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人討薪在食堂吃4個菜被收7萬元，老板：不是想吃就吃的”的視頻新聞令人震驚：

　　近日，浙江杭州，7名工人上午去公司討薪，但未見到老板，中午在公司的職工食堂吃了一頓很簡單的工作餐，7個人吃了一個青菜、一個帶魚、一個竹筍以及另一個不知道名字的菜。食堂的阿姨并未阻攔，還熱情的將菜給盛好。當時跟老板溝通了一下，如果需要扣錢按照正常的價格甚至多一些也可以，沒想到老板執意要按照每人1萬塊錢收取費用。該老板在7人面前表示，如果接受每人1萬塊錢的餐費，就在協議上簽字，工資會立馬結清；但是如果不接受，工資只能慢慢協調了，現在沒那么多錢；老板還回應稱，這是自己的公司，不是你們想吃就吃的。事后，這名老板向媒體理直氣壯的表示，就是因為他們吃飯了，所以才扣的錢。（文字引述自媒體報道）

　　7個人點4個菜，說明這幾個人已經很節儉了，而且事先老板說明飯錢從欠他們的工資里扣，并沒有要吃“霸王餐”，首先根本不存在“惡意討薪”；

　　“簽字”就能拿回剩下的薪水，“不簽字”就是“公司沒錢”，這說明欠薪的事實是存在的；

　　一個公司的員工食堂，4個菜即便300元都已經很高了，老板敢張嘴要每人1萬、合計7萬，這不是敲詐勒索又是什么？

　　綜上，很顯然，在這個事件中工人沒有“惡意討薪”，而老板卻是妥妥的“惡意欠薪”了。

　　不知誰發明的“惡意討薪”這個名詞，媒體往往大談“惡意討薪”，從來不談老板們的“惡意欠薪”。

　　前一段時間，“惡意討薪”的名詞又頻繁出現在相關報道中：

　　1月5日，廣東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樓威脅討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處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廈門，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萬元工資，其中一人爬塔吊討薪，而后被處以治安處罰；

　　1月20日，廣東汕頭，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資達100多萬元，工人組團Y行討薪，七人被處以行政拘留；

　　2月1日，黑龍江大慶，一藥房拖欠員工20個月工資，工人信訪被帶走；

　　2月2日，廣東汕頭，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樓威脅，被處5日行政拘留；

　　2月5日，甘肅甘南，一名包工頭爬上50米高的塔吊索要工程款，因“惡意討薪”被拘；

　　2月8日，廣西梧州，4名討薪人員向包工頭討薪，其中兩人以砸毀財物方式惡意討薪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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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意外”的話，這份“榜單”還要被續寫下去。而事實上大多數“惡意討薪”的結果是欠薪被追回，雖然討薪者大多以被“刑拘”為代價，這間接說明了“惡意討薪”的“成效”。

　　然而，“惡意討薪”絕不是精英們惡意栽贓的什么“按鬧分配”，往往是老板“惡意欠薪”在先，往往是被“惡意欠薪”逼出來的！

　　如果不是自媒體發達起來，手機拍照錄像功能已經普及，這名“惡意欠薪”的浙江老板恐怕還會再囂張下去。

　　那么，這名老板“惡意欠薪”的底氣又來自哪里？在相關新聞的評論下，有網友建議討薪者走“勞動仲裁”：

　　但更多的網友則“現身說法”，指出了“勞動仲裁之難”。

　　現有的相關法規對“集體談判”并不友好，往往將具有集體特性的勞資沖突“原子化”為個體行為，瓦解了工人的團結，增加了個體依法討薪的成本。

　　如果地方權力積極作為，直接出面進行勞動調解或仲裁，這個時間期限是工人群體大致可以接受的（一般來說，調解15日，仲裁45日，要求60日內結案）；而有一方不服裁決，一旦進入訴訟環節，時間就要被拉到1年以上，勞方還要承擔復雜的舉證責任。

　　時間損耗是那些普遍處在“一日不勞動一日不得食”的底層勞動者承受不起的；法律問題的專業性、復雜性更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底層勞動者望而卻步；而找律師的成本很高，這更是盡人皆知——前幾天廣州司法局還通報“‘工傷獲賠180萬律師費90萬’無法處罰”。

　　不說律師都是“壞人”，但毫無疑問，今天的律師主要是一種賺錢的職業；絕大部分律師沒有義務、更沒有意愿真心地去幫助勞工階層，根本而言他們是沖著律師費或豐厚的報酬去的。

　　很巧合的是，這一次被“惡意欠薪”的7名工人，有一位被媒體稱作“毛先生”。

　　百年前另一位“毛先生”也遭遇過普遍的勞資矛盾，只是被欠薪的不是“毛先生”自己，而是億萬普普通通的勞苦大眾，“毛先生”卻開始毅然決然地為億萬素不相識的人奔走。

　　“毛先生”是湖南第一師范的工人夜校里制造鉛筆的工人、電氣公司的職工、人力車夫、賣菜商販以及鐵路職工對他的親切稱呼，這位“毛先生”后來成了我們的革命導師毛主席。

　　那個時代出現了我國第一位勞工大律師——施洋，他的事跡很多人大致都了解。毛主席在1939年曾經高度評價施洋，“施洋同志的犧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是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這個評價其實也給出了毛主席保護工人階級的根本手段，那就是依靠中國共產黨，依靠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而施洋大律師就是這樣一位躬身先行的共產黨人。

　　那么，今天還有施洋這樣的律師嗎？筆者以前聽說過幾例，但后來大多被證明是“沽名釣譽”之輩；而即便真的有，今天的處境也會很難。

　　還是在上個月，就在“惡意討薪”新聞頻繁出現的時候，“浙江公告”公告了一則消息：

　　按照這個規定，施洋大律師這樣的人如果還活著的話，大概率是要上名錄的。

　　看到這里，大家大致也該明白那位敢向點了4個菜的7名員工索要7萬元餐費的浙江老板，底氣來自哪里了。

　　前幾年，某地公開宣判“惡意討薪”的場景，讓筆者過目難忘：

　　這樣的“公審”畫面也曾發生在“毛先生”剛剛創立新中國的時候，只是那時站在臺上被“公審”的，是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黑心老板：

　　這樣的顛倒是逼著工人“惡意討薪”的根源，筆者就問敢不敢對浙江那位“惡意欠薪”的老板來一次公審？！

　　某些當官的怕是早已忘卻了初心，就像艾躍進老師生前說的：

　　如果真的還把工人、農民當作“共產黨的娘家人”，還把人民群眾當作“父母”、“上帝”、“活菩薩”，別人是不敢欺負他們的。毛澤東時代有敢欺負工人、農民的嗎?如果有，那立馬就會對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那時候別說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全國各行各業就沒有拖欠工資的現象，因為人民政府不答應，共產黨不答應，人民領袖毛澤東不答應！

　　毛澤東把人民比作“上帝”、“活菩薩”。古人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愧對甚至背叛自己的衣食父母，決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決不能再重蹈王朝“周期律”的悲劇!

　　毛澤東時代已經遠去，回歸現實，談一點筆者的希冀：在當下市場經濟環境下，要想保護工人利益，那就應當切實發揮工會職能、推進集體訟訴制度，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勞動監察部門中涌現出更多的當代“施洋”，而不是大贊“剝削有功”的工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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