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工人與新文化”座談會紀實

      關鍵詞：新工人 新文化 階級 

      2015年11月26日，上海師范大學尚思工作坊邀請北京工友之家的呂途老師來到上海，圍繞著她的兩本著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以及北京工友之家近年來的文化實踐，召開了“中國新工人與新文化”座談會。會議就中國新工人的現狀與文化自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關聯性以及新文化的未來等問題展開了嚴肅的討論，我們在這里選編了三位引言人的發言，以饗讀者。

　　引言人一　呂途(北京工友之家)

　　挑戰與機遇并存

　　首先特別感謝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給了我這個機會。昨天還說到，到了上海，我就被要求特別高，被要求高我就得認真完成作業，所以我真是沒有把握這個作業是不是完成得好。但是我覺得有這樣的要求，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有這樣的需要，而我也愿意承擔起我力所能及的責任——真的是力所能及，因為我的能力非常的有限。不過引言嘛，是為拋磚引玉，我們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我們大家會共同來討論這個話題。

　　下面我將分三部分來展開我的引言，第一個部分是歷史回憶，第二個部分是我所看到的、體會到的今天的挑戰和機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對中國新工人、新文化的思考。其中前面兩個部分，我說過，我是一點都沒有把握，因為我沒有那樣的視野和深度去談這么大的主題。但是，要想談論現在，必須回顧歷史，所以我也只好斗膽進入。

　　“新”文化的百年激蕩

　　在座各位大多是做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你們對過去一百年的歷史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而我之所以要觸及我不甚了解的一百年前的歷史，是因為我們這個議題本身的宏大——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新工人”與“新文化”都是十分重大的話題。“工人”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話題，從人數，到概念，到革命運動，特別重大!然后，“文化”，特別是當我們提到“新文化”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可以從1915年開始講起，距今正好100年!也許是一個巧合，或者說是一個機遇，我們真的在100年后的2015年，居然一不小心給自己定了這么一個題目：“中國新工人與新文化”。那么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承擔起對這樣一個話題的討論?我一點把握都沒有，在這里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點點的想法吧。

　　對歷史的回顧，會非常的簡短，因為我沒有把握的自信。1915年，一百年前究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只能靠讀書去了解，而對于通過二手資料得來的信息，我總是那樣的不自信，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去把握、去分析。大家都知道1915年開始、1919年前后達到高潮的新文化運動，那個時候，變革者面對的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和舊禮教，所以提倡西方的民主與科學。這是一個歷史階段。

　　然后，我們往前做一個很大的跨越，我們就來到了1949年，經過中國革命，這樣一個跨越非常巨大。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現實相結合，這是在人類歷史上也沒有過的：通過土地革命，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地位，然后建立社會主義中國。建立新中國以后，國家通過制度化和政治化來試圖保證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但是，因為新中國的建立是史無前例的，所以他也必然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現實問題，比如官僚主義、管理的僵化，還有我們眾多人至今覺得如噩夢一樣的群眾運動對個體的挾裹的歷史記憶，等等。那么這是又一個歷史階段。

　　接下來，我們再往前跨越一大段時間，就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因為方向感模糊，我們就急切地引進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并且，抱著這些東西，我們過于輕率地否定了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傳統。最近這三十年，中國抱著這樣一個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理論，就把我們中國納入到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這樣一個過程，它好像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我期望它還沒徹底完成。以上就是我對過去百年歷史的簡單回顧，我將他分作這樣的三個階段來看。我做這樣的劃分，和我們今天要談的“文化”特別相關。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統治階級和利益集團利用文化來統治被統治階級的這樣一個歷史，也就是說，文化從來就是很重要的統治手段。而進步的、革命的力量，也同樣需用文化來改造社會。這是人類歷史的事實。從這三個歷史階段的狀況來看，文化的這一功能無疑是表現得非常明晰了，我就不做具體的展開和深入了。

　　今天的挑戰和機遇

　　第二部分，我要談談“今天的挑戰和機遇”。前面我說到，不把握歷史，就不能把握現在，但要想解決現在的問題，那還必須立足當下，而不能僅僅從歷史去推導。所以我在簡單的回顧之后先把歷史放下，來看看我們今天的挑戰和機遇，我將從政治、經濟、階級、思想文化這四個方面來談論這個問題。

　　政治方面

　　我感到，其實我們大家現在都很擔憂，我們不僅為我們每個人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擔憂，我們也為為我們的政府擔憂……可以說，我們已進入了一個政治矛盾越來越尖銳的時期。我對普通群眾稍微了解得多一點，我的一個直接的體會是，我們的思想非常混亂和迷茫，這種混亂和迷茫，一方面是一個大挑戰，但同時我也從中看到了一種機遇。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可能在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候我們迷茫，卻還覺得有一個西方夢、美國夢等著我們去實現。但是現在，經過新自由主義這三十年來對全世界的破壞，這個美國夢已逐漸露出了它虛偽和邪惡的面目。另一方面，我們本國的社會主義遺產、革命的遺產，又因為帶著“群眾運動”的噩夢，讓人警惕，甚至被污名化——這段歷史我沒有經歷過，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去仔細地考察每一個歷史瞬間，但我覺得如果簡單粗暴地將革命和社會主義標簽化、面具化的話，其后果將是又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在現實中，因為政黨代言人的言行不一，讓我們的群眾一定程度上對政黨也失去了信任。所以，整個政治范疇，從以上幾個方面來說，我們陷入了一種巨大的迷失之中。

　　經濟方面

　　從經濟方面去思考的話，說到經濟理論，可能是千年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馬克思的理論，往往被西方經濟學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抹殺，避而不談。西方資本主義為了維護它這樣的一種欺騙性的經濟制度，用“西方經濟學”這一套知識給大眾洗腦。但是，現實總會揭露謊言，人們漸漸看出事實不是這樣的。

　　從經濟現狀講，全球陷入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狀況也不樂觀。回到中國的現實，我覺得我們中國現在面臨一個特別大的博弈：在城市中，或者說在工業體系內，是集體、公共資源正在通過私有制這樣一種形式不斷地被瓜分;而在農村，資本主義用各種各樣的欺騙性的圈地的手段，最終想達到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這兩個趨勢是在城鄉同時進行的。如果它們一旦完成了，我們的中國也就完全變了。而資本的力量之所以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去完成，而是通過各種欺騙的、遮遮掩掩的手段在做，是因為還有反對它的力量在跟它博弈。這是我所看到的經濟方面的一個現狀。

　　階級

　　談到“階級”，對于這個詞，雖然我寫了兩本關于工人的書，但是我一直沒有在書中使用“階級”這個詞。一是因為我把握不好，再一個，現實也告訴我，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判斷。過去的歷史也許我們還可以去判斷，因為有那么多的革命家、理論家，他們已經書寫了“階級”的歷史和問題，如果稍稍回顧一下的話，新中國成立之前，無產階級可能是由三部分人組成的：在農村是沒有土地的佃農，在城市史極端貧困的工人，還有沒有生產資料的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用制度保障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但是，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地位是用制度去保障的，工人被認為是主人，但是這個“主人”地位不是工人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去斗爭爭取而來的，所以后來也就輕易地被奪走了。改革開放之后，社會中是一個怎樣的階級和群體狀況呢?近十幾年來，我們在城市看到一個數量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群體的形成。而大學生朋友們畢業后，很多也很不情愿地跨入了“新窮人”這樣一個行列。在城市了出現了“新工人”和“新窮人”這兩個群體。在農村，因為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施行土地私有制，所以“新佃農”暫時還沒有出現，但是如果圈地繼續下去，并且最終揭去自己欺騙的面紗，我想“新佃農”的現實很快就會非常殘酷的、可怕地擺在我們面前。到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還回不回得了頭。這是我對“階級”這一方面的一點粗淺的看法。

　　文化斗爭

　　最后談談“思想文化”，我不想專門地談思想、思潮本身，這中間包含太多的頭緒，我很難把握，我就想從文化斗爭的角度來談一談。眾所周知，語言文字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載體，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表達形式，如果沒有掌握語言文字，就很難記錄、表達、傳播和傳承文化，人們如果不掌握這樣一個形式的話，就很難參與文化領域的思想斗爭。我想從這個角度去談一點我的想法。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底層人、被統治階級是不掌握文字的，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參與到文字記錄文化的歷史中，只有到了近代，被統治階級，或者說底層，才走出了普遍的文盲狀態，這其實是一個離我們很近的歷史。我上個星期還跟北京皮村工友文學小組一起重溫了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我們重溫這篇講話的時候，我們對比了那個時代和我們今天的狀況。因為毛主席的講話其實是講給知識分子的，那些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因為延安的工農群眾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書寫工農大眾的文化的工作就需要由這些外來的知識分子來完成。但是知識分子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傾向、立場觀點，甚至是脫離工農的。毛主席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這個座談會的講話上，針對各種各樣的問題跟文藝工作者們交流，希望大家能夠重視這些問題。當我和工友們重讀這個講話的時候，我們發現，今天時代已經改變了，因為我們文學小組的工友——當然也有小學畢業的，但更多的是初中、高中的畢業生，他們都有掌握語言文字運用的能力，他們寫的文學作品，特別是最近這一段時間，被很多比較關心底層的新媒體所采用。做這樣的一個回顧，我想說的是，今天的廣大人民群眾具備了直接進行文化斗爭的基本能力和可能性，這一點，我認為是思考我們今天的“新文化”的一個核心。

　　中國新工人與新文化

　　最后一個部分，我談談對中國新工人、新文化的一點點思考。我敢在這里分享，也是因為昨天上師大的老師對我的一點鼓勵，其中一位老師說，對新工人中積極文化的思考一定要繼續下去。

　　做統一的人

　　我在現實中體會到，在跟工友們的交流中體會到，也包括和很多大學生、大學畢業生的交流中體會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有很多痛苦的、不樂觀的現實，但是其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是斷裂的，我們社會中的人非常的分裂。所以，我覺得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做統一的人”是我們新工人、新文化所應該思考的一個現實和目標。那么什么樣的人“不統一”呢?那肯定就是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的人咯。在今天，當資本收買一切的情況下，我們發現能做到“統一”的人特別少。大多數人，由于被收買，由于為了過上所謂的“好生活”——這當然很現實，也很能夠理解，但卻導致了一個很嚴峻的狀況，就是人們出現了嚴重的思想和精神分裂，現代人很難做到成為“統一的人”。那大家就要問了，難道工人就統一嗎?也不一定。在我們工友中間，雖然在物質現實上，他是一個工人的身份，但是由于社會現實不給他出路，所以他就會幻想：我只有當了老板，我才會有出路——這也是很分裂的狀況。但是一個工人畢竟每天是靠勞動來吃飯的，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所以他沒有什么遮遮掩掩，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一點，就是一個工人可能做一個統一的人的最現實的物質基礎。

　　做有尊嚴的勞動者

　　第二點，就是做有尊嚴的勞動者，不做勞動力商品。要做到這一點，在今天特別特別困難，所以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烏托邦一樣的想法，但是我覺得這真的應該是我們人類、人性的一個理想吧，不光是工人的，不被當作商品來買賣，我想應該是每一個有人性的人的理想。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必須尊重勞動價值。尊重勞動價值應該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道德，也是我們社會應該遵循的基本的經濟規律。但是我們今天的主流媒體很少去談這一點，因為如果大家都來談這一點，剝削、壓迫大概就進行不下去了。

　　剛才我提到了，我們的工友、普通勞動者已經具備了進行文化斗爭的表達能力，那么他們能不能在這個歷史階段承擔起某種更大的歷史使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否、能不能承擔起來，卻會決定著我們中國下一個三十年的道路。

　　我們知識分子，普遍有更高的文字水平，知識分子如何評價中國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如何對革命和發展的遺產進行總結，這對于中國，甚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總結過程中，知識分子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和價值觀上，是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的。最后，我想問的是，知識分子是不是愿意跟工人、農民結合?是否可以參與到這個我所認同的“新文化”中來呢?

引言人二   李晨(上海戲劇學院)

　　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化實踐

　　其實最初和呂途老師商量這個座談會的主題的時候，我比較主觀的想法就是想請她多講一些新工人當中，特別是工友們自發組織的公益機構中已經良性發展了一長段時間的文化實踐。呂途老師剛剛的引言比較宏觀，我下面想圍繞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與生活講一些具體的東西。

　　暑假里(2015年8月)我到位于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住了一個星期，直接促使我去關注這個地方的原因是呂途老師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這本書的后半部分中關于孫恒、王德志等五個人的章節，他們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包括一直進行到現在的探索和實踐，讓我去思考在今天我們大家究竟有沒有新的出路。于是我就親自跑到皮村去觀察、體驗一下。

　　首先，皮村在哪里?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對皮村沒有什么概念，它在朝陽區金盞鄉，是位于北京東五環和東六環之間的城邊村，距離北京市中心是20公里，距離首都國際機場是9公里，基本上5分鐘之內肯定有至少1架飛機從皮村上空飛過去，噪音特別大。在皮村，有北京戶口的常住人口有一千人，但是這里面住了兩萬人，基本上都是外來打工者。

　　我大概介紹一下工友之家的基本情況：它的全稱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成立于2002年11月，是一個非常正式的公益服務機構。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打工者群體提供社會文化、教育、權益保障以及生活環境改善等方面的服務，它提倡的是互助合作，立足社區。

　　我到了皮村后最鮮明一個的沖擊是，拉開空間距離以后帶來的時間差。在皮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會讓人覺得時間一下子倒退了差不多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這里基本上看不到三層以上的樓房，沒有在上海這樣的城市里想當然就可以享受到的很安全放心的用餐與購物的環境。皮村主要的商業街上，基本都是小門面的商店，比較適合打工群體的消費層次。街上坑坑洼洼，塵土飛揚，垃圾隨處可見，整個環境是非常糟糕的。工友之家機構院內的生活條件也很簡陋，住的集體宿舍全部是平房，沒有室內的衛生間，只有旱廁，洗澡也非常不方便，只有一間浴室，夏天大家干了一天活都要排隊洗澡，到了冬天，這樣的條件就沒辦法洗澡了，會很冷。工友之家有一個給工作人員提供午飯和晚飯的公共食堂，我在那的一個多星期也是跟著食堂吃，每頓兩個素菜，基本上沒有葷菜，主食是米飯或者饅頭。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可能讓很多人沒辦法接受的客觀環境里，卻有著一種突破時差的文化空間，那就是以工友之家為核心組織起來的文化空間。這個機構大院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文化小廣場。夏天，工友們吃完飯，大概晚上六點左右，男女老少們就會三三兩兩地來到這里，乘涼，打乒乓球，或者去圖書室看書。在這里有工友圖書室，有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有新工人劇場，還會不定期地舉辦一些文化活動，而且這些面向工友的活動全部都是免費的。

　　圖書室每天晚上都會向工友開放，里面的書全都是募捐來的，工友辦了借書證以后就可以免費借閱，每天有工作人員值班接待，不止是借書，也可以咨詢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后來在皮村工友寫的文學作品中看到一個和圖書室有關的小故事，這位工友說，他最初來到圖書室問工作人員有沒有字典，工作人員說沒有，但是可以幫他看看別的地方有沒有，后來真的找來一本字典，送給了他，他很感動。一本字典看起來是小事情，但是對于一個外來務工人員來說，他在這里能得到這樣友善的接待和幫助是非常暖人心的!

　　最近，新工人劇場也剛剛通過網絡眾籌修繕一新，它的基本功能是影劇演出、節假日聯歡，還有一些專題講座，張承志就在這里專門給工友講過伊斯蘭文化。這幾天在網絡上看到消息，新工人劇場正在舉辦一連串非常集中的活動，有卡拉OK大賽，反家暴的話劇，還有法律常識講座……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應該是機構大院的核心，它正式開放時間是2008年“五一”，創辦的目的就是為了記錄打工群體的文化和歷史，這里面的展品和涉及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在博物館的一塊展板上寫著這樣的文字：“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可以說這就是創辦打工博物館的指導性訴求。大家如果有機會過去，一定要認真參觀。我這里的介紹無法詳盡地展開。

　　此外，工友之家的日常文化活動還包括文學小組、哲學小組和舞蹈課。文學小組成立時間是2014年10月，是工大第十期的一個畢業學員到工友之家實習的時候倡議的，經過集體商議和征求工友意見之后就開始了。活動方式是招募志愿者老師來講課，機構工作人員負責組織，工友自發參與，每個周末老師來上課。前一段時間比較固定來上課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張慧瑜老師。經過將近一年的活動，工友們寫出不少作品，當代文化研究網前一段時間(2015年10月)也集中做過介紹，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當代文化研究網”微信公眾號。我在皮村剛好旁聽了一次文學小組的課，突出的感受是在小組的活動中，“文學”的概念跟工友的現實生活聯系特別緊密，這里“文學”不是一個“純文學”那樣的很狹窄的概念，也不是那種很學術的概念，它是向社會現實開放的。課上，張慧瑜老師不僅僅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打工詩人的創作，還會討論一些社會熱點問題，比如當時討論了天津爆炸案和最美的鄉村女教師郜艷敏這兩個事件，并且引導大家從工友的視角出發去討論、去認識。我覺得這整個過程就是認知中國當代復雜現實的一個過程，也是調動工人們的經驗和感悟，讓大家講出自己的想法的過程，積累起來就可能突破主流媒體的話語邊界，逐漸推進大家的獨立思考。

　　關于“哲學小組”，我想在這里直接引用他們閱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的一次學習小結，大家讀了也就一目了然——

　　今天我們學習的內容是《大眾哲學》第四章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的第二節“無風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機聯系規律”，我們的學習方法還是每人讀一段，然后有什么想法就拿出來大家討論。這一節為啥會用無風不起浪做標題呢？因為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圍的人有一定的聯系，實在是想不出別的來做例子，還是拿臺灣那個靠壓榨工人寄生的老板郭漢三說說事吧。他就是富士康的大頭子，富士康的基本政策什么的都是和他有關，當富士康的一線工人跳樓自殺后他不去反省自己管理方式而是去請五臺山的高僧來做法事，說富士康工人跳樓是跟風水有關，多么荒謬！現在我們就用我們學習的基本理論來分析一下富士康工人跳樓是不是跟風水有關。凡事都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沒有風絕不會起浪，富士康工人難道是因為風水問題跳樓嗎？當然不是，富士康工人是因為忍受不了富士康工廠的那種沉重的壓迫、殘酷的剝削、冷酷的環境。漢三老板卻不去調查研究，當然他肯定不會去調查研究，因為這就是他造成的，我們為啥會說這個問題呢，就是想讓大家知道郭漢三是多么無恥，荒謬，我們要認清他的丑惡嘴臉。后面我們學到有機聯系的規律，我們研究事物的時候，首先就必須認識與這事物聯系著的原因和條件，就是說既然一切事物都和周圍普遍的其他事物有著聯系，它的發生和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條件。拿我們身邊的事來說，苑老師講到了她了解的一個工友，講述了工友夫妻兩人把孩子放到老家讓老人撫養，夫妻倆在北京打工，妻子在北京做家政幫助別人帶孩子，妻子能不心痛嗎？他們兩人絕對不是個例，是千萬個這樣家庭的縮影。我們勞動者用雙手創造了高樓大廈，北京的一草一木哪個不是勞動者創造的？但是我們創造了，你給應有的報酬也行啊，你讓一個母親安心帶帶自己孩子這也行啊，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所以說我們要去把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和條件弄清楚，要改造這個社會，必須先要認識這個社會，造成這個的原因是什么，用今天學到的就是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知道我們有千千萬萬個階級兄弟過著這樣的生活啊，但是資本卻把我們給分化了，讓我們之間還有競爭，這就是資本的那套邏輯，我們只有認清楚了，團結起來搞團結經濟才能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

　　……

　　接下來講講生產勞動和團結經濟。什么是團結經濟?呂途老師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這本書中里列了一個團結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對照的表格，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工友之家的團結經濟主要是做兩個部分：一個是同心互惠二手公益商店，一個是同心農園。同心互惠商店是2006年成立，現在有15家連鎖二手超市，主要是動員社會閑置資源，立足工友社區，幫助打工者降低生活成本，商店的盈余又主要用來回饋工友群體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同心農園成立于2013年，位于北京平谷。租了30畝地，種植桃樹、山楂、核桃樹、蔬菜，還有散養的雞和自挖的魚塘，收益主要用于支持流動兒童發展教育及新工人的文化教育。我在位于皮村旁邊的另外一個城邊村——黎各莊的一家二手店工作了一天，店里陳列的二手服裝其實都特別便宜，基本上服裝都是5塊到20塊的價格，我看到來買衣服的工友一般都是拿一個袋子裝了好幾件，一結算也就是五六十塊錢，非常實惠。我問王德志，“你們這個互惠商店成功的秘訣是什么?”他說了三個字——“接地氣”，真正給工友帶去實惠。我自己的體會是，二手店以一種嵌入社區熟人社會的方式經營，來購物的工友們對店里的營業員大都非常熟悉和信任，大家來了不僅僅是購物，大家會像鄰居一樣聊聊天，拉拉家常。在互惠商店背后還有一系列的勞動流程，比如舊物資的募集和貨物的整理。我在二手店的庫房也勞動了兩天，主要是把沒有賣完的一些衣服和新募集到的書籍進行分揀、分類，做資源最大的消化和利用。這個工作其實是挺艱苦的，灰塵大，即便夏天也得戴口罩，更沒有空調給大家降溫，在室外干活就要頂著烈日。位于平谷的同心農園我也去參觀了一下，農園的桃子長得非常漂亮，因為沒有打化肥、膨大劑什么的，特別健康、特別好吃。這兒的經營方式是力圖打通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區隔，消費者無論是認購還是認養，都可以隨時來參觀或者參加農園舉辦的公益活動，用呂途老師的話來說就是用有道德的方式賺錢回饋社會。我在工友之家總干事孫恒那邊了解到農園的短期目標是與周邊的農戶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

　　工友之家自主創辦的教育機構，一個是同心創業培訓中心，我們喜歡稱為“工人大學”，另一個是同心實驗學校。工人大學位于在平谷張辛莊(京津冀的一個交叉帶)，2009年創辦，現在已經招了13期學員，主要面向新生代打工青年，全部免除食宿和學雜費，我去的時候剛好趕上工大的一個校友會。這里特別講講我在校友會上體會到的工大的集體主義傳統。有一位第二期的學員，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以前只讀到小學三年級。她說，他們在工大讀書的時候，因為是脫產來到這邊上學，大家都沒有錢，很窮，等他們畢業以后就想到學弟學妹們肯定也面臨同樣的困難，所以他們要成立校友會，幫助一些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學弟學妹。這個女孩子還回家鄉自己創辦了一個圖書室。同心實驗學校是在皮村，創辦于2005年，現在包括學前班有14個班大概500多名學生，幫助流動兒童讓他們能繼續接受好一點的教育。我在校長的辦公室看到一面錦旗寫著“上好學，做好人;同心情，母校恩”。在學校里面還有一家同心女工合作社，是專門為了幫助一些因為孩子太小沒辦法就業的女工，組織她們做一些手工產品出售。

　　我就先說這些新工人的文化實踐，抱歉已經嚴重超時，本來還有一個總結，就不繼續講了。

　引言人三   高 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

　　團結與斗爭如何可能?　　?

　　謝謝大家。我來做這個發言其實心里比較忐忑。為什么忐忑呢?因為我更多地是想分享一些我的困惑和遇到的困難。當然我也會說到希望，因為要堅持做這件事(新工人文化共建)的話，本身肯定也是有信念與希望在支撐的，但是我還是想把落腳點放在困惑與困難上。

　　三年前，我們在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開始開展包括“新工人文化共建”在內的實踐課，所以，我所說的困惑與困難更多的正是產生于這一實踐的過程之中。對我來說，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在我們(老師和同學們)和工友一起建構一種更有力量的工人文化以及斗爭精神的過程中，如何去清理并認識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怎樣進一步地找到阻礙我們團結與斗爭的東西，最終摸索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覺得現在對于工人問題有一種言說的困境，這種困境不是指我們不談工人問題，而是指媒體在表達的時候會有不同的理論模式的套用，比如說，對于去年廣州大學城200多名環衛工人和校內大學生一起去維權這件事，在“新生代”這樣一個自媒體、新媒體的發聲渠道，它會在與資本斗爭的框架里去討論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的維權要求。而中山大學的何高潮教授則又是在保持市場活力、限制市場野性的框架里來談工人的維權問題的，(見新浪博客《中大何高潮教授對大學城環衛工事件的思考》)。那就變成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框架都可以解釋套用，于是我發現這里面還是有很大的裂縫。雖然媒體報道很多了，但事實上，我們對工人其實是不了解的，包括整個過程產生的機制以及工人對自身抗爭的理解。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對工人問題研究方面的第一個困境——言說的困境，即如果理論框架先行的話，我們就會把很多原本具有復雜性的工人問題給簡單化了。再舉一個例子，呂途老師前天和上海大學新工農知行社的同學在交流過程中提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學里的一些工友是抱著希望回到家鄉做合作社的目標來參加學習的，他們就是在家鄉聽到工大招生的消息，而來報名學習的。但就在前兩天，“破土”公眾號上又出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經濟危機來了，回家種地去?別做夢了!》。你會發現關于“到底能不能返鄉種地”有許多矛盾性的說法或者經驗。那么，促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的條件又是什么?這是最關鍵的，而這些問題也需要我們去進一步地清理。所以這里面就體現出了文化在社會層面的重要性，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其實并不是一個短路連接的關系，這些看似矛盾的各種經驗或者說法都產生于處于結構中層的社會生活層面，可能有地域性與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這些都需要我們深入生活現實，一邊調查，一邊行動，去搞清楚。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我覺得再樹立一種話語也很困難，就是說現在我們和工友一起做活動，做建構，做推動的最終目的是“再政治化”，這個目標是比較高遠的，也就是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培養承擔反抗壓迫與剝削這一歷史使命的主體。而在這一過程中要去樹立一種話語更需要找到一種方法論去回應各種充滿了矛盾性與復雜性的困難與問題。我所說的這種“回應”可以在回觀歷史的過程中找到比較有效的先例，比如在解放戰爭直至建國以后我們采用的政治化的動員方式是“土改”與“翻身做主人”，采用這樣一套話語可以起到切中要害的作用，但是現今用什么樣的話語才能切中要害?我覺得十分困難。你會發現用維護權益的說法反而更加貼近生活，而采用我們要與資本斗爭這樣的話語去和工人言說反而會覺得比較困難。我在這里想分享概括一下我感覺到的內部的復雜性，可能有些概括并不那么合適，也是本著相互探討的愿望，因為我覺得這個機會特別好，這是一個很難得的讓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互相對話和切磋的機會。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大的復雜性是在于有一種高度的統一和深刻的隔閡，這種高度的統一和深刻的隔閡既指工人內部又指工人與市民之間。工人內部的話，比如我接觸得比較多的是一些服務業的工友，他們在飯店打工，可能在我們的想象中他們需要傳配菜呀，可能會有更多的配合，但是也不一定，他們彼此之間也存在一種微妙的競爭關系，但也不能如此絕對，因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也有著互幫互助的深情厚誼，這就呈現出在生活層面存在于工人內部的復雜性。(其實想想我們自己，雖然工作內容不同，很多時候與同事的關系不也是這樣嘛。)至于工人和市民之間，“統一”是指工人對自己的認定以及對未來的設想也是比較小資產化的，在這方面就體現出和市民的許多共性。當然我用“工人”、“市民”這樣的字眼可能也有問題，但是我目前不知道怎樣用更合適的方式去清理、區分現在的社會階層，因為說“工人”的話，我們是從大工業生產、雇傭勞動這樣的角度去界定的，而“市民”則又是在城鄉二元對立的角度去界定的，其實這兩個群體彼此之間會有重疊和交叉。包括呂途老師剛才提到的“新工人”和“新窮人”，汪暉老師對“新窮人”就是從消費的角度來界定的，他對“工人”反而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去界定的，所以這里面還有很多有待清理的復雜而糾纏的關系。“隔閡”則是指我們(工人和市民)共同面對生活的壓力、對自己的未來有著共同的而模糊的設想，同時都感覺到了焦慮，都覺得自己很底層，然后面對這樣一些問題都或多或少會采取逃避的態度，但是，彼此之間卻非常不了解，很隔膜。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和一位工友交流，當他跟我說他是后廚的學徒的時候，如果他不詳細介紹的話，我根本想象不出他跟他的師傅、廚房同事之間是怎樣的日常關系，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之間有一層隔膜存在的體現。我對他的日常生活想象不出來，所以這個對話也很難非常地深入。再一個，他對我也不了解，他跟我打招呼的時候就會跟我說“高大姐，你那個‘教授’去考了嗎?”所以，同是雇傭勞動，在經濟體系上處于類似的位置，但在日常生活層面互相隔膜，就難以產生共鳴。

　　除此之外，還有“個人與集體”的問題。比如我會發現工友們個人身上有很多非常好的品質，那怎么將這種個人的品質發揮成集體性的，成為集體團結的基礎，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困難。我有時會想，在上海遇到了非常好、非常有潛質的工友，而上海的氛圍太單薄了，可能他們在北京工友之家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啟發，成長為工人中的骨干，但是在上海就好像缺乏這樣的環境，我就覺得心里很窩火。

　　由這一點可以聯系到《共產黨宣言》里的一句話，叫做“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兩天我在琢磨這句話，發現這句話很有意思，“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里頭的邏輯關系就很有意思，既不分先后又互為條件。當然這只是我的一點感觸，還沒有能太好地去想怎么在當下的條件下去把個人的品質與集體性的東西聯系起來。

　　第三個矛盾或者說困難，是我們看到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的趨勢和日常生活的感覺難以相互銜接。比如，現在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都會覺得現在中國經濟很不好，這個不好就是指虧損，沒有需求，東西賣不出去。但是也沒有崩潰，大家還是一如既往地這么過著。問題就是，什么時候冒出來一個情勢的危機，什么時候又演變成為一個總體性的危機，這其中也有很多問題沒有厘清。包括現在又有一個勞動力外移的趨勢，那么，中國經濟結構的轉換對工人的狀況以及工人團結的可能性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在這之中，日常生活的經驗與大的經濟結構趨勢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如何打通在這兩個層面上的體會、觀察與判斷?

　　還有我想說的一點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時候理論上會有一個立場，就是從左翼的角度去介入、去批評(資產階級)自由憲政的、公民權的那套話語，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公民權的話語還是具備有效性的，有的時候甚至不是公民權的話語，而是非常傳統的、人道主義的、更加貼近切身利益的說法更能夠引起工友的共鳴，從而成為與工友一起討論并介入現實問題的線索。當然這可能也涉及到如何在這個基礎之上進行“再政治化”的問題。

　　最后一個是左翼知識分子與工人相結合的問題。我最近在反思為什么北京工人之家比較成功，而在上海的開展就很困難或者說需要很長時間去推動，要總結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功經驗，這里面可能會涉及到工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的問題。這個當中有兩點比較重要，其一是知識生產，不是為了“純學術”的生產，而要突破知識分子自身的局限，那樣的話，我們看問題和提問的方式就會不一樣，這種結合也是非常物質性的，必須基于和工友在有些日常生活的層面接觸共事，共同去做事情這樣一個物質性的過程。我和勞動NGO的葉忠林一起交流的時候，他的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比如說，他在看有些學術文章的時候覺得不滿意，有些文章不斷地重復提工人的問題是資本的壓迫，工人被商品化了。他認為這些東西是但凡關心一點工人問題的人都應該知道的，他所關心的是后面我們應該怎么辦，怎么促進工人再團結，或者說怎么去面對被壓迫被商品化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知識生產如果是和實踐結合起來的話，我們提問的方式會不同、目標也會不同。而這樣的結合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互相塑造的過程，我所說的“互相塑造”是指通過與工人做實質性的接觸，使我們實際的日常生活有一種疊加、融合、交織的話，那這里面就產生了一種互為主體的趨勢。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在這種結合的當中可以再去做力量對比的分析，因為很多時候就像呂途老師剛才說到的，有經濟上的謊言在，我憑自己的經驗經驗也感到有很多的事情、困難，矛盾與復雜性在里面，這其實還是由于認知不夠。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在一起可能更有利于我們去清理這些問題，去分析現在的力量對比到底是一個什么狀況：我們的敵人的情況，我們的統一戰線到底是和誰在一起?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可能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最后我想說我特別佩服工友之家的地方就在于，它在不同的階段都能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主要矛盾，如果我們回顧它的發展歷程，會發現它在每一個時期做的事情都是針對當時的主要矛盾。比如說，一開始是文化建設，再到后來是做打工博物館，等于是在文化創作的過程中不忘歷史，去梳理建構工人自己的歷史，然后它又做同心實驗學校，回應皮村打工子弟的教育這一迫切的現實問題與矛盾焦點，后面它又做團結經濟，我覺得是更厲害的了，走到了經濟基礎這個層面了。我特別想學習的地方就是它在每一個時期都能發現主要問題并做出針對性的實踐，并不斷地發展到現在的這樣一種意識和能力。

　　我的想法就說到這兒。謝謝。

　　錄音整理：李詩頔、李欣然(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生)，文稿經發言人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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