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文章《60年來中國工會的三次大改革》

　　第一次大改革的社會背景

　　談及中國工會的第一次大改革，必須首先提及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兩個歷史事件：一是1948年8月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大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總結了白區和解放區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恢復了全國工會的領導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下文中的“全國總工會”和“全總”都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簡稱]，制定了迎接全國解放和解放以后全國總工會工作的基本方針。在這次大會上，李立三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并負責主持全總的日常工作。因此，李立三后來成為推動中國工會第一次大改革的主角。二是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并提出了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此后的工會工作就在這個指導方針下展開。

　　究竟應該怎樣依靠工人階級?李立三認為：“我們依靠工人階級，必須依靠工會，如果沒有工會組織，就無法依靠這個階級，并且必須把工會工作做好才行，否則只是空談和口號”。要想依靠工人階級，就必須首先以工會的形式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使之成為有組織的隊伍。當時全國工人的實際規模是：產業工人不到300萬，連全國手工業工人及一切體力、腦力勞動者都計算在內有1500萬至2000萬，但其中有組織的工人還不過200萬。1949年夏天召開的全國工會工作會議提出，要用一年左右的時間把全國1000萬至1500萬工人組織起來。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組織任務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

　　當時為什么要提這樣的組織任務?或者說，為什么要求如此迅速地壯大工會組織?這涉及工會的任務和作用問題。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城市中的中心工作是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其他的工作，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等，都應該圍繞并服務于這個中心工作。后來，李立三也強調，在生產企業中，工會組織的中心任務是教育并組織工人職員群眾樹立新的勞動態度，遵守勞動紀律，組織生產競賽，愛護公共財產，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作風，以保證生產計劃的完成。在行政機關中，工會基層組織的中心任務同樣是教育和組織機關工作人員樹立新的勞動態度，遵守勞動紀律，組織工作競賽，提高工作效率和精確性，反對文牘主義與推拉作風，向官僚主義作斗爭，以保證行政工作計劃的完成。因此，健全的工會基層組織能團結全體工人職員為完成生產計劃或工作計劃而斗爭，是各級行政部門完成自己任務的最好保證。可見，當時之所以要迅速壯大工會基層組織，主要是出于生產建設的考慮，即利用工會組織來保證生產計劃或工作計劃的完成，從而達到鞏固新政權的目的。不僅要把工人組織起來，李立三還希望通過工人把他們的家屬也團結到工會的周圍。他說：“在任何一個城市中，雇傭勞動者加上他們的家屬，都占城市人口半數以上……如果工會能把所有的雇傭勞動者都組織起來，并把他們的家屬團結到工會的周圍，便可成為人民政府在城市中的最主要的支柱”。

　　要想取得上述效果，必須保證工會組織對工人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這正是當時工會力圖改革的動力所在。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李立三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第一次大改革所設計的新工會的理想形象

　　要想依靠工人階級，就必須首先以工會的形式把他們組織起來。

　　然而，此時的工會工作人才不但十分稀缺，而且幾乎都沒有在新政權下開展工會工作的經驗。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1949年7月23日-8月16日，全國總工會在北平召開了歷時25天的全國工會工作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李立三不但致開幕詞和閉幕詞，而且還做了工會組織問題和工資問題的報告，并就勞資關系問題做了長篇總結發言。在這些報告和發言里[此外，當時在其他場合(如有關的會議)的講話以及后來為全總起草的文件里，李立三亦闡述了自己的有關觀點]，李立三對新工會的理想形象進行了如下設計。

　　（1）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它是有階級性的。所以，不是工人者不能加入工會。資本家的代理人——廠長、經理、工頭等，他們實際上是代理資本家來壓迫工人的，也不能讓他們加入工會。

　　（2）工會和政黨是有根本區別的。如加入共產黨，起碼的條件是要相信共產主義，群眾組織則是沒有政治條件的，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加入，甚至相信三民主義、佛教、基督教、道門等都可以加入。因為群眾是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不能拿政治條件來限制。否則，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會走向關門主義。

　　（3）工會的干部必須由會員選舉，不能委派。工會選舉不應與黨的選舉相同，在工人選舉中，提出（候選）名單是不行的，因為這樣他們不贊成也不敢說，而應該由工人提名，一個一個討論，而且要用秘密的無記名投票的形式才行。只有這樣，才能代替委派制，才能使工人知道工會是自己的，才敢批評，才能使大家負責任，關心工會。

　　（4）工會一定要收會費，會費一定由會員自愿交納。工人交納會費的意義有二，一是可以保證工會的經費，二是可以促使工人關心工會，過問和批評工會的工作。不許由行政在發工資時代扣會費，扣會費是懶惰的辦法，而且會失去會員交納會費的本來意義。

　　（5）工會經費要獨立，以工會的會費去做工作。如果由行政和黨出錢辦工會，工人就會認為這是行政或黨的工會，與自己無關。這種官辦的工會搞起來是沒有作用的。我們的工會應是工人群眾自己辦的，不應是官辦的。

　　（6）工會干部的薪金要由工會會費開支，也即工會干部要吃群眾的飯，不吃公家飯。只有這樣，工人才會覺得工會是自己的，才會要求工會的干部為工人做事，在工會工作的干部也會因此對工人負責。

　　（7）工會不民主是工會脫離群眾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主是工會的靈魂，沒有民主，工會就會成為僵尸。只有實行民主，工會才能成為真正的群眾組織。工會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決定。共產黨雖也可以決定，但是只有通過黨員的宣傳，說服群眾，使群眾自己相信黨的決定，才能把黨的決定變成群眾的決定，而不是黨決定如何就如何。那是命令主義。

　　（8）工會受上級工會領導，除上級工會外，誰也不能命令工會。國營、公營企業中的工廠管理委員會是行政組織，工會是群眾組織，共產黨是黨的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獨立的，誰也不能向誰下命令。工會不能命令黨，同樣黨也不能命令工會。黨的領導是依靠黨員執行黨的正確的政策和對群眾的說服教育，依靠黨員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來實現的。黨對工會的領導，是通過黨在工會中的黨組和黨員來領導工會，使黨的意見變成群眾的意見。

　　（9）解決私營企業中的勞資糾紛時，工會是代表工人利益與資方交涉，不是調解勞資糾紛。如果工人提的要求過高，工會可以說服工人，與工人商量好，再代表工人向資本家提出交涉。工會是代表工人的，工會說服工人，一定要站在工人的立場，而不能站在中間的立場。工會宣傳勞動政策，也要站在工人的立場。有不少地方的工會脫離群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站在了資本家與工人兩個階級之間來進行調解、仲裁勞資糾紛，使工人覺得工會不是代表他們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10）訂立集體合同是解決勞資糾紛、實行勞資兩利的中心環節。訂立集體合同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民主運動，因為訂立集體合同既關系到每一個工人，也關系到每一個資本家，因而通過訂立集體合同，可以把每一個工人動員起來，把每一個資本家動員起來。訂立集體合同只有民主的方式才能搞好。在訂立集體合同時，工人必然要全體參加，這是動員群眾、發動群眾的最好辦法，也是教育群眾的最好辦法。

　　（11）國營企業中的雇傭關系是一種公與私之間的關系，即雇主是全體人民，被雇者是全體人民中的一分子。在國營企業，雖然沒有階級對抗，沒有剝削關系的存在，但在有關工人生活的具體問題上，在勞動條件問題上，公私利益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矛盾。這是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還需要有代表工人群眾的工會組織以及工會還需要執行保護工人群眾利益任務的客觀基礎。（企業）行政應當尊重作為工人群眾的代表機關的工會，不應當要求工會“唯命是聽”，把工會變成行政機構的職工科或政治部性質的組織。

　　（12）企業中工會組織的中心任務是搞好生產。要想搞好生產，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使工人自覺地、積極地努力生產，這就要求必須關心和照顧好工人的生活。因此，搞好生產與保護工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統一的。

　　當然，李立三的以上設計并不是憑空想象的。筆者認為，李立三設計的參考依據主要有三：一是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或有關文件的精神。

　　這一點，李立三當時說得很清楚：“我們不能說黨對工會工作不重視，或者說重視不夠。不但各地黨委如此，就是黨中央對工會工作也很重視，指示調頭等的干部做工會工作……特別對工運政策，全總一切大的指示，沒有一個不經過中央的，沒有一個大的問題是中央不注意的。”二是以往工會工作的教訓。早在1945年，中央職委就了解到，邊區工廠實行一元化領導后，“有些工廠的管理人員，缺乏民主作風，把工會的獨立工作‘化’掉了，一切由廠長包辦，或者只是命令工會去做，把工會作為支差機關，把工會主任當為通訊員，致使工會處于被動的地位，無事可做，或不能解決問題，而在群眾中失去威信。”1949年，李立三也指出：“現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工會不是大家辦的。這里有三個問題，委派、命令、包辦，以致工人認為工會是共產黨辦的，不是大家辦的。在北平這個問題最嚴重，組織時干部都是上面指派的，因而使工人不把工會看成自己的，這樣的工會是假的，既然是官辦的，做壞了誰也不敢說不對，這是過去大家習慣了的。”三是蘇聯工會的一些做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李立三主要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總結以往工會工作的經驗與教訓并參照蘇聯工會的一些做法的基礎上，設計了上述新工會的理想形象，旨在真正把工會辦成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從而保證工會對工人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一次力圖進行大改革的后果

　　實際上，工會工作并未完全按照李立三所設計的那樣順利進行。

　　1951年1月1日，《工人日報》發表的《密切聯系群眾，鞏固與擴大工會組織》的社論就指出，1950年全國工會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還存在著脫離群眾的現象，如有些工會干部還不善于關心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不知道站在工會工作的具體立場上，代表工人群眾主動向行政方面提出解決工人最迫切的需要的問題。許多工會領導機關以至基層組織中的干部，至今仍然是委派的，許多工會組織缺乏民主生活制度，存在強迫命令和包辦代替的作風等。10天后，《工人日報》又發表了《工長辦工會好不好》的社論。該社論也指出，不少地方的工會基層組織出現了行政干部同時兼任工會干部、生產小組長同時就是工會小組長的“工長辦工會”的現象。該社論認為，這種違背工會組織群眾性的做法，使工會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必須改變這種少數人包辦工會的現象。盡管如此，茀萊徹認為，在很多方面，1949-1952年稱得上是工會與工人的蜜月期]可是，后來事情的發展表明，李立三已經沒有機會來改變這種現象了。

　　1951年12月22日，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通過了《關于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決議》。該《決議》在肯定了三年來全國工會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著重指出全總的領導工作犯了三個重大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應由李立三負責，第一個重大的錯誤是關于工會工作的根本方針問題。認為“李立三同志關于國營企業工會工作的根本方針，不是強調公私利益的一致，而是特別強調公私利益的矛盾”，因而“完全錯誤地走上了狹隘的經濟主義的道路”。第二個重大的錯誤是關于工會與黨的關系的問題，認為李立三的領導是在引導工會離開共產黨的領導，是嚴重的工團主義的錯誤。第三個錯誤是關于處理具體工作的方法問題，認為李立三在處理工會組織問題、集體合同問題、工資問題和勞動保險問題等具體工作上都犯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的錯誤(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對李立三所犯錯誤的詳細分析，見李富春，1989.針對有些人對此次黨組擴大會的決議所提出的種種懷疑和反對意見，1957年9月5日，賴若愚在全總黨組擴大會議上一一進行了反駁。1981年3月，全國總工會黨組對李立三的問題進行了復查，得出結論認為：1951年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認定李立三犯了嚴重的工團主義、經濟主義、主觀主義錯誤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均應推倒;應該撤銷當時所作的《決議》，恢復李立三的名譽]李立三犯了如此“重大的錯誤”，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被調離全國總工會，由他設計并推動的工會改革也因此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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