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農民工占了春運隊伍中的絕大部分。如今老年農民工的比重逐年增大，他們養老怎么辦？“我們想都不敢想。”作者在訪談建筑工人時，他們這么說——空心化的農村已經沒有地了，在城市他們只能打工到死。是什么樣的狀況讓他們只能這么想、這么做？他們自己要發聲。

　　2015年4月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比重上升至 17.1%，絕對數量高達4685萬人，接近4700萬。面對“老去的農民工”以及“農民工養老的困境”，各大媒體包括央視，騰訊，網易等都專輯討論了高齡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和面臨的問題。今年5月份“破土網”也連發兩篇文章 “農民工群體年齡結構老化”以及“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分析了這一問題。

　　筆者自2014年5月開始，在上海一個工地上給建筑工人做“親子關系”的培訓，其中2014年11月和2015年5月的兩次培訓主要是關于建筑工人的養老議題的討論。這個工地每次參與培訓的工人人數30-40人，其中超過80%是45-60歲左右的“高齡農民工”，男工在其中占到90%以上，只有少數幾個女工。從工人們的分享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個體在面對著“養老問題”的茫然和無措。

　　養老，我們想都不敢想

　　相對于各大媒體討論“農民工養老困境”的激烈，很多建筑工人在回應這個問題的時候，一開始的表現卻是“平淡”和“無話可說”。“養老，我不知道該怎么說?”“養老，說想嗎，也是想過，但是想了也想不出一個結果來。”“你說不想，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是不敢想?”對于養老，本應該是這些年過50歲的人群早該去規劃的一件事情，但是這些“高齡農民工”卻無力直面這個問題的討論。

　　一位來自洛陽的趙大哥，今年剛過50歲，他坦言，自己從沒好好想過養老。他是一名電焊工，現在每天收入大概是280-300元，在建筑工人中算是工資比較高的。但是在工地上，很多時候要靠天吃飯，如果天氣不好，就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和收入。他說自己家里有一個快80歲的老母親，盡管女兒已經成家，兒子卻還在讀書，妻子在老家照顧家里人。作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出來打工這么多年，他的想法就只有一個“多掙一點錢”，也因此他從未考慮過養老的問題，也從來沒有花錢去買任何的保險。今年，他女兒生了小孩，自己做了外公，夜里一個人的時候也會想到以后“自己老了干不動了，不知道怎么辦”，想著這個問題，會非常傷心和難過，因為實在想不出一個解決辦法。

　　工人擔心以后老了的各種問題，生病了怎么辦?擔心以后沒有經濟收入的生活，也擔心通貨膨脹后錢不值錢;擔心老了沒有人陪伴，甚至擔心沒有人送終。

　　工地上兩位將近50歲的大姐直言，“我們現在哪里有談養老的資格?”她們兩位是來自山東和江蘇農村，之前一直在老家照顧家人，直到子女出來打工或求學后才離開家鄉也跟隨丈夫外出掙錢。在她們看來，“養老”本身就意味著可以享福，但是她們現在這個年齡，上有老，下有小，就需要多掙錢，現在更需要的是“養家”，根本沒有去計劃自己的“養老”的資格。

　　作為兒女，說到家里的老人，工人們更覺得愧疚，常年外出打工的漂泊生活讓他們無法對父母盡孝。一位來自四川的工友提到他母親最近剛剛去世，而他父親早在他十多歲時就去世了，母親辛辛苦苦把他們兄弟姐妹拉扯大，他作為家中的長兄，本該盡義務讓老人家更好地安享晚年。但是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在外面打工，連陪伴母親的時間都沒有，母親生病了也沒能在病榻前照顧，甚至連母親的最后一面也沒能見到。這名工人跟我們在敘述自己故事的時候，都忍不住哽咽。

　　但是作為父母，他們又覺得兒女還沒有成家立業，更需要他們努力工作掙錢來支持。有些工人也非常成功地將子女送上大學，甚至供他們讀到研究生，但就算這樣他們也并不認為自己可以停下來休息。一位來自安徽的大姐說，她唯一的兒子今年27歲，在北京讀大學后留在北京工作，但是還沒有成家。她體諒兒子在大城市工作的艱辛，希望作為父母不要增加兒子負擔，盡可能地貼補兒子買房。教育的高學費和城市的高房價讓這些本應該“揚眉吐氣”的父母壓力更加大。

　　我們怎么來養老？

　　在中國，“家庭養老”還是一種普遍的模式，好多工人描繪的將來養老的美好圖景便是：子女成家立業后，他們回去跟子女一起生活，幫小輩料理家務和照看孩子，全家人其樂融融。但是，這樣美好的圖景能夠實現嗎?

　　首要的問題是“回去，回哪里去呢?回到家鄉嗎?”現在家鄉早已有了太多的變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休閑的生活方式難以尋得，原來熟悉的親戚鄰里和鄉土社區也或許早已不再。現在回去反倒有種“兒童不識異鄉客，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失落感，親切緊密的社區關系不在，而子女或許又要出外打工，這時候的回鄉養老并沒有成為家庭團聚反而似乎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家人別離。留守在村中，孤單冷清。也有些工人說，將來自己兒子到哪里自己也跟到哪里，自己干得動的時候也打打工，干不動了幫他們干干活、帶帶孩子。但現實是，即使現在跟子女同在上海打工，卻很難有機會聚在一起。一樣輾轉在異鄉，停不下勞作的腳步。即使子女孝順，他們又會心疼小輩工作和培育下一代的各種壓力。要是遇上子女不孝，不愿擔起這養老責任，他們的晚年又將在何處安放呢?

　　兩次培訓中都有工人提到了“國家養老”。盡管他們的說法被其他工人質疑，但是他們還是懷著這樣的想法。他們中的一些人是“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實行的踐行者，當時地方政府在農村宣傳“計劃生育”的時候，給予了他們“國家養老”的承諾。他們中的另外一些人實際上是說出了他們對國家和政府的美好愿望，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國家的老人應該“老有所養”。當然，他們這樣的說法會遭到其他工人的駁斥甚至是嘲笑。有一次一名工人提出“國家養老”之后，他站起來回應別人的質疑說，“我們現在國家經濟發展了，國力強大了，我們國家和政府肯定會對自己的老百姓負責，不可能不管老來沒保障的人。”但是談及到他自己的計劃，他就說，“自己現在雖然五十多歲，但是身體還好，也可以干活，盡量不給政府不給國家添負擔。”一方面他們觀念中還留存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他們渴望得到的“社會主義福利”卻有可能成為美麗的肥皂泡。因為到目前為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依舊沒有具體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來有效安放將近半億高齡農民工的晚年。

　　當然，一些工人們也提出“養老院”也是一個選擇。而且從他們的討論中，也看到現在一些農村地區也開始實行“集體養老的模式”。有一名江蘇如皋的工人提到他們村里蓋了養老院。如果去養老院生活，村里出一部分錢，到時候子女也出一部分錢，也可以在養老院跟老人們一起生活，如果住不習慣就回家跟自己子女生活。在他現在看來，這似乎是個很不錯的選擇。我們暫且不去討論農村養老院的管理和安全問題(比如，2015年5月25日河南魯山養老院火災事故，導致了39名老人喪生)，在現場工人討論中，他們基本上認為去養老院是不得已的選擇，甚至只有無兒無女或者是子女不孝才能這樣做的。有一次，一名安徽53歲的未成家的男工人，開始跟大家描繪老家養老院非常好，但是問他去不去的時候，他堅決說不去，甚至說死也不去那里。他認為到養老院最大的問題是不自由，自己在家里哪怕是小破房子，自己愛做什么就做什么，愛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們拿什么來養老？

　　拿什么來養老?工人回答最直接就是“錢”。但是老了做不動了，“錢”從何而來?這個“錢”就是個人的儲蓄和養老金。雖然儲蓄會因人而異，但是他們在生存壓力下很多無暇規劃自己的養老，連何時存養老錢都是一個疑問，更不要說討論可以存多少。當然，對于高齡農民工群體跟其他人群最大的“養老”困難是他們幾乎沒有可以保證的“養老金”。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比例低，而建筑工人購買養老保險的工人更是寥寥無幾。

　　但是工人對“農保”購買的比例卻非常高，有些是因為老家地方政府強制購買的，甚至父子倆都購買的。他們繳費的情況基本上是一年100元，至于將來能夠領到多少錢，各個地方不同。有的工人說滿十五年后，一年領400元，大部分是600元，還有極少數提到800元。但是他們對于“農保”養老基本上不抱任何期望，因為這筆錢對以后生活來說僅僅是杯水車薪。

　　當然，少數工人也談到了“商業保險”。購買這些保險的工人不少是因為自己只有一個小孩，希望將來不要給小孩增加負擔。但是他們對商業保險具體細則都不清楚。有一個工人提到他和他妻子是購買某保險公司的人壽險的保險，當時是到農村推銷，但是到現在已經一共繳納了14萬多了，不知道何時兌現，也不知道兌現之后每個人每個月可以領到多少錢?他甚至還提到一點，保險公司不讓提前繳納保費，但是如果晚交一天就需要支付利息。他提出了疑問，然而也不太明白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的解釋。另外工人也購買了商業養老保險，當時聽銷售說得很好，但是現在也擔心自己六十歲后(他現在將近五十歲)能夠領到多少，是不是夠自己的生活。各種商業養老理財投資等金融產品似乎給好多農民工帶來“老來保障”的新途徑。但是對于他們好多人來說，由于缺乏對相關信息和知識的了解，也有可能有更大的風險，尤其是各種理財投資產品。實際上，我們在培訓的時候，也體會到這些繳納商業保險工人們的疑慮，但是我們也不能給他們具體的建議，只能建議他們去重新翻看保險合同，仔細查看相關的細則，也建議他們在銀行存錢的時候，要對各種理財產品的風險要有一個判斷和評估，最好是拿回家讓家人朋友仔細看一下，不要隨意輕信推銷人員的說法。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千千萬萬的農民工離開土地，離開家鄉，為“中國制造”、“中國奇跡”付出了汗水和青春，但是現在卻面臨著“無處安放的晚年”。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他們集體支付了青春、家庭團圓、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們的晚年生活卻沒有贏得應有的保障，獲得應該有的“老有所養”，反而需要個體獨自去面對和承受“老無所依”焦慮、孤獨、貧窮、疾病。這不僅僅是這些農民工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群體的問題，更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時代發展的“創傷”和“困苦”，所有的中國社會的群體也會為此付出代價。而應該承擔起責任的，也不僅僅有央視叫板的深圳等改革前沿的大城市，更需要我們的國家對五千萬農民工養老問題承擔起一個“強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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