美國銀行家對韓國企業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韓國簽署協議，就準備蜂擁而入將獵物撕得粉碎。但是，國際銀行家小看了韓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韓國人紛紛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黃金和白銀，在耗盡全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黃金和白銀這兩種金錢的最終支付手段，毫無阻礙地成為外國債權人非常樂于接受的償債方式。令國際銀行家更為吃驚的是，韓國居然沒有出現他們設想中的大規模公司和銀行的倒閉潮，西方公司幾乎沒能收購到任何大型韓國企業。
      當韓國終于挺過了最難熬的1998年春天，韓國的出口贏余迅速回升。已經看透華爾街把戲的韓國政府，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幾副毒藥。并把所有準備申請破產的大型企業案件一律凍結，政府果斷出面從銀行系統中沖銷了700到1500億美元的壞賬。當政府接手這些壞賬之時，銀行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從而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排除在銀行系統重建之外。
      國際銀行家和美國財政部空歡喜了一場，微軟并吞韓國最大軟件公司的圖謀落空了；福特收購韓國KIA汽車公司的計劃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夢。外國銀行接管兩家大型地方銀行的行動被中止了，韓國政府暫時把兩家銀行管理起來。在政府的全力主導下，韓國的經濟強勁回升。

美國策略之六：糧價上漲之日，就是少數糧食寡頭收割超額利潤的金秋。

     這就是美國的現代戰國策：美國制造業可以外移，但生產糧食的土地卻不會外移。先大量購入低端工業產品，誘使亞洲忙于生產衣服、鞋子、電視。用低價農產品擠垮亞洲農業，廢掉耕地，使其糧食生產大量減少。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糧食轉化為燃料。減少出口，導致農產品價格暴漲。從而打擊亞洲經濟，并通過糧食達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國的乙醇戰略其志雖不在滅國，卻有助于美國維持世界超強。整個國策與兩千年前的管仲謀略稍有不同，但運行軌跡幾乎一致。看看，“愚蠢”的美國政治家把《春秋戰國策》運用得嫻熟自如。“聰明”的亞洲人民被玩得東奔西忙。心甘情愿地給人家打小工賺苦力錢。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所長范布倫說，目前糧食的價格正在上漲，可能還會繼續上漲很多。他強調說，用于生產面包的糧食價格可能上漲30%到50%，豆類和植物油種子可能上漲60%到80%。目前，全世界大約有15億人每天只能花費一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來購買食物的。如果食物價格上漲50%到80%，很多人將會陷于饑餓之中。 

     危機已向我們越走越近了！

      中國當前糧食走私頻發，糧食走私已經成為一種新現象。

     08年6月22日上午，青島海關查獲5個標箱的走私小麥粉。走私者偽報成氧化鋅，先后分22票出口到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總計2288噸。
　　 從08年4月30日開始，海關總署連續通報了拱北、杭州、寧波等多處海關均發生糧食走私情況。僅6月份，廣州黃埔老港海關就連續查獲7起。6月2日，滿洲里海關破天荒地一次截獲了350噸企圖偽裝成水泥走私出口的面粉和大米，成為近期全國海關查獲的最大一起糧食走私出口案件。
　　 “從2008年1月1日起，我國對小麥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糧食制粉實行臨時性的出口配額許可證管理，這些配額主要掌握在中糧集團手中，其他人想賺糧食差價，只能打走私的主意。”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曹建海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糧價的洼地。國內外價差過大，才激發了糧食走私的沖動。”
　　 目前小麥粉價格國內、國際價格相差20%。國內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普遍在每公斤3.6元左右，而國際市場上每斤大米零售價格則比國內高出3-4倍。
　　 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熱錢追逐的對象。投機資本從沒有投資前景的樓市與股市退出后，下一個進入的領域就是糧食市場。中國成為熱錢謀奪的“糧價洼地”。

      國際著名投資大師羅杰斯說：“在中國最有投資價值的就是農產品。”眼下，一些投機資本正在積極踐行這一理念。
　　  市場嗅覺最敏銳的高盛最近在忙什么？答案是：養豬！據公開報道，高盛近期斥資2億-3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點地區湖南、福建一帶一口氣全資收購了十余家專業養豬場。分析人士指出，高盛“跑馬圈豬”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國際PE的終極目標是參股各類大型農業企業，向中國農業的上、中、下游全方位滲透，養豬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由于豬肉與糧食的密切互動關系，高盛等于同時加強了對中國糧食領域的控制力。

　　  在現有體制和政策條件下，熱錢進入我國糧食領域的通道非常多。例如從事糧食購銷儲運、糧食加工、承包或收購農耕地、購買糧食期貨、涉農金融等。　從今年開始，WTO關于外資企業進入我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已結束，最近四大跨國糧商ABCD(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開始向中國最大的糧食儲備企業中儲糧總經理包克辛頻頻發起猛攻。他們一方面建立糧食加工流通企業，一方面開始尋找糧源，中儲糧成為他們合作的首選對象。雖然發改委農經司官員已經明確表態中儲糧絕無可能讓外商染指，但包克辛卻無奈地表示，即使跨國糧商不與中儲糧合作，也可以收購地方糧食企業來獲取糧源。如果不采取措施，3年后的局面可能就沒法控制，跨國公司會成為中國糧食加工銷售的龍頭。
　　  中國糧食體制經歷幾次改革，均以放開糧食經營、實行政企分開為目標，最徹底的一次發生在2004年。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國退民進”運動。

      雖然糧食危機爆發后，所有人都意識到了糧食安全的戰略地位，但在2005年，包括糧食企業在內的農業企業仍被排除在國家安全行業之外，不需要國家絕對控股。直到2008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政府仍在進一步展開糧食流通企業的私營化改革。在國務院高度重視的產糧大省吉林，省糧食局決定沒有實行改制的643戶國有糧食企業，年底全部退出國有。
　　  統計數據顯示，在進入統計范圍的7260個大米加工企業中，國有企業占13.5%，民營企業占86.1%。2815個小麥粉企業中，國有企業占11.6%，民營企業占87.2%。
　　  2004年通過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規定，個體經營戶只要具備相應資格就可以買糧賣糧，而且只有買賣的下限，沒有上限，如果熱錢收購一大批這樣的具有采購資格的公司，那么它們就可以合法地大舉買賣糧食。而且在地方糧企脫離了財政支持后，如果虧損的話就變成了財政負擔，就可以名正言順把它賣了。
　　  由于地方上取消了財政支持，很多縣級糧企生產經營舉步維艱，負債沉重，職工生活困難。積極引進外資，盤活困難企業已成為成為首選方式。這就為四大糧食寡頭打開了方便之門。

　　 據悉，隸屬ADM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團，已經在山東、河南、河北、黑龍江、湖南等糧食主產區建立或并購糧食加工企業，并在江蘇等省準備建立大型糧食收儲加工基地，進入糧食收儲領域。
　　 另一大國際糧商嘉吉公司在中國已經參股或控制了13家飼料廠、4家化肥廠、2家玉米加工廠等，累計在華農業實體企業27家。
　　 農藥、化肥、薄膜、種子、油、電——種植——購銷運儲——加工或零售，這就是糧食產業鏈。從下游環節來看，近些年，四大糧商通過期貨市場掌控世界大豆價格，造成中國油脂加工企業虧損，然后展開大規模并購。目前，它們已經控制了中國80%大豆壓榨能力，國內植物油生產和銷售終端，已基本上控制在外資手中。現在它們借此加大建立或收購面粉廠、大米加工廠，通過植物油的渠道銷售進入中國糧食流通市場。從上游看，跨國公司則控制了我國化肥生產及關鍵原材料的定價權，并通過聯合國內壟斷集團拉高化肥價格、擠垮糧食生產單位，為糧食暴漲創造外部條件。2007年以來，在糧食收購價格上漲不過5%的情況下，化肥價格上漲幅度大部分在50％-72%之間。

　　 目前我國有70%的鉀肥都依賴進口。過去3年中，中國進口鉀肥價格從每噸不到1000元漲到了2350元，由此，中國農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漲了四成以上。進口鉀肥實際上全部被中化化肥和中國農資集團把持。但中化已經成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國際鉀肥談判聯盟的領頭羊加拿大PCS公司持有該公司20%的股份，PCS的化肥銷售高級副總裁目前是中化化肥控股的非執行董事。換而言之，我國鉀肥價格談判的對手，已經成為我國最大的鉀肥進口公司的大股東之一。
　　  從2000年底《種子法》頒布至今，種子行業開始真正進入市場化的階段。國家打破了原國有種子公司一統天下的局面，各類民營種子企業紛紛成立，外資種子公司也拉開了在中國種業激烈競爭的序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注冊的外資種子企業已有70余家，跨國種業公司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在我國的種業布陣。

　    據農業部門統計，截至2006年10月，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種子生產商美國先鋒公司已經有10余個國外玉米品種在我國通過國家級或省級審定，這些品種覆蓋了我國廣大的東北和黃淮海區玉米種子市場，而這里是我國糧食的絕對主產區。在一些地方，田間地頭除了少量地域性比較強的種子品種外，已經很少見到純粹的國產玉米種子。
　　 全球排名前五位的種業公司已經占據了蔬菜種子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業界擔心如果任由外資繼續滲透制種業，無異于直接掐住了我國農業的“脖子”。隨著糧食危機的升級，直接進入糧食種植領域，“租田置地，圈山買水”、建立合資農場，也成為國外投資機構長期投資農業產品的另一個新方向。
     目前直接進入種植環節的投資還不多，他們也未必種糧食，而是什么賺錢先種什么，等糧價一漲再換成糧食。而無論種什么，圈地是最關鍵的。這叫伺機而動。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發布的研究報告，截至2008年3月底，我國熱錢規模大約為1.75萬億美元。曹建海認為，目前，國際熱點主要沉淀在國內商業銀行體系，高利貸的資金拆借是熱錢追逐暴利的重要途徑。隨著國家信貸政策的調整，一旦熱錢退出國內高利貸市場，下一步就將指向價格上漲潛力最大的糧食市場。
　　 房產和糧食產業都需要使用土地，房價高漲必然帶動食品價格的比價復歸。今年上半年期貨交易火爆無比，國內三大交易所中，鄭州和大連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種中農產品都表現出驚人的漲幅。在A股市場，對比上證指數和農業板塊的走勢不難發現，每次階段性調整中，后者的跌幅均小于前者，而反彈力度又明顯大于前者。農業板塊的高企，體現了投資者看好農業投資的前景。而熱錢進入的方式，既有超短期的從事現貨糧食囤積獲取價差或期貨交易，更主要的是利用現行外資政策，通過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方式投資國內糧食和農業領域，實現直接投資和隨機退出的長、短結合。可見，如果投機機會合適，熱錢完全可能通過FDI的方式進入，這是需要政府高度警惕的。
　　  各路資金進入我國糧食市場推高糧價的情況，目前表面看來還不是非常明顯，尚處于伺機而動之際。如何有效地狙擊熱錢覬覦中國糧食產業？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限制和收緊外資進入農業及其上下游行業投資，在糧食生產的上下游培植國有控股企業。同時還要對企業加強經營管理，以防止人為地故意造成“腐敗虧損”。
　　 糧價提高后，物價上漲肯定會再上一個新臺階。但保護農民種糧和出售商品糧的積極性，已是必然之事。否則只會加速農業和農民的衰敗和破產，最后嚴重威脅到國家的糧食安全。糧價問題，目前已成為考驗政府的一道難題。

     中國在大豆戰役上已經輸掉了第一仗。在中國大豆種植面積大幅下降后，美國轉基因大豆已占據了中國市場。目前跨國糧商控制中國４０％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９０％的大豆進口量。２００６年中國進口大豆２６５０多萬噸，是當年國產大豆的１．６倍，約占全球大豆貿易量的１／３。然后大豆價格又開始爆漲，中國不得不多花錢進口大豆。今后的世界形勢有可能發生很大變化。雖然沒有錢日子不好過，但沒有吃的會有什么結果，大家都能明白。目前玉米價格已經漲了一倍，若出現全球糧食短缺的話，糧食價格不但可以成倍上揚，甚至可以成百倍上揚的。因此中國應加大政策扶持，確保９５％的糧食自給率，守穩中國糧食安全線。美國和中國人口及資源情況不同，中國不應盲目跟著美國走。

      面對著十幾年前就已開始了在中國產業布局的全球“ABCD”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在目前此“食物鏈帝國”更是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在中國拓展其疆域。中國中如何逃脫被控制的命運？周立說：“中國已經選擇了在農產品貿易上加入了WTO，又無力和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國進行巨額補貼的競爭，中國在涉農以及食品體系的領域，可以作為的空間已經很小了。由于中國大約65％的糧食生產是農民不計成本為自給自足而生產，使得中國總體上的糧食自給率還比較高。為確保糧食安全，中國應該對糧食自由貿易謹慎對待，堅持自給自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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