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的學習能力，以前很少有人從這一角度來進行總結。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學習型政黨，強調學習的重要性。而毛澤東就是一個具有非凡學習能力的人，堪稱是我黨在這一方面的典范。

　　什么是學習能力，對于小學生來說，是聽、說、讀、寫、計算、思考等學習課業的能力。對于黨政干部來說，一方面要具有善于向書本學習的能力，一方面又應具有吸收、感悟、轉化理論知識和各種信息的能力，即是說能夠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自己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聯系，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能力。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前者，就會成為空頭政治家，容易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沒有前者，也就失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前提，不注意向書本學習，忙于事務，容易看問題膚淺或眼界狹窄，陷入事務主義或者說是經驗主義的錯誤。二者兼備，才能在不斷變化、紛繁復雜的各種形勢面前，掌握各種決策的主動權，才能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闡述毛澤東的學習能力。

　　一、毛澤東喜歡讀書，讀書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讀書使他成為善于總結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家

　　毛澤東讀書的特點之一，廣收博覽。毛澤東從幼年起，就勤奮好學，酷愛讀書。幼時喜歡讀歷史小說，稍長對時事新聞、國家的前途發生極大的興趣。十九歲那年曾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半年，廢寢忘食地閱讀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青年時代主張先博而后約，“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如此來達到“取精用宏，根茂實盛”的境界。其無論和老師、同學的通信與交流，都離不開談讀書、談形勢。這期間他廣泛涉獵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昭明文選》、《韓昌黎全集》、《讀史方輿紀要》、西方的“倫理學原理”，以及《楚辭》、《詩經》，先秦諸子的學說，還有唐詩宋詞和歷代各家駢散文等等。延安時期他在抗大的一次校務辦公會議上提出：“只要是書，不管是中國的、外國的、古典的、現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獵。”他還要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知識面要寬一些。新中國成立后，他曾提出要把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所有圖書都給他配置起來。顯然，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主席，每天有數不清的事務需要處理，他卻像一個學者一樣，要把這兩個出版單位出版的書籍，購來閱讀，可見其讀書的熱情，以及閱讀的廣泛。到他逝世時，他的藏書已近十萬冊，其中批注、圈劃過的達四千余冊。除此，他還經常向一些圖書館借書。由此可窺其博覽群書之一斑。毛澤東閱讀的范圍，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志。就哲學來說，不但讀基本原理，也讀中外哲學思想史，還讀邏輯學、美學、宗教哲學等等。所以不論是外國政要還是中外學者，一般來說都被他的淵博學識所征服。劉大杰說：毛主席對中國歷史、文學資料之熟悉實在驚人，古今中外有這么大學問的領袖實在少見。羅斯·特里爾在《毛澤東的后半生》一書中評價：“本世紀中期沒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領導人——甚至連戴高樂都不例外——像毛澤東那樣讀那么多書。”

　　毛澤東讀書的特點之二，充分利用空閑時間。有些人總覺得自己事務性工作相當多，沒有時間讀書，聽起來也頗有些道理。但毛澤東不能說不忙，卻沒有影響其讀書。這如何解釋?一句話，毛澤東嗜書如命。他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但不能不讀書。他總是能夠抓住一切點滴的時間讀書，讀書成為他生命的必須。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回憶：“毛澤東是一個讀書不知疲倦的人。讀書忘記睡覺，讀書忘記吃飯，是常有的事。”長征路上，毛澤東因患病躺在擔架上行軍，但在搖搖晃晃的擔架上還讀馬列的書。當年在長征路上同毛澤東一起行軍的劉英有一段這樣的記憶，她說：“毛主席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對我說：“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毛主席就一邊躺著看書，一邊從口袋里抓麥粒吃。劉英的回憶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毛澤東讀書的情形。后來，人們看到毛澤東的床上有一半放滿了書，廁所也放了不少書，這說明他在睡前要讀書，如廁也要讀書。毛澤東外出開會或考察時，在飛機上讀書，在火車上讀書，每到一地，先要借地方志來讀。1959年毛澤東外出時，攜帶上百種圖書。可見，他的生活離不開書，讀書已成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對于毛澤東來說，最怕的是沒有書讀。當年在井岡山上，由于敵人的封鎖，曾有幾個月看不到報紙，非常痛苦。1929年春毛澤東領兵來到贛南閩西，看到了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給中央寫信說：“真是撥云霧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此后他多次給中央給朋友寫信購書。請購書一批，……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到了陜北，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他立刻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幫他購買書籍。每當新書進來，就像牛進了菜園一樣，貪婪地閱讀。正是這樣一種讀書精神，作為一個政治家卻通讀了有四千萬字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把任何點滴的時間都充分利用起來，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作為學者若能夠通讀二十四史，也屬十分難能可貴了。

　　毛澤東讀書的特點之三，活到老、學到老，始終保持學而不厭、學而不止的旺盛學習熱情。在延安時期，他號召青年同志讀書時說：“年老的也要學，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學9年零359天。”總之，是天天都要學習，一刻也不能停止。毛澤東除了工作，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直到晚年病魔纏身，仍然讀書不止。眼睛看不見了，請他人代讀，自己用耳朵聽。眼病稍好后，不顧醫生勸阻又是手不釋卷。直到去世前一年，還在有的大字本封面上寫下了1975.8再閱、1975.9再閱的字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其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里插著鼻飼管，在醫生對他全力搶救的情況下，還看文件、看書十一次，共兩小時五十分鐘，而這些文件和書則是由別人用手托著來看的。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止，讀書不止。

　　毛澤東讀書的特點之四，注意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毛澤東喜歡讀書，但他不唯書，特別注意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他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6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逐漸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一些受教條主義束縛的同志卻拒絕接受這個中國革命的經驗。在他們看來，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認為“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是”否認理論”的“狹隘經驗論”。

　　當時的毛澤東書讀得很多，但對于馬列的書，的確沒有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讀得多。為了說服這些同志重視中國的實際情況，注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注意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而求得發展，毛澤東首先充實自己的理論頭腦。因此，就有了毛澤東在長征路上惡補馬列著作的情景，就有了毛澤東在陜北和延安發憤讀書的情景。初到陜北時，書依然很少，他見到幾本哲學新書，就立刻如饑似渴地閱讀，斯諾記載：“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在陜北和延安，毛澤東批閱的哲學著作有十幾種。其中對李達、雷仲堅合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寫了約一萬二千字的批注，最長的一條有一千多字。摘錄艾思齊的《哲學與生活》三千字，并把他抄錄的內容，送請艾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還要當面討教。”學習的態度十分虔誠。經過幾年的發憤讀書，他將讀書的理論所得，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寫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批合乎中國革命需要的且具有創造性的理論著作，全面闡述和回答了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中國向何處去等一系列問題。

　　毛澤東由于酷愛讀書和思考，他在成為一個偉大革命家、理論家的同時，又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問家。1936年—1937年，為了實現國共合作，毛澤東給黨外各派人士寫了大量的書信，這些充滿文采又不失真誠的信件，給眾多收信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更是收到了好評如潮的贊譽。不少文化人被毛澤東的魅力所征服。毛澤東儒雅的風度，深厚的文化功底不僅使他個人的魅力大大增強，也為共產黨得分很多。

　　二、善于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使毛澤東走在了同輩人的前列，并為黨提出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與他同時代的人相比，比較重視調查研究。從理論淵源上講，他有比較強烈的主體意識。早在青年時代就強調要在中國做事，就必須了解中國，1920年3月14日，他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所以，毛澤東的調查是一種比較自覺的調查。他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時候就和同學蕭子升做過一個月的調查，走了5個縣。如果從大革命時期算起，到1934年，他先后做過20多次調查，有文字留下來的，共有14份。沒有留下文字的，是那些調查材料丟失了，毛澤東本人記得最清楚的是衡山調查，對農講所學員的調查，上井岡山后的兩次典型調查的材料都丟失了。他說：“損失別的不傷心，損失了這些材料我比較傷心。”毛澤東之所以傷心，因為這些材料是對一些情況的真實記錄，是他制定正確政策的基礎。

　　毛澤東善作調查研究的特點之一，他對于事關革命全局和人們議論紛紛的重大問題，首先想到的是調查研究。1926年在北伐軍所經之地，湖南農民迅速行動起來，掀起了農村大革命。結果卻遭到一片非難。說農民運動“過分”了，是“痞子”革命，“惰農”運動，“糟得很”等等，國民黨上層向共產黨施加壓力，要求限制農民運動。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卻認為農民運動的勃興有逐漸向“左”發展的危險傾向，擔心會破壞聯合戰線，會危及國民革命運動，因而會議決定限制農民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參加了會議。本來他認為國民革命要想成功，必須有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階級之特權，否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不會根本倒塌。如今農民行動起來了，是一件大好事，卻受到“滿城風雨”的非議，他也感到心中無數。于是毛澤東專門到湖南農村進行實地考察，先后考察了5個縣，歷時32天。

　　在32天的徒步考察中，毛澤東感到在各縣鄉下的所見所聞和在武漢、長沙的所見所聞完全兩樣，他同時感到中共中央的農運政策有很大的缺點。2月1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主張在農民運動中采取新的路線”。這條新路線就是：中央要敢于站出來為農民講話，積極支持農民運動，駁斥那些污蔑7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向各界說明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這期間農民有一點過分的行動也是對的，不要采取“洗會”、拘捕的方法，那樣只會助長敵人的氣焰，等等。同時，毛澤東還日夜不停地趕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為農民運動叫好。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報告》寫出后，立刻受到媒體的關注，多家報刊相繼發表和轉載，并出版了單行本，產生了極大影響。由此，毛澤東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積極倡導者，被稱為“農民運動的王”。同時，也遭到“一切敵人之所痛恨”。在中共黨內也受到陳獨秀等的排擠。毛澤東沒有退縮，繼續堅持他的調查所得。在他的筆下，農民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順著這一思路出發，他最終為中國革命找出了一條通向勝利的道路。

　　毛澤東善作調查研究的特點之二，對于關系中國革命勝負的重大決策反復調查研究。土地革命時期，黨要領導土地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正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只有正確地解決了土地問題，黨才能贏得農民，才能贏得革命的勝利。但是，對于這一問題除了蘇聯的經驗，黨沒有任何自己的經驗，所以解決起來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為此，毛澤東不辭辛苦，作了大量深入而又細致的調查研究。毛澤東說：“我做了四個月的農民運動，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后來，他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了一個多月，并寫了考察報告，他仍然覺得“我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他總結說：“從我個人調查農村來說，是經過了六七年的時間的。”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起義軍上井岡山之后，為了保證黨制定出正確的土地政策，他繼續進行深入的農村調查。經過一年的調查總結，1928年12月制定出井岡山《土地法》，后來毛澤東說：“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都是原則錯誤，后來都改正了。之所以出現這些原則錯誤，應該說都是參照蘇聯而來的。4個月后，毛澤東又制定了一個興國《土地法》，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內容有一點重要的變更，就是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的改正。但其余各點均未改變。1930年5月，毛澤東利用紅軍分兵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縣作了他當時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查，接連開了十多天調查會。毛澤東說：尋烏調查，是我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還沒有全盤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的這個調查。他還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但毛澤東仍有不滿足的地方，他說：“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在隨后的幾年中，毛澤東又先后做了多次調查，除逐步改正了上述的原則錯誤外，對一些尚未搞清楚的問題弄清楚了，并制定了有利于中農、貧農和雇農的土地政策，還制定了黨對流氓的策略：“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針對中央蘇區階級成分的混亂情況，他根據調查所得，親自撰寫和主持制定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議》，規定勞動是區別地主與富農的主要標準，剝削量是區別富農與富裕中農的主要標準。這些政策的逐步完善，徹底擺脫了蘇聯經驗的束縛，為黨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土地革命路線。

　　毛澤東善作調查研究的特點之三，凡是有利于認識客觀實際情況的事情，隨時進行調查研究。1931年6月，毛澤東對警衛員說：“一個領導者要把調查看作吃飯一樣經常、重要，一天不串門，就像一天沒有吃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所寫的調查材料中，絕大多數都是在行蹤不定、常常打仗的戰爭間隙做的，有的甚至是在村口吃飯時調查的、有在緊張的會議期間調查的。他不放過任何可以調查的機會，1926年5—9月，他在廣州利用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8的機會，要求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寫出他們家鄉的情況或寫信調查家鄉的情況，然后將學生調查所得匯編成《農民問題叢刊》出版。直至1961年，他還為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發動學生憶寫的幾千首民歌丟失一事，感到可惜。他說：“從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許多東西。這幾千首民歌后來丟了，非常可惜。”1927年初毛澤東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順手同一個衡山的獄吏交談，毛澤東說：“我跟他談了一兩天，他談我記。”第一次使我曉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他對這個材料的丟失也感到非常的可惜。上井岡山時調查的兩個材料丟失了，讓他感到傷心。可見他對調查工作是十分重視的。

　　毛澤東善作調查研究的特點之四，是恭謹勤勞，甘當群眾小學生的態度。在調查中，無論調查對象的地位高低，都把他們當做自己“可敬愛的先生”，備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并同到會人展開討論”調查之后，認真整理調查所得的材料。也就是說，毛澤東是一個手、腦、口非常勤快的人。毛澤東的調查雖然絕大部分都是在戰爭年代所做，但他整理的調查材料則一絲不茍，其中《尋烏調查》一篇，竟達8萬多字。一般說來，紅軍作戰頻繁，居所不定，毛澤東既要指揮打仗，又要管理軍隊，還要創建根據地，竟能抽出時間用手用毛筆寫出8萬多字的材料，沒有對調查的重視和革命的熱情是很難想象的。

　　毛澤東善作調查研究，在開始階段，也許還處在自發階段，但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入，他的不少正確主張常常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黨中央的指示相違背，并受到紅四軍內部同志的批評和中央的批評。批評他的依據往往是馬列主義的本本(當時不叫教條主義)，這使毛澤東感到頗大的無奈。為什么自己的正確主張不被人們接受呢?總是與那些本本相悖呢?通過反復碰撞，毛澤東逐漸有了新的認識，關鍵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于是，1930年5月毛澤東寫作了《調查工作》(后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開頭就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其次指出：“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那些認為只要遵守'本本'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第三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第四預言：“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篇文章提出了一條新的思想路線，即注意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

　　毛澤東這些閃光的思想，是他善作調查研究工作的結晶，也是他善作調查研究的重大收獲，為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沿著這一思路走下去，到1938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

　　三、勇于實踐，實踐使他解決了中國革命面臨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確立了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這是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講的，是他經過多年戰爭生死考驗的經驗總結。從毛澤東本人來講，他喜歡讀書，但并不輕視實踐，相反更加看重實踐。

　　毛澤東重視實踐的特點之一，凡是一切重要活動都是積極參與或是積極領導。在辛亥革命前夜，17歲的毛澤東對政治有了一點興趣之后，就在校園里貼出大字報，說“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雖然顯得非常幼稚，但卻表現了他積極參與的精神。辛亥革命起來后，他報名參加了新軍，認為應該積極參與去推翻封建統治。他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學生為學校收費不滿而議論紛紛，他寫出文章貼在墻上驅逐校長張干。直系軍閥兵敗湖南，向長沙撤退，他積極組織學生護校，人稱“毛奇”。五四運動前夜，各地興辦學會，他積極組織同學創辦“新民學會”，共謀發展，做一個新民。一師畢業后，他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并自辦新民學會通訊集。五四期間，他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行動，在湖南領導開展學生運動。學生運9動受挫，他馬不停蹄領導開展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驅張運動結束，他在湖南搞起自治運動，辦文化書社，辦俄羅斯研究會，辦湖南自修大學，創辦中國共產黨湖南黨組織，然后參加中共一大等等，各種活動他都是沖鋒在前，積極嘗試。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國開展工人運動。毛澤東回到湖南，身先士卒，下礦井，往鐵路，訪工人，湖南的工人運動被他搞得轟轟烈烈，成為全國最好的省份。由于在工人運動中取得驕人的成績，毛澤東因此受到陳獨秀的重視，被提拔到中央工作。到了中央，他一面協助陳獨秀主持中央的工作，一面積極開展國共合作事宜。在上海，他精心組建上海國民黨黨部，湖南黨部。國民黨一大召開，他在會上積極發言，受到孫中山的重視。到1924年底，毛澤東31歲，這時的他已經有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如上所述搞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國民黨工作、共產黨工作，辦報、開書店、辦學會、辦學校等等，這些經歷成為他青年時代的最大財富，為他日后成為黨的領袖積累了豐富經驗。

　　毛澤東重視實踐的特點之二，不放過任何有利于革命的實踐活動。1924年底，毛澤東離開上海回鄉養病。這之前，他是中共中央局委員，1925年1月，中共四大即將在上海召開，但毛澤東卻因病離開了中央工作。他回到家鄉不久，就一邊養病，一邊投入到農民工作中去。他在韶山走村串戶，創辦農民夜校、建立農民協會，發展農民入黨，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村黨支部，20多個雪恥會。這年8月，他又領導開展了農民平糶運動。韶山的農民運動，在湖南震動極大，毛澤東因此遭到湖南省長趙恒惕的通緝，他不得不逃出家鄉前往廣州。這一段開展農民運動的實踐活動，使毛澤東有兩大收獲：一是發現農村的階級斗爭非常激烈，貧苦農民對改變現狀有著強烈的要求，具有很強的革命性;二是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依靠的力量——農民。如果說，這以前他還認為工人力量太單薄，民族資產階級左右搖擺，對革命能否勝利心存憂慮，現在的他，則信心大增。從此開始關注農民，并以主要精力研究農民問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能夠率領起義部隊毅然上山，帶領部隊在山溝里轉，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與他堅信農民的力量是分不開的，與1925年看似偶然的家鄉農運實踐是分不開的。1925年的家鄉農運實踐，為他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重視實踐的特點之三，對于關系革命成敗的主要工作親自嘗試。1927年5月，在毛澤東看來任什么力量也阻擋不住的湖南農民運動，唐生智手下的許克祥只用一個團的兵力，一夜的工夫就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和共產黨的組織打入地下。毛澤東的預言就像空中的氣球被擊得粉碎。他曾一度心情蒼涼，不知如何是好。也正在這個時候，他要求到實踐中去，到湖南工作。經過到湖南實地的工作與考察，認真地分析整個中國社會各種力量的興衰，他悟出一個道理：農民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主要原因是手里沒有槍，而蔣介石和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他由此得出結論，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取得的。他率先領悟到應以軍事斗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雖然他的觀點并不被當時黨中央和其他同志所接受，但他刻骨銘心的感受，已下定決心要拿起槍桿子開展武裝斗爭。

　　瞿秋白在實踐中認識到，我黨有獨立見解的要算毛澤東，因而想請毛澤東到中央工作。但毛澤東卻選擇了到革命的前線去闖的道路。所以，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一個人義無反顧地到湖南去領導秋收起義。

　　事后來看，毛澤東的這一決策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估量都是十分正確的。他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失敗之后，當機立斷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他由此成為黨內第一個上山的人，創建了中國革命第一塊根據地。他本是一介書生，通過戰場的生死搏殺，使他的才華充分施展。上山途中，乃至上山之后，面對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都是關系中國革命成敗的大問題，都只能在革命的實踐中探索與解決，在上海的中央是不可能解決的。如上山途中的部隊，松松垮垮、逃兵不斷，怎樣才能使這支部隊保存下來，毛澤東首創支部建在連上的方法，使紅軍有了凝聚力。部隊上了山，如何生存下來，他規定了紅軍的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面對紀律渙散、約束力不強的紅軍，他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密切了軍民關系。紅軍如何建立自己的地盤，即如何建立根據地，毛澤東提出了政權建設的思想。小小的紅色政權能否長期存在，紅軍將士感覺憂慮的時候，他利用作報告、寫書信的方式，全面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苦口婆心地答疑解惑，預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小的紅軍如何戰勝強大的敵人，毛澤東和朱德總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中央堅持以城市為中心，擔心紅軍成分都是農民，而失去無產階級先進性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思想建黨、建軍的問題，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在紅軍內部發生如何界定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了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原則。

　　當時的毛澤東所領導的雖然只是若干紅軍中的一支，若干根據地的一塊，他的視角雖然不是中央負責人面對全黨全軍那樣的情況，但他戰斗在第一線，所要解決的問題，恰恰是全黨全軍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于是毛澤東和朱德在戰爭實踐中所總結的經驗，迅速被介紹到各支部隊和各個根據地。同時，毛澤東通過艱苦的帶兵打仗，建立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逐步地感受到中國革命不能走蘇聯實行城市武裝起義的道路，而是應該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雖然當時的人們，還不認識這一正確的方向，但隨著革命的曲折和發展，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毛澤東也因此被全黨所認識。

　　1935年，在毛澤東成為黨的主要負責人之后，他把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通過做報告、講演、講課，寫文章的方式，上升到理論一一進行總結，逐漸構建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形成了毛澤東思想。

　　綜上所述，如果毛澤東不喜歡讀書、寫字，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他即使有再多的革命實踐經驗、調研成果，也很難寫成《實踐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等不少科學著作，來指導全黨全軍的工作，至多只能是一個實干家;如果毛澤東沒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實事求是的調研精神，他喜歡讀書寫字積累的文化功底，也很難轉化為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科學著作。既喜歡讀書寫字，又善于調查研究、勇于實踐，這三大特點毛澤東集于一身，使他登上了時代的最高峰，成就了一生的偉業。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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