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吊籃上墜落的是工人階級的整體地位
5月10日下午，武漢出現暴雨大風惡劣天氣，兩名工人被困吊籃遇難。
據媒體報道，當日13時30分，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兩名工人對三陽路幕墻工程進行保潔作業，14時30分大風驟起，吊籃被吹起擺動，撞擊大樓幕墻;14時50分救援人員將吊籃固定，隨后，將兩名工人救出送醫經搶救無效死亡。
家屬拍攝的事故現場圖片
事發后，兩名工人家屬發文稱，當天晚上10點30半，近30名統一著裝人員到達現場，見到家屬們舉起手機就圍毆并搶走手機，遺體也搶走。
這起悲劇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風天氣本來是已經預報的，為什么裝飾公司還要安排高空作業?事發前已經出現故障、項目停電，吊籃停止運行，作業工人也打了求救電話，但為什么沒有任何人及時進行應急處理，最終才導致大風來臨時悲劇發生?
這起悲劇固然是大風天災所造成的，但通過媒體對事件整個過程的梳理不難發現，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卻因為“人禍”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而“人禍”的真正根源，卻是資本家對于工人生命的漠視;這樣的漠視背后則是工人階級整體社會地位的急速下墜;高高在上的資本家，甚至敢于公開藐視法律，組織30名“打手”圍毆死難者家屬、搶奪手機和尸體。
在事件已經被充分曝光的情況下，筆者愿意善意地相信，涉事的湖北高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會得到應有的制裁，盡管它的老板胡圣明頂著中國書畫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這樣的光環，還多次被國家、湖北省、武漢市授予優秀企業家，經濟建設領軍人物，民營經濟杰出人物等榮譽稱號。
這起事件是一起孤立事件，隨著輿論的發酵，這起孤立事件的發生必然會引起高空作業領域的安全整改。然而，整改也改變不了悲劇的結果。
只要資本家對工人生命的漠視不改變、只要工人階級已經極其低下的社會地位不改變，別的領域的“個體事件”悲劇仍然將會不斷地發生;而整改風過后，悲劇仍然會再次出現。
1991年5月30日凌晨，廣東省東莞石排鎮興業制衣廠發生特大火災，造成72人死亡，47人受傷。悲劇發生的原因是工廠主只重盈利，護士安全，防火管理混亂;生產車間、倉庫、工人宿舍在同一棟樓，原料、成品、廢料、易燃品胡亂放置;很多門窗被用鐵條焊死，沒有逃生通道，全廠沒有任何消防和防護設施。事件發生后，工廠負責人僅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負有直接監管責任的地方官員僅被處以記過及警告等處分;不過，隨后珠三角地區也開始了一輪工廠消防安全整頓。
然而，僅僅過了兩年，類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1993年11月19日，港資企業深圳市葵涌致麗玩具廠發生特大火災，87名工人失去生命，另有51人受傷，其中45人留下了終身的殘疾與創傷。據后來的調查，火災發生往前一個半月，消防人員到致麗廠檢查防火安全，已經發現了13條火險隱患，最致命的是廠房一樓的兩個防火疏散卷簾門一個用電焊焊死，另一個長期用鎖鎖住。然而，收到整改通知書后，致麗廠的老板卻并未著手整改，而是用三千港幣“擺平”了此事，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這樣的工廠火災、爆炸、有害物泄漏事故在近30年間頻繁地發生著，奪走了無數工人的生命，絕大部分發生在私營工廠，究其根源，普遍是因為資本的野蠻、權力的腐敗，以及資本和權力對工人生命的漠視。
因為這樣的漠視，在長三角、珠三角的血汗工廠里，工傷事故頻繁發生。2007年，打工詩人鄭小瓊接受人民文學獎時寫道：“珠江三角洲有4萬根以上斷指，我常想，如果把它們都擺成一條直線會有多長，而我筆下瘦弱的文字卻不能將任何一根斷指接起來。”在珠三角，每年的斷指事故達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這還是2000年廣州商學院謝澤憲教授自己公布的調查數據，而相關地方一直沒有公布詳細的統計數據。
工傷事故發生的普遍原因是機器設備陳舊、老化，工人崗位培訓不足甚至完全缺失，企業為了成本放棄安全防護，流水線工人日常工作時間12小時導致的疲勞上崗。
諷刺的是，工傷事故的頻繁發生，帶來的不是“撤職、嚴辦”，而是外科創傷醫療產業的大繁榮。穩定的斷指來源，讓珠三角的手外科醫院如雨后春筍般冒出：與佛山陶瓷工業園的日新月異同步，佛山市禪城區中心醫院也已把手外科列為重點科室;廣州和平創傷外科醫院，自“創辦以來收治了6000余例急診及門診手術病人，復雜、罕見的斷指再植達到國內國際先進水平”;恒生手外科醫院，“1993年創辦的一家民營醫院”，“院長黃衛東親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術3000余例”;東莞厚街鎮，圍繞著數不清的電子廠、鞋材廠，幾乎每個村都有手外科醫院或診所……
這樣的背景之下，武漢被困吊籃工人遇難事故還僅僅是偶發的孤立事件嗎?
武漢的這起悲劇，讓筆者想起了毛澤東時代“為了61個階級兄弟”中的火線接力，想起了唐山大地震時的“青龍奇跡”——因為防護、救援得力，萬人煤礦僅7人遇難……
1950年2月27日，洛陽的宜洛煤礦發生火災爆炸事故，造成174名礦工死亡，39人受傷;周恩來總理親自召開會議，成立專門小組，研究處理這一事故，時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副主席牛佩琮被予以警告處分，另外12名各級負責人分別被開除、撤職，直至被判刑，其中兩人被槍決，并通過媒體公布于眾。
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將此事故定性為“嚴重的慘案”，他說：“人民政府應對人民生命財產負責，堅決反對對勞動人民生命開玩笑的態度。”
回眸歷史，工人階級的整體社會地位隨著國營企業的消亡、私營企業的興起不斷下降，而為了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相關事故的追責已經弱到不能再弱，這才導致了近三四十年來五花八門的工傷事故悲劇頻繁發生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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