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調查】“基本工資低，多加班才能多掙錢”
專家認為，如果正常的勞動報酬長期低于勞動者付出勞動所應獲取的額度，就會扭曲工資價格信號，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價格確定機制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12月6日發布《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勞動力一般周工作小時數約為45小時。高于《勞動法》中“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和《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中“每周工作時間為40小時”的相關規定。
報告還顯示：超過60%的加班雇員是“自愿加班”，過半數加班雇員“自愿加班”的原因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回報。記者調查發現，部分企業故意做低計件工資或基本工資，員工為了獲取較高的工資收入，不得已“自愿加班”。
但也有專家指出，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運營困難或者承擔生產成本較重，這些成本因為不可變動，自然要轉嫁給勞動者，所以企業只好在可變動的勞動力成本上想辦法。
加班潮熱度不減
今年4月，某知名公關公司做了一組“北京加班大廈TOP10”榜單，細數北京燈火通明的“加班樓”。隨后，各種不同版本的“北京加班樓”陸續涌出，吐槽聲此起彼伏，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緊隨其后。
網絡的熱議，印證了加班現象的普遍存在，“加班熱”可能降溫，但從未退燒。
小王是北京某知名互聯網公司員工，這家公司的辦公大廈在多個版本的“北京加班樓”中榜上有名。小王告訴記者：“加班是公司的常態，每天最少平均加2個小時的班，晚上8點之前，很少下班過。”他坦言，這種現象幾乎成了公司約定俗成的習慣，而擁有這種習慣的企業遠不止他們一家。
超時加班，并非是工作壓力大的白領專屬。
在河南省某調料品加工廠的包裝機械車間，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一條生產線旁，3個身著白大褂的工人一組，1個人接調料，1個人用熱收縮機封口，1個人分袋裝件……
41歲的王桂花便是這樣一名一線工人，每天負責和團隊的另外2個人把雞精裝件。這些雞精中，有100克一袋，有2000克一袋，也有2270克一袋。
按廠里的叫法，他們是“件值人員”，計件拿錢，多勞多得，不分節假日和雙休。
雖然是廠里的正式員工，但基本工資扣完養老金后所剩不多，“王桂花們”要想掙錢，只能靠“一個勁兒地干活”。從早上7:30準時到廠，“一口氣干到下午5:00”，在9個半小時的時間里，她必須要站在流水線旁不停勞動。
她是“件值人員”，工資按完成的件數算，廠里也沒有提過“加班”，因此她甚至沒有加班概念。
“我更像是給自己干活，干得少了賺的就少。”王桂花說。
王桂花這樣的計件工人，在制造業中并非少數。
據了解，企業用工的工時有3種，分別為標準工時制、綜合計算工時制、不定時工時制。《勞動法》對標準工時下的加班有著比較嚴格的規定，一是限制加班時間，應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1天，同時每天加班一般不超過1小時，特殊狀況下也不能超過3小時，每月不超過36小時。
自愿加班源于經濟或考核壓力
讓人吃驚的是，這種超時加班并非企業強制，而是“職工自愿”。
王桂花每天裝125袋每袋100克的雞精，才能賺1元錢，以當地的物價水平，只能買1個燒餅。
由于基本工資很低，所以工廠里的“王桂花們”每天只能盡量多裝雞精才能賺到維持生活的費用。在工廠效益最好的時候，王桂花一天得裝超過1.6萬袋雞精，賺120元錢。
“別無選擇，基本工資低，只能多干活多加班，不干活真的沒錢啊!”
除了王桂花這樣的“件值人員”，廠里還有像趙軍一樣的“噸值人員”，每天負責把“王桂花們”裝好的成品用小叉車，從包裝車間運到倉庫，從地上2層運到地下1層。
相比包裝工，趙軍的工資構成就簡單多了——按噸算錢，1車1噸，1噸4.35元。活兒多的時候，43歲的趙軍一天能拉30~40噸，從早上7:30忙活到下午6:00，連干11個小時。說起工作時長，趙軍感嘆：“咋不累呢，一干就是一整天!”
但沒辦法，他現在最是“緊張”的時候，家里兩個孩子，一個上大學，一個讀高中，“張嘴就是錢”。對趙軍而言，一天能干11個小時，都是一種“幸福”。他甚至生病了都不敢休息，因為休息意味著沒錢賺。
“基本工資就這點兒，不加班不行，我還盼著活兒多，多加班才能多掙些錢。”
“趙軍們”和“王桂花們”想到的無非是多掙點兒。
“自愿加班”在有的企業也并非都是因為加班費在工資總額中占比過多。
在北京市另一座“加班樓”內，從事公關工作的小張對記者吐露心聲：“之所以加班，是因為公司有績效考核體制。”小張說，公司里有強烈的競爭氛圍，同事間都在比拼績效，“每月底和每年底，領導都會給每一名員工打分，這關系到獎金、升職、個人形象等一系列問題。”
“不加班就沒法突出業績，給人留下懶惰的印象，甚至還會讓領導以為你不忠，給你穿‘小鞋’。”
《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顯示，近20%的加班雇員是表達對企業或組織的歸屬和忠誠。
杜絕把成本壓力轉嫁給勞動者
中山大學調查中心負責《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加班問卷調查的史雨婷博士解釋，雖然社會總體用工市場有所下降，但加班者的用工時長卻有所增加。其中，由于電商和物流的迅猛發展，相關領域勞動者的加班人數增長尤為突出，運輸、倉儲、郵電行業職工的加班人數比例增長了51%。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主任梁玉成認為，勞動者放棄個人生活，而選擇自愿加班，總體來說是因為經濟上的壓力。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持相同觀點，“‘自愿加班’現象的出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用人單位支付的勞動報酬偏低，勞動者靠正常工作時間所獲取的勞動報酬往往難以滿足自身及贍養人口的生活需要。”
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用人單位往往在勞動者的工資構成上想辦法，“很多企業拿最低工資給工人計工資，這已經成為一個慣例。”梁玉成告訴記者，在一些地區的加工制造業中，最低工資已經異化成了工資標準。要想掙超過最低工資的錢，需用加班才能獲得。“企業基本工資過低，是勞動者加班的直接原因”。
蘇海南對記者說，“如果正常的勞動報酬長期低于勞動者付出勞動所應獲取的額度，就會扭曲工資價格信號，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價格確定機制。另一方面，會對勞動者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響，無法保證勞動者權益和拉動勞動者消費，不利于擴大內需。”
他還強調，即使對企業，也有不利的影響，“依靠延長廉價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反而降低了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長此以往，企業也就不再進行技術革新和改造了，不利于企業產品升級和健康發展。”
當然，用人單位，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也很無奈。蘇海南強調，當前部分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面臨著非常大的壓力，“這與我們國家的流通環節、能源、原材料等成本負擔太重有很大關系，此外，稅費負擔也有減輕的必要。”
由于中小微企業承擔的許多成本是不可變動的，所以只能在可變動的勞動力成本上想辦法。蘇海南強調：“不要再讓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在半死不活的狀態下掙扎，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他們把成本壓力轉嫁給勞動者。當然，這需要一個長期的努力，短期很難實現。”中工網記者 楊學義 李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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