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實力”比單邊主義更有威脅性

　　布熱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時代擔任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目前仍然是美國政府的重量級戰略智囊之一。布熱津斯基曾倡導美國推行“智能帝國主義”（Intelligent imperialism）政策，即利用隱蔽的秘密行動來維護、擴大美國的戰略利益。如通過各種途徑拉攏腐蝕、賄賂各國領導人，然后利用掌握各國領導人的腐敗證據進行威脅敲詐，操控主流媒體、互聯網絡等進行魔化宣傳，策劃針對國際對手的顛覆、分裂和破壞活動，挑撥、唆使鄰國如兩伊發生軍事沖突、戰爭，慫恿、支持日本、菲律賓等國制造東海與南海緊張局勢等。

　　2008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初，西班牙《起義報》就撰文指出，奧巴馬政府可能嘗試改變方法，采用布熱津斯基的“智能帝國主義”政策，讓其戰略的殘酷性顯得更加隱蔽一些，更多地動用美國中央情報局，努力用“間接”戰爭替代美國直接參與的戰爭，讓鄰國互相爭斗。美國精英實際上是在軍事主義和智能帝國主義兩種策略選擇之間交替。無論美國選擇哪種策略，都會繼續在世界各地發動公開或隱蔽的戰爭，以推行自己的經濟體系并維護自己的利益。

　　奧巴馬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希拉里果然實行了政策轉變，明確將“智能帝國主義”提高到美國國家戰略的地位。希拉里認為，布什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具有過多單邊主義色彩，過于片面強調依靠“硬實力”，致使美國的形象嚴重受損。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甚至遭到歐洲盟國的強烈反對。希拉里提出，美國應依靠“巧實力”( Smart power )來恢復全球主導地位，就是要通過靈巧運用可由美國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經濟、政治、輿論等政策籌碼配合軍事硬實力。希拉里倡導的“巧實力”，與布熱津斯基的“智能帝國主義”本質上如出一轍。

　　中國必須正視的嚴酷現實是希拉里推行的“巧實力”政策，比較布什采取的赤裸裸的單邊霸權主義政策更具有威脅性。布什總統強行發動伊拉克戰爭遭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反對，希拉里卻依靠“巧實力”在全球咄咄逼人地推行著新霸權主義攻勢。許多美國人稱在布什執政時期，美國的國際形象過于惡劣。他們出國旅行時，為避免麻煩往往有意隱瞞身份自稱是加拿大人。當年法國、德國的政府聯合中國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稱美國政策導致“最糟糕的濫用權力”。

　　美國后來積極介入法國、德國的大選扶植親美政客上臺。法國、德國政府在奧運會期間竟然變成了反華的急先鋒，公開跳出來支持西藏的分裂主義勢力制造動亂事件，美國卻有意躲在背后暗中操縱局面為反華火上澆油。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公開介入南海爭端時，菲律賓政府還表示不希望爭端升級影響地區穩定，短短一年后就改變立場尋找各種機會加劇爭端向中國挑釁。菲律賓某些政客訪美時公開爭功邀寵尋求美國獎賞，顯示出美國運用了“智能帝國主義”手法收買別國政客，用經濟、軍事援助等籌碼來換取菲律賓協助美國圍堵中國。

　　布熱津斯基倡導推行的“智能帝國主義”政策，采取幕后各種秘密的經濟、外交、情報行動，比較布什的強硬政策確實是“代價小、成效大”，對中國維護有利于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構成了嚴重挑戰。倘若中國單純運用硬實力籌碼應對東海、南海爭端，就可能正中美國軍工情報綜合體加劇沖突來謀利的下懷，必須研究有針對性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等籌碼，挫敗美國推行“智能帝國主義”發動的隱蔽“巧實力”戰爭。

　　“戰略性腐敗”是“智能帝國主義”利器

　　美國將掌握各國高官的腐敗證據作為謀取戰略利益手段，視為智能帝國主義政策武器庫中的精確制導炸彈，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實現擴大全球霸權利益的目標，平時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猶豫在關鍵時刻頻繁運用，值得中國進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維護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中國反腐應該區分戰略性腐敗和一般性腐敗，一般性腐敗是某一單位領導人謀求自身私利的違法行為，一般性腐敗僅能給某些單位造成局部的經濟利益損失，而戰略性腐敗將給國家造成影響全局的戰略利益損失。

　　對于戰略性腐敗和一般性腐敗都必須進行嚴肅的治理，因為它們都會給國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損失。對一般性腐敗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稍有忽視、縱容都必然會影響、敗壞社會風氣和黨政廉潔，一旦遇到外部勢力的利誘、脅迫就會轉化為戰略性腐敗，如某單位領導人子女的經濟違法證據被敵對方掌握，結果領導人自己也被敲詐脅迫造成國家機密泄露的重大損失。重大戰略性腐敗的產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敗泛濫為基礎的，防止戰略性腐敗的重要途徑就是防微杜漸從治理一般性腐敗入手。

　　戰略性腐敗將會被帝國主義用作威脅敲詐的武器籌碼。因此，中國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對戰略性腐敗給予特殊重視，作為國家安全和廉政建設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有必要深入研究戰略性腐敗發生的客觀規律，在什么樣的部門、場合和條件下容易產生戰略性腐敗，如何防范敵對方掌握戰略性腐敗證據并進行威脅敲詐，如何預防出現一般性腐敗轉化為戰略性腐敗的環境、條件等。

　　值得指出，戰略性腐敗的處理方式應該區別于一般性腐敗，應優先考慮如何避免影響社會穩定并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應考慮如何避免領導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經濟腐敗而受敲詐，對拒絕敵方脅迫并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的行為允許將功抵過，而對屈從敵方脅迫出賣國家戰略利益的行為應加重處罰，應考慮采取掌控事態、將相關人員調離敏感崗位等措施，預先防范敵對勢力利用、曝光腐敗證據危害國家安全和穩定。

　　處理戰略性腐敗應首先考慮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以挫敗帝國主義攻擊中國的戰略謀略為出發點，應根據涉嫌官員維護國家利益的表現決定是從輕還是加重處罰。對于戰略性腐敗應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預防，重點防止被美國利用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應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敗的國家安全和黨政監察系統，應揭露美國既利用又冷酷拋棄其代理人的一貫傳統做法。中國還應發揮社會主義優勢并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堅持并發展馬列主義認清新型的智能帝國主義的手腕，認清美國利用政治、經濟、金融、文化等“巧實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廣大干部、群眾防范美國政治經濟滲透的覺悟，特別是業務中經常與高盛等跨國企業打交道的部門和企業。

　　圍繞著美國竭力輸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別容易出現滋生戰略性腐敗的溫床和客觀條件，因為這些政策促使壟斷財團隨意進入操縱別國股市、樓市，廉價收買、控制別國壟斷性、戰略性行業并獲暴利，因此愿意出高價收買別國政客推行這些經濟政策，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利茨，就撰文生動描述了在推行戰略性、壟斷性行業私有化過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額回扣賄賂的誘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臘發生嚴重經濟危機也可追溯到戰略性腐敗。希臘的金融和國債部門的負責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聯系，他們推行匯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隱患，為美國壟斷財團利用希臘政府債務隱患大肆唱空、炒作，引發利率飆升等一系列經濟危機連鎖反應創造了條件。阿根廷的前經濟部長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學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任職后竭力推行開放資本賬戶、銀行私有化等改革。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前夕他協助西方金融資本外逃，后來以出賣情報破壞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也因涉嫌腐敗出逃國外。

　　越是親美政客越容易成為戰略性腐敗對象

　　戰略性腐敗的發生存在著一定的客觀經濟規律，就是美國比較容易掌握親美政客的腐敗證據，因為美國同親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設置種種腐敗誘餌，然后就能以較低成本的代價逼迫他們屈從于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為了獲得最大戰略利益不僅優先選擇利用親美政客，而且往往選擇從威逼利用和曝光拋棄兩方面來加以利用。美國開始時往往逼迫親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國的戰略目標，如鼓吹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或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廉價收買、控制戰略性行業和國有企業、銀行，配合美國的軍事、政治、外交行動并受唆使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等等。但是，當美國覺得正面利用的價值不大時就開始從反面來利用他們的價值。

　　例如，美國電報電話公司、中央情報局都曾提供大量資金，收買、支持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策劃軍事政變，推翻了通過民主選舉合法上臺的阿連德政權，進行了殘酷迫害社會黨、自由民主人士的鎮壓活動，還重金資助經濟學家設計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進而在尚未發生中東戰爭引發石油危機和“滯脹”的情況下，將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樣板，以利于美國壟斷財團通過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國經濟金融命脈，但當皮諾切特將軍的地位下降和利用價值不大時，又策劃趁他訪問英國時以侵犯人權名義將其逮捕，以配合美國鼓吹“人權高于主權”的國際戰略。

　　巴拿馬前總統諾加列曾經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密切合作。中央情報局曾有意引誘他販毒并掌握了販毒證據，后來為了策劃入侵和控制巴拿馬運河的戰略行動，毫不猶豫將諾加列的販毒證據曝光并將其抓捕到美國。美國雖從親美政權得到利益但并不會因此而滿足，到了一定階段后就變換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時美國培育的戰略腐敗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就會將其作為戰略籌碼操縱別國政權更迭。

　　受到美國策劃政治動蕩和“顏色革命”顛覆的很多國家，恰恰以前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親美政策的國家，如薩達姆曾經奉行親美政策并發動兩伊戰爭，甘心充當美國的智能帝國主義工具來打擊鄰國伊朗。美國不僅向薩達姆提供經濟援助，而且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用于鎮壓庫爾德人反抗和打擊美國的仇敵伊朗。當薩達姆因兩伊戰爭的長期消耗陷入財政困境時，他指望通過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財富來彌補損失，還期待憑借充當走狗的特殊關系獲得美國允許。

　　薩達姆曾多次向美國試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沒想到恰恰中了美國從兩面利用親美政客的一貫圈套。美國先是通過各種渠道向薩達姆暗示放心行動，一旦薩達姆上鉤就果斷將其作為軍事介入中東地區的借口，先是通過“沙漠風暴”戰爭行動打垮了伊拉克的軍力，又通過武器核查禁運重新奪回了美國提供的化學武器，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消失后才以此為借口，對伊拉克發動了旨在控制中東石油資源的軍事入侵。薩達姆像巴拿馬的諾加列等美國走狗一樣，最終落得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

　　深入觀察近年來國際局勢的發展，就會發現美國正在積極實施布熱津斯基倡導的戰略，運用智能帝國主義的手腕制造巴爾干、中東、亞洲地區的動蕩。前些年美國在中亞推行“顏色革命”的過程中，當一些國家政府和反對派煽動的街頭民眾激烈對峙的時候，有些政府領導人甚至在并未喪失掌控大權的情況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威脅將有關領導人的腐敗證據曝光。美國有意通過策動“顏色革命”推翻有權力根基的親美政權，然后不斷更迭政權扶植更加親美的反對派上臺執政，反對派缺乏權力根基和經濟實力被迫更加依賴美國，這樣美國就能更好地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權以獲取戰略利益。當前美國實施重返亞洲的戰略之后，又將這些智能帝國主義手腕運用于東海、南海，拉攏、唆使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客遏制中國，損害了地區各國長遠發展利益和企業、民眾的利益。

　　內部的團結與純潔能有效抗衡美國巧實力

　　但是，美國對于一些奉行強硬反美政策的國家，雖然感到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千方百計推翻、顛覆其政權，但因缺乏戰略性腐敗等智能帝國主義的手段，直接干預的代價太大而始終沒有得逞，例如古巴、朝鮮和伊朗等國。對于這些公開而又強硬反對美國的國家，美國很少有機會滲透到這些國家的內部，因而很難掌握這些國家高官的腐敗證據。對于朝鮮竟然敢于公開發展核武器，美國口頭上威脅恐嚇卻束手無策。由于古巴、朝鮮等國的體制比較嚴密，內部比較團結與純潔，致使美國很難滲透并培育戰略性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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