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論奧巴馬與美國金融危機

作者：馬淑貞

國外理論動態

　　斯洛伐克政治理論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yoj Zizek)2008年11月14日于英刊《倫敦書評》發表文章，對巴拉克·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及其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進行了評論，認為在當前的危機中，主流意識形態不是將金融危機歸咎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而是歸咎于它的偏差，即疏于監管、大金融機構的腐敗等等，這是之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延續，并不能有效地應對危機。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諾姆·喬姆斯基呼吁人們不要抱有某種幻想而給奧巴馬投票，我完全贊同喬姆斯基對奧巴馬獲勝的真實后果的懷疑。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奧巴馬很可能只會做一些小的改進，成為“有人情味的布什”。他將以一種更吸引人的方式堅持同樣的基本政策，從而有效地加強被布什時代的災難所削弱的美國霸權。
　　然而這種反應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它遺漏了最為關鍵的一點。奧巴馬的獲勝不僅是無休止的議會斗爭的另一個轉變，為爭取成為大多數而進行算計和操縱，它意味著更多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我的一個美國朋友——一個不抱任何幻想的堅定的左翼，當奧巴馬獲勝的消息傳出時，哭了起來。不管我們的疑慮是什么，在那一刻，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是自由的，并且參與到了人類的普遍自由中去。
　　康德曾提出了一個簡單而棘手的問題：是否有真正的進步歷史?(他指的是道德的進步，而不僅僅是物質的發展。)他總結道，進步無法被證明，但我們可以覺察出某些跡象，表明進步是可能的。法國大革命正是這樣一種指向自由可能性的跡象：先前無法想像的事情發生了，全體人民無畏地堅持他們的自由和平等。對康德而言，比巴黎街頭發生著的流血事件更嚴重的是，發生在法國的事件引起了全歐洲乃至遠及海地的同情者高度的熱情，在那兒，它再度引發世界性歷史事件：黑人奴隸的第一次起義?？梢哉f，當由杜?！けR維圖爾所率領的海地代表團訪問巴黎并且在人民議會中得到平等、熱烈的歡迎時，法國大革命最輝煌的那一刻發生了。
　　奧巴馬的勝利是一種康德式的三重意義上的歷史符號：記憶、論證、預言。一種回蕩著過去長期奴隸制的記憶和為廢除這種奴隸制而進行的斗爭的符號；一個表明一種變化的事件；一個實現未來的希望。站在緊閉的門后過多地擔心進步的懷疑主義被證明是錯誤的。有關亨利·基辛格——這位最后的憤世嫉俗的真正的政治家——的一件有趣的事是，他的大多數預測都是錯誤的。例如，當1991年反戈爾巴喬夫的軍事政變發生的消息傳到西方時。他立即將新政權作為既成事實予以接受。而這個新政權在三天后就垮臺了。這個典型的憤世嫉俗主義者偷偷地告訴你：“難道你沒有看到它確實完全關乎金錢、權力和性嗎?它的原則、價值信仰只是空洞無物毫無意義的口號嗎?”這些憤世嫉俗主義者不明白是他們自己的天真忽視了對權力的幻覺。
　　奧巴馬的勝利產生這樣的熱情的原因不僅僅是擊敗了所有的對手取得了勝利：它表明這樣一件事情的可能性發生了，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所有偉大的歷史斷裂時期——想想柏林墻的倒塌。盡管我們都知道東德共產黨政權腐敗無能，但我們和基辛格一樣，并沒有真正相信他們會解體，我們都是憤世嫉俗的實用主義的受害者。奧巴馬的勝利至少在選舉進行的前兩個星期就清楚地被預見了，但它仍然讓人感到意外。
　　勝利之后，真正的交鋒開始了：即這次勝利究竟能帶來什么?特別是在“9·11”事件和目前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布什總統“9·11”后對全體美國人民的演講和金融危機后的演講稿聽起來仿佛同一個版本，兩次都訴諸保護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威脅，要求采取快速果斷的行動。他呼吁部分地中止美國式的價值觀(保障個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以拯救那些特定的價值觀。這些相似性從何而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的倒塌標志著“幸福的90年代”的開始。根據福山所言，自由民主已經在原則上取得了勝利了。然而，在“9·11”那天，這一時代大體上被視為正走向終結?？磥恚瑸跬邪畋仨毸纼纱危鹤杂擅裰鳛跬邪钤凇?·11”中的坍塌并沒有影響全球市場資本主義經濟的烏托邦，現在，后者已經終結了。
　　金融危機使得忽視全球資本的公然不合理性已經不再可能。在與艾滋病、饑餓或者全球性變暖的抗爭中，我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但總是耗用太多時間來反思，從而推遲決定。在巴厘島召開的討論氣候變化的世界首腦會議得出的被譽為是成功的基本結論是：他們將在兩年內再次會晤以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緊迫性卻是無條件的，一筆超越我們想像的基金立即建立起來了。拯救瀕危物種，拯救變暖的地球，尋找治療艾滋病的方法，拯救饑餓兒童……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等一等，而“拯救銀行”則無條件地成為當務之急，它要求采取緊急行動?？只攀墙^對的。跨國和跨黨派的團結立即建立起來，為避免災難，世界各國領導人之間的恩怨在瞬間被遺忘。一筆筆巨大資金并沒有用在一些比較明確的“真正”的任務上，而是用在恢復市場信心上。難道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資本是我們生活的惟一現實?其需求甚至比我們在社會現實和自然現實中最緊迫的需求更絕對?
　　對比一下美國用來穩定銀行體系的7000億美元和較富裕國家向較貧窮國家承諾給予的用來幫助貧困國家應對糧食危機的2200億美元，其中僅有220億美元已經兌現。不能將糧食危機僅僅歸咎于腐敗、低效或政府干預。甚至比爾·克林頓也承認：“我們都有責任?！笨肆诸D非常明確地指出，糧食危機不是個別國家或政府，而是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所頒布、由美國和歐盟長期推行的西方政策造成的——它們將糧食看作商品而不是世界窮人的一項重要的權利。非洲和亞洲國家迫于壓力向農民提供政府補貼，開辟渠道讓最好的土地用來栽種利潤更豐厚的出口作物。這種“結構性調整”的結果是把當地農業整合進全球經濟體中：糧食出口了，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而被推入血汗工廠，較窮的國家不得不越來越依賴于進口食物。通過這種方式，它們被困于后殖民性的依賴中，容易受市場波動的影響——飛漲的糧食價格(部分地由于作物被用作生物燃料)已經意味著饑餓從海地蔓延到了埃塞俄比亞。
　　克林頓聲稱糧食不同于其他商品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回到糧食自給自足最大化的政策上來。認為我們可以讓其他國家實現發展，而不用提高它們養活自己的能力，這種想法是瘋狂的。至少還要補充兩點：首先，發達的西方國家已經最大程度地通過財政支持農民(農業補貼占了整個歐盟預算的將近一半)來保持它們的糧食自足。其次，這張列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物品的清單應當更長一些：除了糧食(以及所有愛國者都會意識到的國防)，還有水、能源、環境、文化、教育、健康——如果它們不能留給市場，誰將來為它們作出決定?正是在這兒，共產主義問題不得不被重新提出。
　　2006年6月5日《時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是：“世界上最血腥的戰爭”——關于過去十年發生在剛果的政治暴力造成400萬人喪生作了詳細描述。沒有任何人道主義的嘩然緊跟其后，僅僅只有一對讀者夫婦的來信。《時代周刊》選錯了受害者：它應該選擇穆斯林婦女。一個巴勒斯坦兒童的死亡，更不用提以色列人或者美國人，比數千英寸長的無名剛果人的死亡名單更有價值。為什么?10月30日，美聯社報道說，洛朗·恩孔達，這位包圍了剛果東部省省會戈馬的叛亂將領說，他希望同政府直接交換關于他對于一份10億美元協議的反對意見，這份協議讓中國通過修筑一條鐵路和公路為代價，允許中國進入剛果巨大的礦產區。我們先把新殖民主義問題擱在一邊，這項協議給當地軍閥的利益構成重大的威脅，因為它將為剛果民主共和國作為一個正常運作的統一國家打下基礎設施基礎。
　　2001年，聯合國一份關于非法開采剛果自然資源的調查發現，這個國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五種關鍵礦產資源的準入、控制和貿易上，它們分別是礦石、鉆石、銅、鈷和黃金。根據這份調查，當地軍閥和外國軍隊對剛果自然資源的開采是系統性的、整體性的。盧旺達軍隊在18個月內通過販賣礦石至少獲得2.5億美元，這種礦石主要用于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制造。報道認為，長期內戰和剛果的分裂為交戰各方創造了“雙贏”的局面，在這場巨大的商業冒險中，惟一的輸家是剛果人民。在種族戰爭的表像下，我們可以辨別出全球資本主義的輪廓。
　　最大的礦產資源的開采者是盧旺達圖西人，14年前那場種族屠殺中的受害者。今年的早些時候，盧旺達政府公布的文件表明，密特朗政府是這場種族屠殺的共謀：法國為了重獲影響而不惜以講英語的圖西人為代價，支持胡圖族的奪權計劃，甚至為他們提供武器。法國對指控的反駁是認為其毫無根據。將密特朗送往海牙國際法庭，即便是其死后，這將跨越一條重要的界線：第一次將一位假裝保護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西方主要政治家送上審判席。
　　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項特別動員在最近幾個星期已經出臺，用以反擊這種對當前秩序的威脅。例如，法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居伊·索爾孟(Guy Sorman)在阿根廷接受一次采訪時說：“這次危機將是短暫的?！彼髀@樣說正是為了滿足最基本的意識形態需求：將局勢重新正?；?。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說的：“這種自身受到政策鼓勵、由技術創新和企業化所推動的新與舊之間的不斷更替帶來了繁榮，盡管，那些因為這一進程使得他們發現自己的工作成為多余而流離失所者會對此表示可以理解的反對?！边@種重新正常化與其對立面——恐慌共存。它由當局引起，目的在于迫使公眾愿意將他們提出的存在明顯不公平的提議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解決方案予以接受。索曼承認，市場充滿了不合理的行為，但他很快補充，“用行為經濟學來為恢復過度的政府管理提供合法性是荒謬的”。無論如何，政府不比個人更具理性，并且它的行為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破壞性后果，他接著說：“民主政府與輿論制造者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當面臨經濟周期和政治壓力時，拯救和保護曾經很好地為人類服務的體系，而不是以它的不完美為借口改變它，并使之惡化。然而，這個教訓無疑是最難用公眾輿論所能接受的語言來表達的。所有可行的經濟體中最好的一種事實上也不是完美的。無論經濟學發現的真理是什么，自由市場最終只是人類屬性的一種反映，它本身很難完美?！币庾R形態的功能很難用清晰的語言來描述：為了維護現有的制度，反對任何嚴厲的批判，就把這種制度合法化為人類本性的一種直接表達。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不可能使我們因禍得福，我們應當趕緊從夢中醒來，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中。一切都取決于資本主義用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說辭或故事來偽裝自己，如何對危機進行概念化。當事物正常運行的秩序被痛苦地打斷時，這就打開了一個各種意識形態話語相互競爭的領域。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的德國，希特勒贏得了競爭，從而確定用哪一種敘述來解釋魏瑪共和國的危機及其出路；1940年的法國，貝當的敘述在尋找法國戰敗的原因的競爭中獲勝。因此，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在當前的危機中，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任務是強加一種敘述，即不將金融危機歸咎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而是歸咎于它的偏差，即疏于監管、大金融機構的腐敗等等。
　　要反對這種傾向，必須堅持提出一個關鍵問題：這種體系本身的何種“缺陷”造成了這些危機和崩潰的可能性?這里，我們首先必須銘記在心的是，這次危機的起源是某種“仁慈”：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后，為了促進房地產投資從而保證經濟的發展和避免衰退，一個跨越了黨派界限的決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危機是美國七年前避免一場衰退的代價。
　　因而危險在于，關于危機的主流敘述將不是試圖把我們從夢中喚醒，而是讓我們繼續沉睡在夢中。我們應該擔心的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的后果，也包括重新發動“反恐戰爭”和美國的干涉主義從而保持經濟增長的那種顯而易見的誘惑。奧巴馬的勝利不能決定什么，但是它擴展了我們的自由，從而擴大了我們決策的視野。無論發生什么，它將在我們依然黑暗的世界里保留一種希望的跡象，它表明最終的發言權不在現實主義的憤世嫉俗者那里，無論他來自左翼還是右翼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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