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每年產生廢舊電器1200萬臺,但電子垃圾處理相關監管缺失,各種小作坊開始四處擴散,留下巨大環境污染隱患
“洋垃圾村”未除“土垃圾村”擴散
在汕頭貴嶼鎮,各種手工操作的電子垃圾處理作坊隨處可見。 胡念飛攝
我省每年產生廢舊電器1200萬臺,但電子垃圾處理相關監管缺失,
各種小作坊開始四處擴散,留下巨大環境污染隱患
“洋垃圾村”未除
“土垃圾村”擴散
“高價回收廢舊手機、硒鼓、墨盒、MP3”,手持這樣小廣告的小商販成為很多城市過街天橋、高校和電子城相似的“風景”;“高價回收冰箱、洗衣機、大小家電”的聲音也時常打破居民小區的寂靜。
這種隨處可見的景觀無不在時刻提醒我們,電子產品淘汰高峰期正在到來。
按省環保局2008年的統計數據,全省擁有的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腦就有約1.8億臺,若按每10年一個周期淘汰的話,每年僅廢舊電器就有1200萬臺,在全國首屈一指。
但這些電子垃圾的處理卻不容樂觀。“目前我省電子垃圾的流向基本處于監管真空狀態。”省環保局污控處處長吳洪杰透露,大量經過簡單物理拆解和分類后的電子垃圾進入了“地下處理工廠”,給環境帶來巨大污染隱患。
擴散的毒瘤
在廣州白云區鐘落潭的一個村,記者看到,政府明令禁止的燒垃圾、塑料和酸洗作坊在這里仍然還有,不過為了躲避執法隊的檢查,他們大多非常隱蔽,往往在背街處或村外拋荒的田地里悄悄地干。
在這里的小作坊里,可以稱作“錘敲斧砸”的19世紀處理手段被用到21世紀的電子產品上,在野蠻拆解后再經酸浸、火燒等原始工藝,之后任憑處置廢液橫流,不做任何處理直接流入下水道或流淌在地上。在村子周圍大片拋荒的田地上同樣堆滿了垃圾,有的垃圾堆還在冒著滾滾濃煙。
中山大學地球與環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周永章告訴記者,一臺電腦有700多種化學材料,其中一半以上對人體有害。拆解過程中產生的二次污染非常突出,不少拆解戶偷偷排放清洗廢水和焚燒廢棄物,對空氣地下水和土壤均造成嚴重的污染。如果不加以解決,更多的“貴嶼”將會出現,并分布各處。
據有關人士透露,清遠的石角還有南海的里水,電子垃圾拆解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以家庭作坊為主要方式,幾乎人人參與,連上學的孩子回到家,也跟著大人一起拆解電子垃圾。
據不完全統計,雖然我省從事廢舊物資拆解、加工、利用的企業有2000多家,但經常是處于“吃不飽”的狀況。而全省有各類大小廢舊物資回收站點 3萬多個,以及大街小巷的小販們,為數百萬的個體拆解戶提供了充裕的貨源。尤其是電子電器的回收以個人分散回收為主,以原始的焚燒、酸洗等手段處理,對環境的污染和威脅越來越大。
缺失的監管
一位環保專家透露,我們還沒解決“洋垃圾”泛濫問題,“土垃圾”又來勢兇猛。
當記者問石角當地政府負責人為何允許這種情況存在,他說,“這些電子垃圾回收點和拆解作坊確實對當地環境帶來很大的影響,可是國家沒有明文規定不讓他們從事這個,作為政府也就不能把人家趕走。”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大量含有毒有害物質的電路板、電子器件、CRT(顯像管)玻璃等主要“拆解產品”的流向處于真空監管狀態,成為環境的一大污染隱患。
在一家從事廢舊電視機回收拆解的作坊,一個小老板指著拆解下來CRT玻璃、電路板等對記者說,“誰給的價格高,我們就賣給誰,目前主要是銷往珠三角一些工廠。”
據了解,在我省很多城市,加速劇增的電子廢棄物“資源”已然成就了一個產業鏈條和相關的種種職業,在“收購—簡易拆解—零件轉運—精細拆解”的完整產業鏈條上,游擊隊式的家庭作坊隨意就地拆解,已經成為威脅城市環境安全的一個悄然生成的毒瘤。
那些大量的廢舊電器為何源源不斷地流入鄉村落后小作坊呢?吳洪杰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這么多年來沒有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廢舊家電及電子產品回收處理體系。
落后的利用
“全國手機、筆記本電腦、MP3等電子產品每年淘汰廢舊電池就達6000噸之多,價值10億—20億,但只有2000噸左右得到回收。”清華大學核研究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王革華的這番話聽起來讓人震驚。
而作為電子產品生產大省的廣東,對于“循環經濟”中非常重要的“電子垃圾”的回收和利用更在全國處于落后水平,不僅遠遠落后于上海,甚至遠遠落后于四川。
廣東省環保產業協會技術部部長王剛透露,目前我省對廢紙的回收再利用幾乎達到了100%,對廢塑料的回收使用率也達到了90%左右,其中有不少大型企業,但獨對廢舊電子產品的回收利用,幾乎沒有什么現代化大型企業。
據悉,上海從前年6月5日起,環保公益平臺“e環365”開始運作,只要撥打熱線電話或發送短信,就有專人上門回收家中的廢舊電子電器,然后進行統一規范處理。同時,上海市政府利用稅收、貸款、補貼等措施多管齊下,讓正規回收企業能向市民開出一個有競爭力的回收價。
2006年,四川由長虹工程技術中心自主開發建設的廢舊CRT電視回收生產示范線建成,并以這條生產線為基礎,通過進一步進行技術設備開發和產業化投資,建成了西部最大的廢舊家電回收基地。
而廣東雖然建立了若干再生資源工業園區,但卻忽視了政策傾斜和引導,正規企業發展緩慢,違法小作坊卻有廣闊空間。
即使是在國家級循環經濟試點單位———清遠再生資源示范基地,3000畝的園區內,從事處理“電子垃圾”的企業并不多。目前年處理回收五金廢物也僅有30萬到40萬噸,占清遠總處理量的1/5。但在清遠其他地區落后原始的“電子垃圾”處理作坊卻隨處可見。
■專家建議
利用財稅政策
加以扶持引導
電子廢物拆解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產業,需要有資質的企業進行專業化操作,危險性和某些必要程序要利用專業設備進行,投資成本較高,而對正規的“電子垃圾”處理企業,環保部門要收取不菲的環保費。
“而那些小作坊卻沒有這方面的成本,因此在相對高昂的成本面前,剛剛起步的專業企業走好這條路并不容易。”
王樹功認為,政府不能滿足于搞幾個標志性的循環產業園裝點門面。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落后企業一律淘汰,否則,人們不會無緣無故支出很高的代價投入環保,肯定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好的企業也支撐不久。對于具有潛力的循環經濟產業,政府應該給予財政補貼、減免稅收等傾斜政策。
“政府要學會算環境、社會這樣的大賬,不能僅滿足于算經濟賬,否則就是透支未來的環境,讓一部分人得益,卻讓另一部分人受損。”王樹功認為,一家小小的貴嶼示范區遠遠滿足不了要求。
他透露,前兩年,本來省政府決定在惠州和東莞、梅州也建立大型的處理示范區,地址都選好了,也作了環評,但是遲遲上不了馬,一方面因為各地的環保意識增強了,都不愿意在本地區設立,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另一方面許多人還對習慣粗放式的經濟模式,循環經濟對他們沒有吸引力。“這就需要我們更高一級的政府用財政、稅收優惠的政策來引導地方政府。”
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環境系王樹功博士認為,其實廢舊電器有很多再生零件,國外資料顯示有95%以上的拆解利用率。發展廢舊電子電器綜合利用也是我國面臨資源短缺和環境承載力低的矛盾而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盡快建立科學的電子電器處理體系應對淘汰高峰。“雖然體系的建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種條件錯綜復雜。但只要我們政策到位,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
■樣本分析
貴嶼:“洋垃圾鎮”痛苦轉型
如果能不污染環境,資源循環利用本是一件好事。
廣東省環保協會技術部部長王剛算了一筆賬:回收1噸廢鋼鐵,可煉鋼約0.8噸,節約鐵礦石2噸至3噸,節約焦炭1噸;回收利用1噸廢紙,相當于木漿造紙節約純堿40公斤,節電512度,節水47立方米。
在拆解再利用與污染環境的多種博弈與平衡中,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面對來勢洶洶的電子垃圾,我們要采取什么樣的態度與對策。
更多的毒瘤在不斷生成,老毒瘤———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個全國甚至是世界的電子垃圾集散地,因為嚴重的污染曾引起各方包括眾多美國媒體的關注。“貴嶼現象”一時“名聲大噪”。
現在,在各方的壓力下,貴嶼正進行痛苦的轉型。
“買回來一堆垃圾,轉眼就有可能成為千萬富翁,你說誰不干。”
在貴嶼,從事廢舊電子拆解的企業就有300多家,個體經營戶5500多戶,每家(戶)年均拆解量達200多噸。據貴嶼鎮委書記陳喜獅介紹,2008年貴嶼鎮廢舊電子電器及塑料的回收、拆解、加工行業創產值約22億元,占全鎮工業總產值90%以上。貴嶼的發展可謂與電子垃圾息息相關。
但日益嚴重的污染,也讓貴嶼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一邊是垃圾的污染,一邊又是拆解行業巨額利潤的誘惑。在陳喜獅看來,隨著我國大量電子垃圾的出現,各地迫切需要建立一些類似貴嶼的拆解中心來讓電子垃圾“變廢為寶”。
為此,貴嶼人想到了建立循環經濟發展體系,而重點當然是規范這些拆解行業。貴嶼從2005年開始就試圖建立國家級的循環經濟示范基地———廢舊電子電器綜合利用示范區。貴嶼還打算引進TCL、國美等大的合作伙伴,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建立科學的拆解產業體系。
“我們理解,拆解可分為一級和二級拆解,一級拆解就是指那些沒有污染的拆解,可以沿用原有的家庭作坊式的操作方式,而對于有污染的二級拆解,就必須進入拆解工業園,使用更先進的環保拆解技術來處理。”
“期間我們經過七上北京,參加三次評審,終于在去年11月已獲原則通過,但迄今沒有收到正式批準文件。”
陳喜獅告訴記者,這意味著,貴嶼建立循環經濟示范基地的計劃只能是“紙上談兵”。合作對象談了不少,但因為沒有正式批準,貴嶼一直沒敢有大動作。
遺憾的是,隨著監管力度的加大,當地的電子垃圾拆解業也在悄悄地往周邊地區轉移,其中尤其以普寧市的南徑鎮的一些村莊為甚。這樣一來,污染的問題就不僅僅是貴嶼一個地方的問題。
但畢竟,規范電子垃圾處理,貴嶼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本報記者劉茜胡念飛方一慶實習生唐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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