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周恩來總理誕辰紀念日，《黨建》雜志獨家刊發此文，謹以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

　　周恩來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學習周恩來的領導藝術和領導作風，對于全黨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根本上說，周恩來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優良的領導作風，與他堅定的信念分不開。他一生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不動搖，堅定中華民族騰飛于世界的信念不動搖，堅定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不動搖。信念的光輝照亮了他的一生。與他偉大的奉獻分不開，他70余年如一日，26年如一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經常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從來不知道疲倦。與他深厚的修養分不開，他具有深厚的理論修養與多方面知識修養，集東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頓地學習，一生踐行理論聯系實際原則，一生堅持行重于言。更與他高尚的品德分不開，他對人民、對國家、對領袖始終忠心耿耿，越是在艱苦環境下，越是在危難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轉折關頭，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氣越是充分顯現。縱觀周恩來偉大光輝的一生，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的領導藝術，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是貫穿其中鮮明的主線。周恩來在長期領導革命和建設、治黨治國治軍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領導藝術和領導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寶貴思想財富。

　　周恩來領導藝術和領導作風，具有以下重要特點。

　　一、舉輕若重，廣大精微

　　周恩來日理萬機，是舉輕若重的大師。郭沫若稱贊周恩來“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如電火行空”。周恩來為了讓毛澤東集中精力思考戰略性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把大量精力放在處理具體事務、具體問題上。有一次，一位曾經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問周恩來為什么這樣做?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么也講這個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周恩來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總管家，是政務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舉輕若重，無論是復雜問題，還是簡單問題，都處理得自然流暢，井井有條，節奏分明，有聲有色。中國有一句古語：“致廣大而盡精微。”周恩來具有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懷，他的格局是廣大的。他一生又養成了精益求精、細致入微的嚴謹作風，他輕中見重，以輕濟重；小中見大，以盡精微而致廣大。

　　以周恩來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解決糧食問題為例。根據周恩來工作臺歷的記載，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現仍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注數字70處，批注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來的手跡。這些報表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是周恩來極端負責精神的生動見證，也是周恩來舉輕若重領導風格的生動體現。 

　　周恩來的舉輕若重，貫穿了他的一生，既體現在他處理紛紜變幻的外交工作上，也體現在他處理繁重艱巨的國內事務上;既體現在他處理中美、中蘇、中日等大國關系和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國際事件上，也體現在處理周邊關系的棘手問題上;既體現在處理三年經濟困難調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經濟、政治、軍事問題上，也體現在處理繁雜瑣碎的日常工作上。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崇高威望和歷史功績，既得益于毛澤東的刪繁就簡、舉重若輕、高瞻遠矚、戰略運籌；也得益于周恩來的事無巨細、舉輕若重、殫精竭慮、夙夜在公。毛澤東思想培育了幾代中國人，周恩來作風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周恩來。毛澤東舉重若輕的戰略決策，為周恩來舉輕若重的具體落實，解決和處理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矛盾、困難和問題，創造了根本前提和條件;周恩來舉輕若重的具體落實，則為毛澤東舉重若輕的戰略決策，排除了瑣碎事務的具體干擾。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們兩者之間的互相補充、互相依存關系也是這樣明顯。對于一個領導集體來說，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相結合，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最佳組合。

　　二、求真務實，以誠持國

　　周恩來在1962年2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把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獨具特色地闡發為四條方法論原則：“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他主張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真話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認為，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的同志之間，就更應該能說真話、聽真話。正因為如此，他在總結我們黨領導建設的經驗時，指明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對黨的最高決策機構說真話。他這一思想和要求，對困難時期了解實情、做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聽則明”、能聽不同意見而著稱。

　　1961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十年來的建設經驗時，專門提出要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在他提到的六條思想方法中，有五條涉及尊重客觀規律，不能超越實際的問題。其中指出：不斷革命論必須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不能超越革命發展階段;主觀能動性必須與客觀可能性相統一，不能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甚至蠻干，對客觀可能性估計不足，結果破壞了生產力;革命熱情必須與科學精神相結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實施理論和思想時，不能與現實脫節;必須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周恩來在各種實踐中，尤其在指導實際部門的工作時，極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周恩來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在內政外交事務中，周恩來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及其對事實的準確把握，都令人嘆服。他經常召集各部門的負責人開會，每次會前他不僅仔細地閱讀有關文件和材料，而且對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問題都作了認真的考慮。在開會時，他從不急于做結論，而總是先問情況并提問題，且對不了解實情、不掌握具體事實的干部進行批評。同時，他不滿足于書面材料和聽取匯報，而是利用一切機會，向來自實際、來自基層的同志了解情況。在外交活動中，他事先對對方的情況，對談判所涉及的材料的歷史、過程和現狀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實作論點的根據。

　　周恩來一生會見外賓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層次地結交了無數“畏友”、“諍友”，周恩來成為人們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產黨人。為什么呢？根本在一個誠字。周恩來以誠待人，以誠持國。大至國家關系，小至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周恩來的誠信，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

　　周恩來在朋友中起核心領導作用，但他從不以領導者自居。朋友們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對他無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領袖胡子昂是周恩來在抗戰時期結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說：“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觸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觸，開一次會，談一次話，都令人感動，令人流淚。”他說：“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許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作《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不是空泛地講道理，而是首先從自己講起，他說：“講到改造問題，我想還是先從自己講起。我中學畢業后，名義上進了大學一年級，但是正趕上五四運動，沒有好好讀書。我也到過日本、法國、德國，所謂留過學，但是從來沒有進過這些國家的大學之門。所以，我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今天在你們這些大知識分子、大學同學面前講話，還有一點恐慌呢。”他接著說：“拿我個人來說，參加五四運動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造。也許有的同志會說：你現在擔任了政府的領導，還要學習和改造嗎?是的，我還要學習和改造。因為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認識，這樣才能夠進步。三十年來，我盡管參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部門做了一些負責的工作，但也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如此推心置腹、開誠布公的講話，深深地打動和感染了廣大與會者，也深深地打動和感染了廣大知識分子。

　　三、顧全大局，辯證包容

　　周恩來被贊譽為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大師。凡是與周恩來有過接觸的人都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周恩來分析問題細密、周全、透辟，他把認識對象的辯證關系揭示得淋漓盡致。

　　他是歷史上少有的做出來的比說出來、寫出來的更豐富、更生動的人。不論是在黨內協助毛澤東運籌帷幄上，還是在獨立領導地區和部門的獨立決策上;不論是在處理繁重艱巨的國內事務上，還是在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上;不論是斗爭順利的條件下，還是在形勢險惡的環境中，他都能熟練地運用唯物辯證法，集“清醒頭腦和靈活策略”于一身。民主革命時期，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秘密斗爭和在談判桌上同蔣介石反動派斗爭，他對毛澤東制定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運用自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建國以后，作為共和國總理，為他運用唯物辯證法治理國家，提供了更大舞臺。

　　周恩來提出，對每一件事情都要認真研究、仔細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他總是告誡做具體工作的同志：“遇事要仔細想，分析研究，看是屬于哪一類性質，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時也要分析壞的一方面。要培養思考的能力，頭腦不但要記憶，并且要想，必須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來的一生，正是循著獨立思考、分析研究的路子認識和解決問題的。

　　周恩來曾經有一個精辟的比方。他說：“一個人生著兩個耳朵能聽話，生著兩只眼睛能看東西，生著兩個鼻孔能聞味。聽話，能聽正面的，也能聽反面的;看顏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聞味，能聞香的，也能聞臭的。所以，人體的機能也是合乎辯證規律的。我們必須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辨別是非。”周恩來強調：“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學會兩條腿走路，都要設想一下對立面，否則就容易片面。”“兩條腿走路，就是對立面的統一”，“這是我們的哲學思想，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方法”。他曾用兩條腿走路方針闡明了文藝工作十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關系：既要鼓足干勁，又要心情舒暢;既要力爭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藝術性;既要浪漫主義，又要現實主義;既要學習馬列主義，又要和實際相結合;既要有基本訓練，又要有文藝修養;既要政治掛帥，又要講物質福利;既要重視勞動鍛煉，又要保護身體健康;既要敢想、敢做，又要有科學的分析和根據;既要有獨特的風格，又要兼容并包。

　　四、求同存異，堅定靈活

　　周恩來在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矛盾和解決問題的時候，不僅僅看到矛盾關系的對立屬性或斗爭屬性，而且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意義，提出了求同存異的重要原則。

　　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他反復強調團結問題。他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義上給“團結”下了一個定義：“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

　　這一思想后來在新中國的外交中突出地體現出來。他認為，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應該撇開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國家制度和國與國之間的各種差異去找共同點，雖然這種共同點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甚至是滲透著尖銳的矛盾對立的，但是，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這一相對同一的途徑才能妥善解決。周恩來在各種外交實踐中，還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求同存異”原則：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意識的國家之間，要“從異中求同”;對社會制度或歷史遭遇大體相同的國家之間，應“求大同、存小異”;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行為，則應“求同抑異”;而在中美建交中則采取“求同立異”的做法。這種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多渠道的求同存異方法，反映出周恩來解決國際關系問題的高度政治智慧。

　　周恩來在一生的豐富實踐中，堅持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

　　一方面，周恩來在領導工作中強調領導者首要的問題就是立場，要求共產黨人“要有堅持原則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爭中審查理論原理和原則”。在黨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黨性，反對政治空氣稀薄”，摒除庸俗空氣。

　　另一方面，周恩來認為，堅持原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原則，原則性必須通過靈活性才能真正體現出來。只有當原則性和靈活性很好地結合時，才能產生完整、正確的策略方針，也才能取得預想的成功。他經常提醒人們：我們固然要堅持原則，要有堅持真理、維護真理、當仁不讓的精神。但是，“一個原則、真理、政策在實際中實施，是要費很大的力量，做許多的具體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體化，擬定出多樣化的具體政策和靈活性的策略來實現真理、貫徹原則。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準確地把握妥協的時機、場合和分寸，以實現堅定的原則的杰出才能，也充分體現了他對堅持原則與善于妥協的對立統一關系的深刻認識。他認為，在外交談判中，只講斗爭而不講妥協，往往要犯“左”的錯誤，其結果常常會使談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講妥協而喪失原則，又往往會犯右的錯誤，其結果可能導致外交失利，甚至喪權辱國。

　　五、知人善任，依靠群眾

　　中國有句古語：“得人者興，失人者崩。”王夫之說過：“能用人者，可以無敵于天下。”周恩來一生求賢若渴，愛才如命，任人唯賢，知人善任。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建國后，在周恩來的身邊，總是聚集著一大批才華橫溢又肝膽相照的杰出人物。

　　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組建的幾屆內閣，都是人才濟濟，為國家任用和培養了大批人才。

　　1957年，在我國研制原子彈的過程中，中國科學家要去蘇聯參觀。但蘇方提出，他們的火箭、原子彈，必須是相當級別的官員或者相當高軍銜的人才能參觀。當時錢學森沒有軍銜，怎么辦?而錢學森去不成，我們的計劃必然要落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果斷決策，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事實上，錢學森回國后，國家一直是按將軍等級給予待遇的。當時，錢學森看文件與少將同等，保衛工作按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對待，工資是特一級，當時國務院進口了少數蘇聯吉姆車，周恩來撥給錢學森一輛。錢學森當年跟著馮•卡門老師去德國柏林、不倫瑞克考察德國的V—2火箭時，曾授予他上校軍銜。周恩來說：列寧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個忠誠愛國的大科學家為什么不能當一個將軍呢?他念了龔自珍的詩：“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說：美國人還是蠻有度量的，40年代就給一個中國科學家上校當當。按照清朝的晉升制，他也該是當中將的時候了。這成為50年代我國核武器研制過程中的一段佳話。

　　李四光是我國杰出的地質學家，是個不喜歡多說話的人。抗日戰爭時期，李四光在重慶兩次見到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人民政府就醞釀召開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周恩來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國后再開。李四光聽說周恩來等他回來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深感黨的信任，剛一到北京，就開始考慮全國地質工作問題。一天下午5點左右，他們正在埋頭工作，忽然進來兩位同志對李四光說:“李先生，有位中央負責同志來看你。”李四光剛剛站起身，周恩來已經跨進了房門。李四光萬萬沒有想到，周總理工作那么多，會親自來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來報告、請示地質工作的問題。周恩來認真聽完后說:“我們的事業正在開始，不論是工業還是國防，都和地質工作分不開。地質工作要先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我們就打算召開第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那時候我想，沒有個掛帥的，一定要等你回來。”李四光聽了周恩來這一番話，感動極了。他本想向周恩來辭去科學院副院長的職務，現在再沒有勇氣說出口了。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李四光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新中國第一任地質部部長。

　　周恩來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偉大創造力量，號召全黨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60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紅旗”的缺點錯誤時曾說：“要承認我們知識不夠。現在只要我們接觸實際，深入群眾，每天都會發現許多新事情，我們知識有限，看得不夠。”在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即“從群眾中來”方面，周恩來堪稱楷模。在實施一定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過程中，周恩來還善于做細致的群眾工作，說服群眾。他強調：決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須依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不能由少數人強制解決，致犯命令主義的錯誤”。他認為：“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有時需要經過等待的過程，等待群眾的覺悟。”在解決“到群眾中去”的問題上，周恩來也作出了表率。

　　正因為周恩來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心里每時每刻都想著群眾，因此，人民群眾也發自內心地呼喊：“人民的總理人民愛，總理和人民心連心。”

　　六、謙遜實際，平等待人

　　中華民族謙遜實際的作風，集中、充分而完美地在周恩來身上得到體現。“活到老、學到老”，是他終生不渝的座右銘。早在幼年時代，他就養成了好學深思的習慣，練就了常人達不到的記憶力。他既學習書本知識，又學習實踐知識;既學習前人的間接經驗，又學習當代人的現實經驗，他持之以恒地從同志、朋友甚至敵人那里，汲取著無窮的智慧。

　　他嚴于律己，從不掩飾自己的缺點，不掩飾自己的錯誤。辭世前夕，他強撐著參加賀龍元帥的追悼會，連向賀龍遺體鞠了7個躬，還對家屬致歉，自責沒有保護好賀龍元帥。他在我們黨的領導人中，是最勇于自我批評的人，也是自我批評最多的人。他制定的《自我修養要則》，恪守終生。

　　周恩來身居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崗位數十年，但他始終把自己當做普通勞動者，當做人民公仆。他不論對什么人，從不擺架子，從不以領導自居，在他身上看不到官氣的影子。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周恩來堅持深思熟慮、慎之又慎。他認為國家面貌的根本改變，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的努力。周恩來認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給子孫后代帶來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圖把子孫后代的事情都做完。

　　周恩來是我們黨內最懂得知識分子，最善于做知識分子工作，而又最為知識分子愛戴的一位卓越領導人。他在擔任共和國總理后，曾經三次發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他生前在知識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交了大量知識分子朋友，其深刻影響，在今天人們仍然能夠感覺得到。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周恩來認為，“所有民族都是優秀的、勤勞的、智慧的，只要給他們發展的機會;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給他們鍛煉的機會。”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因為中國“人口眾多”是漢族，“地大物博”則在兄弟民族區，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應互相依存，互相團結才有利”。他特別要求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應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學習研究兄弟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說：“風俗習慣常是一個民族一個，因此，風俗習慣也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

　　周恩來特別注意率先垂范，同少數民族群眾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最感人的事例是1961年3月，他在云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與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數人民群眾共度傣族新年──潑水節的生動情景。潑水節期間，周恩來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裝與群眾一起歡度節日。望著傣家裝束的人民總理，各族群眾熱淚盈眶，連呼毛主席萬歲，周總理好。潑水時，周恩來到達景洪街頭。開始群眾都用柏枝蘸著銀碗里的清水禮節性地灑在總理身上。當總理看見有些群眾用大盆潑水時，也拿起一個大盆潑起來，各族群眾一下消除了拘束，紛紛用大盆向自己的總理潑來。

　　依照傣族習俗，潑水節時，水潑得越多越熱烈就表示彼此越親近、越尊重。警衛人員要用傘給周恩來遮擋，他讓把傘收起來，說：“不要緊的，要到群眾中去和大家一樣。”他對當地干部說：“傣族群眾的每滴水都是熱乎乎的，我一點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風俗習慣才能和各族人民心連心啊!”各族人民每回憶起這一天都激動萬分，他們說：“周總理潑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們身上，甜在我們心里!”穿一身民族服裝，跳一段民族舞蹈，潑出一盆盆象征友誼的銀水，映出一張張笑臉，這些熱烈感人的畫面，一下子拉近了總理同人民之間的距離，這種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無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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