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的屋子房門緊閉
沒有人知道羅春英和外孫女玲玲具體是什么時間死的。
自去年12月20日，女兒女婿和羅春英通過一次電話后，便再也聯系不到她。直到1月4日，受托的親戚讓開鎖匠打開房門時，這才發現，羅春英和玲玲已經慘死家中。
屋里一片狼藉。櫥柜的門開著，手電筒、作業本等物散落一地，成卷的垃圾袋扯成了長長一條，茶幾旁邊的垃圾桶也翻倒了，在一只粉紅色的氣球邊還有排泄物的痕跡。
57歲的羅春英躺在陽臺地上，挨著一床被子，面色鐵青，一動不動，朝屋里睜著眼睛。不滿兩歲的玲玲則頭朝下趴在衛生間門口的墻邊，手和腳面紅腫，腳底已經發紫。
法醫初步鑒定，羅春英已經死亡5~10天，身上無明顯外傷，死因疑為自身突發疾病，而玲玲的死亡時間大概是在被發現前2~3天內，疑為饑餓凍死身亡。
“萬萬沒想到會有這種事情。”料理完后事，羅春英的女婿蔣國貴陷在塑料椅里，聲音低啞地重復著這一句話。
去年10月，回家參加完奶奶葬禮的蔣國貴和妻子將小女兒玲玲托付給了羅春英，又離開家鄉湖南省耒陽市，回到1100公里之外的浙江臺州打工。那是他們和羅春英及小女兒見的最后一面。
死亡
羅春英和玲玲祖孫二人，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是在去年12月18日。
這一天，羅春英帶著玲玲，從耒陽市回到壇下鄉的集市上賣辣椒粉。她的老家就在該鄉的大通村。在集市上，還有相識的人問她吃不吃烤紅薯。
兩天后，女兒女婿和她通了一個電話，聊了10多分鐘。玲玲要小便，羅春英便掛斷電話。在那之后，女兒女婿就再沒聯系到她。2015年的最后一天，平日住校的大外孫元旦放假回家，在樓下喊外婆，喊了很久也沒等到羅春英的應答。
蔣國貴夫婦便委托親戚到家里看看，這才發現，祖孫二人已經死亡。玲玲還穿著粉紅小花上衣和綠色的開襠褲。
“我丈母娘平時身體什么大病小病都沒有，這么突然一下……”這個30歲出頭的男人神情黯淡。
他和妻子都在臺州的一家鞋廠打工，已經做了10多年。由于積攢了經驗和手藝，夫妻倆都是管理生產的“師傅”，負責教授新員工。
他們一共生過3個孩子。老大是男孩，大女兒兩歲的時候確診先天性發育遲緩，智力殘疾。2014年春天，他們又有了小女兒玲玲。
他們曾把大兒子帶在身邊，但后來工廠里不允許小孩住了，只好送回湖南老家讓奶奶帶。小女兒出生后，也碰到了同樣的情形。“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話，我們就那么一點工資，家里還有小孩，根本消費不起。”蔣國貴說。
4年前，兒子上小學，他一咬牙，在耒陽市買了一套房子。這套房子建筑面積達170多平方米，四室一廳，加上裝修一共花了40萬元左右。蔣國貴東挪西湊，又從親戚那里借來了18萬元，到現在還有12萬元沒還清。
房子裝修好后，夫妻倆也沒住幾次。去年6月，蔣國貴就請岳母帶著玲玲，住在這套大房子中。每逢節假日，蔣國貴上小學的大兒子及他的侄子，也會過來住。
平日里，蔣國貴夫婦不放心一老一小二人在家，就經常和羅春英通電話。有時，他們一天通好幾個電話，忙的時候，隔兩三天，也會問候一下。
由于家里信號不好，羅春英的手機經常打不通。時間一長，夫妻二人倒也不在意。畢竟還有兒子和侄子周末會過去住，有什么情況，他們會發現。去年12月20日通完電話后，夫妻二人再也聯系不到羅春英，剛開始他們并不著急。直到元旦，他們才緊張了，便四處委托親戚幫忙聯系。
然而就在這些天里，祖孫二人出了事。
“說湊巧也真是湊巧，本來我們是打算年前做完就回來在這附近找活干的。因為畢竟一個老人帶一個那么小的小孩，還有一個就是我媽媽身體不好，我不放心。”蔣國貴的語氣稍稍有些激動，“也真是就那么湊巧。就差這一段時間，也就是幾十天不到的時間。”他垂下頭，用右手揉著自己的額頭。
他的妻子一言不發地坐在他旁邊，眼神空洞，失了魂一樣，臉色蒼白泛黃，聽著丈夫的話也沒有任何反應。
在那毫無預兆的最后一次通話時，這對下班后勞累的父母甚至沒有留意，正在牙牙學語的孩子有沒有在電話那頭叫喚一聲。
生存
羅春英祖孫住的房子，就在耒陽市市標廣場一公里外。沿街開著許多售賣瓷磚、燈具和五金的商店，建材和沙土在坑洼不平的道路邊堆積。在湘南連綿的陰雨下，黃褐色的泥漿不斷地涌到路面上。
20多棟紅色墻磚的8層樓組成了這個小區。小區中央有一片面積不小的“花園”，正中間潦草地種著一棵樹，圍著它用水泥砌了一個粗糙的矮墻。花園里稀稀拉拉地栽著灌木，雜草和垃圾遍布，有幾只雞在里面踱步。
小區的入住率并不高。每一棟樓都有好幾家露出黑咕隆咚的窗口和灰色的毛坯墻。到了晚上，亮著燈的窗子還不足四分之一，小區里也沒有路燈，四下黑漆漆的。
羅春英住在其中一棟樓的4層，黑胡桃木色的大門上貼著“龍年吉祥”的年畫。
她只有兩個女兒。
大女兒嫁給了蔣國貴，都在一個鄉，兩家相距不過4公里。老伴去世后，羅春英就到臺州跟著大女兒一起打工。玲玲出生后，她在臺州幫她們帶孩子。去年6月，因為租房的種種不便，她帶著玲玲回到耒陽市區居住。
為了支撐這個家，蔣國貴夫婦耗盡了心血。
蔣國貴的老家，在耒陽城西北20多公里處。丘陵地形把農舍分隔成四處散落的一叢一叢。背靠著小山的地方聚著十幾座小樓，走過去卻發現一片寂靜，房屋大都破敗，一棵死樹直直地倒在土黃色的湖面上。
唯一晾著衣服的房子就是蔣國貴從小生長的家。房前地上撒著一點紙錢，盆里還留了一些沒有燒透。屋里跟房子的外觀一樣老舊，木板拼的門縫隙很大，風一絲絲滲進來。門框邊的墻皮褪開，露出里面的磚。
櫥柜上面擺著一臺十幾寸的老式電視機，那是蔣國貴父親平日唯一的消遣。
蔣國貴的大女兒生下來就有毛病，每月都要到衡陽市的醫院化驗開藥，一次要花500多元。他的母親毛病也不少，藥不能斷，一天也得花費小20元。
家里花銷太大，光靠兩個兒子打工掙錢不夠，蔣國貴的父親，不得不曬點干貨到集市上賣，“賺一個有一個”。
“現在我老爸還能做一點農活，可以維持一下，再過個幾年，做不了的時候，還得我們擔起來。”蔣國貴說。
不出去就掙不到錢，這已經成為全村人的共識。耒陽沒什么實業，煤炭又不賺錢了，村里的青壯年幾乎全出門了，村里一片蕭條。
“在這附近的話，幾百塊錢千把塊錢一個月。哪里能維持家里?根本維持不了。”同在臺州打工的蔣國貴的哥哥說，在臺州不一樣，訂單多的時候一個月拿七八千元，少的時候一個月也能掙兩三千元，即便夫妻倆基本一個月開銷兩千多元，也比在家里的情況要好很多。
前兩年，玲玲的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本來準備要動手術，因為沒錢，拖到現在還沒做。
所以，當玲玲出生不久后，夫妻二人就抱著孩子前往臺州打工。當女兒快滿兩歲的時候，悲劇發生了。
震動
1月4日下午，天下著小雨，羅春英裹著白布，由一行人抬著擔架，送到了自己村子對面的山上。
按照當地習俗，在家里去世的人才能把靈柩停放在村里的正堂，在外去世的甚至不能走正路。倒在女婿家陽臺上的她被歸到了在外去世的那一類。
與女婿蔣家的村子相似，這里5戶人家挨在一起，枯黃色的水田連綿，看不到其他人煙。羅春英的房子已經快沒法住人了，那座紅磚砌的老房子，很多地方已經裂縫，窗子沒有玻璃，只能把藍色的塑料布釘在窗框上擋風。
羅春英祖孫的慘死，對留守家庭造成了一些震動。
住在羅春英家背后的曾嬸，自從羅春英出事后，膽小的她連后門都不敢開，想去耒陽城里跟兒子一起住。“我老頭在這里搞裝修，又不愿意讓我走。”她苦笑著。
羅春英村里的另外一些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和孩子住在一起。
蔣國貴的父親，并不打算住到城里去，一輩子沒出過耒陽的他習慣了鄉下的寧靜。他寧愿走上一段泥地去僅剩的另外3戶串門，也不愿接受城里面“關著門，鄰里不走動”的環境。
蔣國貴的哥哥能理解父親的選擇，“這一輩不像我們，老人家不一樣”。關于未來，他在心里勾勒了一個美好的圖景：在鄉里把老房子修好，在市里買一套房子，再花幾萬元買一輛面包車，這樣老人、小孩都顧得過來，來回還不用打的。
“十幾年后吧。”他又加了一句。
嫂子摟著丈夫的肩膀，輕聲說：“有了面包車，我們就可以做生意了。”
在外打工掙幾年錢、在耒陽市里買房、回來就近干活、一邊撫養小孩一邊贍養老人，幾乎是大多數耒陽農村家庭的發展路線。如果不是這場意料之外的死亡，已經買了房的蔣國貴甚至比哥哥還快了一步。
不過現在，蔣國貴夫婦已經完全放棄了在外掙錢的想法。
他們先天殘疾的大女兒，突然用腳去踢地炕的蓋子，然后跌跌撞撞跑出門。她的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計，佝僂著身子，緩緩地跟了出去。
蔣國貴的妻子這時好像慢慢地醒了過來。“我大女兒走路不能走太快，走快了就會摔跤。要做什么事她都不知道，時刻都要有人在她身邊。”說起女兒的病情，這位母親終于張口。
“像她有這個情況的，我們就知道。像我媽媽平時什么毛病都沒有，這個一突然，我們就，沒有什么準備。”她聲音沙啞，慘白的臉上全部的血色聚集到眼圈。
玲玲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將近一年，“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玲玲”。
“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玲玲。”她重復了一遍，眼里泛著淚光，一字一頓地說，“我們家里都以她為榮。”
她的手機相冊里，存著很多讓她驕傲的玲玲的影像。去年10月，玲玲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端著小碗，乖乖地吃面條。還有剛學會走路的時候，媽媽叫她“過來過來”，她就勇敢地邁開小腿往前走。
放下手機，蔣國貴妻子眼睛里的神采仿佛一瞬間就熄滅了，這個幼小的生命再也不能向前挪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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