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共產黨人的試金石與最大政治優勢　　

——紀念偉大的毛澤東同志誕生118周年　　

前不久，南方報系的一位記者勇敢地站出來說出了一句實話：“毛時代沒有知識分子所喜歡的那種民主自由，但那個時代也沒有貪污腐敗，沒有妓女、沒有吸毒和黑社會，沒有艾滋病，沒有官商勾結，沒有包二奶，沒有豆腐渣工程，義務教育學費很低，看病有公費醫療，醫生也不拿紅包，還深入鄉村去給農民治病，這些條，今天的社會能做到其中一條，都很了不起了。”（《拒絕妖魔化毛時代----是是非非1949-1978》）　　

只要一提到那個沒有資本剝削、兩極分化、貪贓枉法、買官賣官、雇兇殺人、假冒偽劣、黃賭毒黑、下崗失業、拖欠工資、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血汗工廠、黑窯黑礦、拐賣人口…的年代，人們就會充滿自豪感與幸福感，就會自然而然地回顧那個時代的領導作風，干群關系，黨在廣大人民中的威望，政府與老百姓的唇齒相依，難忘那個在毛主席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揚眉吐氣領導吃苦在前以身作則國威天下的光明時代。……那個“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時代，正是毛澤東的領袖風范和他始終不渝的群眾路線鑄就了那個時代的金光大道——　　

一個人的榮譽與威望是靠他的言行建立起來的（一個政府、一個政黨亦如此）。最初“粉碎四人幫”與“改革開放”所以得到廣大人民擁護，是因為毛主席創建的黨與人民政府之前一直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為人民服務，人民對黨與政府有無限的信任和深深的依賴，人民總是相信黨和政府的一切決策與號召。主席去逝后，人民依然認定“山還是那座山，墚還是那道墚”——加之許多“轉型”都打著“為民造福”的旗幟，所以你做的任何舉措在人民不了解真相以前都會因“前人栽樹”而得到“庇蔭”。但當后來人們一步步發覺前后的巨大反差——一個為公，一個為私；一個為人民大眾，一個為少數權貴——突出表現在豪華氣派的樓堂館所、威風八面的衙門作風、官僚腐敗、退休雙軌制、“公務員”偷偷摸摸加薪、及官場潛規則市場潛規則造就為數驚人的“官二代”“富二代”令公平正義蕩然無存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之后，原先垂范建樹起來的廣泛信任與擁戴（群眾基礎）就毀于一旦：江蘇宿遷市今年上半年曾試探“群眾不滿意的事”征集活動，結果短短的20天就征集到“群眾不滿意的事”651件……（《文萃》報　2011-05-30　）。如此這般，最終便出現人們普遍的心理逆反——“假的我們不信，真的我們也不信”的局面！這就好比一個小偷，當他被捉住時寫下白紙黑字保證“永不再偷”并當眾賭咒發誓，善良的人們是會相信他并原諒他的，可他一被釋放（得勢）就舊病復發，以為人們已經信任他了，便有恃無恐，大偷特偷。你說，以后他再說得好聽，人們會再相信他能改惡從善嗎？列寧說：“政治上采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蘇共領導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　　

多少年來，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的思路下，以“轉型”的名義，究竟把哪些方面“改”好了？在哪些方面“和諧”了？使哪些方面更具“社會主義優越性”了？讓哪些方面更體現民生民主人格國格的“進步”了？又在哪些方面弘揚光大了共產黨人的革命初衷、執政宗旨而使“共產黨”更加名正言順、堂堂正正了？……我們的黨走過90年的歲月，究竟有多少值得回憶值得謳歌、又有多少值得反思值得總結的呢？——　　

為人民服務。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中共上海九屆市委十次全會上的講話中一針見血。“要群眾相信你，必須對群眾講真話，特別是要勇于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難道，一個“老實”，我們的干部都做不到嗎？一句“真話”，我們的領導都不會講嗎……？　　

從每年*萬件群體事件***萬人上訪再到“維穩”直逼“軍費”，不能不讓總書記在一次一個多鐘頭講話中130余處反復強調“人民”這個概念——說明什么？我們是繼續搞幾個“親民”的鏡頭來粉飾太平歌舞升平還是痛切反思？是繼續我行我素私字當頭還是重新回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陽關大道？“與其仰望星空，還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穢”，檢視過去，才能正視未來。讓我們用共產黨人的圣經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史創業史執政史作證——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為洋人進貢“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中央企業改革的成果，美國的投資者首先享受到。”　　

前建行行長郭樹清說：“中國可以不救A股，但不能不救美國。” 　　

“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利用外資逐漸演變成被外資利用。一條Levi's牛仔褲在美國的折扣店賣15～30美元，可在國內的專賣店卻要賣700元人民幣。一雙耐克鞋，美國賣60美元，在中國的專賣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幣。尤其讓中國人郁悶的是，其中很多國際名牌都還是中國造。 　　

一樣的商品，一樣的出身，美國人消費就是比中國人便宜，這種價格倒掛現象由來已久。與此類似的還有，國外名牌汽車全球召回，唯獨中國消費者很難獲得同等待遇……　　

從80年代開始，與外資合資合作，大肆對外出賣國營企業，中國28個產業，超過21個被西方國家所控制，至此，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每年都大量地外流……　　

外貿利潤的95 % 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國出口177億件服裝，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為3.51美元，平均每雙鞋的價格不到2.5美元；在美國市場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價格是10美元，中國蘇州企業所得僅0.35美元；羅技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2000萬個“中國制造”的鼠標，這些鼠標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中國從每個鼠標中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我們就是用這不到5 % 的利潤，積累了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們同時為國際壟斷資本貢獻了20萬億美元，相當于160 萬億人民幣，幾乎是全國80年的工資總額。　　

把全國人民的工資收入加在一起，除上這個國家的GDP，得到這樣一個數字：歐美最高，大約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東南亞包括菲律賓泰國是28%，中東伊朗土耳其這些國家大概是25%，非洲國家都在20%以下，中國是8%。全世界最低。 據中國扶貧開發協會負責人報告，2011年貧困標準有望上調到年人均純收入1500元 （低于印度。此前為1196元）。而聯合國的標準是每人每日1美元的消費水準，不足者屬于貧困人口，如此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將由目前的2688萬人大增到近1億。（　2011-04-04　 華商報） 　　

2006年，中國銀行業全面對外開放，僅此一年，外資就從中國狂賺了至少超過一萬億——根據網易財經報道，美國銀行擬將售出其持有的 255 億股建行H股： 2005 年美國銀行以每股 0.63 港元價格投資 30 億美元，比 2.35 港元的發行價低得多。美國銀行六年凈賺 287 億美元，投資回報率 1075%。

把西方人請進來還不算，中國還把自己的優質企業拿到美國上市，又讓美國人狂賺一把。南方某權威媒體頭版披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29億美元，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中石油就向紐約等股市散掉600多億元人幣的真金白銀。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來向海外投資者分紅高達1100億美元。而中國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剛剛超過2000億人民幣，不及短短幾年里白送洋人的三分之一。要命的是，這些企業賤賣給美國人以后，從此中國企業每年都得給美國人送去真金白銀；把同一個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富人和洋人十幾倍的價格賣給中國老百姓，誘餌就是賣給老百姓的高價股能夠自由地上市買賣，可是后來卻突然實行什么股權分置改革，把富人和洋人1元或2元買的股票和老百姓平均15元買的股票，按照同一個價格在市場上買賣。結果一邊是十幾萬億現金資產瞬間落入極少數富人和洋人的腰包，另一邊是數千萬股民的血汗錢灰飛煙滅。　　

2007年時國家統計公報表明：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控制權。后來的狀況更雪上加霜。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國退民進”化為今日的“國退外進”。 大部分私企老板感到的競爭壓力首先來自外資、外企和外國品牌，其次是部分官員利用權力創辦的私企。一些人批判“國進民退” 看起來是在為中國私企說話，但由于掩蓋了基本事實，其實是在為外企說話。這些年來，各地政府為爭相引進“世界500強”企業為政績和榮耀，恰好與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公私企業形成呼應。不顧一切所給予外資的特別優惠政策，使他們輕松取代了國企在這些行業中的優勢地位。放開讓外資進來投資和并購的兩頭在外（原材料和半成品在外，市場在外，加工組裝在內）開放模式的“捷徑”，最終導致很多行業逐步喪失了自主研發能力，使原來企業不僅缺少對核心技術的研發興趣，甚至失去了基本研發隊伍。　　

08年四川5.12地震，國家號召全國捐款，到5月底，全國捐款約250億，5.27日，中國建設銀行與美國銀行一紙協議，就雙手奉送給美國人超過250億；　　

還有，中國這些年在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往中，往往總是高買低賣，中國出口的許多產品，都是以極低的價格賤賣美國等西方國家（如稀土等戰略礦產品），08年，在世界石油達到最高位的時候，中國偏偏高位大量接盤，從西方國家手中購買了大量的高價石油，西方國家又從中國狂賺了一把。　　

我們可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開承諾外資與本國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而這三個平等政策，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一個都沒有。　　

1946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同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條約》，規定給予投資于中國的美國企業以國民待遇（還不是超國民待遇），當時遭到許多維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參政員激烈反對而難產。他們反對的理由是此條約將對中國民族企業產生擠壓作用。今天，中國企業赴外投資，如中海油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國鋁業收購澳大利亞必和必拓等等，都被這些國家視同對其安全的“威脅”而被拒之門外。就在兩會召開之前，中國華為公司收購美國一家區區200萬美元的電腦公司，遭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否決，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華為公司的老總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家經濟安全”與“階級斗爭”，人家可是一個沒忘！）　　

西方世界用知識產權壓迫我們，我們卻主動幫人家保護知識產權，幫人家掠奪我們發財致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惠及全球，哪個國家給了我國一分錢的使用費。全世界都吃上了雜交稻，哪個國家給了中國發明費。　　

“寧給友邦，不予家奴”，此刻，我們的財富創造者卻在低薪乃至討薪路上掙扎——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保羅•克魯格曼在中山大學中文堂與廣東各界進行了題為《中國奇跡與廣東創新》的對話中揭曉：“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是美國工人的4%。目前，即使墨西哥生產工人的工資也是中國工人工資的3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十多年來，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時1980年的17%不斷下降到2007年的11%。我們的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來進行直接投資和維持龐大行政機構的運轉，而沒有像絕大多數國家那樣用在公共服務、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等方面。更嚴重的是老百姓的“入不敷出”，不僅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香港和臺灣）的4.6倍。　　

前美國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曾放話“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有專家解讀多少年來的出口退稅政策，實際上是財富向國外轉移的過程——造成了國外很多商品比國內便宜得多，這等于用我們公共財政補貼了國外消費者。現在每年對出口的補貼和退稅高達5000億，美國就占近1/3。 　　

在我們向洋佬示好之時，洋佬們卻從沒忘掉向我們示威！　1995年9月27日　，在美國舊金山曾召開“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該會議認為：由于世界人口的過剩，世界將出現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采用布熱津斯基的“喂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茍延殘喘。”二是設法逐步用“高技術”手段消滅他們。這個會議的參加者有當今的美國總統布什、英國首相布萊爾、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義大師布熱津斯基等。 （《環視中國安全--形勢分析 力量對比戰略運籌》來源：《瞭望周刊》）執行“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反人類罪的急先鋒就是美國孟山都公司——它早先是越南戰爭中的生化武器——劇毒落葉劑“橙劑”的始作俑者，如今是全球90%轉基因作物的種子技術的提供者。　　

企業出口商品不造假沒有毒，而只有內銷產品才造假有毒；某某院一個“紅頭”就批準咱們成為全世界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唯一國家。消息傳來，全國民意滔滔、群情激憤，然而，某某院所屬的食品特供中心，某某院財政部食堂，包括推廣轉基因主糧的農業部幼兒園食堂卻都在此后宣布絕不食用轉基因食品，奧運會更是把轉基因和興奮劑一樣列為違禁食品。　　

上海世博會向全世界保證“決不讓一點兒轉基因食品流入世博會，所有前來參觀的外國人決不會誤食到轉基因食品，全部轉基因食品將只供給中國人”（其后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都禁止轉基因食品外供）；國訂食品標準內外有別一流出口二流內銷 （《2011-04-20 03:37 新京報》），連兒童玩具都有兩套標準：“毒玩具”在國內賣，好玩具出口國外。 （2011-05-28 08:00 揚子晚報）…….而鄰國日本的一貫慣例就是：日本企業生產的最好的產品都是給自己人用的！ （《把事實和真理攤在陽光下》一書）美國出口到中國的轉基因大豆每年達四五千萬噸，占據中國大豆市場的70-80%，中國的大豆油、豆奶、豆腐大多都成了轉基因大豆的制成品，可是，美國超市里，大豆制品卻全是非轉基因的。美國人不吃的轉基因大豆，日本、韓國、歐洲人也不吃（他們青睞的是有機食品），中國商務部和農業部卻對其敞開大門，讓轉基因大豆憑其低廉價格優勢沖擊我國大豆市場，讓中國人吃美國動物才吃的轉基因大豆、玉米、甚至稻米。中國農民種植的優質的本土大豆卻賣不出去。發達國家有保護公眾知情權的法律，消費者買了什么，是要明明白白告訴他們的。如果欺詐消費者，擅自出售轉基因食品，要冒坐牢的風險。視全中國人民的安危于不顧，進口日本受污染最嚴重的兩縣的食品，還口口聲聲叫喊“食品安全”。 “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你們（日本）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從對進口美國轉基因食品的曖昧態度，到進口日本兩縣食品，媚日媚美，□□喪盡。　　

據今年兩會后農業部官員答復對我每年大規模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的質疑時稱，這是WTO的規定。為了國際資本的利益，我們居然連保護自己人民生命健康和避免種族滅絕威脅的主權都被剝奪！此前2009年的　6月22日　，因懼怕美、日、歐（強行賤買我糧食、稀土等珍稀資源）將我告上世貿（WTO）之威脅，我財政部竟乖乖宣布取消糧食等出口關稅，降低稀土等資源出口關稅（這個WTO條款至今仍在對中國人民保密，誰也沒見過其中文版本）。　　

美國本土的轉基因糧食幾乎全部用于喂牲畜、制作生物燃料以及出口給中國人吃；　　

歐盟27國及俄國都嚴禁轉基因食品（也不允許用轉基因食品喂牲口）；　　

中央領導特供食品嚴禁轉基因；　　

2008年北京奧運會死防嚴守轉基因，絕對禁止短期來華的世界各國友人誤食轉基因食品；　　

2010年中國世博會嚴禁轉基因食品，以防范恐怖主義的級別嚴查轉基因，以防短期來華的外國友人誤食轉基因食品；　　

2010年亞運會嚴禁轉基因食品，糧食蔬菜等必須全部非轉基因，以防短期來華的各國友人誤食；　　

農業部官員嚴禁其機關幼兒園使用轉基因食品，以免子女受毒害，而農業部一直在敦促全國人民食用轉基因食品；　　

國家各部委建立嚴格的特供基地，保證其工作人員與家屬不受轉基因食品毒害；　　

2011年大運會嚴禁轉基因食品，嚴防短期來華的世界各國年輕大學生誤食；　　

非洲多個貧窮黑人國家公開宣布禁止轉基因食品進口，不愿黑人種族被轉基因滅絕。　　

有些事已荒唐到日進斗金的名星也看不下去——馮小剛在微博上痛批中國的美術學院研究生招生制度，指責英語門檻太高。他寫到：“中國的美術學院招研究生，往往畫畫好的天才因為英語不好而落選。英語好的往往專業很平庸。英語成了封殺天才的兇器。陳丹青為天才考生奔走疾呼無果，繼而憤怒辭去教授差事。真他媽不明白招的是畫畫的還是學英語的？您辦的又不是中央美術翻譯學院。為什么人家美國的美術學院招生不用考漢語？想起某年多倫多申辦奧運會未遂，多倫多老百姓歡欣鼓舞上街慶祝申奧失敗。記者訪問市民：為何不沮反愉？市民臉上洋溢著笑容,答：我們的正常生活終于可以不被打擾了；而連跟著美國資本主義化的印度遍地都燃燒著民族主義的大火，美歐等西方國家始終沒有找到控制印度知識分子的有效方法，在中國他們能夠發動起整個精英集團辱罵毛澤東，而在印度組織三五個人罵釋迦牟尼都不可能，以致在印度連肯德雞、麥當勞、可口可樂都賣不出去——人們不僅要問：號稱GDP銀牌的今日的中國，你到底怎么了？！                                     　　

稍有血性的國人更不會忘記某年的九一八國恥日，二百多日本男子到珠海集體嫖妓，小小珠海市的一家酒店竟能在幾個小時之內組織起300多妓女應召。　　

更惡劣的是：黑龍江方正縣當局花費近百萬元，為日本「滿洲開拓團」逝者樹碑立傳，　2011-08-05　香港東方日報以“外交部批準為日本遺魂樹碑　不如請皇軍侵華 ”為題憤然怒斥：“在日本右翼政客仍不時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仍霸占釣魚島之時，方正縣當局居然以德報怨，為日本侵華開拓團樹碑立傳。方正縣到底是誰家的天下？這樣的政府，與其說是人民政府，還不如說是漢奸政府。按照他們的邏輯，菲律賓人占了南沙群島，越南人占了西沙群島，印度人占了藏南，中國人也應該為他們歌功頌德。”繼而一聲嘆息——“有人說，中國已到了最無恥時代，有奶就是娘，有錢就是爹，認賊作父，愛奸恨忠，愛國有罪，賣國有獎，為漢奸賣國賊平反，將民族英雄鞭尸，已成為社會的潮流，神州大地烏煙瘴氣。”與此天壤之別的是——方正縣當地的烈士陵園與蘇聯紅軍烈士墓。與日本人公墓相比，這兩處雜草叢生的陵墓顯得非常破敗。 （中國青年報 2011年08月10日）也許，在有的“精英”眼里，所謂的“中國”，其實指的是中國一小部分在改革開放中通過各種非法手段攫取了巨額財富的人，而與絕大多數民眾無關。　　

中國各級官員境外私人賬戶中存放著共計上千億的美元資產，中國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中有多多少少位居要職的官員，他們在海外拿著外籍護照或綠卡的家眷們被美國“悉心照料”著，所以總說“中美兩國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將中美關系視為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搞好對美外交作為頭等大事，不僅將數以萬億元計的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放任外資在國內跑馬圈地，對行業龍頭進行斬首式的兼併，將經濟主導權拱手相送，而且高官競相將妻子兒女往美國送，以作為人質，將財產也轉移到大洋彼岸，以取悅美國為榮。　　

克魯格曼被問到中國的”貿易盈余時，克魯格曼回答說：“一個國家還處于相對比較貧窮的快速發展的階段，卻成為資源輸出國，這是不多見的。中國增長快速，內部的需求也會很大，比如醫療體系還不健全，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完全可以把錢用在國內，為什么一定要生產那么多產品輸出到海外呢？”這番話直接針對就是中國長期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應該說，克魯格曼戳到了中國經濟的痛處。　　

當我們接二連三為“雙順差”為巨額外匯儲備沾沾自喜時，殊不知這正意味著一方面中國以高成本輸入資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輸出資本。換言之，雙順差使中國遭受了嚴重的福利損失。更糟糕的是，長期的雙順差使中國陷入了美元陷阱。　　

　4月16日　,伊朗的英語電視頻道“新聞電視臺”(Press TV)在官方網站上刊登了一篇人物專訪。專訪對象是曾任里根政府財政部助理部長的保羅·克雷格·羅伯茨，羅伯茨直截了當告白：從克林頓、小布什到現在的奧巴馬,我們總算明白,法律對美國行政部門來說就是一紙空文。他們不遵守我們自己的法律;他們不遵守國際法，不會把聯合國當一回事。聯合國就是美國的傀儡組織,美國只是用它作為一個幌子。美國想要統治俄羅斯、中國、伊朗和所有南美國家。美國想當整個世界的霸主。為了追逐霸權,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　　

在今年我國依然在大力的推動開放特別是引進外資，《參考消息》有一文章揭穿：境外媒體對于中國的政策也感覺很困惑——這就是在當前都知道中國政府不差錢的前提下，為什么還要大力的引進外資？境外經過一番分析之后，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為了和國有經濟競爭，抑制國有經濟！公開的喪權辱國，想想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面對德國人的入侵和語言文化侵略，法國人無可奈何，但卻具有著蕩氣回腸的文化自覺。　　

中國在各式各樣新聞發布會上配備英文翻譯、在各個公共場所都設外賓綠色通道、為區區一日本旅客趕飛機列車臨時停車并用警車護送、一外籍女子手鏈掉入電梯縫白云機場拆電梯尋找……被稱作“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做不到”！不止如此，中國銀監會主席竟然提出：中國的銀行上市，必須接受全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并作為戰略投資者，讓中國的金融安全蕩然無存，簡直令全世界大跌眼鏡！　　

對重要的戰略資源稀土，賤賣不說，更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要確保對世界的供應！　　

央行一高官承認2003年以負利率向全中國人民借了近20萬億人民幣，換成美元轉手以“投資”的名義又以負利率借給了美國，用中國人民的血汗去支持美帝國稱王稱霸掠奪世界！　　

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創始人、債券大王格羅斯對美國政府債務前景感到相當悲觀，直斥美國債券為「垃圾債券」。 （　2011/4/15　大公報）　　

按照我國目前的外匯管理制度，人們在出口獲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再按照匯率印發人民幣。有人將其稱之為中國經濟的陷阱，即經濟增長越快，出口越多，中國的外匯儲備就越多，印的鈔票也越來越多。換言之，中國的經濟越發展，通貨膨脹會越嚴重。這樣就使民間財富以貶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說：中國現在已經成了絕望的賭徒老虎機旁邊的賭徒，中國不往里面注錢，美元就要貶值。中國要往里面注錢，不斷的注錢，美元只不過是推遲一下，早晚還要貶值，這就是陷阱，所以現在中國也沒有辦法。中國到現在有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將近1.5——1.6萬億美元在美國的手上。僅在2009年4月份到9月不足半年里美元已經貶值了12%，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損失了1000多億美元，不算先前損失的幾千億美元。就這1000多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現在所有10條大型航空母艦全部的價值，加上他們的飛機。（《軍事專家戴旭演講實錄：美國的帝國戰略和中國策略》）　　

更讓人憂憤的是，為了打壓中國軍方鷹派，美國政府一直費盡苦心。據美國駐華大使館一份秘密報告透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每年都由國會撥出秘密巨款，用以收買中國外交戰線和軍方一些人士，讓他們給中國高層施壓，用以廢除中國軍方鷹派。《鳳凰周刊》透露，前軍委辦公廳副主任李際均，就是因為對美發表“不友好”言論，被中央情報局設法收買中國有關人將李際均搞倒。李際均參加過抗美援朝，后任38軍軍長。發表對美不友好言論后，被人搞到軍事科學院養老。《超限戰》一書作者空軍大校王湘穗和空軍少將喬良因在書表達了中國要具有和美同歸于盡的決心，就被中國軍方親美人員暗算，王湘穗被勒令轉業，喬良留在空軍賦閑。連中國軍隊，美國都可以隨意控制，誰走誰留，誰升誰降，都是美國說了算。　　

據媒體披露，九十年代以來，腐敗分子及原罪滔天的富豪、“精英”們一直不停的向美國等國家轉移財產，他們轉移到美國等國家的財富，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對外損失的總和。據　4月20日　招商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人們投資移民意愿強烈，在受訪的億萬富翁中，約27%已完成投資移民，而千萬富翁中，近60%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它不僅削弱國家財富總量，更可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毛澤東1949年3 月 5日在中共第七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乞討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曾經的時代不正是如此嗎？　　

是狼，永遠會吃羊！老賬不提，就看最近的幾年：山姆等洋佬除掉薩達姆、顛覆阿富汗、肢解蘇丹、政變埃及、攪亂突尼斯、狂炸利比亞、高壓伊朗朝鮮等等赤裸裸的霸權與侵略行徑早已令全世界人民憤怒無比，中華血兒怎能忘卻炸使館撞戰機之恥…誰能荒唐到助紂為虐送錢給西方國家做戰爭經費之地步？！……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替資本橫行霸道鳴鑼　　

海南東方市沐龍灣農業觀光開發公司總經理張延安，以每畝７０００元左右的價格“征地”１０００余畝，又以每畝６萬多元轉手賣給市國土局……低價“私占”集體土地，然后高價變成“國有”。這種“變戲法”似的暴利背后，竟有２５名東方市干部，不僅包括原市長、原市委副書記、原副市長等市政府領導，市土地、建設、城投等部門負責人也參與“分肥”。　　

2005年新上任的某省領導下達指令，要在三年內將國有經濟從80%降到20％，私營經濟從20%增加到80％。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進程中，暴發了震驚世界的通鋼事件——　2009年7月24日　，私企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是一位高官的嫡孫，一貫采用低價收購國有企業，大發橫財。09年張志祥名列胡潤中國富豪榜第10名，個人資產超過200億人民幣。在張“收購”國營吉林省通化鋼鐵廠過程中，他坐在北京就能呼風喚雨，該省的國資委甚至省委書記就能配合默契。年薪300萬的“總經理”陳國君，走馬上任第一天就發誓：“我要在三年之內讓通鋼姓陳！所有通鋼原來的人一個不留，全滾蛋！”結果自己在這場私有化活動中被憤怒維權的工人揍斃。　　

2004年，黑龍江省大慶市一位三輪車夫在躲避車輛時，不慎把一寵物狗壓死，狗的富主人竟然逼迫三輪車夫給死去的小狗磕頭，又索賠200元；　　2005年10月5日　　，撫順市新撫區下崗職工劉興偉在路邊擺攤修理自行車，富家女鄒某駕豪車經過，撞壞其待修自行車，反誣賴劉興偉，并叫來父母毆打劉，連抽其20余耳光，并用打氣筒追打，逼迫其賠款3000元……　　

為了替資本主義私有化“保駕護航”，首先，剝奪了高瞻遠矚的偉人毛澤東當年力排眾議而主張寫進憲法的工人罷工權。各地官員則拚命追求GDP增長“政績”，競相“優化投資環境”，主要手段就是發揮“比較優勢”，壓低工資。大連一日資廠因工人罷工已同意加薪，而當地“管事的”卻吃里扒外胳膊向外拐不同意給工人好處進行“緊急善后處理”……　　

一些地方政府但遇勞資糾紛，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先替企業說話。最極端的是政府完全站在企業一邊，甚至動用國家機器來抓捕工人。大連開發區管委會和總工會介入，為不讓罷工繼續蔓延，政府出動警察控制局面，并拘留了一些被視為組織者的員工。：“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的態度非常強硬，他們說不干活就馬上開除，還出了告示。”南海本田零部件公司員工證實，工人被開除多人；多名工人被官方工會的人員打至頭破血流。事后當局將工廠對外一公里道路封鎖，派出大批防暴警察駐守，不讓媒體接近。（凰凰周刊2005年第34期、　2010年05月24日　廣州日報 、《201006中國新聞周刊》、）　　

深圳市政府和勞動部門的不作為導致“血汗工廠”富士康一年內“十三連跳”后，深圳官員不為同胞悲慘命運不平，卻前呼后擁“真誠”表態道“深圳為有富士康在深圳發展而自豪。十三個生命沒有換來全國總工會一句聲援和安慰，倒是香港職工同盟及“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計劃社團”高舉“無良富士康”等標語到富士康香港辦事處抗議，要求深圳當局及富士康成立包括工人在內的調查小組，徹查事件；而日本早在20多年前，就加強了對各大企業的監督，越是大的企業越是政府勞動局緊盯的對象，如果對于改正違規的勸告不理睬的話，勞動監督部門會向警局告發，對于所在的公司的領導實行逮捕。近幾代領導人也曾有“三個代表”“以人為本”“讓群眾體面勞動”“讓人民活得更有尊嚴”等親民愛民豪言壯語。但對令人發指的資本對工人階級的非法暴行卻“無能為力”。 難道我們得不償失地為他人貢獻經濟利益還不夠，還要再搭上自己人民的尊嚴和性命嗎？　　

私營老板年入百萬只按月薪三千繳個稅！故宮建福宮被爆正被用來經營只對少數富豪開放的“全球頂級富豪私人會所”，公眾對故宮管理方的不信任一再升級：“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利？” 　　

同時，富豪們在政治上也得到百般呵護高度認可，從縣鄉到地市，從基層到中央，富豪們分門別類地進入人大、政協，以今年的“兩會”為例，有報道說，中國人大代表中的億萬富豪已然超過美國。其中最富的70位財產總額為751億美元，而美國議員中最富有的70位財產總額是48億美元，并且至少有38位人大代表的資產總額超過美國最富的議員。人大如此，政協自然不在話下。前兩年，對人民代表的構成開始有了些批評。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近70％“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前兩年，河北省一個作家，認真統計了河北省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組成，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這些代表70%是中共黨員；70%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30%，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人大”早已成了“黨大”，或者“官商大會”。 　　

當初他們就是通過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把數百萬個國有和集體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強制5500萬工人下崗，這實質是推翻工人階級領導的違憲行為！推翻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等于徹底改變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據專家測算，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目前我國失地農民累計不少于4000萬人，成為繼下崗職工后出現的又一弱勢群體。 （2011-03-09 13:20 人民網）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監獄生活也處處顯示出特權：每餐“四菜一湯”；允許使用手機；數次看病，每次醫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門診，專為周正毅一人服務；親情電話成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權電話　　

英報記者麥格雷戈新書《中國共產主義統治者的秘密世界》里說：“當今中國似乎更加接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追逐殘酷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平等主義夢想，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仍自稱‘共產黨’呢？” （見《參考消息》2010年6月24日）　　

改革的對象應該是富人而不是窮人，改革應該考慮的是少數富人的承受能力，而不應該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改革的基本邏輯。“改革要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承受能力”的說法，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只要不超出這個承受能力，無論老百姓怎樣哭爹叫娘也一概不管，統統都是“人言不足恤”。這還是共產黨的執政宗旨嗎？！　　

清華大學一位黨委領導在《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發布會上指出：“只有保證公有制和公有制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根基才會牢穩。視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兒戲，把它看作過時的桎梏，一定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搞光，那么社會主義公有制消失之日，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滅亡之時。”　　

有文章揭露廣州，這個中國經濟最發達最富裕的地方，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最驕傲的地方，這個能夠把資產超過4000億元的銀行隨便送給美國人的地方，這個能夠用地方財政資金替中國首富黃光裕一次性還款超過40億的地方，居然讓兩個身體強壯的勞動力，打工多年還掙不下一萬元，不僅掙不下能夠拯救母親生命的一萬元，甚至連平常回家探親的路費都沒有……　　

當我們的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宣揚著奧運會、世博會的盛大和奢華，卻放著億萬人民大眾切身發生的事情——如富士康企業接二連三的工人跳樓事件，中國的媒體中卻沒有一個深入的調查報道。中央臺的焦點訪談到哪去了？東方時空到哪去了？新聞調查到哪里去了？所有的官方媒體都啞巴了。（震撼的是臺灣的各個社會組織立刻行動起來，到富士康去抗議）人們難免會問：國家與其花那么多精氣神辦這些炫耀眼目的事情，何如舉手之勞對不法資本稍加抑制改善一下工人農民的基本生存狀況？這究竟是工人們命運的悲傷，還是我們現行制度的悲傷？另據報載國家響應富人的需求，正在醞釀著開放私人空域，讓他們到天上去風光……　　

馬克思曾精辟的指出：資本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每個毛孔都充滿著骯臟和血腥。資本的嗜血本性有“改變”的可能嗎？如果有，那么，“本性難移”這個成語就該從《成語詞典》里永久消失！馬克思的《資本論》就該重寫！放眼今日社會，你隨處可見毫無節制的資本，正在神州大地橫沖直撞，恣肆張狂，沖擊著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傳統，沖擊著中華文明一切美好的東西，沖擊著《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唯上、唯錢、維權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態的常態！這絕不是什么“體制”問題。群眾變成群體，已從根本上否定了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在胡潤百富榜的首富黃光裕犯罪案中，被拉下水的人有多位省部級的領導、涉及最高法院、公安部、工商總局、外匯管理局、稅務總局，一張長長的名單，幾乎涵蓋了國務院的所有重要部門。足以說明ZF在執政中被資本裹脅程度一斑。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為“特權”買單　　

有媒體披露：2004 年N名離休高干公費開支3億2600萬元，平均每人2725萬元；每人都配備警衛、司機、工作人員、秘書、廚師、保健醫生、護士，還有專機、專列及多組醫療專家待命。　　

要說經濟，那歐美及日本等國比我們“有錢”得多，歐美國家官員享受的福利和特權只到他在位之時，而我們這些官員的福利和特權不僅可以享受到他死，有些甚至可以傳給子孫。　　

有些公務員，總在大談所謂“高薪養廉”，據說是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經驗，所以要和“國際接軌”——于是五次三番地給公務員加薪。而另一方面，中央紀委已在全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共發現“小金庫”逾4萬個，涉及金額超過200億元。 “民意放兩旁，利字擺中間”，談及享有的權利要與國際接軌，涉及應付責任時，就王顧左右而言他，此時，“中國國情”乃萬能答案，一切不好回答的問責，都以“這是中國國情”做解。中國老百姓解決什麼實際生活問題都很困難，可卻付出最高成本養活著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這是世界上罕見的政治荒謬。　　

將制度的漏洞冠以中國特殊而百般遮掩，是我們的“智慧”還是悲哀？那么多的法規紀制管不住官員的“三公”消費，數不盡的三令五申揭不開“冒號”的財產真相，就如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談話中就指出的——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頁）　　

憶當年，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后，毛澤東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還得了浮腫病！　　

毛主席主動降薪后的工資一直保持到逝世，其用于黨費、日常生活、伙食、買書、房租、水電、煤氣、取暖、地毯家具租賃費（家具都是租來的）、買茶、買煙，負擔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費，補貼資助家人、故舊老友、家鄉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招待民主人士等。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員去結賬，即便是在大會堂也一樣。毛澤東一直用自己的工資或稿費招待來北京的親友和家鄉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車，他必須要付車費；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甚至身邊工作人員的醫藥費與出差補助，都是毛澤東自“掏腰包”。所有禮品一律交公。　　

他老人家臨終時有稿費124萬多元。長期來，他一直把稿費視為人民的錢。家里的錢入不敷出的時候，管理人員要向毛澤東請示，并經親筆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費，并再三叮囑：“這個錢要省著點用，這是人民的。”毛澤東去世后，稿費全部用于《毛選》的編輯、出版，家里人從沒有拿過其中的一分錢。 （《毛澤東為什么感動世界》）　　

據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在經濟困難的時期，毛主席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盤野菜（馬齒莧）或一盤炒菠菜，以至于全身浮腫。“周恩來一次又一次來勸說：‘主席，吃口豬肉吧，為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他搖頭：‘你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其他人呢？——有人鉆到當時的高干俱樂部——養蜂夾道，聚眾打橋牌。幾年間，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們打牌的時間。他們美其名曰“值班”。坐上的常客除萬里外，就是他稱為“教授”的吳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飯店以高級菜飯、茶點侍候。某某打到興致處，竟然說：“打橋牌也要鼓足干勁。”引來滿堂哄笑。
　　再看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難重重，九死一生。后與很多人到了蘇聯，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參加了舉世聞名的蘇聯衛國戰爭，曾冒著槍林彈雨，轉戰歐洲戰場。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澤東“補上勞動大學這一課”的要求，在解放區搞過土改，做過宣傳工作，當過秘書。新中國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務院工作，毛澤東對此堅決不同意。他認為毛岸英不夠資格進政務院工作，而應當到農村、工廠、部隊去鍛煉（而有的人就敢為自家的公子專門弄個部長級機構讓其坐鎮獨大）。1950年10月，毛岸英成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第一志愿兵”，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第一個奔赴“保家衛國”前線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軍空襲中毛岸英犧牲，并永遠留在了異國他鄉……對比有的官員失勢時也要給中央寫信，念念不忘千方百計給自己的子女 “走后門、辦私事”。被子女稱為“從小到大幾乎沒見到父親寫過信”的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卻多次給黨中央、毛主席或其他領導人寫信。他的信根本沒有涉及任何國家大事，全是自家小事和私事，比如“大女兒的婚姻問題”，“大兒子的治病問題”，“小女兒和小兒子上學的問題”。——“能為兒女們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盡全力去做了。”其子女何其得意？！（2010年第7期《縱橫》雜志）至于“一朝權在手”，“官場”“商場”里全家老小如何長袖善舞、有多少“故事”？恐怕捂住天下人的嘴也瞞不了多久。　　

當年，為了從源頭上堵住脫離群眾的現象發生，毛澤東始終反對對干部實施高薪制度。毛澤東說：“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他不僅不拿“法定”的最高工資，還多次帶頭減薪。而他自己一切日用含在中南海的房租水電、招待親朋乃至身邊保衛人員下鄉調查的差旅費用全部自理。　　

人們還會記得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由于仍然是原來西安機械廠工人的工資，感到政治局開會收取茶水費經濟壓力很大，便找到周總理要求開會只喝免費的白開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拿的也是原來售貨員的工資，每次家鄉來人走后，夫妻倆都要很長時間啃咸菜度日。當時的“官場規則”徹底摧毀了支配官場數千年的“升官必發財”的“千年一貫制”！ ……　　

前國家主席日記揭露“不讓紀檢部門調查自己子女的違法亂紀情況”導致“**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楊尚昆1989年7月15日日記》）　　

“畫圈”而成中國“改革開放”樣板的深圳前市長許宗衡貪腐案，最嚴重的是“賣官”， 據悉，從許宗衡那里買去一個區長之類的官位，其開口價就是800萬。另一罪狀是大型工程貪污。有地鐵市長之稱的許宗衡，幾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歷年貪腐金額高達20多億。（2010年11月6日的《現代金報》）　　

數年來，平安保險公司員工不斷舉報首富馬明哲各種犯罪腐敗罪行，但都得不到任何政府層面的干預。甚至在2006年《東方早報》、《21世紀人才報》及《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公開披露馬明哲掩蓋腐敗犯罪（73.6億港幣股份腐敗交易），并收買深圳公安迫害復旦大學博士胡坤案件后，馬明哲不但沒有因為腐敗被揭，反而繞過深圳市**管轄，直接被任命為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多年來，中紀委和國務院不斷接到平安公司員工舉報，對其中涉及30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以及馬明哲本身十余年來所累積的經濟問題多有揭露。尤其是一封署名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的舉報信，更披露馬明哲在平安保險公司內部會議上聲稱自己與**家族交易密切。當年×夫人所控制的皇城根里一家珠寶公司開業時, 馬明哲將平安保險大廈的一整層樓“贈送”給了其作辦公地點，以報答當年總理“提攜”大恩。中紀委與審計署雖對首富馬明哲問題掌握清楚，但考慮涉及中央高層，以及**的一些動作，而對首富馬明哲遲遲不能采取行動。2004年初，馬明哲更獲得*某的特批，獲得在香港上市的特許。2008年，盡管平安投資富通集團巨虧228億、虧損幅度達95%，但總經理馬明哲的年薪卻一文不少達到6600萬天數。（參考2006年7月1日《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等文章）　　

某年，在央視 “讓世界了解中國”節目上，山東威海市的崔市長利用越洋視頻電話，在現場和美國雷特蒙德的女市長艾文對話，交流各自城市的發展和市政問題。當威海市長邀請艾文訪問中國時，這位有點像家庭主婦的胖市長笑呵呵地說：“我這個市長要到哪里去，必須得到本地企業的贊助，他們是納稅人，他們很在乎市長是否會亂花他們的納稅錢，所以如果我要到你們那里去，我現在還不知道這筆錢從哪里來。”而我們的威海市長居然說：“你來中國，我們給你報銷費用！”眾所周知，雷特蒙德市是微軟等大企業總部所在地，與威海這個從小漁村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相比，它應是富庶豪奢的繁華之地。然而，他們的市長仍不敢四處溜達，不敢亂花錢。真是耐人尋味的對比。（《赴美掛職 取回的“經”還得念好》　2010-11-24　每日經濟新聞）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裁劉金寶，在擔任上海分行行長時，一年的交際費就達1個億，其車隊由10輛奔馳車組成，經他批出的貸款壞賬高達960多億元。　　

據一篇題為《2010年反腐戰役應提高反腐透明度》的文章透露，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這是個什么概念呢？若按人民幣對美元今天的匯率1：6.83計算，23年間，貪官年均卷走的資金規模達到1444億元人民幣，人均達到8.3億元人民幣。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縣財事局招聘，招聘條件為原屏南縣委書記、現寧德市副市長陳某之女量身打造。　2010年11月23日　，一位因舉報“官二代”在公務員招考中“作弊”的圖書館員，在甘肅蘭州就被從寧夏來的警察“跨省抓捕”。 　　

　2010年11月12日　，山西兩警察夫婦被人殺死的消息被媒體披露。死者王建勛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隊隊長，擁有億萬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國留學。事件引爆網絡，各地網友迅速“發來賀電”，數以萬計的評論一片“殺得好!”的叫好聲，而歹徒則被譽為除暴安良的當代俠士。無數人質疑：警察開煤礦辦企業為何沒人管?中國的計劃生育一直很嚴，為什么這警察夫婦都是公務員，卻可以生三個子女，而且那么多年都沒事? 　　

“我爸是李剛”去年秋發生在河北大學的校園撞人案，赤裸裸地暴露同樣是父親，有權的可以在校園撞人案中全力保護驕橫的兒子，并在中央臺哭訴博取同情；沒權的卻只能在失去自己年輕的女兒后，“莫名其妙”地撤訴，連出來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記者因會議照片中市委書記未居正中而致書記暴跳如雷，指令要將其開除——與美總統布什在伊拉克訪問被鞋砸卻笑言“我唯一能向各位報告的是，鞋子的尺碼是10號”對照一下……我們有的“公仆”越有權越野蠻，甚至一有權就野蠻。（081224燕趙都市報）　　

海南省海口市擬建6124套“限價房”公寓，只針對公務員等特定人群公開銷售，房價約為每平方米3000多元，附近商品房均價達每平方米2.5萬元。（2011-04-03 03:28 中華工商時報）　　

“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 “記者證在我們這里沒用的。”“你們算個屁呀？敢跟我斗!”……這些都出自某些“公仆”之口。在中國于1988年即提出立法動議的官員財產公示至今仍無立法結果。　　

《刑法》383條規定“對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情節嚴重的可判處死刑”。事實上，很多官員涉案金額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也很少被判處死刑。目前中國在押犯腐敗官員獲減刑的比例高達70%。（　2011-05-16　 瞭望東方周刊文）　　

對于“社會”這場競逐機會和資源的游戲來說，一旦權力做莊，由自己，或和資本、知識集團這些“盟友”制訂游戲規則，那么結果只有一個：贏家通吃，正義蕩然無存。　　

2009年，中國“三公”消費每年達到9000億人民幣；2010年, 人大指出：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 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有學者指出：中國代表團的猛男悍女每取得一塊奧運金牌，要花掉7個億人民幣的成本，就是囊括了所有冠軍，也只能代表中國體制，而非中國人的體質。代表中華民族的體質的，是3千萬三聚氰胺寶寶的身體。　　

上海靜安大火快速抓捕8名無證電焊工，再一次驗證了韓寒所說的，“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和官員們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 農民工干著最苦最累的活，拿著最低的工資，在官員眼里又多了一項功能“替罪羊”。電焊工，農民工，臨時工，掙的是賣白菜的錢，頂的是賣白粉的罪。　　

盡管“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的目標，但在某些人的心理上已經破產。“先富”起來的人拼命堵塞弱勢群體上向流動的通道都來不及，要他們去“帶動”窮人一起富，如果不是事先設計的陰謀，那就是十足的癡人說夢。至少也是個笑話！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曾來中國游說富人捐款，但嚇怕了很多人。他們寧愿移民，趕快“跳船”，也不會掏幾個子兒給窮人。　　

上行下效，“特權效應”幾乎沒有“禁區”，連“芝麻官”都敢視法律和百姓當兒戲——山西呂梁地區一村支書，因貪污腐化，橫征暴斂，打擊報復等原因引起村民集體抬官上訪時，面對討要說法和公正的憤怒村民，爆出“我不貪污，當官干啥”的雷人語錄。此村支書，嘴邊常掛這么一句話“他們上訪，告狀，就像寡婦睡覺上邊沒人，頂個球用”……　　

由澳大利亞人朱利安•阿桑奇所創辦的維基揭秘，接連和大量披露源自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震驚了全世界，其中就有《扯下中南*的驚天黑幕》。說**高層和高官，在瑞士銀行擁有多達5000個賬戶，其中，三分之二屬于央級大員……曾幾何時，美國人強迫瑞士銀行公布本國富豪官僚在那里的存款、普京徹查俄羅斯的新貴在海外的資產，能給我們這個建設“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什么啟蒙呢？是否也該高調與國際“接軌”呢？？？　　

張召忠將軍曾在《中國公務奢華程度超過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中發出肺腑之言：我們人均GDP不算高，國力不算強，享受方面卻走在世界前列，而這種享受不是普通民眾，卻是民眾的衣食父母。不是張口閉口就說領導就是服務嗎？既然是服務就要把自己當作公務員，而不是衙門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將軍，給我配有專車和專門司機，如果從我開始搞改革，我愿意帶頭放棄專車和專用司機，我不會有任何意見。我不是在說空話，我是在說我們如何才能做到立黨為公，行政為民。當了官兒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質待遇就一下子增長了那么多，那么多實惠還談什么為人民服務啊！人民還愿意跟你說真話、講實話嗎？　　

新華社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好好審視一下我們如今的社會吧！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我們現在所出現的歷史上最甚的貧富差距、最深廣的腐敗現象，是不是當初億萬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時所要追求的目標？！當初人民送兒當兵、推著糧車支軍，寧愿被打死也要保護紅軍和解放軍時，難道就是為了今天在沒錢看病、沒錢養老、沒錢買房、沒錢讀書的情況下卻看著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全球第一、官員一頓飯吃掉幾萬元、政府大樓越蓋越豪華、貪官的百分比不斷上升、少數人擁有成百上千億財產的嗎？他們追求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這樣的嗎？　　

我們有多少官員已淡忘了剩余價值理論，從心里認同剝削有理？從心態上覺得資本家親而人民太煩？在決策時總是聽得進強勢集團的話而對弱者的呼喚充耳不聞？　　

中國有多少人，已經被擠壓到了生存的最底線，在他們的利益不斷被剝奪時，他們又缺乏維護權利的正常渠道：信訪無人理，上訪被抓回……一旦出現像利比亞、埃及那樣的時機，當然是群起而攻之，揭竿而起了！面對這種現況，我們的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如果再不思改善民生，富豪們再不思讓利，官員們再不對貪欲有所收斂，恐怕一切就太遲了！ “報紙很干凈，社會就會很骯臟！”畢竟,如果高壓鍋連個散氣的安全閥都沒有，那唯一的結果就是爆炸！（《叢亞平：從一篇小學生作文里發出的警號》（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0年共查出各級政府部門違規問題金額3280.5億元、損失浪費問題金額427.6億元、侵害人民群眾利益問題金額34.1億元。　　

媒體報道：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訪問我國期間，8月18日中午忙里偷閑，到一家小飯館品嘗炸醬面，總費用79元（每人只花了15.8）。此前，新任駐華大使上任，自背雙肩包、著休閑鞋，攜妻女一行，就像一個普通的華人帶著家人度假歸來一樣隨意。沒有我們常見的前呼后擁場景……堂堂大國副總統怎么就不擔心安全保衛出問題？不怕丟自己的身份？對生活在下層的人就沒有那么多的戒備心理？而我們這個欲解決老百姓新N座大山便“財力不逮”的任何一個小小市長，可曾有去過一次本市的平民街、到過一回本市的菜市場、走過一趟本市的小胡同、吃過一頓本市的小飯店（別提一頓飯上百萬的原廣東政協主席陳紹基）……？！　　

當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放射性污染時，日內閣成員便呼吁“首相官邸和中央部門的食堂應帶頭食用福島出產的蔬菜等農畜產品”…… 而農業部向全國人民推廣“轉基因主糧”，自己辦的幼兒園卻明令禁止轉基因食品入園！　　

今年不僅是我們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也是蘇聯解體20周年，蘇聯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風敗壞、嚴重脫離群眾——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特權階層惡性發展，干部職務越高，特權越多。特權階層不斷利用各種手段，將過去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轉化為實際的占有權。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來的黨政干部。所以，一個美國學者講：“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視老百姓為“刁民”　　

　2010年4月13日　，大連莊河市龍王廟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門口想見市長反映村干部腐敗問題，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沒見到市長。11天后，市委副書記、市長孫明被大連市委責令辭職。 　　

同年4月22日，廣東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門前長跪一小時，反映耕地被侵占問題，但無人理會。 　　

十年前，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在《中國農民調查》中曾介紹，面對農民的長跪不起，時任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淚流滿面。他說，試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過久的壓抑，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怎么會不顧屈辱和難堪地雙膝觸地，給一個可以做自己兒孫的調查人員施此大禮？　　

福建南平發生校園慘案后，市委書記到醫院看望受傷孩子。一名婦女現場下跪，希望領導重視她女兒被強奸、多次上訪無結果的問題，說了一些過激的話。沒想到，該婦女被拘留，罪名是“違反信訪條例”。　　

    河南的一位農婦不滿拆遷補償，與當地鎮黨委副書記發生沖突，回罵一句“母老虎”，結果被拘留。　　

    廣東揭陽一位網民因不滿朋友的摩托車被扣，在網上不指名地罵了民警，也以“侮辱罪”被拘留。（劉國昌（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博文《溫**的車遇到上訪之后》）　　

　2010年3月22日　，河南睢縣一農民找鄉長說事時，拿起辦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鄉長喝止。兩人發生口角后出現肢體沖突，隨后，鄉長喊來警察。農民被拘留7日。　　

2010年4月上旬某日，中國銀行固始縣支行行長閔志濤酒后猥褻暴打三女子，而堂堂張副縣長不但在一旁充當看客，而且在女子向他求救時，冷冷地說了一句：“姑娘，別鬧了，人家閔行長是有背景的。”　　

陜西城固“法制培訓班”餓死上訪人；（2011-07-15 07:39 濟南日報）還有那重慶彭水詩案、海南儋州歌案、山東高唐網案、安徽五河教師誹謗案、山西稷山誹謗案、“靈寶跨省追捕案”、陜西志丹短信案、“山東曹縣段磊案”、“四川遂寧鄧永固案”、“河南王帥帖案”、“內蒙古吳保全案”、“寧夏馬晶晶案”……政府沒有名譽權這是法治國家的共識，但我國法律沒有禁止政府打名譽權官司，反而經常動用公權力維護自身名譽，甚至直接動用刑律制裁公民表達權的施行。法律首先應保護人民監督政府、批評政府的權利，容忍哪怕是不實的言論，這是法治政府尤其是人民政府必須要學會的治理規則。　　

退休副省級官員云南省原政協副主席楊維俊為“滅村運動”被強拆村民上訪80多次而無人理睬說話遭在位官員刁難時感慨：“我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為群眾反映問題？”“我覺得人民培養一個干部那么多年，干部反過來不知道報效自己的衣食父母，這和動物有啥區別？”　　

人們難以忘卻——在廣州打工的湖北籍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里被慘無人道活活打死；在“中國最文明的地方”上海，“有關部門”怎樣殘害千千萬萬的被收容的農民工；在“首善”之區，假借著“效率高于一切”“發展就是硬道理”拆民房就像拆雞窩；最為傷天害理的是江蘇邳州失地村民遭政府人員押上車游街灌屎……　　

成都市金牛區拆遷，有人自焚；江西宜黃拆遷，有人自焚；河南櫻桃溝拆遷，有人被扔；山西太原拆遷，有人被打死……　　

長沙網友劉華發表博文《任志強來了，我失業了！》，長沙天心區公安分局在任志強完全不知情更未報案的情況下，以劉華涉嫌誹謗任志強為由，對其采取了拘留10天的強制措施。 劉華隨后狀告當地警方違法。后來該案一審判決，法院確認拘留劉華違法。但當地警方上訴，稱劉華涉嫌誹謗當地兩位領導，上訴狀再次遭到網友質疑。　　

……　　

“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還明確指出：“在（人民）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　　

溫家寶總理在（2011）人大會議閉幕后會見中外記者時，憂心忡忡地說：“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周永康同志在一次專題學習會上強調，政法機關的根本屬性是人民性，根本職能是為人民服務。政法干警天天與群眾打交道，每一項工作都與群眾息息相關。政法機關既是執法、司法機關，也是群眾工作機關；政法干警既是執法、司法工作者，也是群眾工作者。要積極探索新時期群眾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警民關系。要在全體政法干警中開展群眾觀點再教育，解決好對群眾的感情問題，真正把群眾當主人當親人，把群眾的事當自己的事來辦，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要把執法過程變成做群眾工作、為人民服務的過程，堅持公正廉潔文明規范執法，解決好群眾實際問題，維護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世界各國領導人都以解決國民的就業崗位作為自己的責任，他們的國情報告都以增加國民就業崗位作為政績顯耀，而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自稱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府竟然不顧我國的最根本國情，提出“減員增效”的方針，于是乎，過去十多年，中國社會的改革推行的“減員增效”，實際上“減員”的都是普通勞動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誠奉獻的老實人，留下來“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權貴、或其皇親國戚！這些“改革”從來不提“以人為本、實事求是”，各地區、各單位張口解放思想、閉口改變思路，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改革”為名將異己推出單位大門、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騰出崗位安排自己的雞犬狼狽！將巨大矛盾推給我們的社會！我們不禁要問：如此改革，我們減什么員？增誰的效？最終受到損害的是人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損害的是我們社會的安寧！　　

更令人深思的是為因國企破產改制而下崗的工人說幾句公道話到陜西省總工會依法表達訴求的趙東民同志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非法超期羈押一年多，也不容許家人探視……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分裂國家罪證確鑿的熱比婭卻被釋放赴美國“保外就醫”劉曉波在判刑后成“貴族犯人”享受待遇不亞于陳良宇…　　

當年在延安時，毛澤東曾對調查大罵他的農婦罪行的保衛部門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 　　

今年8月12日-23日，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將在深圳市舉行。深圳為了大運會“圓滿”， 驅趕了八萬平頭百姓，不許人民上訪，甚至不允許租房戶遭難時打110，連場地周邊的老百姓開幕式時都不得在家里待著。北大教授在第1視屏新聞網面對主持人和億萬觀眾怒不可遏，斥道：我記得鬼子來掃蕩，咱們才把百姓送走了。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多給人民點自由，你們的民主自由難道是假的嗎？都是忽悠人民的？你無論按哪個標準來衡量，你都是一個反人民的大運會，都是不得人心的大運會，是恥辱的大運會，是人類史上沒有見過的大運會。　　

針對無數的礦難、豆腐渣工程及撞車傷害事故，有名星在微博上寫道：死一個大一點的領導，就有無數的花圈；而死了多少百姓，也不會有一句道歉。一個強盛的國家，開放槍支都不會顛覆；一個虛弱的政體，賣把菜刀都需要實名。　　

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借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語）　　

“說了算”十年后引來“八九風暴”——雖然艱難地調動軍隊給“處理”了，其手段算得上開古今中外鐵血治國之先河（有人會聯想到文革之初中央頒布的《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學生運動》和《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 “兩條通令”），卻遭到境外國外關于“中國人權”的一片噓聲；為了杜絕“后患”，資改派緊接著想出一招制訂“游行示威法”（誰都知道毛時代不僅搞‘雙百’‘四大’，政府還經常組織群眾大游行），加上先前組建的擔負“維護社會穩定保衛重要目標”史命的武警與不斷強化的公安……　　

據財政部在（2011）“兩會”期間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今年（2011）國家投入到警察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以及法院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較去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國今年公開的6011億元軍費預算。成為人類有國家歷史以來的一大笑話！ （《中國改革是怎樣失去共識的？》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李華芳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1.3.23.）　　

以為至此可保天下無事？誰知如果違背了“治國就是治吏”的天條硬搞“治民”求“穩定”，總會實得其反——結果就變成“腐敗難以遏制”、“前腐后繼”、甚至到達“反腐敗亡黨，不腐敗亡國”之境地！　　

人家治國都拿弄權者與富豪開刀，“永遠不搞群眾運動”偏要庇護官豪與平民較勁，結果民怨就來個大沸騰，從當年百萬人大集會大游行反腐敗、反官倒，發展到后來每年數萬起群體事件，直鬧得專政機關武裝到牙齒還不知如何是好，這世界有誰還不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個古今中外治國治家的道理？資改派算不算一個？官風決定民風，如果當頭的謀私胡來卻要百姓去守“法” ，共產黨是怎么取得政權的、怎么得人心的?可謂忘得一干二凈。四海翻騰云水怒，老百姓是水，水雖柔弱卻可承載巨輪亦可掀翻賊船…到“第四代”領導不得不重新樹起“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大旗……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在2011年“兩會”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警察這個職業發表看法說：“更重要的是你應該知道老百姓的需求，他們在想什么，應該關注那些弱勢群體。這是落點。” （2011-03-12 08:12 京華時報）“由于腐敗現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了信心。因此，我們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錯誤，對群眾的一些行動要諒解一些，處理時要適度，涉及面不要太廣。”　　

溫家寶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后又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2010年3月14日上午），公開表示了熱烈歡迎的態度，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鞍鋼憲法”執筆人、老革命家馬賓認為，貧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私有化思潮泛濫。要解決這些，就要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回歸毛澤東時期的發展主張。要堅持公有制，要堅持群眾運動：“共產黨是群眾性的黨，只能檢討、糾正領導不好的教訓，不能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如果不依靠群眾，不搞群眾運動，比如說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貪污腐敗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東北解放初期，陳云曾代表東北中央局在《東北日報》上撰寫了《學習馬賓式群眾工作方法》的社論，號召全東北的縣委書記和工作隊員向他學習。 （《革命者馬賓》　2011-08-02　 《國企》雜志 ）　　

中國文化大革命代表的群眾運動，就是中國共產黨自我糾錯能力的政治機制。后來正是因為宣布“永遠不再搞群眾運動”，腐敗才侵蝕了共產黨的政治肌體，使黨逐漸喪失了自我糾錯的能力。薄熙來搞重慶模式的意義，就在于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只要共產黨相信群眾，群眾仍然愿意和共產黨站在一起。薄熙來認：與其花錢維穩，不如改善民生。　　

　11月1日　，數十名長江大學教授和研究生先后到湖北荊州市的區、市兩級政府門前下跪請愿，要求市政府取締一家大學校園附近的污染嚴重的小鋼廠——這學校的師生飽受廢氣、粉塵和噪音的毒害。可市長、書記沒一個主動接見！　　

　2011年5月15日　來自唐山市漢沽管理區漢豐鎮北陳村的村民，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面對毛主席故居放聲大哭，他們想念那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現在他們的土地在自己還什么也不知道的情況下，被一些貪官和奸商以偽造村民假簽字和假手印的欺騙手法被征收轉給了開發商，村民知情后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都無濟于事……　　

著名媒體人士牛刀在一篇調查報告中憤怒責問： “這是一個什么世道？國法何在？公理何在？”難道真像郎咸平所總結的那樣，現在的政府官員，他們“最不在乎的，就是老百姓的利益！”（　2010年7月26日　晚廣東衛視‘財經郎眼’） 此刻，不能不讓人回記起資改派在論先富中之言——“我們說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會理解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機會跟著富起來，這樣就制造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有個奔頭的境地。等到他們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我們培養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環境下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富起來的任務了。他們一旦有了社會基礎，有了經濟基礎，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力量，再要改變就已經不容易了。”堂堂的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30年后用得著如此放詐設局、如此背信棄義去坑害把自己當作靠山、救星的勞動大眾？！　　

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指出：有人認為，你總要先把經濟搞上去，掙了錢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這看似有理，其實行不通。因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 “蛋糕”的人就沒有積極性，這“蛋糕”就總也做不大。“如果對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顧發展經濟，想快也快不了，路子會越走越窄。”薄熙來說。 （20110719重慶商報）可另一位大員卻反其道——7月11日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說：“現在把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尤其強調要注重民生問題，但是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難道是廣東兩極分化比重慶輕，可在央視《窮廣東調查》的專題片中不正是他們的頭兒對著記者鏡頭承認：“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怎么此刻還沿已造成惡果的老路拒不思改？依舊打著“發展”的幌子罔顧民生（曾經創造過“十年不給外來農民工增工資而物價卻漲了3倍”的“窗口”樣板……）。　　

重慶在全市機關干部中組織開展“三進三同”、“結窮親”和“大下訪”三項活動，按照中央部署唱紅打黑，掃除腐敗，讓共產黨重新獲得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使共產黨重新代表群眾利益。黨中央多次提出廣東應該善待打工者，但是廣東一直陽奉陰違，繼續堅定地站在資本家一邊。最近曾經廣泛流傳的兩個新聞報道很說明問題，一個是廣東省特警訓練如何應對討薪工人的，經過訓練，武器裝備先進的特警們身手不凡，一旦發生討薪聚眾鬧事事件，特警們可以輕松拿下。另一個是來自重慶，同樣是特警，卻是為民工討薪而出警的。廣東特警針對的對象是討薪民工，而重慶特警針對的對象則黑心資本家。　　　　

這就難怪支持廣東“做蛋糕更重要”理念的民眾比例只有2%了。（2011年12期《人民論壇》的權威調查顯示） ；　　

……　　

毛主席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在起草和制定新中國憲法時，毛主席還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并服從于它。”在毛澤東的再三堅持下，終于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寫入了憲法，讓人民既當家更有權！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權力自肥 以權謀私　　

在一茬接一茬的“轉型運動”中，老百姓最先發現的“規律”是什么？每次的“改革成本”似乎都是老百姓“買單”，而“成果”卻總與草根無緣！不僅如此，那“蛋糕”官仔官太官親官僚都能得一大塊——“犧牲幾千萬老工人的利益”，你能從中找到幾人是“犧牲”的“公仆”家屬？難道他們都是“天才”，都身懷“絕技”？還有那“肥缺”崗上的“招工”、“國考”后的“錄干”……還有那廣遭屢遭詬病的什么“退休雙軌制”“醫療雙軌制”“官場潛規則”“一崗兩制”  無一不突顯“權力”的魔霸，這世界上還有幾個國度的“公務員”不愿公開私人財產與親屬從業職位的？！　　

一位學者寫道：90年，我在銀行前臺，多年不見的原市委書記來到銀行，拿出一沓子存折來，讓我區分一下是哪個折子是什么單位發的工資折。我說怎么這么多折子，怎么不將不用的消掉。他說：都有用，這是不同單位發的工資獎金等折子。看我納悶，他解釋道：當年他從企業的黨委書記調至市委擔任市委書記，當時有個政策，為鼓勵一些企業人員管理人員到政府或一些其它單位工作，凡副處級以上企業管理人員調至政府或其它單位后，仍可享受原單位的工資獎金及福利待遇。而當他調至省人大擔任財經委副主任時，也按此政策享受了原企業和政府的各項工資獎金和津貼等福利待遇。也就是說，從企業到地方政府再到省政府，他同時享受著三份工資獎金和各種津貼。而據我知道，他當是所在的企業系中央直屬鋼鐵企業，由于在位時，不顧高爐生產的疲勞狀態，一味地促生產，導致轟動全國的死亡十九人的高爐坍塌事件。而他也因此責任升任市委書記，省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等職務。這是廳局級領導的工資福利待遇，那么省部級，總理副總理級以上的呢?從一些資料上看，他們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簡直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歐美國家的那些政府官員恐怕自愧不如。我們的權貴們，為了搞特權專享特權，操縱人大，脅迫政府，借助于改革，巧妙地在經濟生活中搞起了所謂的雙軌制或多軌制。住房，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國有企業管理人員，依舊享受著福利分房或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成為私產。哪些口口聲聲執政為民廉潔行政的官老爺們那個不占據著幾套豪宅。而我們老百姓呢，只能到房產市場上讓他們宰割的份了。收入，每次工資調整，那些權貴們一漲就是數百數千，而老百姓只是區區幾十元而已，就這，還得看你所在的單位有沒有能力給你，社會上所謂的“空調”一說也在此。即便漲上了，也很快就會被市場上的通貨膨脹所淹沒，甚至入不敷出。筆者還曾聽到一位老省委書記身邊工作人員講到這位老領導退回分配給自己的“股份”，其背后的涵義旁觀者難清！　　

2008—2009年的中國，全國公務員（包括離退休）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調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風暴來臨，公務員加薪美其名為擴大內需、拉動消費（而企業職工、農民工就得減薪、下崗，就得失業回家）……不僅于此，公務員還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費醫療，個別大單位設有價廉物美的機關食堂、幼兒園、甚至醫院門診、療養院、宿舍大院、機關服務中心等等等等。此外，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黨政機關以改革的名義，或搞“集資建房”，或搞“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或者搞“定向開發” “團購”。種種以改革的名義謀私“范例”，媒體常有揭露。在我們這個號稱以“三個代表”為指導，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舉世矚目”的持續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各級政府卻以減輕財政負擔為由，把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從普通勞動者那里當作社會弊端給改革掉了，社會主義優越性越來越集中體現在“公仆”身上——即使退了休，國企職工與“公仆”也天壤之別：不僅退休金嚴重偏低，連人格尊嚴也被矮化：前者離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實行所謂“社會化管理”（實際是割斷了企業職工與為之奉獻無數心血的企業感情紐帶）；而黨政機關的離退休干部卻由機關的離退休服務中心、老干活動中心、老干處工作人員伺候，每年享有體檢、療養、旅游、公費醫療、住房津貼等等特權　　

“實際上，去年以來，由于物價飛漲，幾乎涉民的物價都漲了，大部分漲20%以上，部分老百姓生活得并不舒暢，甚至比原來還難一些。物價飛漲，我真不知道那些一兩千塊錢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過來的。”2011年3月8日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山市中山紀念中學校長賀優琳在廣東代表團全團審議時，為民說實話，數度哽咽。他表示，今后各級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時少用“讓”字，比如，“讓老百姓生活更好”，“讓老百姓更幸福”，“讓老百姓生活更有尊嚴”。“一個‘讓’字，讓人不舒服，好像是恩賜，是給予。”賀優琳說，財富是人民創造的，人民理應享受更多的實惠。鐘南山院士，也贊其“說了實話，講到要害上了” （　2011-03-09　金羊網）而與老百姓的艱難窘迫兩重天的是2007年以來，全省查處“一把手”違紀違法案件2000多件，被人民網首頁標簽為“廣東‘一把手’腐敗觸目驚心”……　　

一家國有金融機構總部的部門經理，各種福利補貼近20萬，還有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家中子女畢業后也安排金融口就業。光是稅后年薪就有70萬，所以她自己說：“工資高得不符合國情，其實我心里并不踏實。”（　2010年10月14日　《人民日報》）90年以來，農民工工資上漲了5倍，公務員工資上漲了50倍。（李昌平：溫州老板跳樓和逃跑，是一個新時代開始的信號）　　

總是宣傳“消除社會分配不公，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可是老百姓見不到落實，特高工資照拿，貧富差距照擴。人們始終弄不明白：為何凡老百姓呼聲最高、與老百姓利害攸關的事做起來總那么“難”？！　　

所謂“退休雙軌制”，就是官方為維護自身利益，搞了兩套官民等級差別的游戲規則：一種是官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國撥”退休制度；另一種是社會企業單位的“繳費型”統籌制度。“國撥”就是從國庫里拿納稅人的血汗錢來高薪包養退休官員及其僚屬；“繳費型”就是納稅人自己從工作時起就開始用自己微薄的活命錢預支繳費，才能晚年低薪茍活。這就是最經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本質。在“退休雙軌制”的區別對待下，公務員不僅退休金拿得極高，而且在長達30年的時間內全部讓納稅人為其繳納養老保險。相對而言，企業職工只能拿公務員退休金的兩三成，卻要多繳納十幾萬的養老保險。由此可見，“退休金雙軌制”體現的是最典型的中國特權等級與貧富差距的不公平政策。因此有民謠稱——“工人調一百，告訴全中國。農民調一塊，告訴全世界。公務員漲一千，還說調的低” “企退職工加錢如打雷，退休公務員加錢如做賊”……　　

建國以來，我國的衛生事業得到空前發展，許多傳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絕。曾被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銀行等機構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占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遺憾的是，時隔20年后，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數第4位。衛生投入連印度、贊比亞這些極窮國家的一半都不到，且在“改革”后一年不如一年。多年來，我國某些部門以“中國國情”為由，宣稱中國不會走國外全民醫療的老路，要走一條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結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極不滿意，并無法承受的地步——這就是反人道的醫療雙軌制，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調查報告》數據稱：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這筆特權制度安排大大擠占百姓醫療資源，每年特供給“紅色貴族”們養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額資金，足可挽救那些因無錢就醫而死去的無數貧困者的生命。　　

“工資雙軌制”問題，也就是工資制度上的“一國兩制”：高管人員薪酬與發達國家的CEO接軌，一般員工的工資維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廢除目前帶有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雙重性質的工資雙軌制、醫療雙軌制、退休雙軌制、養老雙軌制，已經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要求，不僅僅是人民大眾的要求，不僅僅是現代文明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天理人倫的要求！　　

國家財政補貼應該補貼給窮人。現代國家財政的一個基本職能，就是劫富濟貧的轉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錢拿過來給窮人，而不是相反，把窮人的錢拿過來給富人。　　

制度的本質究竟體現了誰的利益，又為誰服務，不是已經昭然若揭了嗎？那些創造社會財富的勞苦大眾，一面要被捧出來作為“社會的主人”；一面卻又把他們排除在社會服務之外。那些“滿嘴跑火車”，大談“學雷鋒”、“講奉獻”、“艱苦樸素”、“為人民服務”、 “三個代表”的紅色貴族們，哪個不是以“公家”的名義，住豪華賓館、豪華別墅，坐高檔轎車，以級別、權力大小不同，身邊分別配有秘書、保鏢、司機、醫生、保姆、廚師、勤務人員等等，不僅為他們個人，且為他們家庭無償服務。他們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為“免費證券”，在一切社會資源領域“通吃”免費大餐。　　

香港明報報道，北京的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說，中國富裕家庭與貧困家庭的收入相差達40倍，近年還以每年1.5%的速度不斷擴大。東西部皆大， 重慶最小。　　

我們不是大樹特數孔圣嗎？孔子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某些設計改革、領導改革、指揮改革的人，每當他們出臺一項政策的時候就先要捫心自問一下：他們自己愿意實行嗎？他們的配偶和子女愿意實行嗎？如果不愿意，那你就不要出臺這項政策。當你鼓吹“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那么請你先下崗，請你的配偶和子女先下崗，如果不愿意，請閉上你的嘴巴；又說要“轉變就業觀念，擦皮鞋，當棒棒，擺地攤，都是就業”，那請你和你的配偶以及子女先擦皮鞋，先當棒棒，先擺地攤。如果不愿意，請你閉上嘴巴。官員還說養老要實行“多繳多得，少繳少得，不繳不得。”那請你先實行，請你先改變不繳卻要多得的錯誤做法。如果你不愿意，請你閉上嘴巴。官員還說，養老公平要堅持“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從小到大”的原則，那請你先實行，先從農民每個月55元養老金享受起，然后按照每年10％的幅度遞增。如果你不愿意，憑什么要別人那樣做啊？　　

有文章道破，所謂改，就是把你打傷再治療，搶劫后再救濟——你盡管元氣大傷卻會因受到‘安撫’而感激不盡，認為形勢‘越來越好’，糊里糊涂地滑入他們‘盛世’‘共享’的合唱隊伍里……其實，原來就屬于你自己并已享受了的權利被無端剝奪與多少年后的那點‘補償’，誰更值得感激？為什么一覺醒來他成億萬富豪你卻一貧如洗？難道真是他們一夜之間修成了天才？為何建國初的30年、為何今日世界其它國家沒有如此‘奇跡’呢？？？　　

當年，身為領袖的毛澤東，在戰爭年代，讓他的馬夫騎他的馬；在困難時期，與警衛戰士一同啃窩窩頭，與普通百姓一起挨餓得浮腫病……同時，時時刻刻把自己的子女當作普通百性子弟一樣養育管教，下農村、進“牛棚”（“干校”曾被某‘國學大師’咒為‘牛棚’）、赴前線……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復古倒退　　

沒有舉行慶典，也沒有揭布儀式，2011年1月11日上午有人悄悄把一坨孔丘塑像放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北門口。　　

令作俑者始料不及的是，本想讓人頂禮膜拜的小動作，卻引來了一波接一波批孔大浪潮，至今余波未息。　　

誰都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人們更清楚北京天安門廣場是什么地方——她是新中國首都的政治地標，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名片，她是從批孔起家的共產黨、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以及推翻三座大山的英雄部隊的締造者奠基人和領袖的長眠之所，她是國旗升起的地方。這里還是一腔熱血的莘莘學子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是百多年來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址，這里還有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建筑群…… 一言以蔽之：天安門廣場是紅色廣場是革命廣場是政治廣場，她是幾千萬共產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民心中的圣地！神圣圣潔的天安門廣場，從來不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粉墨登場吆喝雜耍的戲臺！當然，更不是孔府的后花園！　　

孔丘何人？不說他是兩千四百多年前到處碰壁的流浪漢在“吾道窮矣”的哀鳴聲中結束殘生，不說她是奴隸王朝的衛道士復古倒退的吹鼓手，僅僅他那些“誨人不倦”的唯心主義的“天命觀”、“生而知之”的先驗論、“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思想……，有哪一點符合今天的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有哪一點符合今日的時代潮流？把如此不堪的古董豎起來，圖“治國”還是“誤國”，求“教化”還是“毒化”？　　

要樹立孔圣之像，該把它放到山東曲阜去——這樣可讓孔家后代子孫念念不忘“祖恩”；或放到教育部門口——可寓意“和為貴”這一“負責任大國”教爺形象：一則教化國人“理解”“忍讓”——盡管“維穩”直逼“軍費”，二來感動洋人“互利”“共贏”——領土領海列強列弱們橫沖直撞蠶食鯨吞，可別“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再說，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盡管更名，但也沒與“歷史”脫鉤——回首泱泱華夏五千年文明，值得豎像紀念的不知凡幾？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說，那祖宗炎黃、先帝堯舜總不該在“孔二”之下吧？憑什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人們不能不反思的是：歷朝歷代尊孔的結果究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么？是國家強盛了還是百姓幸福了，是在列強面前揚眉吐氣了還是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了，是腐敗五毒掃蕩以盡還是廉潔正義發揚光大了……？　　

后來在國民一片質疑聲中悄然挪走，又在廣場中央豎起一尊孫中山巨幅畫像來，用孫來替換“95至尊”的孔子像——有學者認為有“用弘揚三民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宣揚中華民國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制造輿論”之嫌！　　

天安門地區，長安街側畔，慎選此處安落孔子的九五銅像，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景觀”。國人誰不知道九十年前，“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就在此處爆發，中國工人階級從此走上了政治舞臺，并隨之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人所共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八塊浮雕中，第四塊浮雕即是這開啟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五四運動》。在中共發祥之地，在紀念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之際，落成這個完全憑空想像出來的綠森森的怪物，誰能解釋在爆發“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新文化運動的所在地安落這一怪物的象征意義？有學者懷疑：資改派是否借孔子像給人民一個暗示，表明領導心中共產主義理想已經破滅，要“告別革命”？同時弘揚一番老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讓人們容忍官員的胡作非為？儒學本來就是騙子，滿嘴仁義道德，欺騙老百姓，而自己滿肚子男盜女娼。“孔學名高實秕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儒家思想是農耕時代封建制的思想體系。借口弘揚傳統文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別有用心的。任何企圖恢復專制制度都是徒勞的，苦難的中國人民推翻了封建專制已經100年了，早該還政于民了。讓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見鬼去吧。　　

人們更不會忘記，古往今來的中國統治者越殘暴越尊孔，越賣國越尊孔，越是竊國大盜越尊孔，都是一邊濫殺無辜，一邊高唱‘仁政’：篡了國的王莽尊孔，搞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滿清尊孔，竊國大盜袁世凱下了《尊孔令》，軍閥張宗昌是孔子迷，軍閥孫傳芳是孔子迷，軍閥何健是孔子迷，制造了南京大屠殺、實行了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軍尊孔，偽教育局審定的課程和課本里專門規定教四書五經，連偽鈔上印的都是孔子像（所謂‘老頭票’）； 境外媒體指出：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歷朝歷代統治者無不將孔圣人捧上天，可惜最終都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如今內地一方面尊奉儒學，滿嘴仁義道德；另一方面卻是貪污橫行，遍地男盜女娼，在這種情況下，別說區區一個孔子，即使連孟子朱子也統統請出來，恐怕也無能為力。“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后隱藏著極度的不自信，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余秋雨談中國文化現狀時直截了當。 （《余秋雨談中國文化》）　　

退一萬步，中國由一個“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民心凝聚、眾志成城、情操高尚的強大國家，變成了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信仰迷失、道德崩潰、一盤散沙的肥大國家。單靠尊孔行嗎？“病急亂投醫”，孔像一出，由此及彼，人民大眾越發對曾經當家作主的時代記憶猶新——　　

07年評選新中國四大發明，竟全部出自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接手時，一個工業幾乎一片空白，科技教育極端落后的國家，不到三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毛澤東時代打下科技教育的良好基礎，后毛澤東時代，中國本應該是大量出科技人才和科學技術成果的時代，中國卻什么也出不了，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大大縮小的同西方的科技差距，再一次大大增加了。　　

舊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完全沒有政治權利，新中國，黨和國家把權力交給了人民，許許多多的普通的工人農民，成為了各級人大代表，他們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參與制定國家法律，與此同時，大量的普通工農兵群眾，被提拔重用，參與到黨政機關和企事業的各項管理中來，他們成為了國家、企業的主人和管理者。這些無疑是時代的進步，社會的進步，人類的進步。可是特別是以來，工人農民士兵被完全排除在了國家政治生活之外。　　

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一洗中華民族百年來的歷史恥辱，隨后的幾場反侵略戰爭，中國人民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在毛主席三個世界的理論的指導下，在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歷史強音的感召下，并不富裕的中國給予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以無私的支持和援助，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殖民統治的革命斗爭高漲，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極大地提高，中國人民在世界上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揚眉吐氣，充滿了自豪。忽然有一天“韜光養晦”，放棄斗爭，欺軟怕硬，對帝國主義處處妥協退讓，處處巴結迎合，同時背信棄義大幅減少和放棄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幫助，而把天量財富大量黃金巨額外匯拱手送給米國連企業金融業也出賣給它們，讓它們重新來剝削奴役抽血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企業主權的喪失，隨著中國人民創造的利潤的大量被西方國家掠奪，隨著中國稀土等寶貴國家資源的被西方國家攫走，隨著中國自主創新的幾乎完全喪失，中國換來的是什么呢？是對方對中國的輕視蔑視和不屑一顧，是對中國建立的C型包圍圈，是一再把航母開到中國的家門口的耀武揚威，是對中國內政外交的粗暴干涉，是對08奧運火柱傳遞的破壞和搗亂，是對藏獨疆獨的毫無顧忌的支持，是對中國的步步緊逼，是分裂肢解中國圖謀不斷實施……確　　

讓解放了的人民重又背負沉重的枷鎖，讓已經站立起來的人民重又跪倒，讓已經充滿陽光社會重又回到黑暗，讓已經和諧的社會重又變得邪惡，讓已經組來織起的人民重新成為一盤散沙，讓已經獲得自由與幸福的人民重新失去自由與幸福，“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叫什么？這是誰的“盛世”？ 難道重樹孔子的貓膩就是為了鞏固這樣的“大局”？……　　

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氣很高，實際上沒用，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對外既不能解決美國航母黃海演習，更不能解決美國對臺軍售，對內又不能解決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尖銳問題。“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　　

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毛遠新的電視訪談《主席為什么要批孔》的回憶摘要）　　

中國歷史不是孔子歷史，中國文化不是孔子文化，中國國家博物館不是孔子家廟。神圣的天門安廣場不容褻瀆！　　

●是“為人民服務”辦實事好事 還是只顧“排場” “面子” “作秀”　　

湖南新晃縣一年財政總收入僅一億多點，卻要投資五十億元建“夜郎國”。五十億元投資從哪里來呢？除“民間集資”說白了就是向老百姓攤派。有媒體責問：為甚么地方官員寧愿把錢投入名目荒誕不經、而且可能毫無收益的地方，卻不肯投入民生領域呢？這些官員到底是執政為民，還是執政為己？是為民解百姓之憂還是為自己樹碑立傳？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指出: 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1600億元, 目前中國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實際“經濟實力”卻是：2009年，累計購買美國國債達到8100億美元，2009年，中國“三公消費”每年持續達到9000億人民幣，2008年北京奧運會耗資3000億人民幣，2010年上海世博會耗資4000億人民幣，2010年，“省10分鐘”的滬杭磁懸浮耗資350億上馬……　　

原阜陽地委書記王懷忠為了把阜陽建成“國際大都市”，耗資三億二千萬元建一個國際大機場。當地人均被攤派數百元的機場建設費。但機場勉強運營一年後，就被迫關閉，現在雜草叢生、野獸出沒，而地方財政欠了一屁股債。但王懷忠本人卻升為安徽省副省長。　　

全國600多座城市竟有183個城市提出建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瘋狂圈地，強迫拆遷，引發群體抗議活動，嚴重影響中央領導層提倡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實際上更是在透支和浪費日漸缺乏的發展資源。同時，一些官員為了追求升遷，大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令地方財政債臺高筑（而官員們則乘機中飽私囊，屢屢造成偷工減料，“豆腐渣工程”接二連三：汶川地震遇難中小學生90% 是因教學樓質量所致 （《中華魂2010-7》）。企圖以前輩的積累、納稅人的公帑、老百姓風里雨里夜以繼日創造的財富堆筑“政績”的皇皇地標而揚名立萬流芳百世，可謂當今世界難得一見！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爭搶名人故里的風潮在全國各地一浪高一浪——甚至連西門慶、孫悟空的“祖籍”都要爭個你死我活，邀專家請名星，不惜工本……　　

再看各地“衙門”（這可是某直轄市“學者型”區委書記炫耀的），哪座修得不比歐美等發達國家還要豪華氣派？什么“白宮”“莊園”“某某門”——深圳市政府辦公樓，耗資21億，還有“更牛”的杭府耗40億（造好空著，上面還沒批準“入座”）…… 更別說那寶馬香車、海味山珍！　　

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2011年3月6日在一年一度的“兩會”上痛批政府鋪張浪費的現象。列舉了一系列政府亂花錢的行為后，他不禁感慨：“老百姓漲一次工資、增加點補貼難得很，為什么政府有些錢花得就那么容易呢？”“我們的一些活動，光放煙火就花了多少錢，有這個必要嗎？”太講排場，太去爭世界第一 ——武漢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投入2800萬修黎元洪墓。“我當審計長的時候，請外國朋友來訪問，人家說我們今年去不了，因為沒有這方面的預算。中國呢，只要有出國的指標，不管有沒有錢，就肯定能想辦法出去。” （《百姓加工資難得很 政府亂花錢卻很容易》北京青年報  　2011年03月07日　）　　

廣州亞運揭幕前，當局為營造和諧氣氛，某日舉行兩年來最大規模的官員接訪活動，由廣州市委書記、市長等高官親身接見訪民，三千人通宵排隊鳴冤，不過，接訪規矩多多，上訪內容須先經過濾，有訪民填表后即被要求離場，當場怒極拍枱。有網民譏諷：「大接訪只是消民怨的親民秀」。 （東方日報  　2010-10-19　）讓人不能不認可先前有媒體文章所披露的內容不虛——領導們念秘書東拼西湊寫的講話稿、走下屬提前踩點安排的調查線路、會見經身邊工作人員層層盤問審查而放進來的來訪者，這種“拐杖化生存”，養出的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場寄生蟲，而非雨中送傘、雪中送炭的人民公仆。更有甚者，用“黑監獄”、非法關押、拘留、勞教甚至強制送入精神病院對付上訪者。　　

改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工農一線代表占全體代表的比例最高時為47%，而到了1979年以后，工農代表日漸減少，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2900名代表中，只有34名工農代表，只占代表總數的1.1%……“全國人大”，何以為解？！　　

相比之下，在高呼“我們政府對食品的監管力度，絕對是全世界的第一！”民以食為天早就到了“吃什么安全心中無數”之境，一日三餐都要吃的食品里含有的各種各樣的激素、色素、防腐劑、吊白塊、甲醛、蘇丹紅、瘦肉精、漂白劑、增白劑、保鮮劑、催熟劑、甜蜜素、香精、雙氧水、福爾嗎林、三聚氰氨、工業鹽、明礬、滑石粉、石蠟、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敵敵畏、劇毒農藥1605和3911，各種化學添加劑和農藥的殘留——卻從未引起哪位“公仆”往心里去，“民心”工程似乎總上不了某些人“開拓創新”的“宏偉藍圖”！直到今年“兩會”上，才有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聯合來自12個省（區、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法〉，以嚴刑峻法懲治食品、藥品領域嚴重犯罪的議案》…真正解決問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其實，只要把美國共同訴訟制度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和懲罰性賠償這兩個原則搬過來，市場上所有劣質有毒食品就會立刻消失得干干凈凈。　　

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往往只剩下攝像機前逢年過節 “親民戲” 的電視畫面。其實，“密切聯系群眾”是實實在在的事，絕非凡事都把自己的個人“出鏡率”置于前頭。所以，再擅長演戲的主兒，也“秀”不出經得起時間琢磨的魚水情，“秀”不出發自老百姓心底的好口碑！“豆腐渣工程”砸死人，他跑去哭喪；“先進生產力”賴帳，他幫著討債；“醫療產業化”搞得窮人有病看不起，他“特赦火雞”把某個幸運兒送進醫院……，卻從不跟貪官污吏黑社會翻臉；滿嘴“關心百姓疾苦”，卻從不找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困苦退休職工訪貧問苦，更嚴禁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責任；無孔不入炫耀“深入基層親臨一線勇往直前”，但決不到“大褲衩”失火現場去當真“沉著應對、指揮若定”，更不用說到烏魯木齊殺人現場去組織打擊罪犯保護老百姓了……貪官污吏黑社會沒人反對他，文匪“精英”百媚千嬌拍馬屁夸他，洋人買辦中外吸血鬼們拼命巴結他，一家子悶聲發大財。而從未能在為（絕不是“讓”）老百姓“有尊嚴”“體面”地勞動、生存、發展上“給力”……這些“演技”，讓人聯想到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他經常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的評價，這種東西有時他會讀上幾個小時，而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而急待處理大量的文件他卻還沒有看”。 （《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282頁）——正是戈爾巴喬夫這伙在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響下開始成長起來的“二十大的產兒”們只顧做秀只顧崇洋媚外只顧一己之私而不顧黨國安危不顧人民水深火熱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首惡與罪魁？！　　

這里，中國人民無法忘懷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對“面子”的一貫態度：建國前，他堅決反對“毛澤東主義”的提法；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反對突出個人的六條措施：1．不給黨的領導祝壽；2．不送禮；3．少 敬酒；4．少拍掌；5．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6．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建國后，他不同意把湖南大學改名為“毛澤東大學”；在起草新中國憲法時，毛澤東拒絕把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并及時阻止部分人大代表的一項提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勛章”的提案；他親筆刪除了憲法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國家之元首”的條文。…… 　　

三十年至今，我們的各行各業幾乎都習慣于這樣一個口號“與國際接軌”：各大商業銀行收費——“接軌”、“公務員”要“高薪養廉”——“接軌”、老百姓日常必需的水電油氣漲價——“接軌”……而更多優先應該接軌的事情，有關部門及某些御用“專家”卻總是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混淆是非！為了所謂“增長”，我們除了大做“數字”文章之外，甚至罔顧環境保護、生態安全、資源制約、國民健康而大量進口洋垃圾，大量生產高耗低值乃至有毒的產品，上馬諸多財力資源人心都不堪重負的傻大工程，天天追著“GDP”屁股跑——殊不知有的GDP，我們是應該拒絕的——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三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征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表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馬路不斷開拉鏈帶動的GDP，實則是一種退步。國際政治博弈中，沒有規則制定權，稱不上政治大國。沒有世界級企業，稱不上經濟強國。不能輸出強有力的價值觀，稱不上文化大國。若不能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轉化為全民福利，這樣的GDP再高速發展，即使世界第一（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達到了32.9%。）也毫無意義。在貧富懸殊，利益集團當道的社會，單純GDP增長只會掩蓋社會退步的真相。如今，放眼看世界的人們終于明曉：原來中外的某些差距，并非用單純的“國情不同”就可自圓其說！　　

今天，改革開放環境下的河北晶牛集團——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早已成為中華大地一片“凈土”的“六無”企業，他們腳踏實地用全身心的投入實踐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創造了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感天動地的光輝業績——在這里集團領導無一人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中層干部無一人跑官要官；職工無一人下崗被推向社會；群眾無一人上訪告狀；青年無一人犯罪入獄；省、市組織部門對領導班子考核無一張反對票。處級以上干部堅持18年除夕夜為一線職工包餃子。集團領導星期天、節假日很少休息。從義務植樹到清理淤泥溝，從清理生產場地到義務倒箱整理倉庫，從集中卸運原材料到窯爐冷修、熱修，企業干部十多年來一直堅持與員工一起參加義務勞動。如今，月收入和年收入最高的都不是集團領導，長工資工人多長，降工資職工只少降……她的“老總” 至今上下班仍是自行車開道，私事用車、陪客人吃飯都按規定交費，與職工一起排隊打飯，與職工一起住職工宿舍……　　

改革開放環境下的河南南街村——現在在那里工作的1萬名職工都住了高標準的住宅樓，免費吃上了營養綠色的大食堂飯。村民的住宅、家用電器、家俱、炊具、制冷、取暖所有設備，由村里統一配備，村民的水、電、煤氣、面粉、食油、節假日食品等全部由村里免費供給，入學、入托、防疫、人身保險、計劃生育、生老病死、文化娛樂等費用，也統歸村里集體承擔。1994年5月，帶頭人王宏斌走進了中南海向中央領導匯報工作。喬石委員長稱贊“你們干得好，路子對頭”。而她的“引路人”至今仍然領著“二百五”的月薪……原小崗村的下派支書沈浩曾親自帶領小崗村兩委成員的一班人馬到南街村去參觀訪問，在留言本上留了誓言：決心也要帶領小崗村的人們走南街村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陳云之女陳偉華訪問南街村，握著黨委書記王宏斌的手，說：“你們很了不起。現在像你這樣的共產黨員太少了，如果再多些就好了。”接著又說：“我以前讀過《共產黨宣言》，當時爸爸問我其核心是什么，我說是消滅私有制。南街人對《共產黨宣言》的理解也抓住了要害，就是‘兩個徹底決裂’。我特別贊同那些老將軍的話：‘我們拋頭顱、灑熱血不是為了錢，就是為了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你們一定要大膽地干，堅持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存活51年的河北省周家莊人民公社——2006年，人均收入就達到了晉州市最高，財政收入多年都是全晉州市第一，具有比周邊分田單干村莊更興旺發達的生產力，更可觀的集體積累。全鄉沒有一個外出打工者，不受外部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致命性影響，社員安居樂業，鰥寡孤獨、老弱病殘者皆有所依，不存在令人破敗之痛的“三農”問題，沒有新“三座大山”的后顧之憂，20年前就實現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全鄉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被反復宣傳的□□村農民1978年為了分田單干而按手印，周家莊鄉絕大多數社員則于1982年為維護公有制集體經濟、拒絕分田單干而按了手印。——雷金河，這位周家莊的“靈魂人物”，直到2001年去世前，一直都是與其他社員一樣“干多少活、記多少分” 　　

2009年5月，河南158名縣委書記聯名倡議 做焦裕祿式好干部 ——他們給全省黨員干部的倡議書中寫道：像焦裕祿同志那樣，心系群眾、親民愛民。始終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生的最大追求，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工作的最終目的，視人民群眾為衣食父母，誠心誠意當好人民的勤務員。堅持問情于民察實況、問計于民出實招、問需于民辦實事、問效于民求實績，盡心竭力為群眾辦好事、解難事、干實事，真正做到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發展上惠及群眾，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習近平副主席在河南調研時還專程瞻仰焦裕祿墓，贊“焦裕祿精神跨越時空，永遠不會過時”　　

兩年來，重慶黨政干部走出機關深入最底層去“結窮親、三進三同、大下訪”，去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他們同人民群眾一起“唱紅打黑”反腐肅貪，一起建設五個重慶，一起落實十大民生；他們堅定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維穩”思路：“與其花錢搞維穩，不如花錢解決民生”……在美國新聞界享有崇高威望、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第一個向全世界報道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西方記者西默•托平在重慶調查后向中國記者感慨道：“64年前在延安，最讓自己感動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今天在重慶，我看到這種精神依然在閃光。”  （《瞭望》文章：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　　

在此，筆者聯想到一事——某黨校教授在一次理論研討會上振振有辭宣稱“世界各國都有腐敗”，言下之意我們的腐敗不足為奇。堂堂的“知名教授”竟然無視“都有”與“都嚴重”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碼事：世上沒有絕對的東西，量變能引起質變，論人議事，不能不看其大勢、主流、總體，否則就陷入列寧曾痛斥過的“孤證論”。任何一個惡徒都曾經會做過一、兩件益事，任何一位善民都可能做過一、兩件錯事，你能說前者就是好人、后者就是壞蛋？！更荒唐的是她在剛聽完一位用毛澤東思想治理、讓人民當家作主的著名企業遏制腐敗的事跡介紹后仍堅持認定腐敗是無法消除的，令人不能不懷疑其用心別有——同樣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毛澤東那個時代腐敗現象難于立足（更休論蔓延）？為何晶牛、南街的領導班子就杜絕了腐敗？我們現在還提不提倡“實踐檢驗真理”？還要不要堅定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還能不能理直氣壯地捍衛《黨章》《憲法》的權威？？？　　

●是“為人民服務” 還是“為人民幣服務”　　

面對愈演愈烈的權錢交易與權力自肥，香港媒體發文吶喊——中華民族之所以全盤墮落，主要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現在的神州官場，哪個看上去有點正人君子的模樣？這些人奉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拜倒在金錢腳下，鉆進錢眼里不能自拔。或暗箱操作，醉心于權錢交易；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或大權在握，公帑國庫悉數成一己私產；置房產、買別墅、養情婦、包二奶，不亦樂乎；揮霍浪費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中飽私囊成了家常便飯。臺上仁義道德，臺下男盜女娼，假仁假義，莫此為甚。廣東茂名前市委書記羅蔭國，4月上旬“涉嫌職務犯罪”刑拘調查期間，辦案人員在其住所及辦公室，起出逾1,000萬元，此外還有逾100幅名貴字畫、10只勞力士手表，同時發現一批在外國拍攝、與不同女子的合照。刑拘期間，羅蔭國交待出來了100多名處級以上官員。 （香港《東方日報》2011.04.19.發出《中華民族向錢看到了最缺德時候》）　　

在“白貓黑貓”賊論泛濫之地，早已無一寸凈土——在這條發于2011年4月4日16時34分的微博中，北京師范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董藩公然對研究生提出要求：40歲時達到4000萬身家，否則“不要來見我”。——難道財富是評價成功的唯一標準么？，“傳道授業解惑”之師道咋變成這味？！教授身份市儈嘴臉，學生錢掙得不夠多，就被老師否定。這放在任何年代都是反面教材——不是窮人仇富，而是大家見不慣有人嫌貧。　　

“1999——2008中國造富大學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華和浙大。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是這樣嘲笑中國大學的：“它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為傲，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話。”大學從殘酷社會中的象牙塔，墮落成了生產不合格產品的壞公司。大學成為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成為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斗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2009年，重慶上萬農村高三應屆考生拒絕了高考，湖北省2.6萬學生放棄了高考：2010年，中國高考報名總人數比2009年減少了65萬人，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抬頭。北京不少于10萬大學生患有抑郁癥，畢業后又淪為唐家嶺的蟻族；《中國青年報》一項上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34%的人后悔讀大學，51%的人認為，在大學里沒學到有用的東西。大學在電視宣傳片中吹噓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學生選擇大學，選擇的標準不是一個大學的教統，而是就業率的高低。 （《可怕的大學： 多少人在校園里浪費青春》　2011-04-21　新周刊） 　　

北大和清華都未進亞洲大學排行榜前十，當今著名的國際數學大師（師從陳省身）、數學“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獲獎者、哈佛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丘成桐直言不諱：“我看到最近這幾年中國的大學、中國的學術風氣，比以前差很多，雖然待遇比從前好得多，但對年輕人的培養卻越來越糟糕。”同時中國大學周邊由邋遢飯館、通宵網吧、廉價招待所、無證小診所形成的墮落街，使無數大好青年從室友手中接過第一根煙開始，本該厚德博學的大學時光，更加快淪為一部青春墮落史。　　

清華大學建筑系99級畢業生劉天昭在寫給母校（百年）的信中說：今天的清華——沒有哪所大學，比清華距離國家更近，距離權力更近，距離金錢更近。　　

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在寫給清華信中以“理工科之王”麻省建校150周年紀念活動為觀照，指出：　　

（清華）整個校慶活動（幾年以前就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依然沒有擺脫傳統格式化的思維窠臼——大造輿論，邀請名人捧場，極盡評功擺好之能事。沒有看到清華大學有任何一項反思活動，更沒有像麻省那樣“嚴肅的反思”，這就是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之間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清華大學……應當放棄實用主義的辦學方向。走出為國家眼前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思維，致力于解決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課題。　　

從小處說，大學應讓一個人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從而改變個人命運；從大處說，大學應促進社會階層之間進行垂直流動、緩解社會的階層板結，從而改變國家命運——這正是中國的大學的最大失職之處：大學本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有力臂膀，但從什么時候起，虛胖多病的大學隱隱成為了社會的負擔?　　

“目前，中國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嚴重問題就在于他們的公司化，不斷為了這個“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利益的惡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表示，政府是民眾委托、提供公共產品的權力機構，不能把政府當做企業去經營，更不能僅僅為政府自身的利益而使其公司化，滑入單純追求效率的泥淖。　　

南街村帶頭人王宏斌說：南街多年來奉行傻子精神——也就是奉獻精神，就是為人民服務精神。他們黨委一班人一月只拿250元的工資，卻為上萬村民送上富裕美滿幸福祥和的共產主義社區好生活！王宏斌說：把金錢、名譽和地位看重了，就等于給自己背上了包袱，戴上了枷鎖。我們不僅要學科學、學業務、學技術，更重要的是學做人，學做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人。　　

為人民服務，是真誠地付出；為人民服務，是忘我地投入；為人民服務，是用生命注解的書；為人民服務，是用心靈開拓的路。中國共產黨人前仆后繼、流血犧牲，拿千萬顆頭顱鑄就的就是“為人民服務”這五個沉甸甸的大字。當某一天她被演變成“為人民幣服務”的潛規則時，當“國退民進”私有制大張旗鼓時，當“人民”的基礎成了弱勢時……她還有多少“含金量”？　　

是否真真切切履行了“為人民服務”，要看絕大多數一般干部和黨員的由衷公論——包括上億的下崗失業而衣食無著的原國企工人、大量倍受新生資本家剝削壓榨的二三億農民工及其家人、大量深受教育醫療住房的新三座大山重壓的城市市民、成百上千萬把父母兜囊掏空畢業即等于失業的青年學生、一兩千萬為生活所迫而淪為□□的曾經是“半邊天”的中國婦女、強烈反對購買美國債食用轉基因主糧和強烈反對為上億兒童注射有問題疫苗的人們…的滿意度？！ 　　

…………　　

想當年，從憲法中刪除了群眾“四大”的權力，腐敗的惡魔從此有恃無恐——三十年來盡管“反腐敗”的調門越來越高，反腐的專門機構越來越多，結果仍是腐敗越反越猖狂，越反越泛濫；如果有人再把毛澤東思想從解放軍政工條例的指導思想中刪去，那么美國一著名學者說的“沒有毛澤東思想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不成其為解放軍”美國西點軍校的頭頭說的“不怕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的毛澤東思想化”會是什么結局？!　　

在戰爭年代，在建國初期，在建設時期，在文革年代，在改革開放后，在執政為民今日，不同時期，在對待人民大眾老百姓的態度上所表現出來的巨大鴻溝，說明脫離毛澤東思想的指引，違背毛主席的諄諄教導，拒絕在實踐黨的根本宗旨上言行一致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無論立多少“法”下多少“紅頭文件”處理多少“害群之馬”，黨內就會腐敗蔓延甚至難以遏制，人民與黨就會離心離德，政府行政就會困難重重，社會安定和諧就會無法掌舵，更嚴重后果就可能隨時發生……　　

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無論是危言聳聽，還是前鑒警鐘，其價值都會比別有用心的粉飾藏污更利于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于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如果我們真正具備直面歷史和現實的勇氣與魄力，我們就不會為逆耳忠言苦口良藥所傷，亦不會被阿諛奉迎歌舞升平所迷，我們就該常思“歷史周期律”之危，常溯權力之源之實，常憶“軍民魚水情”“干群一條心”之史之榮，痛下決心來它一手“硬”的，像毛主席那樣宣誓“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從自身、自家緊起，一視同仁，誰都不搞“放一馬”。 一夫振臂萬夫雄，看誰還不“夾緊尾巴”做人、還敢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兒戲？！  　　

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　　

“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深入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我們黨除了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９０年來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 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　　

“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行使權力就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決不能把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各級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全黨同志都要牢固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觀念”　　

“ ９０年來，我們黨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這一點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這些年來，貪官揮霍、卷走、豪賭多少萬億，官場‘三公消費’多少萬億，為“穩定”投入的國家機器多少萬億，為冤枉付出的“治污”“善后”“打假”“空餉”“學費”“豆腐渣”…多少萬億，外資僅從股市虜走多少萬億，一窩蜂“競爭”“發財”報廢、浪費的資源多少萬億……成千上萬被毒、被埋、被殺、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慘案……賣企業、賣資源、賣土地、賣債券、賣國格人格……我們的“發展”，如再扣除原先的高積累、提取治理被污染環境的高成本、補償對老一代創業者的欠帳、償還巨額的內債外債、扣除超前消費或賣掉的不可再生資源價值、支付為恢復公務員之外原先曾享受的免費就醫入學住房養老人群等等福利后再除去外資在華資本等等“成本”，還能有多少剩余！？還能有多少“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 的業績！？……（要知道，日本GDP是不算房地產、賣地的錢、煙草及其相關產業、還有污染行業，如果算上，我們還不是第二；人均則排在百名之后）　　

在舉國上下興師動眾不惜財力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可曾用心地重溫中山先生就職時的誓言——“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凡國家社會之事，即我份內事。凡有益于國家社會之事，即犧牲一己之利益，為之而不惜！”“人人為公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天下大亂”……？！　　

人們不禁要問： 如果我們共產黨人離開了與群眾的血肉聯系，離開了群眾監督批評，離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還有自己的特色嗎？還有自己的政治優勢存在嗎？不再為人民服務，那與剝削階級政黨、與歷朝歷代皇親國戚有何區別？。。。。魏征對李世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勸諫、孟夫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道震古鑠今，敬愛的周總理的“不怕戰爭失利，最怕失掉人心，失掉人心是萬劫不復的”的教誨振聾發聵，炎黃子孫、共產黨員豈能無動于衷無所顧忌？！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90華誕與毛主席118周年圣誕之際，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及每一位良知未泯的中國人無法不懷念中國共產黨曾經為中華民族的新生與中國勞苦大眾的解放浴血奮戰度過多少風雨如磬的艱難歲月，更加緬懷黨的締造者、億萬人民的英明領袖毛澤東的豐功偉績、高風亮節——是他老人家的圣德與極智、天才與神勇凝聚了黨心民心軍心，開辟了東方人口大國的新紀元！他，無愧于中華民族新制度的開山鼻祖，他就是華夏文明最輝煌的紀念碑！　　

歷史是需要傳承的，沒有對歷史的傳承就沒有歷史，割斷歷史必然導致文明的破壞。而忘記歷史，則意味著背叛。聯想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每年2月22日（華盛頓誕辰日）列為美國各州的法定假日。這一天，全國雷打不動地舉行隆重的公眾儀式、盛大宴會等慶祝活動舉國紀念他們的開國元勛和第一任總統。不僅尊稱其為“國父”，鐫像于高山，還將首都以其名冠之。……人們就不能不感嘆咱們某些人的數典忘祖功夫何等令天下人不齒！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這種先鋒隊性質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忠實地代表自己階級利益的同時，忠實地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因此，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而且要“全心全意”！ 　　

共產黨人的圣經——《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或者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而無產階級運動是為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所言：“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 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刻也不脫離群眾； 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 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 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并且強調：“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見：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完全是由黨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性質決定的。也自然而然成為真假共產黨人的分水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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