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藥房配酸梅湯的視頻火遍各大社交平臺，在年輕人群體中掀起購買酸梅湯的熱潮。

　　相比市面上很可能是拿“科技狠活兒”勾兌出來的“酸梅湯味”飲料，在中藥房自己配的酸梅湯，價格實惠、真材實料、生津止渴、解暑良品……

　　據媒體報道：9月4日，江西南昌一女生到中醫館配酸梅湯，卻被中藥師教育了一番：

　　“是藥三分毒，你吃了有什么意思啊？不是我們不賣給你，你沒必要這么健康，你干嘛要說動不動就吃藥啊？不是，有些藥是不能吃的，就是酸梅湯這樣的，有些人也不能，有胃酸的人就不能吃。”

　　其實，稍微有點中醫常識的人都知道，酸梅湯里主要是烏梅、山楂、陳皮、桂花、甘草這幾味藥，藥性偏寒涼，所以，脾胃虛寒、胃酸過多（特別是有胃潰瘍的人群）不適宜食用；另外，酸梅湯一般加冰糖調味，糖尿病患者也不適宜多飲。

　　《紅樓夢》三十四回，寶玉挨了賈政的打，向賈母嚷嚷著要吃酸梅湯，襲人卻想到“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才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來，可怎么樣呢？”于是，便勸阻了下來，“只拿那糖腌的玫瑰鹵子和了吃”。《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精通中醫醫理的，一本《紅樓夢》普及了許多中醫知識。

　　又如火遍大江南北的“怕上火喝王老吉”，以筆者在廣東生活數年的觀察，廣東人自己反倒并不怎么喝（廣東本地的現煮涼茶非但不甜、反而苦澀），更不會拿王老吉當日常飲品無節制地喝。前些年，杭州就有人喝王老吉喝出了胃潰瘍。

　　年輕人愿意接觸中醫藥，愿意接受中藥傳統飲品，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中醫藥知識普及不到位，結果恐怕只能適得其反，“喧囂”過后、留下的只能是滿地雞毛。

　　毛澤東時代通過500萬“赤腳醫生”、走中西醫結合道路，解決了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問題，使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在短短20多年間翻了一番；今天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簡便易行的中醫保健、治療手段原本可以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家庭醫生”，但醫學知識普及的缺位以及商家的逐利行為，卻很可能讓保健、救命，變成了“下毒”。

　　當然，論“下毒”，早已經被邊緣化的中醫藥比起“科技光環”加持的“現代醫藥”還是很難望其項背的。

　　李玲曾經調侃很多“現代藥物”是“安全、無效、利潤高”，利潤高是真實的，但是不是安全就不好說了。大流行期間，把大洋彼岸的“實驗用藥”吹噓成“神藥”的鬧劇數次上演，而這些藥連三期臨床數據都不完整；

　　WTO宣布阿斯巴甜可能致癌，一堆科普賬號出來洗地，在食品添加劑蓬勃的這些年，“吃出來”的疾病還少嗎？雖然不是說阿斯巴甜馬上就成“毒物”了，也不能脫離劑量談毒性，但這玩意兒本來就應該盡量少攝入。然而，“科普”洗地，欺騙公眾說“阿斯巴甜比蔗糖健康”，這不是赤裸裸地“下毒”嗎？

　　像文本開頭提到的這家中醫館的中醫是有基本良知的，這樣的中醫也不是個例。

　　前不久妻子的外婆突發腦梗，筆者到旁邊的中醫館買安宮牛黃丸，只有同仁堂的，八百多元一粒。售藥的那位中藥師再三詢問患者的情況，仿佛不愿意賣；在筆者執意要買之后，又細致地講怎樣分藥、怎樣喂藥，還特意留了電話；筆者剛回到家中，藥師又打電話過來強調，讓筆者找醫生再確認是寒痹還是熱痹，只有熱痹才適宜服用；過了幾小時又發短信詢問后續情況……

　　然而，對比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家中醫館，全國其他的中醫館、中藥店是不是全都能盡責向購藥者問明情況，根據個人體質增減藥劑調整配方，甚至拒絕賣藥呢？

　　從以前的“但愿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的對聯，到現代“手術室里全是錢”的聯歡橫幅以及“怎么讓病人給我們排隊交錢”的PPT講義，社會風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特別是近三年的大流行，某些醫療大V和專家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現，讓我們真實地見證了什么叫“龍王買傘”。

　　例如，某位在美醫學博士，在放開前鼓吹“長新冠是心理疾病”：

　　放開過程又開始鼓吹輝瑞口服藥Paxlovid可以降低長新冠風險：

　　放開大半年了，突然畫風大變，開始大講長新冠的風險，夸贊美國的防疫措施：

　　注：“Hanson臨床科研”為“@子陵在聽歌”的公眾號

　　醫學大V為何會有這樣的畫風突變？筆者注意到前不久的一個新聞：

　　其實從大流行開始以來，中醫一直認為“新冠可防可治”，既不認為新冠是洪水猛獸，也不認為“mild”（溫和的），而是主張預防為主、早介入早治療，2020年就開始研究后遺癥以及“愈后康復”問題。

　　低成本的“防疫”與高成本的藥物依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對立，其背后就是不同的醫務工作者、醫療集團之間的根本動機的對立。

　　雖然本文在前面舉到了兩個中藥師的例子，但筆者也不大相信，所有的中醫都是“醫者仁心”，古時“何妨架上藥生塵”的精神也只有在那些品德高尚的老中醫身上才具備，否則也不會在明清時期接連出現轟動全國的假藥案。

　　而到了今天，中醫藥從業者以及醫療機構存在的此類問題似乎表現得更嚴重了。明明十味藥就可以治的病，大夫偏偏開出了二三十味的藥方，其中很可能還有利潤更高的“貴藥”；明明服藥三天需要面診的復雜疾病，大夫一口氣給開出七天甚至十天的劑量；酸梅湯里的烏梅，明明應該用草煙熏制，黑心藥販卻用硫磺或煤炭熏制；假藥案更是屢禁不止……

　　至于西醫領域，“白求恩救死扶傷”的精神更成了罕見物。一個小感冒，到門診上來不給開個幾百元的檢查費，患者反而不放心，因為行內都這么干！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解放前已經瀕臨倒閉的同仁堂，經過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在新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聞名海內外。那時的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事業服務的行列當中去了，獲得了人民群眾廣泛的信任和支持。

　　1954年同仁堂設立了咨詢服務臺，為患者介紹適應癥的藥品，有問必答，解答顧客提出的各種問題。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風氣持續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顧客來店求購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貨員收方后說：“這藥4克只值4厘錢，給你10克，收1分錢。”顧客滿意地笑了，為了這一分錢的“生意”，這位老售貨員柜前堂后跑了兩趟。

　　上世紀末，同仁堂開始改制；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0月在香港創業板上市，逐漸走上公司制和資本化運作的道路，風起自此大變。改制后的同仁堂屢次因為藥物品質、摻假等問題登上黑榜，2019年被撤銷中國質量獎稱號。

　　2012年，北京夏女士例假遲遲不來，來到同仁堂新街口藥店中醫診所看病，被診斷為“月經不調，氣血不足”，喝了17服同仁堂開的中藥后，夏女士去婦幼保健院檢查方得知原來自己在看中醫前已經懷孕，事后看診的醫生拒不見面，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前幾年，許多跟團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帶去參觀過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參觀學習中國醫藥文化。其后，等著他們的就是天價診療費和藥費……

　　比起唯利是圖的“資本”，私有制更是把每個人逼到“人對人是狼”的地步。一名立志于發揚中醫藥事業的中醫，如果他自己衣食無憂，可能還會從心而為、兢兢業業，就像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江西南昌中醫館的藥師；然而，當一個醫生被房貸、被子女的教育、父母的養老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如果能通過多賣藥多賺點錢，他又會怎么選擇呢？

　　所以，“下毒”還是救命，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私德”問題，也不是道德和法律可以完全約束得了的。

　　在舊社會，地主階級開的中藥鋪有樣學樣，也掛上了“但愿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的對聯以自我標榜和宣傳，實際上卻干盡了坑蒙拐騙、巧取豪奪的事。

　　1934年6月，途徑坪壩的紅軍沒收了大地主蔡云益等人的中藥鋪，并采集了一大批中草藥，在坪壩街上關廟巷子開設藥房免費為貧家和雇農治病，王維舟還為藥房題寫了店名“坪壩工農紅軍藥房”。

　　1934年下半年，一種被當地人稱為“雞窩寒”的流行性感冒在城口農村爆發。紅軍將士一邊積極為老百姓提供治療，一邊努力研究控制流感的方法，短短一個月時間就控制住了瘟疫，紅軍藥房的醫生也被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為窮人的“救命活菩薩”。

　　面對“下毒”還是救命的難題，紅軍先烈的歷史事跡不該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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