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醫復興的“瓶頸”
中國迎錯了神——把醫學當科學
西方沒有純正的醫學界——醫政一體
在西方的制藥公司操縱下的集體醫盲
歷史看出的問題：被行政管死了的西方醫學
西方醫學是整個體系搬過來的
行政權力為現代醫院輸送病人——醫療享受
可憐的現代醫學內科——不會看病的醫生
中醫是醫學，西醫是醫療，無為而治是中醫本色
西方的醫療管理權力管死了中醫
復興中醫，從孩子抓起
搶救老中醫是關鍵
復興中醫，關鍵在政策一碗水端平
談談中醫復興的“瓶頸”
假設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那么前2500年的時間是醫療實踐，到《內經》，中華民族已經對前2500年的醫療實踐做了理論總結。這個總結做得對不對，便由后2500年的實踐來驗證。我們驗證的結果答案是：完全正確。現在美國的FDA說中醫是“有完整理論體系的醫學”多么的不容易。因為，現代國家為了利益，干什么都會。例如指使某幾個小混混在我國掀起“中醫是偽科學”的活動。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承認中醫是“有完整理論體系的醫學”對它自己來說也有好處：因為，無論什么國家的人民，都需要真真正正的、實實在在的能治好病的醫學。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國對中醫的承認，也是在這個前提下產生的。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中醫能治好病。
中醫學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也是中華民族最值得驕傲的、可是，今天我們要談它的復興，難道不覺得羞愧？中國人怎么如此糊涂，愚庸，把寶貝當垃圾扔了！？
中國迎錯了神——把醫學當科學
自有中華民族，中醫學即隨之而來。醫學本就不應分中醫西醫的，只要它有利于維護人們的生命和健康，每個人都會表示歡迎。這就是說，既然中醫與西醫都是為了維護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何必爭你高我低？
醫學是研究維護生命和健康的科學，本不應該分中醫西醫的。西醫是為了維護生命和健康，中醫難道不是為維護中華民族的生命和健康嗎？所以，現在提“復興中醫”好像有點不合天理。出于醫學本性，當西醫來到中國，中醫敞開胸懷迎接，這說明，中醫學是具有一種開放性的體系。如今在中華大地，作為主流的中醫學，繁衍了五千年之久后，面臨被消滅的邊緣。如果真的被消滅了，你想復興也興不起來，因為沒種子了。中醫的種子就是老中醫；他們都是經過不斷的醫療實踐，逐漸熟識和掌握了辨證論治、能治好許多被現代西醫認為的不治之癥的。美國承認中醫是好東西，日本為中醫平反，中國的西醫則越來越不爭氣，外國人平均每天只輸1瓶液，中國的醫生用掉8瓶，當然不是白開水，其中絕大多數是帶抗菌素的。其實這不是醫生的不好，而是領導無方。
世紀初衛生部門有個規定，65歲以上的老中醫不能自己開診所，局醫政科的那女副科長告訴我說，因為到65歲就沒資格擔任法人了。個體診所也是個醫療機構，沒法人就不行。盡管我知道這是她在亂扯理由，但關鍵在她手中有權，說不給就不給，根本不需要理由。這個規定在我們浙江，執行特別嚴。我為此事上訴，法院不受理，再訴檢察院，也不受理。我只得跑到北京，找衛生部醫政司，幸好那時候沒“維穩”這個隊伍，沒有把我抓回溫州。那司長說，這是地方上的事，他們不好管。就這樣，我只好“非法行醫”。不過，有件事使我很奇怪。像取締65歲老中醫開個體診所的資格，這樣涉及違憲的大事，衛生部說自己沒權管，而張悟本芝麻綠豆湯的小事，卻為什么會召開高級專家聲討會啟動各大媒體興師動眾大動干戈大舉討伐，管得如此之緊呢？行政上的“管”就是中醫死的原因。那么“管與不管”之中，就有中醫復興“瓶頸”。
醫學是與人類社會一起產生和發展的。中醫學是一門成熟的醫學。成熟的標志是它從實踐到理論，再由實踐來證明它的理論。這樣一共用了五千年的時間。2500年前，中國人用了2500年的醫療實踐，總結出《內經》這樣關于生命和養生的理論，然后又用了2500年的實踐證明《內經》理論的正確。這樣才叫做成熟。醫學的成熟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它必須是個開放的知識體系。開放，是指醫學面對的是每個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任何生命和健康都是個體的，都具有個體特異性，它們對待疾病各不一樣，因此，醫學和醫療必須適合個體化治療，不能使用劃一的方法。這說明，醫學知識體系是一個必須不斷充實的體系。只有開放，才能充實。
現代醫學之所以如此仇視和排斥中醫學和老中醫，正是因為它的治療有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它的劃一性。也就是把所有的人，看做完全一樣的生命，忽視生命的個體特異性；在治療時使用統一的方法，給以統一的病名，使用統一的藥物，名之為“標準”，冠之為“科學”。如果“科學”是正確或真理的代詞，那么可以肯定，西方現代醫學是最不科學的、最反科學的醫學了。美國的全國健康聯盟主席、醫學家門德爾松說：“現代醫學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它是一種宗教。如果沒有信仰，現代醫學就不能生存。”這是現代醫學經歷一個世紀后人們從它的醫療實踐中得出的結論。
中醫之所以能夠得到成熟是因為它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了。所以，老中醫受歡迎是除了學問的因素之外，還有生活閱歷的豐富使療效提高。無論那個老中醫，只要堅持辨證論治的，都會認為中醫比西醫好，這是不容置疑的。每個老中醫在這一生，都治了不少的病人，很多都是醫院里的醫生說治不好的，或者與病人說過“這是不死的癌癥”……，可是到了自己手里，有的幾帖藥就好了；有的被判了“死刑”，醫生認為幾個月內就會死，可是多年后仍活得好好的。老中醫閱歷豐富，聽多了這些多次給事實否定的話，心中自然有個比較。所以，凡是真正按辨證論治治病的老中醫，都熱愛中醫，都覺得中醫遠勝西醫。
中醫比西醫好，還可以從兩個概念上看出：中醫講治愈率，就是治好后不要再吃藥了；西醫講緩解率，就是治療后這個病輕了點，還沒有好，需要長期（實際是一輩子）維持治療用藥。這是因為西醫的醫生身不由己，藥物是制藥公司研制出來的，他們研制的指導思想就是病人要長期吃藥，直到吃出“并發癥”而死亡。對制藥公司來說，病人就是客戶，客戶就必須長期保持聯系，長期給制藥公司掏腰包。實際上，西醫醫生只是個賣藥的，而不是看病的；如果是看病的，那醫院里的檢查儀器干什么用呢？
有一本書叫《別讓醫生殺了你》第4頁，其中有一句話說：“幾年前在美國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如果醫生在診斷時更多依靠他們的大腦而不是儀器的話，那么每10名死在醫院里的患者中就有一名至今仍有可能活著。”這不是明擺著說從X射線、B超、CT機、磁共振，以及PART（全身拉描儀）都沒有用，都抵不上醫生用大腦來診斷嗎？然而，現代醫院為什么不選擇死人少的醫生的大腦，而寧可選擇死人多的儀器呢？究其實，醫院與醫生都一樣，它是沒有自主權的。西方醫學是集體性很強的系統，醫院也只是西方制藥公司的賺錢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一個“小兄弟”而已。
不管理論或實踐，治療內科病中醫比西醫好，這是不容諱言的。那么用西醫來管理中醫，中醫怎能不死呢？呂嘉戈先生說：“由于西醫在醫藥行業的壟斷地位和其本身掌握著行政大權，中醫的生存權遭到鉗制。單從人數上的變化，就已說明問題。西醫人數從1950年的2萬人到2004年的157萬人，增長了70多倍；而中醫則從1950年的27~30萬人到2004年的27萬人，實現了‘零增長’。70:0——這是一個多么偉大的比例啊！如果沒有衛生部門通過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醫統治和其為西醫實現了行業壟斷，這種人數增長的變化是誰也無法做到的。況且，現在中醫27萬人的醫療水平是無法與55年前的27萬人相比的。（呂嘉戈：《拯救中醫》第1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
上個世紀初,，中國人把科學迎進了國門，文化界那些頭頭們都認為自己老祖宗不科學，沒用了。這就陷入了一個大誤區：西方科學=真理，并不科學或非科學=非真理。于是乎有的人就倡議立法廢除中醫。幾千年的中醫沒人廢除，這才有了《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瘟疫論》、《溫病條辨》等無數的醫學傳家寶。西方產生不了像我們這樣系統的醫學理論、治療方法，有序地集合成為一個醫學大體系，西方醫學到目前為止還是在襁褓之中哭啼。中華醫學在先秦時期就完全成熟，實在是個奇跡。中醫學這樣的奇跡，只能在中國這樣的以農立國的國度和它五千年的歷史、平庸的統治者、廣闊的國土而沒一點權力卡壓的國家里產生。而且還必須有一個條件，這就是它有一種幾千年后還能使人看得的漢字。如果沒有以上所說的這些條件，也就產生不了中醫學。這里面的道理我們應該認真去思考。
中國文化界的頭頭們可不知道醫學不是科學，把科學迎進來是好的，把醫學當科學迎進來卻錯了。西方科學是物質的科學，東方醫學是生命的科學。可惜中國文化界的頭頭不識寶，煽動一些小混混，把中國的寶貝當垃圾亂扔。所好的是一些老中醫堅持原則，維護了中醫的生存。但也因受當時思潮的影響，很多著作談說不當，搞中西結合，結果被作為國策，上了慢性自殺的賊船。
西方沒有純正的醫學界——醫政一體
醫學的實踐是醫療。而醫療又分為“醫”和“療”。“醫”是指思想方法，“療”為在思想方法指導下的具體行為。具體行為稱為技術。它與技術的不同在于其對象是活的人。這個人是有思想感情的。其思想感情對療效來說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醫療在治療時必須想到如何顧護病人思想感情的作用。既然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完善的醫療的方法必須適合個體化的治療，如果進行劃一、平均，其結果必然有很多人遭到損害，這就是為什么西方醫生罷工，死亡率減少的原因。遭到損害的人與醫療人員發生糾紛，需要行政權力來解決，因此，只有中立的行政權力，才能公平地解決好醫療的糾紛。可是，西方由于醫療的不成熟，必須依靠行政權力的幫助來解決醫療糾紛問題，因而導致醫政不分。
現在生癌癥的病人送醫院，為什么一年內就會給治死80%呢？是手術、化療、放療。醫療如此草菅人命，當然會帶來無數，糾紛。西方國家的醫療，草菅病人的生命有悠久的歷史：“在中世紀，人們不愿到醫院去的原因是：從那里活著出來的希望幾乎是渺茫的。那些有幸捱過庸醫和護士‘治療’的人們，最終仍可能死于病房中的交叉感染。”（《別讓醫生殺了你》第5頁）這說明中世紀在西方，你只要進了醫院，就很少活著出來。人們生病不愿意去醫院，但醫院不會缺少病人。他們可以利用行政機構使用行政暴力強迫病人進去。西方的治病方法是對抗療法，就是認為疾病是敵人。病人當然也就是“懷”有敵人的人，不是也可以用對敵人的方法對待它。這與上古時代巫醫對病人實施吊打不是一樣的嗎？只不過方式不一樣：現代西方醫學利用感染學說隔離病人，需要動用行政權力；利用行政權力強迫，說明醫政不分是西方醫學的生存手段。
西方醫學到中國來，醫療機構搬來還不算，還必須把醫療行政管理機構也一起搬過來。否則，醫院的生意就不會很快興起來。最近揭發的醫院里利用特護病房用最貴的藥物，使用最“高檔”的檢查儀器以提高消費價格。這種病房規定不準家屬長時間陪同，實際是以免“泄露機密”。因為，從這個病房出來的病人反映，不僅沒有受到特別護理的感覺，反而覺得被當做動物一樣：被輕慢。我的一個親侄女，因車禍住院，被置在特護病房，因手足都受傷不能活動，口渴沒人給她飲水，熱了沒人給掀被……特護室里沒人，而家屬又不準進去。可見西方醫學就有這么一個歷史淵源的，反正他們不把病人當人看。病人（包括家屬）見醫生噤口，成為普遍的規則。
問題是病人也是人。人是有思想意識的。思想意識的正確或不正確直接關系到疾病的治療結果。醫生如果對病人的態度不好，與沒有病人沒有經常聯系和交流，對病人來說，治療效果要大打折扣；對醫生來說，他就永遠不能提高。不過，如果我們以客觀的觀察來判斷，現代醫學并不在于治療效果或醫生知識和技術的提高。為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就是現代醫療！
自古至今，西方醫學并不關心疾病的結果，而是只關心通過治療賺病人的錢。在醫院被市場化以后，這個大毛病暴露無遺，醫院領導抓經濟收入，更不講究治療效果了。醫生或者醫學都是從治療效果中得到提高的，而只講經濟收入不講治療效果的醫院，怎么提高醫療效果呢？這就是西方醫學迄今為止沒有建立起成熟而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原因。沒有正確理論體系指導的西方醫學，在醫療實踐中的不斷失敗就不可避免。
現在，醫院的腫瘤的治療師們為“減少”死亡率想出了一個新辦法：治得快要死了的，給輸了血（因為，這些人的血液都是受化療藥物給損害了的）便叫家屬抬回家，說醫院人滿為患，患者精神已經恢復，可以回家將息一段時間；或者直白病人生命無望，不須繼續治療；或者把他們放到中醫科，讓中醫承擔治療死人之責。總之，他們可以各種理由不讓病人死在醫院里，被認為是給西醫治死的。我的一個朋友在上海做了介入治療后，醫生說肝癌已被藥物包圍起來，回溫后會慢慢消失。他回來后沒多久就去世了；另一個朋友也是在上海做了介入，聽醫生說過一段時間后他可以在溫州直接找他的學生注射，學生的能耐比他好得多。其實，醫生是欺騙他的。這個朋友回家后沒多久就肝昏迷，搶救無效走了。
死人的事件在醫院出現，是一點事也沒有的。如果是行政或公檢法，決不敢如此，因為人命關天。可見醫院的后臺可以說比行政、公檢法更硬，例如有一個湖北省紀檢委副書記夫人，兒子死在醫院，到省府上訴，被7個警察打成重傷，冤無處可伸。后來警察換了個工作算數。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那就白打了。當官靠“維穩”來支持還有話可說，因為，社會因某種政策的執行，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不可避免，因受損的必然激烈反對使社會不穩。但用維穩來壓制對醫院誤診誤治的不滿，那只能說是一件怪事。
醫院里的專科主任，治療糖尿病、高血壓、腎臟炎、鼻炎、感冒……醫生有一個治好沒有？沒有！那么，他們是怎么升級當主任的？從普通醫生到主治醫生，到副主任醫生，再到主任醫生。這主任醫生可到頂了，被稱為教授了、專家了。可是，你認真推敲，他一個病人都沒治好，就能不斷升級當教授，哪是什么道理？因為，主任與專家的名稱更容易欺騙病人。我覺得這些人真是可憐，自己被蒙，還要去蒙人。
凡是常吃感冒藥的孩子就常感冒；凡是常注射抗生素的孩子就常生病。可見，制藥公司徹頭徹尾沒安個好心！當然，把醫療當生意來做，靠廣告夸大來事實，或者使用時間掩眼法（避開追蹤觀察，講短期療效）的市場特色，草菅人命，實際是一種罪惡行為。利用罪惡行為發自己的財，使現代醫學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也是使人類的健康普遍受到損害，無數生命被無效、有害的醫療糟蹋，無數家庭破家蕩產！
西方醫學到中國來，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發展，絕對不是治病的本事好(當然,其中有中醫所沒有研究和掌握的解剖學和外科手術,但解剖學不是治療內科病的醫學,而是研究人體結構的科學)。做手術的本事不是醫學，而是技術。如果他們這種技術比我們好，我們可以學習，補充我們醫學的不足。但是，我們卻把他們的整個體系搬過來，架在我們醫學的頭上，其中最要命的重點是由西醫來制訂法律、法規來管理中醫，這是最辣的一著。中央要抓中醫的發展，衛生部門為了應付培養中醫接班人的責問，就給老中醫收學徒規定：一、必須有從醫校學習的學歷；二、年齡要在25歲以下；三、一個老中醫只能收兩個……，總之，這些規定都不是真正想發展中醫的，是擺擺樣子給領導看的。
“所有錯誤中最嚴重的錯誤是，醫學界至今沒有發現自己誤入歧途，醫學仍遵循疾病——治療的思維方向，而不是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維方向。”（《現代醫療批判》封四）其實，西方的醫學界不是純粹的為治病而研究或工作的醫學界，它們不是單獨存在的，是作為一個體系存在的。它們全部被制藥公司所控制，其思維方向，不是疾病——治療，也不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賺錢，還是治病：要賺錢，就不考慮治病；要考慮治病，就不考慮賺錢。作為這個體系的主角，它能不考慮賺錢而考慮治病嗎？
在西方的制藥公司操縱下的集體醫盲團隊
“在過去的100多年里，醫生盡管屢戰屢敗，但他們卻設法讓人們產生這種印象：醫生的服務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變得組織更加嚴密，影響力更大，以致使政府立法保衛他們，在使大眾免受庸醫坑害的借口之下，他們確立了自己無人競爭的壟斷地位。各種醫學協會都取得了上述‘成就’，它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聯盟，它們有意無意地聽任醫生變成制藥公司售藥的幫兇。”（《現代醫療批判》第132~133頁）
現在的醫院把疾病按部位分科，把診斷與處方分開，醫生不會診斷卻負責開方，這不是讓病人“問道于盲”嗎？鄒紀平先生把這些不會看病的醫生，叫做“集體醫盲團隊”，真是個大創見。（鄒先生原話：“對外是救死扶傷的救治醫療形象；對內把疾病分科成‘專業醫盲’團隊。”）令人奇怪的是：不會看病光開藥方的醫生也有人相信，這不是怪事嗎？而且能搞成排隊掛號，天天讓老百姓叫“看病難”，做到這個地步，手眼通天徹地，確實很不容易。無怪乎門德爾松說：“現代醫學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它是一種宗教；如果沒有信仰，現代醫學就不能生存。”
做西醫越到老年，反而越覺得西醫不好，他覺得自己一輩子沒有治好一個病人。但這也是身不由己的。沒有化學藥品，西醫內科就沒有辦法治病。藥物是制藥公司研制的。制藥公司的研制方針，是留著病人永遠不要治好，這種辦法就是“維持治療”，才有人常常來買他們的藥。如果把病治好了，誰來買他們的藥？然而藥是化學藥品，人卻不是漏斗，怎么吃進怎么放出，即使只有最少的損害，長年累月的積累也會中毒。但這不要緊，即使病人中毒死了，那里有一個現成的名稱——并發癥。生了并發癥死亡怨不得醫院，打官司也不會贏。
中醫的醫生什么病都能治，而西醫的醫生為什么要分科治？人無論生什么病都會影響氣血循環，因此無論什么病都是全身的病而不只是某部位的病。因此，治病的考慮和籌劃，就應該是全身的、整體的，而不是找到某個部位把它切除了就算是治好病了。上個世紀現代醫學排除了各種異己獨占主流地位。然而它并不爭氣：醫生罷工，死亡率下降了50%，那當然是讓西方醫學十分倒霉了。這種現象告訴人們，醫療錯誤殺死的人，比戰爭、瘟疫和饑餓加起來更多。多少家庭因醫盲們的錯誤治療而破家蕩產，人死財散。
試想：為什么一個老中醫能治各種各樣的病，而西醫，卻要分幾十個科？每個科室都設有專家，但沒有幾個毛病真能治好的。因為要不要把病人的病治好，研制藥物的決定權不在醫生，而在制藥公司，醫生只不過是個賣藥的。而制藥公司的方針“維持”治療，不能把病完全治好，否則，生產出來的藥物賣給誰？所以， 不是西醫的醫生不想治好病人，而是他們根本起不了作用。在西方現代醫學這個體系中，主導地位被制藥公司占了。可以這么說，沒有這些化學藥品，就沒有西醫內科。“看一眼統計數字就可以明白，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緊急剖腹產以外，傳統醫學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實際上，現代醫學本身僅能對一定比例的疾病有效。如果你住進醫院，則會有1/6的可能遭遇厄運，因為某些現代醫學療法是錯誤的。也就是說，一量你進了醫院，將會有1/6的可能死在醫院或受盡病痛的折磨，因為這種危險有一半來自醫生或醫院的錯誤。在英國，每年大約有117萬人由于醫療事故或藥物反應死在醫院里。在美國，按照1984年的調查結果推測，大約第年有100萬人在醫院里接受危害，并有18萬人死在醫院里。形象地比喻一下，伯明翰城全部人口會在一年內由于醫療失誤而住進醫院。如果你住在美國，那里每年會有4萬人死于槍殺，然而有3倍以上的人更可能死在醫生手里，而不是死于槍下。”（《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4頁新華出版社，2009年1月）
美國FDA已經承認中醫學是有整體理論體系的醫學，而西醫學只是一種對抗療法。要是問：對抗療法的理論體系在哪里？回答自然是：不知道。也就是說，對抗療法的實踐者根本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跟疾病對抗。這說明，西方醫學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說明它所用的治療方法。而沒有理論指導的醫療實踐，只能永遠停留在錯誤的療法上而不能改進。這就是美國把醫學叫做對抗療法的根本原因。
“醫學研究不公正的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數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資助的，而這些公司在不同結果上存在利益差異。這些藥物公司不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經常決定研究結果是否發表、在哪里發表。必須記住，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企業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個藥物公司只是發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藥物，而不是終身的“維持”治療，那么它將很快破產。
醫學長期受控于醫藥企業，未來的醫療研究也將依賴于這些公司的資助，這將導致一種趨勢：許多主流醫療除了藥物和外科手術之外拒絕考慮任何其他療法，盡管這些療法得到了許多科學證明。不少醫生（尤其是那些應該譴責的）拒絕了許多革新者發明的重要療法，不假思索地選擇各種手術或藥物，而這些手術和藥物其實比現代蛇油的作用好不到哪去。”（《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9頁新華出版社，2009年1月）
歷史看出的問題：被行政權力管死了的西方醫學
可是行政權力管理醫療事務，西方是很早就開始了。公元前1700年前，即古巴比倫帝國那個時期，漢謨拉比法典中著述，“那些對醫學史特別有意義的法律——關于外科醫生、獸醫、女助產士、奶媽的法律，也根據法典來處理傷害罪。其中九個段落規定了醫療費的管理以及關于病人的地位、適當的收費和處罰的關系的詳細闡述。對治療失敗的重罰提醒醫生在接收病人時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無望或有可能引來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內科與外科之間的巨大差別。內科醫生，即處理今天所謂‘內科問題’的醫生屬于祭司階層，他們的職業所造成的后果不屬于那些處理傷害、醫療糾紛的法律所管轄的范圍內。”“因為身體內部的疾病是由于超自然因素引起，患這類病的病人要求助于神靈；外傷是由于直接的人為差錯或傷害所造成，因此那些手揮‘青銅刀’的人必須向當局說明情況，外科手術的費用以及懲罰是有實質內容的……”（《醫學史》第25~26頁）
上面的記錄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西方在我們出《內經》1000年前，醫學已經有了行政的嚴格管理，內外科的行政管理差別很大：外科治療屬手工技術使用，能直接造成病人的身體傷害；內科疾病被認為是身體內部的問題，治療需要求助神靈的幫助，不會造成身體上的直接傷害。因此法典涉及外科傷害的條文非常具體。醫療管理的差別，反映出西方當時的醫療實踐狀況已經被行政權力管起來。
二、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社會。既然內科治療不屬法律管理范圍，當然是由神靈來管理了。神靈不僅是管醫療的，也是管生命的，所以，生命是不允許研究的。而內科疾病是生命活動障礙形成的疾病，不允許研究，便產生不了理論。這就是為什么西方產生不了像我國《內經》一樣的書籍。
三、古代西方醫療中的內外科分別管理是很嚴格的，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的醫院里，反而把它們合在一塊了。這種做法說明醫療管理制度倒退了。因為，資本醫學的醫療，不是想治好病，而是想通過醫療賺錢，只要能賺錢就是爺，何必分內外呢？
而中華大地一直是無為而治。與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同期，我們的醫學理論《內經》出來了。它把怎么維護健康避免生病，也把生病的道理講清楚了，（實際只一句話：“正氣內存，邪不可干。”或者是“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解放前我們溫州每個村莊幾乎都有放痧的農民，許多農婦擁有好些單方、驗方。現在一個也沒有了。醫療市場化之前，溫州市有幾百家草藥店。經營者都是老年人。65 歲不準開個體醫療機構的政策出臺后，全部都因“非法行醫”而關門。這些老年人都擁有某些治病的單方驗方，一夜被消滅了。老百姓小病小痛用不上草藥單方驗方了，只得花大錢上醫院。這不是有了管理體系的好處嗎？
擁有了管理體系就擁有了立法權，它規定必須在固定的地方行醫，所好扁鵲那時還沒有這規定，他是個游醫東走西蕩就是觸犯法律了。尤其是現在路上如果有人昏倒，會搶救的醫生也不敢搶救了，因為這叫做非法行醫。衛生部門為什么不規定病人如果不在醫院里發病，就是非法生病，死了也不應該理他！法律是管西醫保西醫的，他們卻拿來管中醫卡中醫，非卡死中醫就難以確保西醫的小命，如此這般就卡得中醫后繼無人。管來管去的目的只有一個，把中醫斬草除根，為西醫壟斷市場鋪平道路。
與中國出《內經》的那個時期，西方有了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那時候“最為重要及有代表性的希波克拉底的醫學著作是教科書《古代醫學》。這部著作的主要論題是自然本身具有強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醫生的職責就是培養與自然能力相互協調發揮作用以促使機體恢復平衡的技術。著作的另一些特點是對不同癥狀的準確描述，對醫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的洞悉以及對氣候、社會組織、宗教和政府對健康與疾病產生影響的闡釋。”（《醫學史》第79頁）從這些字行間我們可以看出西方醫學理論在那個時期，已經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認為自然治愈疾病的能力，既可認為是外力治療，也可認為是內力自愈。外力可延伸為醫生的能力；內力可延伸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但是，《內經》則完全肯定了生命的內在能力，即自組織能力。并認為，只要生命自組織能力保持平衡，任何疾病都不必怕。即“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意思。
到蓋倫那個時期，西方醫學就轉向了療法而不講理論了。西方醫圣蓋倫倡放血療法治療發熱病，又攻解剖學。他認為，人之所以發熱，是因為血液中的毒素太多，只要放掉部分血液，就能退熱。這種放血治發熱的方法，就思想方法來說，只是認為身體上某處有毛病，只要采用某種手工技術，把這地方治愈了，病也就好了。這是利用外科技術治內科病的萌芽。這種方法被用來治感冒發熱，用了2000年，直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治死了2000~5000萬人。流感發熱的可怕形象便被宣傳開來。這樣就更遠離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能力”說了。但卻使阿司匹靈一下子它就鋪開塞滿全世界的藥店了。
這時期的中國醫圣張仲景著《傷寒論》，與蓋倫就完全不同。《傷寒論》即治發熱的理論和實踐，以方證為治療的準繩，其中對辨證、治療、用藥的講究，給中華民族的后世留下了非常明白的規矩。例如以“六經”分類，以“傳變”說明疾病的動態性及其變化的規律；完全不同于那蓋倫簡單的放血。《傷寒論》單講發汗，也就列出好多條不同的方法和規則，以及誤治后的救逆方法。所以，在蓋倫同時期的中國，治發熱的規律已經被我們基本掌握，而在西方除了簡單的放血外，輔助以甘汞通便、草藥發泡三種。至于如何對待不同體質的人，西方醫學更加無法涉及。治病本就應該因人的體質而各異而異，必須個體化的治療，西方醫學是不可能企及的。我總是與患者明白地講明，無論什么疾病，它之所以能治愈，全靠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沒能力好了，即使是神仙，也治不好你的病。因此，有一個明白的規則必須記住：不管治療或檢查，凡是傷害生命自組織能力的一切檢查或治療方法都是錯誤的，不科學的。
看病的病人體質既然各有不同，就不應該同用某種統一的藥物。治病方法的個體化是醫學的根本問題，因為，是每個生命在生病，生命的個體特異性決定了治療必須各自不同。內科治療，西醫幾千年也沒有解決好，道路就在3000年前決定了：醫學應該無為而治、自由發展，但權力的干預把它們只當做技術和商品而忽視了學術的提高。而中國自古至今，行政權力從沒對醫學的學說自由實行干預，使中醫醫學得到自由發展。此后的中醫界，又在 《傷寒論》的基礎上增加了溫病、瘟疫、氣虛、陰虛、陽虛……等各種不同體質的發熱，分別治療的方法，使之更加適合個體化治療。這就是我國在各種疫病流行后，中醫參入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非典流行后，中西醫治療的對比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由于這些報導已經很多，我在此也就不重復贅述了。
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醫學發展的歷史，古代西方政教合一，所有關于生命的思考都是違法的，因為生命是上帝創造的。生病只能求神來幫助，所以，祭司就被當做醫生。這種單純靠禱告治病免不了漏洞百出，才出了個希波克拉底來糾錯，他反對迷信、占卜和巫術。“醫學作為一門技術、一門科學以及作為一種具有重大價值、令人尊敬的職業而得到確立，是與希波克拉底的生活和工作是分不開的……”（《醫學史》第77頁）從這個說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希波克拉底那個時代，醫學已經被當作形而下的技術和謀取職業的工具，與《內經》形而上的理論拉開很大的距離了。在《內經》那個時代前，中國有政治沒宗教，高智慧的圣人述說醫學與生命的問題不受神的壓制，無拘無束，按自然規律發揮了。
蓋倫放掉靜脈血會降低毒素含量，實際沒任何依據。但在生命和健康研究極其貧乏的西方，這種類粗陋的技術，也就流行起來，一直用了2000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許多病人因放血治療而死亡，被宣傳為感冒厲害。近幾年本在中國人眼里不足輕重的感冒，在西方制藥公司的輿論和科普下，恐怖氣氛濃郁，就似兇剎惡魔降臨，全社會風聲鶴戾，衛生部門層層布防，“全民皆兵”。不去想一想：任何微生物都受氣溫、干濕度、光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由傳播到全中國。制藥公司則把早已儲備的防疫疫苗推銷一空。這實際在演雙簧。
從蓋倫設想治發熱用靜脈放血的療法后，盡管放死了很多人，例如華盛頓也被治死了，醫療一直沿舊習而不改。其實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為什么要改，也不知道該怎么改。19世紀，著名醫生路易斯對放血療法做過療效對比研究，認為這種方法不好，但1912年，他的崇拜者醫學家奧斯勒仍在他的內科學教科書上認為，“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壯”，在患肺炎早期，仍可推薦使用放血療法。這說明，療法改革的困難不同于任何一種技術。直到阿司匹靈出世，才取代了這種野蠻的治療方法。但仍沒人知道不管是放血退熱，或用阿司匹靈退熱，或者用現代的抗菌素加激素來退熱，在病人發熱時使用退熱的方法就是錯誤的。20世紀后半期，西方的非主流醫學的醫學家們發現，絕大多數發熱現象乃是人的生命自己組織抵抗和消除疾病的生理現象，西方醫院里的醫生才逐漸放棄施用退熱的治療方法。但這種退熱的方法在我國，仍方興未艾，醫生們不愿放棄這一能賺錢的絕招：利用輸液來發病難財。
西方醫學是整個體系搬過來的
西方醫學被管死，停留在療法上不得進步，這就是迄今為止西醫內科醫生不能治好病的歷史原因。他們不在乎能不能治好病，卻在乎能不能賺錢。西方醫學打著科學醫學的牌子進入我國，醫療機構搬來還不算，還必須把管理機構也一起搬過來。否則，醫院的生意就不會很快興起來。（以下的市場醫學結構圖就是現代醫學體系）
病人也是人。人是有思想意識的。思想意識的正確或不正確直接關系到疾病的治療結果。但是，自古至今西方醫學并不關心疾病的結果，而是只關心通過治療賺病人的錢。這就是他們迄今為止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論的原因。沒有正確理論指導的西方醫學，醫療實踐中的不斷失敗就不可避免。
為什么他們治療上都很失敗，而生意卻又如此之好？那是因為他們是成體系的。中世紀在西方你只要進了醫院，就很少活著出來。生病的人不愿意去醫院。因此，凡是進去的，都是被強迫的。強迫，就是使用行政暴力，強迫少數病人進醫院，是為了多數人的好。西方的治病方法是對抗療法，把疾病看做敵人，把后人也看做敵人。這與上古時代巫醫對病人實施吊打如出一轍，在現代西方醫療中利用行政暴力可謂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中世紀的西方醫院如此危險，為什么也會有生意？除了行政手段，當然還有媒體報導、“宣傳教育”等一系列的工作配合成套。現在雖然沒有使用暴力強迫入院，但是醫院運用醫保手段統制轄區居民的就醫選擇權，醫生使用言語恐嚇病人行徑越來越普遍了。這就相等一種暴力——軟暴力，甚至比硬暴力更壞。醫療市場化迫使醫院和醫生不得不使用種種軟暴力以增加醫院的收入——此乃生意經也。
現代醫療使用了誘餌，這就是醫保。醫療費可以報銷。醫院醫生治病，不是靠治療的有效而出名，使病人慕名而來，而是一系列的市場手段和行政手段搞起來的。我國主流醫學控制了醫保報銷權，指定給你可以報銷的醫院，沒生意的醫院生意就會很快好起來。美國人民首先發現醫保的問題，很多人不愿意報銷而寧可自己掏腰包去替代性醫療機構看病了。這才使得“當統計資料表明，20世紀90年代，30%以上的美國人采用選擇性醫學治療，創造了一個幾億美元的市場時，醫學界才大吃一驚。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公眾對選擇性醫學的興趣正在增加而不是下降。21世紀的一份調查表明，40%以上的美國人使用或正在使用選擇性醫學，大約75%的美國人相信禱告的力量，85%的美國人相信某些食物能治愈疾病或增進健康。”“1998年，迫于國會的壓力，美國國立衛生院提高了選擇醫學辦公室的級別，該辦公室是于1991年由國會提供資金建立起來的。同時，國立衛生院還建立了美國補充醫學和選擇醫學中心（NCCAM），該機構的職能是，評估選擇醫學、支持有關臨床實驗、給公眾提供信息和建議。”“為了回應日益高漲使用選擇醫學浪潮，世界衛生組織（WHO）創建了第一個全球戰略規劃，分析傳統和選擇醫學治療，力圖推進其成為衛生保健服務的一個部分。”（《醫學史》358~361頁）
醫保促使醫療機構獅子開大口，醫療費用無數倍地提高，使很多國家不勝其負，都要進行醫療改革。醫保體制幫助了現代醫學的興起，也將會成為掘墓者。其實，進行改革不只是醫療的經費問題，更多的是醫療的治愈率問題。筆者發現，令人遺憾的是現代主流醫學缺乏治愈率這個詞，有的只是“緩解率”。在現代醫院中，幾乎很少有科室提出治愈的病人數。追蹤觀察都是長期吃藥“維持治療”。例如糖尿病科，心血管科、高血壓科、腎病科……不管哪一科的主任，都是一輩子沒治好一個病人的。也許有人會問：“哪他是怎么升為主任的？”醫院升級憑論文和學分。論文不需要寫治愈了幾個人，而是寫用某藥使某病獲得緩解。學分的來源主要是聽課，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制藥公司代表講解新藥物的使用。可見，醫院職稱的提升，來自給制藥公司推銷藥物的貢獻，而不是治好病的本領。相反，替代性醫療卻因為運用了強大的“自然治愈力”使很多病人得以痊愈，必然將吸引更多的患者。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現代醫學必將成體系地垮塌！
行政權力為現代醫院輸送病人——醫療享受
最近，我在《現代醫療批判》42頁數中看到一段話：
“在每個人的肺里，都居住著數百萬個結核病桿菌，但我們能完全容納它們，而且它們也非常安靜地居住體內，并沒有向身體細胞發起瘋狂的進攻。可是，它們又為什么突然襲擊身體的某個器官（經常是肺），從而使我們染上結核病呢？”
這段話值得我們深思。我的認識是：1.人體天生有容納結核菌的能力，本就不怕結核菌感染；2.生結核病是因為生活沒調理好使抗結核能力減弱所致；3.嬰兒出生時注射卡介苗預防不了結核病，反而有增加患結核病的危險；5.治療結核病的辦法不是去抗結核菌，而是調整生活和環境。
既然如此，那么全世界都辦起結核病防治院、療養院，很多國家的孩子從出生后立即注射卡介苗，都等于是多余之舉。于是一些不適合注射卡介苗的孩子本來沒病，現在卻生起病來了。這些多余之舉產生的理由當然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好，少數人就應該做些犧牲。此等舉措是前已發生，而后來才發現每個人的肺里本就生存著結核菌。問題在于既已發現不對，為什么全世界不同時禁止剛生的嬰兒不再使用卡介苗呢？這說明，結核病的研究還不成熟，這個不成熟的果實先被摘下來吃了。現代醫學的不成熟的果實為什么能讓大家花錯去買來吃，吃得肚子痛還要自己負責，是因為它的背后是行政權力！
老天爺知道讓人類避免生結核病的方法就是先給每個人的肺里裝少量的結核菌鍛練抗結核能力，以后就不容易患結核病。有的人因為生活過程中沒調理好，內部的結核菌作亂得病，生命也會根據具體情況與它們周旋，不會致人死亡。這就是很多結核病人能活到90多歲的道理。
既然現在每個人從出生后就打了卡介苗了，結核病就可以被消滅了，發生結核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現在又建立結核病防治院就說不過去了。這就是說，結核病是不會傳染的，或者，身體不好的人，即使注射疫苗也沒有用。身體好的人不注射疫苗也不會受傳染。那么，注射疫苗純屬多余。其實，這種多余之舉的目的不是防治結核病，而是讓疫苗廠家賺錢。
同樣，有個事件讓人不解，全國極少數人得克山病，據說是因為缺碘。因此需要給全國人民補碘，于是全國人民都吃碘鹽了。現在發現很多人得了甲狀腺結節病，是因為體內碘多了。營養學家鮑善芬說：“物無美惡，過則為災”。不缺碘的地方不應該補碘，本應是醫政管理的一個原則，為什么得不到遵守？因為醫院需要病人。現在，吃碘鹽吃出來的病人，遠比過去的克山病人多了不知多少倍呢！在中國，人們都把權力當真理。因此，只要是領導決定的，便被人們認為一定不錯。碘吃得多了，自然成災了。
據現代醫學研究，認為“甲亢”是因為缺碘造成的，治療的方法是給加碘，于是制造了加碘鹽。加碘鹽的價格比自然鹽要貴得多，全國的人都吃比極少數的克山病患者吃對賣鹽的公司來說利益是無數倍的漲起來的。但是，作為醫療管理單位，不會不知道碘吃多了不好的事實，決定給全國食用鹽都加碘出售就必須過衛生部這一關的。如今吃出了比克山病高無數倍的甲狀腺結節（包括機能）病人，他們就沒法向全國人民時代了。外科醫生忙得不亦樂乎，“甲亢”病人術后變成了“甲減”，藥房里的甲狀腺素片供不應求，醫生告訴患者都必需終身服藥。將來此藥會吃出什么病來，哪誰也不知道。為什么病人急急乎要求手術切除？因為，醫生告訴他們手術后可以避免惡變。沒有人知道甲狀腺結節是由吃加碘鹽引起的，那么只要恢復吃自然鹽，就必然會有很多人的結節自然消褪。有的學生三年前發現甲狀腺結節有手拇指一節大小，這三年都吃了自然鹽，現在這結節無影無蹤了。
可憐的現代醫學內科——不會看病的醫生
“今天，醫學工業已成為制藥工業的一個下屬機構，它現在是世界首富。目前，所有的醫生都是受金錢控制的木偶肉自己壟斷的地位中，制藥工業公司獲取了巨額利潤。因此，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它們必須要把充足的資金用于蠱惑健康者，即蠱惑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制藥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醫學研究的經費，某種研究只有得到認可，才能獲取所需經費；它們給各類刊物提供大筆贊助費， 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到廣告；它們打著舉辦醫學會議的名義，過分慷慨地為醫生提供度假的費用；它們還贈送各類禮品給醫生。”（《現代醫療批判》第113頁）
對西方的內科醫生來說，“醫生再也不是一種職業了——這個事實夠殘酷的，今天的醫生僅僅是制藥公司市場部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醫生如今為了免費的午餐，贈送的禮品和免費打高爾夫球而心甘情愿地讓自己的靈魂被制藥公司所收買。”（見《別讓醫生殺了你》“序言”）我國的西醫并沒比西方的好，君不見經常有報道說，某人民醫院上百醫生接受了藥商的回扣。
301醫院的趙霖先生和夫人到溫州找我看病，親眼看一個痛風患者，跛著腳來看病，我用一米粒大的艾絨燒一下，就行走如常了。他覺得很奇怪，問我這是什么方法，我說，這叫阿是療法。凡是到我家用阿是療法治病的，我都給他們一撮艾絨，叫他自己灸。而且，還告訴他們自己治好了，還要治幾個周圍的鄰居或朋友，全力推廣這種灸法，讓醫院靠止痛藥暫時止痛的疼痛科沒了生意。因為，止痛藥雖立馬見效，但副作用電文比疼痛更危險。前天，甌海區外貿局有個干部的兒子十歲，半夜發風痛，他母親為兒子搓腳到天亮，他父親背他到我家，我見他中趾有點腫，按之痛，灸了一炷就蹦蹦跳跳了。趙老師夫人恰好手腕上有塊腱鞘囊腫問我可以治否，我給她灸了一炷就消失了。如果你問一個外科醫生，他一定說要做手術。
痛風、關節炎、類風濕、網球炎、肩周炎等等，都可以用阿是灸法。這些都是西醫的不治之癥，對中醫來說越很多是舉手之勞。這才是西醫要消滅中醫的真正原因。中醫不倒會搶西醫的生意，而且，它也會向人們預示，不久之后，人們將舍棄大部分西醫的某些末技而求助中醫。因此，他們把中醫視為最危險的對手。而消滅中醫，最重要的是消滅那些充分掌握辨證論治的老年中醫。為什么65歲開診所是非法行醫？道理在此！
我向鹿城區科技局申報“阿是穴治療研究”這個課題。請來的專家通不過，靠局長堅持才通過了。因為局長有幾個介紹來的病人都給我治好了。因此經常有接觸，知道這課題的重要，鼓動我申報。這實在是個笑話：外行的局長勝過內行的專家。后來我搞好了課題，結題時又多次通不過，道理是我寫的阿是穴能治療的病太多，只要寫一種病才容易通過。最后我只得請一個搞過課題的做槍手，謊了一套，才獲得通過。這實在笑話，一個課題研究，事先劃定某幾個病，研究超過了就不行，這像話嗎？后來我想想，西醫管課題研究不是為治好病，課題申請表上才把經濟效益擺在首位。中醫把治好病擺在單位，確實是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不通過理所當然。
中醫看病是靠不斷積累在群眾中的威望而展開的——生意是守出來的。有句話叫“三代出名醫”——成了名醫才有生意。因為病人找醫生看病，醫生的舉措涉及病人的生命或健康，所以，病人自己就十分小心，要打聽誰的醫療經驗好、治病靠譜才找誰。初出茅廬的醫生有時候連飯也沒法混，只得跟著師父過日子。可是，西醫一開始為什么就會生意興隆？竅門一個：抓住行政權力全面開路，門路六條：一是通過基礎教育灌輸西醫“科學性”權威知識，這一條是對全民進行洗腦的軟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一；二是在主流媒體上和科普活動中大肆宣傳西醫西藥知識，這一條是對全民進行洗腦的軟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二；三是把所有疾病都假設為“不治之癥”，對人宣傳“目前沒有特效藥”“目前沒有有效療法”。從傷風感冒到癌癥白血病艾滋病通通是“不治之癥”，對就醫者進行言語恐嚇，非要接受他們的對抗療法長期服藥不可，這一條是留住病人客戶的軟內功之一；四是假借免費體檢，制造長期服藥的病人，這一條是擴大病人客戶的軟內功之二；五是假手醫保制度“指定”大批病人只有到西醫那里去接受診治才可“享受”報銷，即所謂醫保定點，這一條是旱澇保收的硬外功之一，更是蠶食鯨吞大量納稅人血汗錢的神圣不可侵犯之法制者也。六是規定中藥“理所當然”地被排除在醫保覆蓋之外。個體中醫醫療機構的中藥費用自是絕對排除；各大醫院里的中藥費似乎也可以報銷，但是其頭上高懸一把大砍刀——額度限制，比如說，50元以上不準報銷。這一條是盡可能斬斷中醫生路的硬外功之二。如此這般赤裸裸保西醫壓中醫的違憲制度竟然被光明正大地不折不扣地無限進行時地貫徹執行。諸君至此不該不明白，我們的最高管理層為西醫西藥保駕護航，其殫精竭慮之輸誠、機關算盡之周密，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如果叫西醫也跟中醫一樣無依無傍單打獨斗“守三代”，我相信他們一定守得冷冷清清，一個人影也給守沒了。
中醫是醫學，西醫是醫療，無為而治是中醫本色
我在年輕的時候，由于歷練不足，經驗不多，對辨證論治的方法掌握運用還不熟練，也還有點相信西醫西藥。到65歲后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了，聽得多見得廣了，自己在臨床上不管什么病都敢放開手腳處方了，才逐漸加深對西醫的認識和理解。例如我治愈多例闌尾炎后，發現不管急慢性都可由中藥治愈。平時把急性闌尾炎推給手術認為比較穩當，實踐中卻發現急性期的中藥治療比慢性期施用更容易痊愈，預后好得多。其他疾病無不如此。例如胸膜炎疼痛：發熱、咳嗽、胸痛有摩擦音，用中藥可立即見效；而且多數經中藥治愈之后，健康水平更上一層樓。而用西藥所謂退熱消炎就慢得多，而且事后都拖泥帶水衰弱多病，健康水平大大下降。
所以，這種65歲就不準個體自開診所的規定，實際就是為西醫鏟除競爭強手壟斷醫療市場的硬外功之三，本應該列為上述門路第七條。我之所以沒有列入上述條目，那是因為近年來，衛生行政部門似乎對此條執行不甚得力，所以我只能先掛在這兒，靜觀動靜而后決之。也許有人會認為不準開個體診所不是不準行醫，要行醫還可以去集體單位。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以后，提出個體醫學和集體醫學兩個概念，后來經過仔細研究，認為應該改稱為個體全息醫療和集體工程醫療兩種醫療模式。
中醫是成熟的大內科醫學，自古以來就是個體行醫，絕對不能搞“集體化”。 醫學是醫療實踐的理論提升，行醫就是醫學的醫療實踐，二者相須為用，庶可幾于醫道，救助眾生。個體行醫是醫療行為的本色，就是醫生個人與患者個人構成一對一全息互動的醫療行為。患者首先是對醫生的信任才來求醫，這是病人對醫生的意識傾向的信息啟動，醫生通過言語溝通和勸慰，首先就給病人提供完全可以恢復健康的可靠信息，然后進入望聞問切施針用藥等等的全息診療活動，包括言語疏導、飲食宜忌、煎服方法、追蹤訪問這一全部過程都是一對一的全息互動過程。在這一整個過程中，病人始終是主體，醫生始終是主導，二者的互信互尊互勵這一良性互動全息促進病人更快向愈康復，也使醫生獲得學習提高的機緣。在這一過程中，最忌諱第三者負面信息的干擾或破壞。即使在醫院會診中，中醫高手云集，各抒己見，最后拍定的也只能是某一位醫生個人的處方，不可能像西醫那樣可以通過綜合各位意見而后提出一個協定治療方案。治療結果是好是壞，完全由醫生個人負責，壓根兒就沒有仰賴集體、單位和醫政保護的必要。這就叫做個體全息醫療模式。中國人把醫學分為道、學、術、技四個層次。醫學包含道和學兩個層次，也就是宇宙萬物產生的道理（生生之道）和養生之學；醫療包含術和技，也就是診斷和治療。我們認為技是最低層次，所以稱為末技。循于道、通于學、嫻于術、巧于技，何求于保護傘哉！西醫是幼稚的大外科醫學，非采取集體工程醫療模式則難以為繼：內部依靠越分越細的醫盲科室、越用越多的殺傷儀器、越造越糟的化合藥物構成流水工程分攤責任，外部依靠醫療機構乃至醫政權力的層層保護。如果內無流水工程分攤責任，外無單位醫政保駕護航，就寸步難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個體西醫醫療事故頻發，聲名狼藉，危及西醫生存，迫使“國家”不得不將其招安收編，重新組構為社區鄉鎮衛生室（院），庶可一面掩蓋西醫醫技的無能幼稚性，一面擴大西醫藥財團的斂財覆蓋面。東西方幾千年的醫患關系史，和中國一百多年來嚴酷的醫學現代化現實，已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中醫的個體全息醫療模式和西醫的集體工程醫療模式都源自各自的醫學體系本身，強制中醫集體化一如強制西醫個體化一樣，全是敗亡之路。
中醫自古以來就個體行醫，絕對不能“集體化”。行醫就是醫學的醫療實踐。醫學是醫療實踐的理論提升。個體行醫是醫療行為的本色，就是醫生個人與患者構成的一對一全息互動的醫療行為。患者首先是對醫生的信任才來求醫，這是病人對醫生的意識全息啟動，醫生通過言語溝通和勸慰，首先就給病人提供完全可以恢復健康的可靠全息信息，然后進入針、藥等等的全息診療活動，包括飲食宜忌、煎服方法、追蹤訪問這一全部過程都是一對一的全息互動過程。所以，筆者每治一病必時代患者無論遇到什么情況就要與我進行溝通：有了效果是好是壞，完全是醫生個人的責任；并不需要單位、集體或行政部門加以保護的必要。也就是說，中醫不必像幼稚的西醫內科那樣流水線樣分攤責任、沒有單位保護就不敢行醫。西醫治療內科病的幼稚，全靠采取內部流水分攤、外部醫療機構乃至醫政權力的保護傘呵護，才可得到掩蓋，才能行得通。
醫學理論在中國，完全是一種無私的奉獻。這種奉獻只有在一個長期處于非市場化的農業大國才能產生的。做中醫的越到老年，越覺得它的偉大。偉大就在于辨證論治能治所有的內科疾病。而西醫靠解剖學把身體分解成各個科，按科分治，從此走進了誤身體為生命的迷宮。以身體上某處之病來治，除了外科切除就別無他法。結果當然是要把疾病當敵人，只有切下來丟掉一法。頭痛不能斷頸，所以，任何頭痛，對西醫來說，仍是治不好的疑難病。但筆者一生，所治好的長期頭痛、偏頭痛，有的甚至痛二三十年的很多。
有一次，我在中醫科學院給研究生們做到報告，我說：“癌癥是很好治的。”他們問什么道理。我說，只要“見招拆招”四個字。見招拆招就是辨證論治，就是中醫生個人，什么病都能看。經過兩年實踐，我已經可以證明“見招拆招”的不錯了。我的記錄中，兩年來，死亡的只占30%，70%活著。死亡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思想問題沒解決好的。我思考中醫辨證論治之所以偉大，是符合醫療的個體化原理，也同時是思考如果仲景把這個知識當做“產權”，那就必然會泯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得不到繼承和發揮。
中醫醫學這么完善和完美，只有中華大地才能產生它，這是什么原因？其一是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奉獻精神；其二是長期的農業立國沒有市場氣息；其三是中華的方塊文字變化不多。沒有上述三個條件，我認為也就沒有中華如此偉大宏博的醫學。
我“非法行醫”后，卻獲得了一個大好處，看病的人少了，觀察社會、與朋友閑聊的機會多起來了。于是我建了一個網站叫“早叫廬網站”，經常發表醫療腐敗的消息和自己的看法，還有自己一生的所見所聞。“早叫廬”的意思來自鄢烈山的一篇文章，說一個早叫的公雞讓人厭煩，最后給殺了。歷史大概就是這樣由悲劇人物組成的。我就選擇了做這個悲劇的角色。
以一個做中醫的人來看，“早叫”并不都是叫得對的，有叫得對的，也有叫錯了的。例如孫中山、梁啟超、魯迅說中醫的不是，就是叫錯了的。于是他們相信西醫，于是他們在最黃金的年齡段死了，死于西醫之手。我認為，他們那個年齡，不管得什么病，都不會死，他們是被醫療害死的。我認為，選擇如何醫療是件事關生死的大事。就此，我總結出的一條醫學理念：“醫療可救人性命，也可謀財害命”。孫中山等當然不會被謀財害命，但他迷信他們所認為的科學醫學，卻不知這醫學的醫療有大問題。
醫學本是不應該分中醫西醫的。醫學是研究為醫的學問，它的目的就是維護健康。治病的意念就是把病治好。所以，中醫把它稱為行醫濟世——但愿世間皆無病，何愁架上藥生塵！可是在西方卻不一樣，掌握醫學研究權的是制藥公司，麥克塔格特經過一番調查后說：“如果有個藥物公司研究出一種治好病而不是永遠‘維持’治療的話，那么它就會破產。”這就是吃起西藥來，永遠要維持治療的道理。醫學研究者也一樣。他們拿制藥公司的薪水，寫論文要得到同意才能發表，這“同意”的前提自然是有利藥物的銷售。如果，中醫與西醫都為同一個目的服務的，那么無所謂中西醫了。中醫能治好病，西醫為什么治不好病，道理就在這里：目的不同！中醫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旨處方用藥，因為這些藥都是老天爺賜給人們的自然禮物；西醫只能遵從制藥公司的意旨開藥，要怎么治病是制藥公司付給了研制藥物的專家薪水，他們要怎么用（即怎么治療）醫生管得著嗎？所以，我說，做西醫的醫生怪可憐的，腦袋手腳全被制藥公司拎著呢！
醫生為什么做不了如何治療的主？因為西醫醫學本身性質是“集體”性質的，叫做集體醫療。醫生屬于集體流水線中的賣藥這個環節。制藥公司屬于制藥這個環節。制藥之上有研究這個環節，但這個環節上的人員的薪水靠制藥公司來供給，他們也只能乖乖地聽制藥公司的話，叫他怎樣就怎樣。這才形成了一種必然：沒有化學藥品，就沒有西醫的內科醫生。因此，西方只有醫療而沒有醫學了。
西方的醫療管理權力管死了中醫
如果沒有化學藥品，就沒有西醫內科。化學藥品還只有100年的歷史。也就是說，西醫是靠化學藥品起家的。治所有的內科病，西醫用了不到100年的時間。這是“秒光年”的速度。
治病，沒有那么簡單，上海有個老中醫叫孫起元。年輕時患重病在上海西醫治療無效后，被名中醫惲鐵樵治愈，這才覺得中醫學的博大精深。解放前他大學畢業在交通界工作，業余從事中醫的研究。60年代在上海長海醫院配合西醫化療治白血病10年，觀察無一例獲救。即使這樣一無所獲，迄今為止的西醫治白血病，仍然是老辦法我行我素，沒一點改進跡象。（這說明醫學醫療方法的改變之困難。只一種白血病，尚且如此，現在西醫的病竟有六十萬種之多）后來孫老獨自治白血病，卻治好了許多人。（請閱《白血病人將獲救》，臺灣三友圖書公司印行）書中病例都有二三十年的追蹤。這說明，治病需要一個長期的追蹤觀察過程。一個病的治療，一種療法的實施，成功或不成功，都需要多年的追蹤觀察。所以，醫學是門學問，是一套知識體系，不可能用幾百年或一千年的時間完成得了的。而且，它還必須是開放的，不斷增添新的知識。
孫起元先生是上海人，治病的經驗是上海的經驗，在上海不能出版社這種治白血病的經驗著作，卻要由臺灣來出版社。醫學經驗的積累是一代代來的。中醫被管得不能積累經驗，這是什么道理？家里有人得白血病，送醫院就可能傾家蕩產還不夠，你現在說能治，醫院不是沒了生意嗎？因此，有權力的就不讓出書。雖然沒明講，出版不了才會在臺灣印刷。
閱西方的醫學史的記錄，他們在公元前1700的美索不達美亞那個時代，已經有了管理醫療糾紛的法律：“那些對醫學史特別有意義的法律——關于外科醫生、獸醫、女助產士、奶媽的法律，也根據法律來處理傷害罪。其中有九個段落規定了醫療費的管理以及關于病人的地位、適當的收費和處罰關系的詳細闡述……”這說明西方的政權，早就將醫學管理起來了。因此，政權更迭，也會影響醫學的變化。我相信西方與東方，一定也有同樣長的文化歷史。他們積累不起系統的醫療實踐資料，完不成醫療經驗向醫學系統理論的轉變，一定與他們的文化歷史有關。
西方醫學無法積累，也就是他們的醫療實踐，積累不起成為醫學理論，道理就在于政權經常變更，掌權者制訂法律都往自己有利的方面靠，影響了醫學的自然積累。因此，醫學就停留在療法階段，無法上升為理論。可見，政權的不干涉是醫學自由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的FDA承認現代醫學只是一種對抗療法。對抗療法的意思就是視疾病為敵人，非消滅它不行。從古代巫師到現代醫學，這種看法沒有變更，這就說明西方醫學沒有進步。古代巫師認為疾病是魔鬼纏身，只有把病人吊起來鞭打驅趕魔鬼，與現代醫學治癌用化療藥物殺死癌細胞治癌不是如出一轍嗎？中世紀的西方醫圣蓋倫，認為發熱是血中有毒素，采用放血退熱法就延傳了兩千多年，直至阿司匹靈研制成功才放棄，很多人因放血而死。近代最厲害的一次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者達2000~5000萬人。所以，醫學如果只停留在療法上不得上升為理論，那么，以行政命令強行實施，那必然是一場災難。
復興中醫，從孩子抓起
中醫所好現在還沒有被完全消滅，這才可談復興。現在看看有點復興的希望了，但卻又遇到一個堅硬、狹窄的“瓶頸”通不過去，這是什么道理？我們應該就與看病一樣要找出生病的原因。
現在覺得中醫復興不起來毛病在中醫院看病的貴族化嗎？是老中醫權利太大了嗎？是中醫研究上的不足嗎？是正規中醫與民間中醫的矛盾嗎……我覺得都像題外話，一點也抓不住問題的核心。既談中醫復興，就應該先知道中醫如何被滅，如果不知道這個被滅的原因，也就沒法談復興。
中醫原來是主流醫學。西醫學是隨著傳教士和西方槍炮聲而來后，中醫便被迫退位。剛解放的時候中醫與西醫從數字上說還差不多，王斌當了部領導后形勢大變。后來，王斌的施政綱領因毛澤東反對沒直接貫徹，但西醫上升的形勢和基礎早已形成大格局。所以，毛澤東撤了王斌，也救不了中醫被邊緣化的命運。這是因為整個文化界思想界全向西方倒了。所以，想要復興中醫，還得找文化的根子，要復興，先興文化思想。全國各地有許多地方的幼兒教育《讀三字》，背《千字文》、《論語》、《內經》，反正離經叛道了，不受教育部門的歡迎，是好是壞很難說，幾十年后才知道。
不過，這么做對發展中醫是有利的。發展中醫，需要一大批有古文做基礎的學子做后盾。中醫學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不懂古文，很難學會做一個好中醫的。古人說：“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說明古代人對自己的一生，也有個規劃，有了文化的人，考不上做官的，就立志做中醫。說明有了古文化，學中醫就比較方便。這是什么道理？古文中有中醫的常識，或者與中醫有關的哲理。
搶救老中醫是關鍵
全國真正按辨證論治而不是按病名治療的老中醫已經不多了。我說按病名治病有似刻舟求劍。因為，疾病是動態的，日夜在變化的，只有辨證論治才符合疾病的動態性原理，也符合醫療的個體化原則。按病名治病是千人一方，不承認生命的個體特異性。個體特異性的意思是認為任何不同的人，都是根據自己的抗能力與疾病周旋，其所表現的癥狀都不一樣。辨證論治就是根據這些表現的不一樣而進行治療。因此，中醫能治所有的病。
我有個姓朱的患者，開始時，他看到我在報紙上發表的治愈青光眼的故事，打電話給他在深圳的患青光眼的外甥，叫他來溫州治療，我大概只診治四五次我的患者很多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來看的。本來毫不相識的，外甥來看青光眼好了，后來孩子發燒，帶孩子來看了，之后，從此不再吃感冒藥和到醫院輸液了。再后來連婆婆、丈夫也來了。她是江西人，江西有兩姐姐，一個得腎炎，一個是失眠，都被她帶來看過，也許是我的手氣好，吃的中醫都有效。有一次，她父親來溫州，左腳腫脹。我用針刺腳腿小靜脈放血，開了活血祛瘀的藥方，也好了。另有個姐姐患腱鞘囊腫，醫生叫她做手術，因為害怕，就拒絕了。我只是在腫處用米粒大的艾絨灸了一炷，一周后消失了。此方法已治愈好幾個人了。實際只需要用眼睛瞧瞧就馬上學會，遠勝外科刀，既方便、又省錢。中央保健局的專家趙霖，帶夫人來溫州正好看到我用這簡單的米粒灸治好一個發痛風的患者，也說自己有腱鞘囊腫，帶便灸一下，一星期后也消失了。問我這是什么方法，我說叫阿是療法。我用這療法治痛風、風濕痛、網球炎、關節炎、類風濕、腱鞘囊腫骨膜炎、強直性脊椎炎等，已經有不少人了。要是問：中醫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治病的？我認為，中醫是利用生命的自愈能力治病的，就這么簡單。不管什么病，人的生命也同時在抵抗疾病，醫生只是幫對了忙。
以上所述，只是說明一個老中醫的治療能力，為什么會遠勝一個醫院的所有科室？道理就在于不拘泥于療法，年齡高，閱歷豐，見識經驗多，沒有專業的約束；另外還有一個根本與西醫不同的指導思想：醫生的責任是治好病，不是只要賣出藥，或者賺到檢查儀器的錢。
現在的老中醫，有的因受西醫的影響，也用病名治病了，變成半中半西了。有的為了生活，或為了賺更多的錢，用西藥比用中藥更多，辨證論治生疏了。有的為了省腦筋，也用西醫的診斷儀器了，他們根本想不到這樣無異乎自我消滅。因為西醫治療與儀器檢查（診斷）“分家”——診斷不影響治療。診斷只是為得到一個搪塞病人的病名，或者推給外科手術做依據，而治療仍然是與癥狀“對抗”。這些做法，都是使真正的老中醫遺留不多的原因。而且，在老中醫中，有的有保守思想，不愿意公開招徒；有的有秘方而不愿外傳；有的怕暴露自己的弱點……等。
因此，為了免使中醫學后繼乏人，我率先表態愿意公開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傳授任何人。而且，我認為利用現代科技設備，把一個老中醫變成千萬個老中醫。如果有那位企業家愿意無償投資添置設備，將我的治療實踐公之于世，使現在中醫學院的學子直接觀看一個老中醫治療實踐中的方法和療效，本人必積極配合做好這一永垂萬世的事業。我相信只要老中醫們一致努力，中醫必將迅速擺脫“瓶頸”，迅速壯大。中醫學必將普及世界，成為世界的主流醫學！
復興中醫，關鍵在政策一碗水端平
以下所說，只是筆者個人設想，應該不應該做，那是政治家的事。
一．政策待遇：
一碗水端平：我們認為醫學乃是生生之道，是救助生命、維護健康之明學。不論按照醫學的本原意義，還是遵照憲法的條文規定，在中國，傳統醫學（中醫和各民族醫學）與西醫必須實行完全、徹底的平等政策待遇：一碗水端平。
二．制度設計：一律無為而治
1.撤銷衛生部，劃歸環境保護部衛生局，專管環境衛生事務和領導國內西醫的有關事宜。
2.取消中西醫結合政策和制度，制定醫事法，側重于：
（1）劃清中西醫學界限，中西醫必須各自固守自己的醫事范圍，不得超越。
中西醫治療實踐中可以互相配合，但是在醫學學術上絕對不能相互混淆。
（2）醫療事故的處理法律條文，法院設立醫事法庭，獨立執法，專門受理醫療糾紛案件。
3.讓醫學醫事回歸自然社會本位，國家不再統制醫學醫事，不撥款，不扶持，原有的醫院房地產收歸國有，醫院可以實行租用，所有設備均由醫院自籌自辦，自負盈虧。
4.取消醫保制度，就醫者醫療費用一律自掏腰包。貧困者的醫療費用，可以向社會公益機構、慈善機構或個人申請補助。
5.國家對中西醫施行不偏不倚的放任自律政策。有關醫務事宜一應由就醫者自己選擇。中西醫可以自辦行業協會、學術團體。
6.開放醫學出版自由，讓中西醫學各自出版報刊和書籍，國家不予干預。
7.一切公共媒體不得刊登醫學醫藥廣告。
8.中西醫學學校一律由中西醫各自籌辦各自招生，國家一律不予扶持。原有的大專醫學院校校產通過拍賣，交由得主自行處理。原有的教職員工實行分流處理，所剩下的沒有著落者，可以作為退職處理，發給生活費工資。
9.取消醫務人員的職稱制度，醫事法中對醫生的稱呼一律改為醫工。作為過渡，原有的有職稱人員由國家制定分流方案之后，所剩下的沒有著落者，可以作為退職處理，發給中級生活費工資。
10.中小學教育中增添民族醫學（主要是中醫學）內容，起碼與西醫學內容平衡。中小學課本中有關醫學的內容必須標明屬于何種醫學，是西醫，還是中醫、藏醫、蒙醫….）
11.所有以上這些條款必須全部寫入醫事法。
三．中醫內部問題：正本清源回歸大道
正本：
1.道：溯洄流之，開展上溯上古中華無神論思想（山海經等），發越形而上元氣全息生成論哲學，易經、道德經、內經三墳經典大學習運動（永續性運動而非瞬間性活動），重新確立東方思想體系。
2.學：確定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為中醫四大經典，為醫者必須終身學習，堅定中醫學術思想。
3.術：確定辨證論治為醫術治療方略。
4.技：確定針灸、方證為主要醫技形態。
清源：
1.明確認識西方形而下原子還原構成論乃是與東方元氣有序全息生成論相互對待的哲學思想體系，二者高下有別，不可抑高就下，誤導視聽，誤入歧途。
2.確立東方明學乃是與西方科學分屬于各自哲學體系的學術體系。二者的思想方法、觀察思路、思維邏輯、學術取向大異其趣，不可同日而語，可以和而不同，和平共處，各自獨立發展，不可就一而害兩。
3.清理清除百年以來特別是近六七十年來科學化現代化污染在中醫界的惡劣影響，從思想、理論、到教、學、研，從管理到臨證，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清理、清算和清除運動。
4.成立中醫同業協會，負責醫工隊伍的申報定級事宜和人才培養的規劃路線模式，實現獨立自主，無為而治。
5.選派中醫老、中、青和學（院）、個（體）、草（根）代表參與醫事法起草工作。
回歸大道
1.以500位國家級名老中醫為骨干，期以十年，每人帶5個學生為限，以師帶徒方式培養2500個學術繼承人。以1000位各地優秀中醫為老師，各帶5個學生，限在5年之內，以師帶徒方式培養5000個中級臨床中醫。各地個體草根中醫可以不受限制地各自帶徒培養自己的學生，估計在5年之內可望達到數萬之眾。
2.提倡一技之長者或家傳或授徒，把方技傳給下一代。成績突出者由同業協會授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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