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土歷史文化淵源

　　王世榮

　　馬克思主義作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已經在中國扎下了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精神的日益結合，成為推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強大思想武器。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曾經號召要把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研究中國歷史結合起來，“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1] 實踐唯物主義與經世致用的無神論傳統，無產階級意識與民本思想，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同社會，階級斗爭學說與農民戰爭、人道主義與仁愛思想的鍥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土歷史文化淵源，而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奠定了基礎。這不僅有助于理解為什么在20世紀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歷史現象，而且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促進文化自信，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的繁榮和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實踐唯物主義與經世致用的無神論傳統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系統科學的思想體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徹底地唯物主義世界觀，認為客觀世界包括人類社會是按照內在規律性運動發展的，這種規律性是不依人（包括神）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人可以認識這種規律，并且利用它為人類服務，從而獲得自由。恩格斯指出：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了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2]

　　可見唯物史觀的精髓是決定論與意志自由的統一。[3]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其世界觀形成的標志性文獻《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

　　“以前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重要缺點是：對事物、現象、感性，只是從客觀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的本身的。······它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4]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5]“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

　　因此，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實踐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變革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正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實踐的科學理論，才被中國人所接受，成為救亡圖存、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從哲學角度探究，實踐唯物主義與經世致用的無神論傳統的契合，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

　　中國社會具有經世致用的無神論傳統，早在商周之際，周公就曾經提出了“惟命不常”，“敬天保民”（《尚書·康誥》）的重要思想，表明神學世界觀開始動搖。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大劇變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空前活躍，人本主義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為經世致用的無神論思想奠定了基礎。子產曾提出“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孔子提出“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論語·學而》），對鬼神取明智態度，并且與經世致用相聯系。墨子提出：“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墨子·耕柱》）反對空談，強調踐行的重要性。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三十七章》），道是自然而然產生、推動、成長萬物，而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老子的無為哲學雖有消極因素，但他看到了客觀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的重要思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法家提出“親親則別，愛私則險”（《商君書·開塞》）“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韓非之·八經》），從社會內部矛盾尋找歷史發展的動力，有功利主義傾向。

　　漢代王充強調主驗證、詮輕重，以辯真偽。“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險，則色甘義繁說，眾不見信。”（《論衡·知實》）“天道自然”（《論衡·譴告》），捍衛了唯物主義思想，并提出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南北朝時，范縝寫了著名的《神滅論》，提出了“形形相即”、“形質神用”的命題，對“形神”之辯作了總結。將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唐代韓愈用儒家的“道統”說，與佛家思想相抗衡；柳宗元著《天說》、《天對》；劉禹錫發揮了荀子明天人之分的思想，提出“天人不相預”（《答劉向錫天論書》）、“天與人交相勝”（《天論》）的著名命題；既堅持了唯物論，又強調了人的能動作用。宋代張載著《正蒙》，提出了“太虛即氣”；“一體兩用”的唯物辯證思想。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倡導用“經世致用”的“實學”來與官方哲學“理學”相對抗。王夫子的知行說，把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到了新高度。后來顏元和戴震在與唯心主義先驗論斗爭中也做出了新的貢獻。

　　總之，強調經世致用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雖然有道教和佛教的影響，但是宗教唯心主義始終沒有在意識形態領域占取統治地位，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其精髓是人本主義，而無神論則是中國社會的一種傳統思想，這正是以實踐唯物主義作為哲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社會扎根的深層原因。馬克思的名言“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是對中國“人定勝天”思想的最好詮釋。

　　五四時期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政治學說。毛澤東著《實踐論》、《矛盾論》，提出認識與實踐，知與行的統一，強調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鄧小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江澤民提出“與時俱進”，“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實際上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與中國的無神論傳統，與經世放用的唯物主義傳統結合起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從而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嶄新道路。雖然在我黨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教條主義、唯意志論和片面強調斗爭性的錯誤傾向，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是主流，這是應該肯定的。

　　（二）無產階級意識與民本思想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謀求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武器，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無產階級意識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石，離開了這個基石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廈。我們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強調要站穩階級立場，就是要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堅持階級性和黨性。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顯著特征，無產階級意識與民本思想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中國化的重要媒介。

　　馬克思是平民思想家，是正義之神，是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早在學生時期馬克思就樹立了為人類謀幸福的遠大理想。他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寫道：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而能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能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7]

　　恩格斯在1839年3月《烏培河谷來信》中寫道：

　　“下層階級，特別是烏培河谷的工廠工人，普遍處于可怕的貧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難以置信的地步。”[8]

　　恩格斯后來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和生存現狀進行了更加祥實的描寫并且寄予極大的同情。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通過分析私有制條件下的異化勞動現象，對工人階級悲慘命運的根源進行探討：

　　“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賤低為手段，也就是把人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9]“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0]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已經接近得出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使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科學論斷。他指出：

　　“無產階級宣告現有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產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11]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產宣言》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揭示了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

　　“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與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壓迫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12]

　　恩格斯后來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確立無產階級是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性力量和進行革命的道路，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的關鍵。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個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資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13]

　　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無產階級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途徑。可見無產階級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條紅線，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終身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

　　在中國對無產階級及其勞苦大眾命運的關注首先源于傳統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實際上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且是帶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華。對人民命運的關注成為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情結和憂患意識的源頭，他代表了社會的理性和良知以及變革和革命思想。

　　民本思想源于商周之際，據《尚書·盤庚》記載：“重我民”，“天依德，求民主”，要體察民情，“知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

　　孔子提出了系統的民本思想，他以為君主治理國家，要以愛民、富民、寬民、濟民為重，把民眾擺在重要的地位上，認真嚴肅的勤于政事，取信于民，仁愛百姓。“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顏淵》）。孟子進一步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政治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從君主對人民依賴關系的角度，發揮了民本思想，“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民心穩定，君主統治才能穩定。老子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管子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漢代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春秋雨露·堯舜不擅侈》）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更是從民本思想出發，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民本思想是在神權思想動搖的基礎上形成的，實際上已經發展成為影響深遠的政治文化，以人為本是其邏輯前提，民貴君輕是其價值追求，天下為公是其政治理想，寬民、厚民是其政治策略。[14]

　　在民本文化的熏陶下，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以天下為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關注蒼生民寞的優良傳統，對中國社會進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陳獨秀已經看到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的不同，他明確指出：

　　“夫西洋之民主主義乃以人民為主體······，所謂民視、民聽、民重君輕，所謂民為邦本，皆為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為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為民之民本主義，皆之根本上取消國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為主體，由民主主義之民主政治強化一物。”[15]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在民主思想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然而文化有民族性和繼承性，否認民本思想對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也不是客觀的或者是武斷的。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意識與農民思想的結合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由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工人階級雖然命運悲慘，但它們在全國人口中不占多數，所以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號召青年到農村去，關注廣大農民的命運。

　　“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期青年在俄羅期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做開發農村的事，是刻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黑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黑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16]

　　毛澤東更是高度重視農民問題，他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等重要著作，確立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把群眾路線作為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斗爭的銳利武器。我國憲法把“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規定為我國的國體，就是無產階級意識與民本思想融合的產物。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思想；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強調執政黨要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既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創新，也是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我黨歷史上，由于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受左傾思想影響，一度忽視發展生產力，影響了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人民安居樂業，政通人和。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腐敗現象，地區和居民個人之間貧富差別拉大等問題，從而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這些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通過深化改革，逐步解決，才能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

　　（三）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同社會

　　共產主義理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得出的科學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同社會的契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層結構。

　　人類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理想世界。人類不甘心在現實世界面前俯首稱臣，而是企圖用理想世界來引領和改造現實世界！因此一般的社會理論都有對理想世界的建構和追求。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地著作《共產黨宣言》中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作了如此的描寫：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并且盡可能的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代替那存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7]

　　“共產黨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18]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

　　“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種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種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9]

　　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描寫：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消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實行有計劃的經濟；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消滅國家把政治權力回歸社會，進入自由王國。這些光輝的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產主義文獻基礎上，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總結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歷史進程中得出的科學結論；無產階級不再只是受苦受難的階級，而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是未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而且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從而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對無產階級革命具有指導和引領的作用。

　　恩格斯后來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引述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作了進一步的描述：

　　“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廣泛，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也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來說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人類的智慧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能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有規定國家對它保護的財產的關系，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范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于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于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系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象它對于過去那樣，那么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復活”[20]。

　　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共產主義將是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博愛原則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終身奮斗，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如此的美好！如此具有感召力！這也正是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人為其拋頭顱，灑熱血的根本動力所在！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最終理想，這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就是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的契合！

　　早在中國古代的文獻《禮記·禮運》篇就有如下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詩經》記載夏商君三代的情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論語·季氏》）孟子在回答齊宣王時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故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儀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子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齊恒晉文之事章》）

　　東晉人鮑敬言寫下《無君論》：“曩古之世，無君無臣”，因而也就沒有“聚斂以奪民財”的剝削現象和“嚴刑以為坑阱”的壓迫現象。人人“純白在胸，機心不生”，互相質樸的相待，沒有機變巧詐之心。那么君主制度是怎樣產生的？他說：“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強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所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鮑敬言認為，由于社會上產生了強者和智者，他們以暴力壓制別人，以詐巧欺騙別人，于是許多弱者和愚者便成為被壓服、被欺騙的對象。在他看來，君臣之道是人為的，并非蒼天之意。說是天意，這純系儒家的假托之辭。

　　鮑敬言指出，君主制度是社會上一切罪惡禍亂的根源。他說，有了君主，就有了“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大盾牌，形容流血之多，把大盾牌都漂浮起來了），丹野（血染紅了原野）”的戰爭，就有“剖人心，破人脛”等等的刑法，所有這些使得人們的生活陷入貧困。他把君主比為吃魚的獺，吃鳥的鷹，“夫獺多魚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他提出和回答了這個問題，“非鬼非神，財力安出”？社會財富是誰創造的？君主百官是誰養活的？他的回答簡潔明確，是“百姓養游手之人”。因此他斷言做君的都是盜賊，像桀紂那樣的暴君固然可惡，像周武王那樣的“圣王”亦不值得稱頌，兩者的區別，猶如盜賊分臟，取多取少而已。

　　鮑敬言描繪了一個“無君”的社會理想。這種理想的模式是依托于渺茫的遠古時代，那時沒有勞役，沒有賦稅，沒有軍隊，沒有戰爭，人人都有土地，有生計，足衣足食，和睦相處，這種理想的理論依據是自然界的天然平等。他認為天地是自然的物質存在，陰氣陽氣，自然化生萬物，天在上，地在下，“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自立，而變化遂滋。”并不是因為有了天尊地卑才有君臣；相反，正是因有了君臣上下，才把尊卑的觀念賦予本來無所謂尊卑的天地。在他看來，自然界是自然平等的，人類社會也應當如此。[21]

　　鮑敬言的無君論是影響深遠的社會理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假借一個漁人的奇遇，描繪了作者向往的世外桃源，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勞動，平等自由的社會生活。這種理想曲折的反映了中世紀農民反對封建制度，追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也是對當時社會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否定。

　　黃宗曦在《明夷待訪錄》首篇否破天驚的怒喊“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專制制度，他說：

　　“古之人君，不以一已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為害，而使天下受其害。”而后之君則背道而馳，“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將“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將“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并傳之子孫。

　　由于君主把自己看做是天下的主宰，所以，當其未得天下之時，以殘酷的戰爭摧殘天下之民，離散天下的家庭，以博取個人的產業，當其得到天下之后，便以嚴刑峻法，敲詐勒索天下之民，以供自己窮奢極欲的享樂。于是給天下造成無窮的禍亂，因之天下怨惡其君，視之為仇寇，這是天下不能安寧的根本原因。從而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明夷待訪錄·原君》）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能治，才設立了官與君共治天下，君臣是為天下，是同事，是師友，而不是“君為臣綱”，臣更不是君的“宦客宮妾”。“我而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而非為一姓也。”“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明夷待訪錄·原臣》）。這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批判。顧炎武提出了“以天下之權，寄天之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王夫之提出了“天下非一姓之私”，只有根本上改造封建專制制度，才能實現“天下為公”的民本主義理想。[22]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在設計自己政治理想時，也是從中國儒家思想尋找資源，他說：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途，選賢尚德。”

　　他整段抄錄了《禮記·禮運篇》上“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段明言，面對日下之世風，大發思古之幽情，認為金燦燦的三代 “盛世而今尚可望哉”！（《原道醒世訓》）

　　嚴復認為，社會組織在行政上應屈私以為公，這是西方諸國之所以強盛的原因之一。而中國社會自秦以來都是家天下的君主專制，這種君主專制常將一己之私置于天下人的利益之上，天下不過是一姓之私產、私仆而己：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己，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案語）

　　嚴復的思想與黃家曦、王夫之如出一撤。

　　康有為為了變法的需要，根據社會的變化發展，繼承了“春秋公羊”的“三世”、“三統”的思想，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體現出三種形態，即：據亂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

　　“《春秋》分三世，有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南海康先生口說，學術源流七》）

　　“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世，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

　　全備也。”（《春秋董氏學》卷二）

　　康有為認為，人類社會就是沿著這三種形態向前發展變化的，每一種社會形態都較前一種社會形態有所進步，人類社會沿著這種發展道路，則可從逐漸進入人人平等，人人自立的理想的社會中，

　　“每變一世，則愈進于仁。仁必去其抑壓之力，令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而人人平等，人人自立，遠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一）

　　孫中山是歷史進化論者，他相信歷史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他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嬗替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進化過程，肯定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并且強調必須用革命手段來改造舊的政治制度。他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瞻望歷史的發展，相信進步力量必勝，反動力量必敗，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他說：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江河流的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的曲折······，但流到最后，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怎么樣，都阻止不住的。”

　　因此，他樹立了一個堅定的信念“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反之“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么大，縱然一時僥幸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民權主義》）孫中山最愛書寫的是“天下為公”、“博愛”，可見孫中山是將“天下為公”作為自己推行三民主義的最高理想。

　　十月革命前，先進的中國人為了復興國家，振興中華，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多次奮斗都失敗了。

　　“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23]

　　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產生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

　　李大釗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在1918年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和1919年1月發表的《新紀元》等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他熱情謳歌十月革命：

　　“是立于社會主義之上的革命”[24]，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悟的新紀元。

　　“從今以后，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聯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

　　“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什爾什維克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什爾什維克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將是赤旗的世界！[25]“中國革命應該適應世界的新潮流”。[26]

　　中國人民應該沿著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途，即沿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前進！

　　毛澤東1921年1月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認為：

　　“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啟民主[27]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

　　1、社會政策；

　　2、 社會民主主義；

　　3、 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方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    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是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8]

　　毛澤東在1921年就認同了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學說，即用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理想社會。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歷史博物館（在蘇聯）；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均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絕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29]。

　　周恩來在青少年時代的詩作中寫道：“既想共產花開，又不想用血去染它，那有這等便易的事情！”夏明翰的詩句：“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時翰，還有后來人”。正是共產主義理想的鼓勵，才有無數革命先烈為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斗爭。這也是古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殺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思想的反映。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和崇高理想，寫進自己的黨章。蘇東劇變后，共產主義渺論甚囂塵上，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指出：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須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了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個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了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進社會主義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那有這回事！”[3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祖國蒸蒸日上，社會穩定繁榮，社會主義制度顯示了蓬勃的生機與活力，更加堅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信念，“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相比在國際舞臺上更加顯示了無限的魅力！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下資本主義制度風雨飄搖，危機四伏，正像英國歷史學家所因此的預言：大同世界是不久將來的事情，不然的話，人類文明就可能走向崩潰和滅亡！中國共產黨人，中華民族之所以選擇共產主義作為理想的社會制度，就是因為它與中國人民自古就追求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想是契合的，在于中國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學說，相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真理必將戰勝繆誤！與中國知識分子 “朝聞道，夕死可以”的理想追求是一致的。

　　（四）階級斗爭學說與農民戰爭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

　　“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領主與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

　　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第。

　　從封建社會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利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31]

　　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基本矛盾在人與人的關系中表現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中國共產黨人只所以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國哲學中有辯證法的傳統，有維新和變法的傳統，有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傳統。毛澤東指出：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反面的叫做歷史的唯心主義。”[32]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絡印。”[33] “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34]

　　“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大小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35]

　　“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以漢族的歷史為例，可以證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以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和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在漢族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大小幾百次的農民起義，反抗地主和貴族的黑暗統治。而多數朝代的更換，都是由于農民起義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36]

　　《詩經》云：“周雖舊邦，其命推新。”留下《伐檀》、《碩鼠》、《黃鳥》篇。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族，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老子·七十五章》）孔子和弟子經過泰山時發出“苛政猛于虎”的感言！（《禮記·檀弓下》）孟子曰：

　　“賊仁者位在賊，賊義者謂之殘。參賊者，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可見老子、孔子都反對暴政，而孟子認為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孟子·梁惠王下》）

　　陳勝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黃巢詩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杜甫詩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柳宗元有《捕蛇者說》。反抗剝削和壓迫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

　　中國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處于農耕文明，農民與地主階級的斗爭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到近代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不充分，現代工業遠遠落后于西方列強，產業工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農民問題仍然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而農民階級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數，是革命的依據力量！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國的敵人。工業無產隊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37]

　　毛澤東具體分析道：

　　“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農；（二）貧農；（三）小手工業者；（四）店員；（五）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農、貧農和小手工業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的經濟。絕大多數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半自耕農，其生活苦于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的無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優于貧農，因為貧農無土地，每年耕地只得收獲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農則租于別人的部分雖只收獲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得。故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于自耕農，然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農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的資金。此種農民，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或出買一部分勞動力，勉強維持生活，于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農，然較另一部分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于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所謂另一部分貧農，則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38]

　　在這里毛澤東把農民的經濟狀況描寫的如此細致，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擊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坤，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接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39]

　　“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40]

　　農民在中國人口中占多數，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經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引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與中國歷史傳統相結合的產物。

　　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來說，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存在，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41]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取得舉世瞻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們確立了公有制占主導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經濟制度，剝削現象依然存在；國際上仍然存在兩種社會制度的斗爭，因此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不能放棄的！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42]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取得了很大進步，用法律解決階級斗爭問題引導中國走上了法理化道路，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繁榮。但是人民監督制度建設滯后，缺乏權力監督和制約，腐敗問題嚴重，出現了貧富兩級分化，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成了弱勢群體，農民階級維權也缺乏必要的組織形式，這些是需要重視的問題，仍然需要運用階級斗爭的理論，需要運用毛澤東《正確處理人類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精神來研究和解決。

　　中國的跨越式發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去革命論”，是值得反思的，“全盤否定文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必要的。但是，富士康工人十三跳，本田工人罷工事件，說明在中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條件下，工人維權機制的嚴重缺失！在現有體制下工會組織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難怪富士康工人只能一個個用自殺來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和尊嚴！這難道不能引起執政黨和社會正義之士的警覺嗎？正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正進入馬克思所批判的社會”！馬克思的《資本論》并沒有過時！不能因為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不能否認中國社會還存在剝削現象！正確處理勞資矛盾、處理維穩與維權關系，建立產業工人維權機制是當務之急！

　　（五）人道主義與仁愛思想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理論界掀起了一個人文主義思潮，人性、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進入中國人的學術視野。《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王若水發表了著名的文章《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中國青年報》潘曉的文章《人生的道路為什么越走越窄》，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命題，張維迎《為錢正名》；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尼采的《重佑一切價值》等現代西方思潮給中國思想界注入一股強勁的思想風暴！

　　1983年官方發表了胡喬木的署名文章《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對這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做了總結：人道主義作為一種倫理原則和理論得到肯定，在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弘揚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層次。但是人道主義作為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表現，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應該批判和揚棄。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是分析在雇傭勞動制度下，人的勞動產品，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讓資本家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又成了壓迫和剝削工人階級的工具。也就是人的勞動產品卻成為奴役人的工具，在大機器生產的今天，人成了傳送帶上的一個鏍絲丁，人成了機器的奴隸；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興趣被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吞沒！被冷冰冰的利己主義所吞沒！被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的無窮的欲望所吞沒！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現以及《人類學筆記》受到重視，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反復引用的文獻。

　　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進入中國人的理論視野，在于中國文革時期的左傾思想以階級斗爭為綱，用階級性取代人性，用國家意識形態取代文化建設，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性被視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斗爭哲學盛行：“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好人斗好人，是誤會；壞人斗壞人，是以毒攻毒；好人斗壞人，是應該；壞人斗好人，是暴露”！

　　在派性斗爭中，夫妻反目成仇，父子背道而馳！親情、友誼、愛情以及鄉情等人類最純潔的感情，卻被披上了階級性的外衣！甚至血統論也甚囂塵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鼠生兒打地洞”。紅五類：工人、革命干部、解放軍、貧農、下中農。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以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及他們的狗羔子（子女）的劃分陣線分明，家庭出身定終身，在入黨（參加共產黨）、參軍、推薦上大學、招工（在國營企業當工人）等方面，紅五類家庭出身有優先權，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沒有資格！后來政策有了調整，允許可教育好的子女給一定的名額，但要與父母及家庭劃清界限，而且表現要“非常優秀”！文學作品也是反映階級性，比如浩然的《金光大道》、《艷陽天》即是如此！

　　認為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沒有地位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有階級斗爭，而且“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階級斗爭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暴發革命”！如何看待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地位？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

　　“思想的閃電，一旦射入這塊從來就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將會解放成為人。”[43]

　　“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全人類解放的理論，應該說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并沒用錯！，馬克思《人類學筆記》中指出：“自由、平等、博愛”是氏族社會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也是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人道主義的思想一旦把中華民族的靈魂點燃，就一定會燃成熊熊烈焰，開辟出一個人道的文明的激情和創造的偉大時代。

　　馬克思寫作于1843年——1844年之際的重要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表明馬克思首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說：

　　“宗教里的苦難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裝飾在鎖鏈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舊帶上這些沒有任何樂趣任何慰籍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旋轉。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它總是圍繞著人而旋轉。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們自己和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任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的批判就變成了對政治的批判”[44]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出發的解放。在德國，只有同時從對中世紀的部分勝利解放出來，才能從中世紀得到解放。在德國，不消滅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消滅。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開始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45]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有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國理論的徹底性及其實踐能力明證就是：德國理論是從堅決徹底廢除宗教出發的，對宗教的批判最后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從而也總結為這樣一條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一個法國人對草擬中的養犬稅發出的呼聲，再恰當不過地刻畫出這種關系，他說：‘可憐的狗啊！人家要把你們當人看啊’！。

　　即使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理論的解放對德國也有特別實際的意義。德國的革命過去就是理論性的，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當時的革命是從僧侶的頭腦開始一樣，現在的革命是從哲學家的頭腦開始。

　　的確，路德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對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人，但又把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化了人的內心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鎖鏈”。[46]

　　馬克思在這里對宗教本質的批判，就是從“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人道主義原則出發的！“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心臟是無產階級”。

　　表明哲學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前提，而無產階級不再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是社會變革的偉大力量！這已經接近得出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掘墓人和新社會建設者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應該指出的是人道主義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對德國專制制度和宗教制度進行批判的理論前提，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發點。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巴黎手搞中指出：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對自身、向社會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是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47]

　　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是一種真正的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科學思想。

　　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過對異化，尤其是資本主義雇傭制度下異化現象的分析，是站在人道主義主場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對共產主義原理的闡述。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馬克思是對現代性進行批判的思想家的先驅！

　　《共產黨宣言》提出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思想，解放全人類的思想，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思想都是人道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應該說共產主義就是徹底的人道主義！

　　當然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反對專制制度對人性的推殘，對人的蔑視，對人的價值的否定，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思潮所共有的內涵，即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自由與幸福！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首先是針對工人階級及勞動群眾的解放，在于否定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及其造成的異化現象——工人的勞動產品，人的創造物，反過來轉化成了資本，成了壓迫工人的工具！只有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工人階級及其全人類才能后獲得解放。馬克思花費四十年心血研究的《資本論》也在于揭示了勞動異化現象的本質，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剩余價值學說：工人勞動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從而為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奠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難怪西方社會在20世紀末多家媒體讓公眾推薦千年偉大的思想，結果驚人的是各家媒體推舉的思想家中獲票最多的都是卡爾·馬克思，這就叫吃水不忘掘井人。難道不是工人階級高舉《資本論》的旗幟，與資本家進行長期殊死的階級斗爭，是資本家發善心在西方建設了福利社會嗎？驅逐馬克思離開祖國的普魯士王朝怎么也不會想到，那個在《萊因報》當主編的熱血青年和他的戰友竟然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柏林墻就曾經將德國分為兩個世界。國際歌是那樣的嘹亮，而馬克思恩格斯的墓地也成為德國最著名的旅游圣地。

　　如果說西方走向近代是以文藝復興作為起點，從意大利開始的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以人文主義作為旗幟的。這在西方是以反對基督教神學，反對專制制度，弘揚人道主義的偉大運動，直到現在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正像德國哲學家在《人論》中開宗明義指出的那樣：

　　“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爭論中，這個目標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阿德來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即使連最極端的懷疑論思想家也不否認認識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們懷疑一切關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是這種懷疑的僅僅意味著去開啟一種新的更可靠的研究方法。在哲學史上，懷疑論往往只是一種堅定的人本主義的副本而已”。[48]

　　實際上西方的符號哲學是在闡述人是可以創造文化的動物，是擁有符號的動物，人類依靠符號與世界聯系起來。卡西爾指出：

　　“人的突出特征，人與眾不同的思想，既不是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作（work），正是這種勞作，正是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分了‘人性’的圓周。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歷史都是這個圓的組成部分和各個扇面”。“而人的所有勞作都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產生的。”[49]

　　而人創造文化，也就是人的自我本質的肯定，具有社會性的肯定，是人在世界主體地位的確立，這也就是康德所闡述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中國人走向近代與西方文藝復興走著不同的路徑。西方是復興古希臘羅馬的文化，中國是批判和否定古代的文化！科學和民主思想成為中國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潮，因此中國有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方為用”的洋務運動，有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更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年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救亡主題壓倒了思想啟蒙[50]。

　　新文化運動高揚人道主義，講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個性發展的觀念并沒用在中國社會扎下根；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形成了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潮，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將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甚至蘇聯的文化都統稱為“封資修”，一棒子打死！從而導致了文化沙漠和知識饑餓癥，以及個人崇拜，唯意志論，盲從主義，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甚囂塵上。甚至八十年代后期的《河殤》雖然提出“中國要面向世界，世界首先要走向中國”的口號，對國人的思想解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河殤》仍然有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認為黃色文化的衰落和藍色文明的興起是不可避免的。1988年中國倫理學會在陜西舉辦的“中國傳統道德分析與評價學術討論會”的主流觀點，仍然認為“中國傳統道德與現代化是沖突的”。[51]

　　直到21世紀初期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筍一般，在國內才掀起了一般強勁的國學熱！人民大學成立了國學院；于丹的《論語心得》，易中天品《三國》，王蒙、劉心武解析《紅樓夢》等在中央電視臺持續走紅；企業家主導的“傳統文化進促會”，在北京、山東、陜西、河南等地興起；《弟子規》等蒙學教材在企業以及一些中小學持續升溫，各地“書院”及“讀經班”在中華大地上到處開花，直至孔子的巨幅雕像在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天安門廣場悄然矗立！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文化復興”的口號，提出了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決策。陜西的一批文化人從1990年代起成立了《文化復興》叢書編輯委員會，曾經得到西北大學校長、思想史專家張豈之先生，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和時任陜西省委書記章澤等有識之士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西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占主導地位的思潮是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歸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深刻地根源在于人道主義與仁愛思想的融合。“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家的兼愛，尚賢，非攻思想；老子 “道法自然”，“上善若水”。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 “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民胞物與”，人民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兄弟，這些中國文化中的愛仁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是契合的，與共產主義理想是相通的。

　　我們必須用時代精神挖掘本土歷史文化資源中的有益成分，大膽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繼續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以及與中國文化的結合，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的開放的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用實際行動迎接文化時代的到來！

　　碧水無意出天涯，翠峰有志入云霄。“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時代。”[52]這是恩格斯在評價文藝復興運動時所講的一段名言。同樣中華的崛起也在呼喚著巨人，呼喚偉大的思想和作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司馬遷的學術宗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之命，為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張載的學術抱負。讓我們共同努力，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與創新，為恢復與中國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曾經在世界上享有的文化領先地位而撞金擊鼓，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

　　[2] [13] [19] [5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頁，第438頁，第443頁，第445頁。

　　[3] 王世榮：《唯物歷史觀與意志自由》，《哲學原理》，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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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8頁。

　　[9][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頁、第90-91頁。

　　[11] [12] [31] [4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15頁，第237 頁，第250-251頁，第15頁。

　　[14] 王世榮：《民本文化與民主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濟南大學學報》，2003第5期。

　　[15]《獨秀文存》一，東西圖書館，1922年，第107-110頁。

　　[16]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晨報》1919年2月20-23日。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頁。

　　[21]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頁。

　　[22] 王世榮：《周秦政治文化與政治倫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頁。

　　[23] [3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第1487頁。

　　[24]《李大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頁。

　　[25]《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121頁。

　　[26]《俄國過激派施行之政略》，載《勞動者》第2號。

　　[27] 啟民，陳啟民，名陳書民（1898-1970），湖南長沙人，新民學會會員，當時在長沙周南女校教書。

　　[28]《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頁。

　　[29] [35] [3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第623頁，第625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

　　[33] [34] [37] [38] [39] [40]《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 頁，第302頁，第9頁，第6-7頁，第13頁，第16頁。

　　[41]《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頁。

　　[42]《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頁。

　　[44] [45] [4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頁，第15頁，第9頁。

　　[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頁。

　　[48[49]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第   107-108頁。

　　[50]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2頁。

　　[51]王磊、王世榮：《中國的傳統道德分析與評價研討會簡記》，《哲學動態》1989年第4期。

　　發表于2011年11月京師珠海哲學大眾化論壇；人民大學·經管之家·學術哲學欄全文轉載。

　　作者簡介：王世榮，筆名柳望河，陜西眉縣人，中共黨員，畢業了寶雞師范學院政教系，西北大學哲學系。寶雞文理學院政治學教授，政治學教研室主任，學科帶頭人，省哲學重點學科、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周秦倫理文化研究中心成員，陜西政治學會理事，文化復興叢書主編。出版《文明大走向——文化時代與思想政治變革》等6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全文轉載6篇，哲學研究、文匯報均有介紹，中國詩歌網會員，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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