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編者按：近日朋友圈、QQ群都在傳：1月8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紀念日——這個是真的。周恩來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今年是其去世的第40個年頭。周恩來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奉獻而廣受尊敬。周恩來早年曾赴歐洲勤工儉學，在德國，他經常到工人中去，考察工人的政治、經濟以及勞動情況，廣泛觀察深入研究歐洲的工人運動，于1922年撰寫了《論工人運動》。

　　20年代初,歐洲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時期，周恩來在這篇文章中,他詳細地論述了怎樣組織工會,工會運動的目標、行動等一系列問題,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利地指導了工人運動的發展。時間已經過去近100年，盡管文章有部分并不適用于今天，但諸多內容仍然對今天有重要意義！

　　1966年9月，周恩來同大慶油田“鐵人”王進喜(左)、任丘油田32111鉆井隊副指揮兼總工程師張仲民(右)等親切交談

　　“工會”這兩個字，依英文Trade Union，人都譯作“工聯”，依法文Syndicat多譯為“工團”，依德文Jwerkschaft亦似可譯成“工聯”。但據我們想，在中國勞動運動中，為求便于運動，合于工人們向用的慣例起見，似還是一律都稱作“工會”為妥。我們的主張如是，特地先在此提說一下。

　　工會和行會

　　在工會運動以先經濟社會中，本有行會組織的痕跡，這不但歐洲如此，便中國也是同樣地循著這個途徑發展起來的。只是行會和工會究竟有別，他們各自的基礎和本質，都有他們各自的生產狀況做依據，決不是僅從他們團體的形式上看來便可武斷地說他們無甚區別的;便是英國一部分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行會式”社會主義，在他們思想中容或有受了舊日行會組織暗示之處，來主張分散大工業，行產業自治，但實質上生產狀況既異，經濟組織已變，無論怎樣改法，終不會循著原道而回，與舊制恰相吻合的。在手工業自由市時代生出的行會，也只有產業的封建式社會能容留他，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一開始，他所存留的組織痕跡便飛得無影無蹤了。同時應運而生的，便是工會運動。工會組織多是建筑在賃銀勞動工廠勞動者的身上，這與歐洲中世紀依著家庭工業而生的行會組織完全不相同了。組織根據既異，運動的目標也完全不能相比。行會目標重在自和，彼此希望畫一交易標準，俾各無損傷，這是由個人協商中生出來的組織。至工會目標，則重在外抗、協助，以圖自存，這可以說是由個人自由競爭中反映出來的組織。目標的分別既明，我們由此可知一個時代的生產狀況，影響于一個時代的勞動組織至巨，絲毫不可以假借。凡是違背了這個進化的趨勢來圖改造，沒有不失敗的。行會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不易使人傾信，多半因緣于此。

　　1958年9月，周恩來和開灤煤礦工人在一起

　　工會運動的目標

　　工會的組織既是應著產業革命而必須生出的組織，于是這種運動乃成了有意義的運動。惟是工會運動的目標究何在呢?依衛布(webb)說，這個目標是在于保護和增進工資的標準。白壬他諾(Brentano)和宗巴爾(Sombart)則說，工會是用以補助其會員在罷工時候的缺乏和要求增加工資，以保護他們的利益的。這兩種簡單的解釋，在工會運動開始的十九世紀確呈如此傾向。又，第二國際曾接收奧國產業主義者白勞恩(A.Braun)的解釋，謂工人的組織乃是以這永久的工銀職業組合于資本制度的范圍內，來保護勞動狀況的改良，并為阻止情狀變壞而奮斗。但這種解釋我們是不能滿意的，我們深知道依著產業集中和勞動階級加大的趨勢看來，工人的組織決不會自安于在產業內為一部分的職業組合，他必要振拔起來掩蓋全部產業。從前在歐洲罷工也算是犯罪的，工會的組織也是時時受政府和資本家干涉的，但現在資本社會卻認工人團結的勢力為不可侮了。依此趨向，我們乃敢大膽說，工會運動是要改良工人狀況，引導工人為經濟的奮斗，協助工人政黨圖謀工人階級的解放，取消工銀奴役，以達到最后共產主義的勝利的。這樣目標，一定有些舊式工團主義者和產業主義者，以為這是出了工人應做的范圍了。其實未來的世界，應是勞動者的世界，不當再存有私有產業的人，在他們原是承認的。欲實現這種理想，不從政治和經濟革命中雙方打出，難道聽著資本政府永遠逞著他的威權，使工人階級受著無盡的剝奪么?我們信真正懂得工會運動目標何指的人，必不甘如此地坐以待斃。況且工團主義所自出的法國工團，現在已變了“所有政權歸工會”的口號了，迷信僅以總同盟罷工和以產業自治便能實現共產社會的工會運動者，亦可以醒醒了罷!

　　1962年6月，周恩來視察長春拖拉機制造廠

　　工會的組織

　　組織工會的份子，據極嚴格的意義說來，自以在工廠、礦山和交通機關中的賃銀勞動者為最合格。但據一般情形說，則凡是賃銀勞動者，無論其為工業的、農業的、商業的或社會公務的，無分其為勞力與勞心的，皆有從事工會組織的任務。換言之，便是工會組織本是極普遍的，但工會運動卻須依著近代生產狀況的變化和資本主義的直接影響，而以前述的三項勞動者為其中堅。

　　組織工會的方式如何?依著舊有的慣例，多是從同職業的聯合下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年，歐洲的工會運動大半都依著這個方式做的。然而這種職業組合現在卻已漸漸露出他的破綻來了。他的不利之點約略是：1.勞動組織本貴乎力量集中，職業組合常常因職業類別太多，反將勞動者分得太零散了。2.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爭斗貴乎步驟一致，乃同一產業中的勞動者常常因所屬的職業組合各別而互異其見，致罷工怠工等事常易生出許多內部阻礙。3.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職業組合常常因同一產業中的組合不一，致使全產業的狀況，任何種工人方面都不能知曉。這三種缺陷，都是很明顯的事實。現時彌補這些缺陷的，便是產業組合運動。產業組合是要以產業類別為聯合的出發點，而非僅以各個人的技能和職業類別來分組合。舉例來說，如礦工組合，昔日除去坑夫以外，尚有礦中工程師、救火夫、機器師、坑夫書記等等組織，而今則都可統屬于一個礦業工會之下了。這種趨向在英、德各國的大產業組織中已多見諸實行，而且尤便于要求產業國有和工人參加管理的進行。至在革命后的俄國，則此種運動已成工會組織的普遍方式。現時俄國的產業組合分得極其簡明，總其數不過在二十種上下，而每種工會所包含的人員都極其眾多，運用亦極其靈活，這便是產業組合適于為工人階級奮斗的一個明證。

　　周恩來在哈爾濱電機廠視察

　　聯合職業

　　工會的組織無論其為職業的或產業的，其開始的進行，總當以各個地方的某種職業或某種產業的勞動者聯合為組織的單位，本此單位然后再進而求一區一省的聯合組織。省是以政治關系分的，區則多以經濟關系為別。例如中國的京漢、京奉……的鐵路工會，招商局、太古……的海員工會，株萍路礦工人的聯合，便全不是用省界可以畫分開的。由省或區的聯合，進而為全國的聯合，再進而為國際的聯合，在這條聯合線上，永遠是以某種職業或是某種產業為聯合的標準的。另外的一條聯合線，便是開始系在一個地方的各種工會的總聯合上頭。由此地方總聯合的單位，乃進為一省的總聯合，進而為全國的總聯合，更進為國際的總聯合。在系統上說，這兩條聯合線的前進，原是很清顯的，但實施起來，國內國際全不易按步就班去走。其中錯雜最甚的是國際間的聯合，尤其是在勞動革命預備期中的國際聯合。我們看看現在兩個國際工會(莫斯科的“赤”和亞姆斯特丹的“黃”)的決戰和各個國際部分工會的破裂情狀，便知此種變態是不可遏止的了。

　　周恩來與社員在田間親切交談

　　工會的行動

　　工會運動的目標有了，工會的組織成了，緊接著一步便是須問我們如何運用此工會機關。解答這個問題，須顧及我們運動的目標而分作兩項來說：一項是革命前的預備，一項是革命開始后的奮斗。在前一項中，起首的活動便是掃除勞動運動的障礙和增進工人的地位。這種活動方法須視各國的情形而定，并須因各國特異的情形而各異其方針。同樣的工業先進國，在英、美所急的是失業工人問題，在德、法便是八時工制的動搖問題。在政治上雖同是防范復古派的抬頭，但在德國第一步是保住共和，在法國是反對資本政府侵略政策，在意大利直須反抗現政府而維護勞動者的生存了。至在工業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則政治上的活動常常急過本身的狀況改善。其在事實上也是非等到帝國資本主義的束縛略見解放以后，工人所受的壓迫常不易減輕。顯著的例，便是中國。中國現在要拿舊式工團主義和產業主義的空想來限制工會行動，則不但工人階級翻身無日，便是中國的全民族恐怕也要永遠奴役于世界帝國資本主義的重軛之下了。勞動運動的障礙減少了，工人的地位增高了，但這個決不能滿足工人希望，工人最大的活動還是革命。以工會的機關來促進工人的階級覺悟，宣傳無產教化，散布革命種子，這實是現今各國工會運動中的最大任務。

　　其次說到革命開始后的奮斗，此層我們只須拿俄國工會現時所擔負的職務來說。俄國工會——特說為產業組合——“在今日實是種種產業中所有工人的永久組合;他實足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重要基礎之一;他要轉移他的重心到經濟組織的領域以內，以圖在為共產社會建設和消滅社會階級的工人所有努力中來作有力的參與”(第一次產業組合全俄會議的決議文中語)。至參與的事權最顯著的便是各個工會都有督理各自所屬的產業的生產和產業狀況之權，在地方上，工會聯合會為公共經濟會議的重要參與分子;在全國，則全國工會聯合會(俄名為全俄職業同盟會議)得選出三十人為全俄最高經濟會議七十名定額中的委員，一邊地方公共經濟會議及其他機關又得間接選出其代表補其余額。由此可見，工會在俄國實已握住全俄的經濟生命了。其在政治(即蘇維埃)方面，則各地蘇維埃選舉雖云由勞動者直接選出，但情勢上實與工會有極密切的關聯，此又無能否認的。革命后的俄國工會責任如此，特與革命前的各國工會責任相較，可說一個是在建設，一個是預備破壞了。

　　工會與工黨

　　“工黨”這個名詞我們是用以代表一切屬于勞動階級的政黨，并非指某一黨說。工會與工黨在向來的慣例，多是成為一種對等和聯立的形勢。舉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柏白爾(A.Bebel)時代便以為社會黨是管政治方面事，而工會是管經濟方面事的。因此，他們遂決定凡有必須以同盟罷工來做武器的時候，雙方必須開對等會議來決定，這便是所謂對等權利的原則。但這種見解在我們看來是錯誤的。工黨的組織本是集一部分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和少數愿從事勞動運動的中等階級中人而成的，他在作用上，只是要做成勞動運動的先驅、社會革命的向導，來率領勞動群眾。他本應除掉工人利益而無其他利益，他的行為如能獲得工人的信任，則工會對他自不論政治的、經濟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否則，像叛賣工人階級在大戰前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勞動黨、法國社會黨……雖也算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究有何用？因此，我們乃知工黨和工會的關系是極密切而永不相欺的。世界革命的完成須要全世界的勞動者先組織起來，而在這組織和革命的期中，尤要認一個忠實的工黨來作工會的指導，使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好源源不絕地走入工黨。真實的例子便是俄國革命的成功，乃正因為工人階級有了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啊!

　　本文原載一九二二年12月15日出版的《少年》第6號，署名“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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