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思維學再研究
——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
（江西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南昌 330013）
摘 要：新時代的研究風尚呼喚原創的中華學術。值此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亟待加強以本土為取向的學科建設和方法論探究。中華思維學的指向性是確立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然則可立足這一角度，將中國經濟學存在性命題明確為“三個原理”予以解析：一曰中華共同體經濟學（構建）原理，二曰陰陽發展原理，三曰五行運行原理。舊說新題，舊義新編，這是中華規范所支持的“中華科學”規定，并在《資本論》文本結構中得到深度之響應。原理可謂言之鑿鑿，可運用于解剖新中國70年的統一性工作關系。給予的啟示是，在學術研究上需要從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向度發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維支持，“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將書寫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教科書”。
關鍵詞：中華思維學；中國經濟學；《資本論》；共同體；陰陽；五行
新時代的中國學術蓋為求原創之中華原理而設，這是一集體的訴求。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思維學的深層意蘊。有人用一般、特殊、個別的黑格爾邏輯學公式，當作“辯證法”使用，裁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視為必須符合“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特指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的個別規定”，又同時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為“特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視為“特殊的個別表現”。思維學之被邏輯學的神秘化在于失掉了行動主義的歷史特質，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特質了，即變成物質關系和利益關系，歸根結底，這是資產階級的精神現象學或物象化操作。而要知道，所謂正蒙，即正確理解中華原理之述要，所謂正名，也就是議中華學術的名。如鳥畫虛空，漫爾驚文章。正史，正蒙，正名，欲以名正必先正蒙，欲以蒙正必先正史，欲以史正必求原理，在現代語境中求索中華系統固有原理是需要非常勇氣的，——某種意義上，這顯然是“中國人的資格”研究和“中國式批判”。②又之，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原理者，原機理也，原信史的機理，原正史的機理，使“寫的歷史”和歷史本身一致起來。然則，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此是布道國學馬克思主義之作。中華思維學的本質規定很顯然同樣在于“對象思維學”（廣義上的“生產一般思維學”），蓋因社會生產方式乃是一不斷變革、累積成長的歷史規定；例如，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規定而言，（1）1949-1978年：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的生產方式，（2）1978年至黨的十八大：改革開放時期的生產方式，（3）黨的十八大至今：新時代時期的生產方式，三個時期彼此延續，所演繹者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斷變革論”。由此，通過對7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思路進行扼要，亦使本文擁有歷史和理論相映成趣、內在呼應的史實感。更進一步，我們要以思維學研究為契機，以之為“高度”（以“中國特色”為統領研究和敘述的高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高意義的理論規范，廣泛性開展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跨學科、跨領域研究，在全體中華歷史域內實現經濟學文化自信意義和知識綜合導向的“本土尋根”“守正創新”以及“古為今用”。
一、從《資本論》“四種線索”工作合一的性質說起
人們迷惑于《資本論》所提供的“知識”，是因其偏執了“知識的線索”，又在于試圖尋找語言邏輯背后的規定。然則，說《資本論》是像蝙蝠一樣的語言，不過是指示四種線索的工作合一性：一曰史書工作線索，二曰思維學線索，三曰邏輯（學）線索，四曰知識（論）線索。[1]以下予以述要。
第一，邏輯何以可能？循著體用合一歷史之道，把握內容、形式之統一。馬克思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各種發展形式，探尋形式的內在聯系。簡言之，“馬克思正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統一的世界觀代替和克服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在其中的那個辯證法的合理內核解脫出來，使辯證法擺脫了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成為唯一正確的思維發展形式。”[2]14在方法論上，此是強調“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高度統一。用中華文化用語予以表述，即探究歷史有機體的“母子關系”規定（聯系的觀點）和“父子關系”規定（發展的觀點），是于中國語境對“馬學為體”的創造性轉化與“以中解西”的創造性表達的工作尋求也。然則，創設12部史講述《資本論》，乃是“于經濟領域內行貫通之法也。”又可以說，“其鋪設的理論架構是‘大象無形’的，方法論線索則至為明確——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資本積累史、范疇史I、范疇史II、資本認識史12部白描之歷史路徑鮮明而層疊漸進，傳神刻畫了商品經濟形態的各個歷史發展側面（這同時是對‘經濟形態個性特征’工作邏輯之藝術總寫）。”進一步，“顯然，這是把‘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認識論）同樣作為‘方法論的工作規定’來看待了。”[3]寫在前面15-16對《資本論》而言，思維的抽象必須以現實的歷史發展為基礎。然則，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域內的辯證法工作規定，列寧指示“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它們不必要是三個詞”，“從統一性來說，‘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這里的‘同一個東西’應該指的是‘理論思維科學’工作規定。”[4]因此總體上看，“12部史”是對規律與范疇的方法（規定）的高度統一：《資本論》的理論部分是“范疇的實踐史”，歷史部分是“范疇的理論史”；經濟范疇是現實關系的抽象，又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所謂“通史”和“斷代史”范疇意義內的統一。然則，從歷史和知識（這一層次的知識規定是“歷史理論”）的直接對接看，《資本論》表現為“剩余價值范疇的實踐史”和“剩余價值范疇的理論史”的有機統一。扼要而言，此為史書工作線索。
第二，思維學是接續史書工作線索的對象思維規定。以這一眼光看，《資本論》本身是有“對象”的，即第一卷思維以“道”為對象，第二卷思維以“德”為對象。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乃規律之所系。所謂陰陽，在于闡明“道”和“思維”的同一性；所謂五行，在于闡明“德”和“思維”的同一性。這是“中華版”存在與思維同一性的描繪。陰陽同時是內蘊在五行中的互系規定（聯系的原理），可認定為由“聯系的觀點”所領導的發展的原理和規定。也表明互系性規律始終是母子關系意義的規律。然則，《資本論》理論部分完成了“陰陽→五行→陰陽五行世界”實踐形態之刻畫：第一卷主體內容屬于“道論”，第二卷“亦道亦象”；第三卷是“象論”，既論述象的本質（道和德），也闡明象的形態，創造性引入“批判的知識理論”構建。在此基礎上認定：“第四卷屬認識論批判（即識的范疇）”，從而，“進一步來看，《資本論》四卷體系顯然亦采取了道、象、識的研究與敘述結構體式——這是思維結構和知識安排體系的統一。”[5]簡括地講，思維學統領研究和敘述的“高度”就在于二者的內在統一。歸根結底，“統一思維學”在于把握道和象。例如，《資本論》第一卷把握資本生產規律，即實現“道”意義上的內容與形式統一；第二卷把握資本流通規律，即實現“德”意義上的內容與形式統一；第三卷把握資本生活規律，即實現“道和德”意義上的內容與形式統一。[6]然則，可以發現中華方法論和馬克思主義統一之處即是“道·象·識”。③
第三，歷史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相統一表明思維科學的方法：既是“研究方法的規定”，也是“敘述方法的規定”。在馬克思看來，“統一思維學”蘊含著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統一的規定性。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例，“《導言》的全體內容在工作上應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的‘生產一般的發生學’，生產一般蓋言思維形式，是‘思維學’意義的‘名’，包括全體概念——道·象·識。據此，第一節可命名為‘對象——生產一般之道’，第二節可命名為‘對象進到研究對象——生產一般之象’，第三節可命名為‘研究對象——生產一般作為道和象規定的方法’，第四節可命名為‘生產一般的各種規定和概念’。”[5]繼而，統一邏輯學的實質在于思維形式統一，思維形式統一的關鍵所在是確立總體思維（形式），即天人合一；馬克思從對象出發，找到了這個形式即“生產一般”。從對象思維進到對象邏輯，從而有對象和研究對象、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內容的區分，相應有了研究形式上的對于規律和范疇的研究與表述的區分；換言之，正是有了這一系列規定的區分，馬克思最終找到生產對象的內部辯證關系和總體聯系，而于紛紜復雜的現象域內揭示“總規律”（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和工作取出“總范疇”（剩余價值）。然則，《資本的生產過程》可謂是“生產一般的歷史發生學”（內含生產一般對資本一般的歷史轉化關系），《資本的流通過程》可謂是“資本一般的系統發生學”，《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可謂是“資本一般的現象發生學”；上述系列的工作邏輯在總體與合成的意義上定格為“客觀邏輯”。與理論部分對應的歷史部分即《剩余價值理論》，則定格為“主觀邏輯”，即“資本一般的認識發生學”工作邏輯。
第四，在知識理論生產方面，與一般的具體科學作品不同，《資本論》旨在提供“統一認識論”，而不是“片面的知識”。章節目體例的知識論是針對邏輯學而言，而“對象知識”是針對“統一思維學”而言的。例如，勞動過程首先是思維學的規定，其次是“統一邏輯學”（互系和矛盾的運動構造規定），最后才是有關于生產的知識規定。這樣的“知識”因而首先是和歷史對象內在關聯的客觀知識，即“歷史客觀知識”，其次才是一定有著內涵和外延規定的“社會經濟知識”，——這后一者并且本質上是“主觀知識（規定）”。“拿價格來說，它不僅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而更加要體現‘商品－資本’的歷史運動趨向性，所以，不如說它是一項社會歷史意義的客觀知識。價格的歷史知識規定使得它成為‘非獨立的概念’，這解釋了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內為什么難以有新古典經濟學意義的‘價格理論’。”從而說到底，“這種知識類型并不主要反映‘知性邏輯’的內涵，而具有邏輯二重態：作為‘邏輯定義的知識’和作為‘批判對象的知識’的知識。換言之，‘知識形態’需要從兩方面予以思考：正面的概念構造和反面的邏輯批判。”[7]這樣看來，雖則《資本論》的“知識”由兩方面提供——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但歸根結底是理論部分的“知識生產”在起最后的決定作用。在這種語境中，我們能夠了解恩格斯下述論斷的深意：“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然則，“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8]從學理考察上看，雖則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但非“靜態意義統一”，而毋寧直接說成基于歷史對象史的“動態意義統一”；就本質而言，上述界定指明敘述與研究的結合不是“外部聯合”，而是“內在結合”，更在于堅持把“敘述的規定”放在歷史研究的規定中予以把握。
小結：《資本論》的“體”是歷史實踐，是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和《資本論》“互看”背后的規定。從這一視角看，《資本論》的“體用合一”即指向三者統一工作規定。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思維學即對象思維學，這是《資本論》真正的“思維形式的辯證法”。沿著這一定義域，所謂“邏輯學”，基于馬克思主義工作意蘊理解，乃是“思維學（規定）的邏輯線索”，即對象邏輯；然則，《資本論》的工作邏輯可整體表述為“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認識發生學”。所謂“知識論”，乃是相對邏輯學而言的“知識理論建構”，是概念化的邏輯語言，因而側重“具體思維形式的理論表現”。就實質而言，四種線索同時是“結構的四象”——《資本論》“行動內涵之結構四象”，內置兩儀規定：歷史和思維。這導致《資本論》必然要分成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作為研究與敘述相互包含的結構體式予以探究，并從方法論上貫通二者，實現歷史本身對“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自我證明。
二、陰陽五行原理“系統論”思維工作內涵探析
何謂中華系統論（或曰“陰陽五行意義的中華系統論”），蓋以“本質規定性”求生活過程之真知，蓋以本質規定形成對生活現象之“機理揭示”與“工作批判”，達成相互確認之有機統一認知關系。然則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乃是從物質生活系統層面發掘這一原理關系，是陰陽和五行規定性的“聯合”登上為經濟學服務的歷史舞臺。確實，它早已不是什么新事物，目前的工作委實是對固有東西的“新整理”。然則，需要進一步由物質生產的對象思維學出發，將“本質”分解為發展和運行的規定予以機理考訂。以《資本論》為例，第一卷的考察所圍繞的中心乃是勞動二重性（作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勞動”），這是集合“生產一般諸種規定”——內層是勞動過程、外層是商品體（商品是兩因素結合體），作為其總體思維形式的規定；第二卷圍繞的中心是資本二重性（作為商品和貨幣的“資本”），這是和“生產一般”（母規定）及衍生的母子關系論述對應的“資本一般”（父規定）及衍生的父子關系論述。這兩卷內容，馬克思視之為“體”（第一卷本身已經作為了“生產一般對資本一般的關系”），然后和第三卷（有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現象）內容一起，形成貼近經濟生活實際的“體用并舉”。
概言之，所謂發展規定，即由母子關系（馬克思稱為“生產的一般規定”或“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導出與之契合的“父子關系”（稱之為一定社會階段上的“特殊生產形式”）的歷史規定，從而形成對“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的具有史學規定和意義的機理認知；這是所謂“發展規律”的研究規定，是研究方法涵義上的經線——工作鏈條是母子關系→父子關系（母規定轉向父規定）。所謂運行規定，是以既定的父子關系規定引領、支配由母子關系規定所提供的“知識”，主導特定的知識生產，用《資本論》的例子來說，是從資本一般的本體出發，尋求生產一般規定特殊的“資本主義之用”；總體看，這是所謂“運行規律”的研究規定，是敘述方法涵義上的緯線——工作鏈條是父關系→子關系（父規定統馭經濟形式）。
據此，發展規定層面的研究可謂是形成了“一般對特殊的關系”（母規定對父規定的關系），而與之相反，運行規定層面的研究可謂是形成了“特殊規定對一般或具體形式的關系”；以上，一者是思維學直接領導的規定，一者是思維學和邏輯學共同領導的規定，因而決不可與“一般、特殊、個別”的黑格爾邏輯公式混同，但兩者之間具有天然的機理連通性。以發展和運行規定的合成來探究“系統論”，形成了歷史發生學和系統發生學的工作合一性，并可“創造性運用‘陰陽（《資本論》第一卷邏輯）—五行（《資本論》第二卷邏輯）’”的工作邏輯，實現“以中解西”，從中可認為，“G、W、P、W′、G′是《資本論》設立的‘五行元素’”。所謂“《道德經》工作邏輯何以‘影響’了《資本論》結構”，此追問不過旨在言明“發生學，生生也”：“前一個‘生’指‘事物發生’，后一個‘生’指‘事物發展’，生生不息也！進而說明生生不息運動生長的道理，即歷史、系統、現象之認識發生和運動原理。作為辯證法的內置結構，在中華話語體系中，發生學和辯證法一語二用。發生學工作邏輯又可以說成是中華傳統上的一個特殊的推理。”[10]于是如上所論，陰陽不獨是工具，其內蘊了實體關系，而有人本、天命以及唯物、唯心之說的分別。如宋代的李覯發揮《周易》的元亨利貞說，將之詮釋為事物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性質、狀態。即把事物的來源、開始叫做元；把事物的成長叫做亨；把事物賴以發展的客觀條件叫做利；把事物的級別特征叫做貞。這是以陽氣生長萬物的性能解說天道的內容，將“元亨利貞”視為陽氣使萬物得以生存、開通、具有條理和堅固完善的四種屬性與功能，并以元為萬物生長之始，貞為萬物成長之終，也就是說，“元亨利貞”乃陽氣生化萬物的四個階段。這樣有“元亨利貞”配五行的做法。
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然則，“中國經濟學”具有特定意指。從學科角度看，毋寧說是以歷史研究為方法、為理論規定的特別的辯證法工作類型，因此，它固然必須遵循當代的學術規范進行“重新敘述”和“重新建構”，但直接針對的是中華經濟形態。何謂中華經濟形態？扼要而言，中華共同體經濟學對象之規定也。然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世界范圍內來說是早熟的”，必須承認這一點：“先秦經濟思想對歐洲經濟思想也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1]因此，在實質精神上是要明確：這是一種中華工作意涵之知識生產，可提取的精髓規定即中華系統學意蘊的“陰陽”④，以及“五行”⑤，是二者內在機理結合路向的經濟理論建構。工作理路是建立發展規定與運行規定的一體化，貫徹用不離體、體不離用的中華固有路徑。可對比《通論》和《資本論》的“默契性”：《資本論》設計的理路是“直接生產”（資本的生產過程）和“再生產”（資本的流通過程）的統一，然則，發展規定代表了“道”的探究，運行規定則表達一個巨大的具有內在邏輯的“德態工作系統”。這樣，從本質必然和現象連通、構成其理解內核的規定性看，《資本論》的理路實際是直接生產→再生產→社會運行規定基礎上的直接生產。簡單的類比說明本土化的建構具有強大、獨有的“抓住本質，把握現象”的理論能力。可見，這是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原理）和中國經濟學的運行（原理）的系統性討論。
《通論》試圖提出“效用時間”的價值理論，實際是“生存時間價值論”。按照《大綱》的界定，這是對“中華二重性”的創造性理解。然則，它的實質內容是“中華共同體價值論”。換言之，和以勞動價值論為實質表達的“商品價值論”不同，“產品價值論”以共同體價值論為實質表達和工作內容。這里的價值自然不是指別的，特指生存時間意義域內的被社會核算的物資或物質產品，即社會物質財富。即寫出這樣兩個價值論路線圖：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商品價值論以及身份二重性—共同體價值論—產品價值論。顯然，它意味著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規范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規范”，其工作地基不是“國富論＋資本論”，而直接是“中華學＋資本論”。
要之，按《大綱》的看法，是需要認識到：“產品和商品規定性的不同是區分兩種經濟形態的特質性規定。由此，我們需要分析產品和商品的社會構造規范。從批判規定的角度看，產品的構造成分是‘物質’（物質產品）和‘身份’（社會產品），商品的構造成分是‘物質’（使用價值）和‘財產’（價值）；與前者對應的顯然是‘身份統治之歷史世界’，與后者對應的顯然是‘財產統治之歷史世界’。統一這二者的則是生產物，或曰‘社會生成物’（規定）。”[3]684以方法態的理論思考中國，是要把中華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內涵上判定為“主體行動”，而認識到中華社會歷史的力量在于“主體批判”。產品和商品合而不同：“無論‘身份二重性’（主體人勞作時的物質身份和社會身份）抑或‘勞動二重性’（主體人作為‘物質勞動’和‘社會財產的勞動’的二重規定），其源頭和發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動二重性’；它們互為工作規定的對立面，由此完結了行動主體的不同經濟性質。”從而在這一規定中，“主體人的活動二重性——物質主體（行動）和社會主體（行動）——是直截了當的行動二重性（即把主體視為行動規定）。”[3]691
《通論》試圖構造中華共同體的“運行范式”，為此使用了一系列獨特的經濟用語，如經濟集權和經濟分權，作為對不同歷史生產方式（原始社會化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方式）經濟運行的所有制規定的統一考察。最后基于陰陽原理，經過巧妙運用會計知識，整合進入中醫學的方法和理論框架，乃以嚴格程序推斷出“社會供給”“社會消費”“社會需求”“社會分配”“社會流通”五行系統之運動構造。⑥蓋因“經濟運行”實際上是社會財富在“廣義社會庫房”內部的流轉。即從共同體運行看，必須強調客觀存有一個“社會流通者”樞紐關系的運動中心。《通論》說明：“如果將所有的經濟活動都看作‘社會庫房’的某種會計事項，就會理解所有經濟運行的本質原理了”，“總之，‘社會需求’‘社會供給’‘社會分配’‘社會消費’都依賴社會庫房代表的‘社會流通’而運行。‘社會庫房’在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居于核心地位。”
小結：無論《大綱》還是《通論》皆以“通史”作為作品形成的根據，此是“歷史主義復歸”的學術潮流使然。為此，本文以“經濟學的文化自信”為切入，深研其時代意義和辯證法意蘊，試圖從中西的工作領域對話中全面整理通史與斷代史方法論關系。接下來的兩部分內容進一步對“通史”“斷代史”論述側面予以分別述要。
三、中國經濟學存在性命題——意義、道路及文化視角的話語整合
（一）中華共同體經濟學構建原理及評價
西方經濟學偏好“個人競爭”，本質上是“非歷史的個人經濟學”（或曰個人競爭經濟學）。其理論基礎置身于各種假設，而難以找到堅實的事實基礎。《通論》質疑：“無論當前的‘主流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多么美妙，都不能掩蓋其理論大廈建立在松軟沙灘之上的基本事實。這也是經濟學在當前被稱為‘前現代科學’的根本原因。”從內容看，《通論》論證基礎必然是“中華生產共同體”及其因時代不同而不斷變遷的經濟史實。換一角度看，《通論》這類作品正是透過“通史”觀察到了西方理論體系在中國的不適用性，而能夠從文化角度探究中華經濟學科的思維學，提出“另立體系”的要求。這是工作發掘“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的理論實質性所在和有價值的地方。其遵循和運用的是民本的“易學”原理。中國經濟學既“尊德性”，也“道問學”。蓋言中國經濟學之存在性，首要命題即在于中華系統有“共同體經濟學”之原理關系，乃至有共同體構建的理論實存性；中國經濟學毋寧說是有關于共同體（生產對象規定）原理之發掘，有關于極其豐富的中華經濟社會實踐活動域內之“經濟理論”提煉，有關于“共同體客觀原理”之耙梳、構建。需要知道，關于“中國方法”，最緊要的是這么兩句話，一句出自《大學》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一句出自《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于是，萬萬不能任意以西學意義挹注之。基于這種意義，“中國經濟學”需要同時提升為政治經濟學的工作規定予以看待。而如果這么看，則中華共同體經濟學必須作為“方法論的規定”對待，并作為中華思維學的必然的學科延伸（規定），由此可能不斷獲得嶄新的工作內容和現代的形式。
于是深層次的困難還是浮現出來：人們不能有效區分學科工作規范和科學規范本身，不能理解“經濟學”首先是個學科概念。但要知道，共同體經濟學有中華史實作為支持，有完整完備的學術學科體系作為支撐。具體而言，所謂的“中華共同體”，不獨是一種理論抽象或歷史觀上的訴求，同時是時代演變的實存關系的接續，如部落共同體文明、村莊共同體的生產體系、國家共同體的生產體制以及當下社會共同體之社會主義多元建構，等等。這也導致西方社會普遍將中國作為“它者”來研究，蓋因它的文明演化線索和內部運動構造是“家－集體－國”。以至于“西方大多數理論文獻中，無論是維護現存體制的理論還是革命的理論，中國從來都不是主題”，“它們研究中國與其說是為了中國，不如說是把中國當作一個陪襯……中國常常被用來作為一種理論闡述的策略，通過以中國的例子作為反面對照，得出對這些理論家們來說至關重要的論題。”例如，“對于韋伯而言，中國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而非商業－生產中心，中國的法律是實質性的和工具主義的而非形式主義的，中國法的組織邏輯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中國不同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方。”[13]然則，“在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方向體現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與舊的封建傳統和帝國主義決裂，所以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就轉向保守主義，出現儒家化傾向。”[14]10亦必須承認：“從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于平等。”[15]也因此，經由“政治經濟學”之科學品位提升，能夠使得中華經濟學科同時作為“一門科學”來探究，從而，中華政治經濟學是相對于學科概念而言的一個特殊的歷史科學范疇和規定了。
其次，中國古人一向認為中國處于“天下之中”，并非完全出于地理概念，而是天下主義使然，是受到天人合一思維方式之感召，希圖從“化成天下”進到“協和萬邦”。⑦中國人堅持以“文化”區分中國和夷狄，踐行的是共同體價值觀，這和以“個體單位”為對象的研究路線完全不同的。表明：中華的大一統概念首要是“文化大一統”，然后是“制度大一統”“民族大一統”等規定。“所以，天下主義是一種‘協和’模式而不是一種統治模式。”“中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國。”一個極為顯著的實例是，“到了宋代，中國的周邊已經崛起了一系列少數民族政權，中國只是天下的部分，這時天下主義則成為一種理想情懷。”[14]584
再次，共同體經濟學的真實旨意是指向了“主體社會”經濟形態的構造。因為“這樣才能真正說明從物質生產方式中升騰出來的‘中華社會生產方式’特性：所謂‘無為而為’（無生有的發生學邏輯，或者說行動邏輯），所謂‘陰陽’，所謂‘體用’（母子工作思維和語言），所謂‘泱泱大國’，所謂‘大一統’（家國占有關系的主導性），所謂‘中庸之道’……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體行動路線和方略），都因應了上述生產方式的概念，而醞釀生生不息發展的中華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體間的合作交往關系。”[3]691
最后，共同體經濟學亦必然建基于中華生產方式，如以特殊類型的中國國有企業歷史特性的討論為例，必須認識到，“中國歷史上的國有企業是二元經濟結構和官民經濟統合斗爭的產物，是特殊的科層生產方式與企業經濟形式。”然則，“實際上，它是一部生產勞動組織的‘通史’，蓋言‘純粹官營工場’‘官營工場＋分包制’‘官營工場或工廠＋準工業化’‘國家工廠＋計劃科層制＋工業化’‘現代企業組織＋現代分包制度＋市場化’發展類型之特質繼承、組織結構累積與經濟形式流變，實際所整合者即‘主體’和‘客體’兩個維度的發展內容。”這樣的構造“契合了中國固有的所有制關系，在內涵邏輯上體現為‘家’‘科層’‘企業’‘國’四位一體的運行樣態”，“可見，單單是‘產權契約’無論如何容納不了它的歷史軌跡（貫通宗法關系、經濟關系和國家關系）與獨特社會經濟作用（大一統制度架構下的政治經濟功能）。”[3]701
在《大綱》看來，正因為有了中華共同體生生不息的文明延續，也才有了“中華共同體經濟學”；歸根結底，后者必須基于前者的前提而得到理解，必須視為有機體的一種構造、一個極為重要的構造。然則，它的經濟形態的理解線索可以刻畫為：“第一階段：中華原始共同體形態；第二階段：主客體的初融態（社會）；第三階段：封建制下的主體（社會）形態；第四階段：主客體的次融態（社會）；第五階段：官僚制下的主體（社會）形態；第六階段：落后主體形態的外部沖擊；第七階段：先進客體形態的外部沖擊；第八階段：主客體的深融態（社會）；第九階段：社會主義共同體形態。”[4]“這樣看來，從主體出發，從中發掘社會經濟系統的‘主體性與行動規定’（從主體中直接引出‘行動的規定’），可能是‘國學感召’在現時代的應有的意義。”[16]
需要知道，以共同體（關系）為對象的經濟學和以個人（關系）為對象的經濟學完全不同，蓋因共同體本身必須作為出發點和歸宿，以遠古部落時代的情況看，“‘群體的利益’同時也是個體的最高利益；所以曰：天下為公。”然則，對于這樣的探究理路，《通論》替代以有關“中國傳統哲學理論”的經濟學演繹討論，從中總結提煉陰陽五行的理論。或曰：從理論上完成了“陰陽五行論”在經濟學上的導入。⑧顯然，《通論》認為構建共同體經濟學需要陰陽五行的理論思維工具。蓋因二重性（陰陽）所貫通者，即“歷史”和“方法”；如上指出，這是一主體、客體共演之結構。蓋因“萬事萬物”都有生老病死的過程，“它們分別是：誕生階段、成長階段、轉化階段、衰老階段、消亡階段”，所以可將五個階段稱之為“五行階段”。
萬物同宇而異體。深一步看，萬事萬物的五行階段，實則是事物內部“陰陽二氣”（運動的物質規定和行動規定）在其生命歷程中的不同階段所存在的五個不同運行狀態。以此觀之，陰陽是萬事萬物的生身父母。依照《通論》看法，全部有意義的結論是這一點：“西方經濟學中有無數經濟模型，幾乎每個模型都用到了高深的數學公式。而‘中國經濟學’只推導出唯一的一個經濟模型：‘經濟五行系統模型’（經濟五行圖）及其另一種表達方式的‘經濟運行五方圖’（經濟五方圖）。”以共同體的經濟運行而論，那就是說：“每個經濟體都存在幣貨流，這個幣貨流就是經濟體的‘陰陽二氣’。而幣貨流存在五行階段，那就是‘社會需求’‘社會供給’‘社會流通’‘社會分配’‘社會消費’。上一個經濟周期的社會消費引發下一經濟周期的社會需求，從而經濟體構成了一個螺旋上升狀的經濟五行。”
（二）陰陽發展原理及評價
時間（宙）是萬物的尺度，亦是人的價值尺度。中國經濟學存在性的第二命題即在于中華系統的“陰陽發展原理”（時間系統經濟學）。這意味著經濟學從“時間”開始論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沿著“陰陽發展原理”的理路行進并建構。有無相生，而有陰陽，任何一物皆涵陰陽；陰陽是中國人把握對象的基本方式，也是思維學意義的基本思考形式。然則，中國經濟學是古老的學科規定；它的學科特質是：行乎道，觀乎象，系乎識。以《通論》為例，為了找到統一的邏輯形式，其以“陰”考察生存時間（社會產品的“總規定”），相應，以“陽”思考勞動時間（社會產品的“子規定”）。陰陽是對道、象、識的一個總攬，又在于說明“道的基本思維”；然則，以陰陽作為“辯證法”，能很好統一歷史和邏輯。同時，這和勞動本體（勞動力的活動）的“陰陽”構造是契合的。即具體勞動和社會物資的“物質身份”相對應，而抽象勞動和勞動的“社會身份”相對應。“所以有結論：勞動時間的經濟學本質是對效用時間的消耗；或者是對勞動者‘維生物資通道’所釋放‘匯總效用時間’的消耗。”然則，產生這種工作效果：“思維科學的內部秩序性蓋由‘陰陽’所統帥，產生‘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運動復歸——運動不斷重新出發、構造不斷復歸。”[17]
這種時間經濟學是中華物質生產的真正的“道性”。進一步，為了求經濟核算的方便，《通論》設定一種特別等式：利潤時間＝匯總效用時間－勞動時間；據之做出一系列判斷：效用時間是經濟活動的“真正收入”，勞動時間是經濟活動的“唯一成本”，以及利潤時間是經濟活動的“真正利潤”，等等。就生存時間價值論而言，在一定的共同體下，“價值量不會直接是勞動或抽象勞動、不會是單純的效用、不會是邊際效用，也不會是所謂的均衡價格；因為它們都無法向人們提供生存時間。只有那些能夠保障生存時間的財富，才具有真正的價值量。”“工業時代同洪荒時代一樣，人們依然需要不停地捕獵以維持生存。只不過洪荒時代的獵物是‘麋鹿’，而工業時代的獵物是‘雜糅了各種美味工業品的特種麋鹿’”，“其價值量依然是生存時間，即匯總效用時間”。顯然，這是基于共同體系統的要求看的，是社會總產品形成價值的特性。而對共同體內所有的生產活動來講，“能否直接為人們提供生存時間（活命時間）是判定某經濟事物是否含有‘價值量’的唯一標準。”然則需要知道，對共同體而言，“只有‘維生物資通道’能夠釋放‘匯總效用時間’，才能夠提供生存時間，也才含有價值量。而具體商品只是它的組成構件，并不能獨立提供‘匯總效用時間’或‘生存時間’，所以它們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量。”
這樣，為了真正統一價值和財富，“共同體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必須用“生存時間”作為統一的計量工具。我們會發現：勞動時間同效用時間的“計量單位”必然同構。“兩者之間是相互轉化、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陰陽關系。”由此，從方法論的內涵規定看，衡量社會財富的標尺即《通論》所謂的“社會價值量標準”乃是以“天人合一”為發展的價值判斷，又以“知行合一”為發展道路選擇。然則，“如果說物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計量單位是一維的、線性的，那么可以說，經濟學的計量單位就是人均限定下的四維時空結構。”理道無窮，行而不著，習焉不察，則不知其無窮也。從《通論》提出的社會價值量標準的計量單位（構*質*量*天*人）中可以發現：其中的“結構”“質量”“數量”構成一個三維空間維度，而“天”構成一個時間維度，其中的“人”代表一個平均結構。這說明不同社會有著不同的價值量標準，同樣，同一個社會的不同時代亦有著不同的標準。所以，“從社會價值量標準的特征中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部‘社會價值量標準’不斷變遷的歷史。”據此，可大膽推斷：“所謂的工業革命，本質上是由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社會價值量標準’的全面升級替換而誘發的。”以此觀之，對于“本質”可有不同的表達：與《資本論》以“矛盾發展—矛盾運行原理”解析資本競爭的“非合作”（或曰資本競爭經濟學）本質規定不同，共同體（合作）經濟學原則上需要退回到原初的狀態，那就是尋求“陰陽發展—五行運行”的原理，以此書寫本質運動系列。于是貨流生幣流，這是共同體經濟學的陰陽和合之道，促使《通論》舉出所謂的“貨幣問題”。⑨
價值的本質不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但《資本論》價值問題的實質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蓋因價值在計量手段和實現目的上包含了“物質效用時間”，并使之成為社會效用時間的規定。我們需要“通過分析‘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歷史演化過程，來揭示其歷史演化發展的機制和階段特征”。[18]在《資本論》中，以“價值形式”領導“剩余形式”的結果是產生了剩余價值運動形式的規定，——這是“父子關系”觀照下的考察結果，從而產生貨幣向資本過渡的歷史行動；這里，價格嚴格隸屬于價值。但在共同體經濟學體系下，“人們將價值量的提取權分割成碎片狀，是為了方便人們交換和使用，那么同一個商品，用‘碎片狀價值量’計量是該商品的價值，用‘標準紙片’計量則是該商品的價格。”并且可以認為，“當貨幣獨立存在后，價格同價值就會逐漸分離。”為此，必須尋求中國勞動價值論的“創造性表達”。所謂“無論‘采集過程’還是‘加工過程’‘物流過程’‘分配過程’‘消費過程’，它們都是勞動投入（勞動時間投入）施加于商品（價值量的載體）的過程”，“商品的‘模擬價值量’隨著勞動時間的投入而發生增殖現象”，那么，“可將這個‘增殖現象’稱之為‘中國經濟學’的‘價值量增殖理論’。這個過程同勞動價值論非常類似。”然則，運行必須是“發展的運行”，即基于陰陽的發展演化而進行。《通論》最后證明以“共同體形式”領導“剩余形式”的流通結果，同《資本論》的流通分析在機理上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從另外的角度說明：“再生產運動規律并非處于獨立存在之狀況，而可以說成是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再講一遍’。”[1]從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商品、貨幣、資本這三個主要范疇，基本上是按照歷史的順序從簡單到復雜來安排的。而與這三個基本范疇相適應的實際上是安排了這樣三種學說的順序，即先敘述和論證了與商品這一范疇相適應的勞動價值論，把勞動價值論和關于商品是個二重物的分析作為整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然后過渡到貨幣學說，從理論上闡明了從商品到貨幣的必然轉化；最后再在勞動價值論和貨幣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整個政治經濟學的基石的剩余價值論。”[2]210
（三）五行運行原理及評價
關于人與宇宙之關系，中國人稱之為“天人合一論”。然則，系統必然為天人相通、天人相合、天人相勝的空間存在。據此可認為，中國經濟學存在性的第三命題是“五行運行原理”（空間系統經濟學）。第二命題、第三命題實際作為“首要命題”之拱衛，分別從時空兩個方面完成共同體經濟學的體系構建。也因此，這兩個命題必須被同時考察，作為時空結合之合成命題（規定）。“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填補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容空白，目的是把‘哲學態的時間規定’還原為歷史生活的實踐批判（即對‘歷史批判’的規定予以客觀呈現），以及相應把‘哲學態的空間規定’予以現實還原，定格為有關于社會生活實踐的‘總體批判’。”[19]用《通論》的話說則是，“效用時間價值論是中國經濟學的價值論基礎，最終要用來構建新的經濟運行理論。”這個所謂新的“經濟運行理論”（陰陽五行運行理論），其實質內容和社會總產品運行模型的構建有關。
這樣，需要按邏輯來安排范疇順序。例如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不僅是把剩余價值的一般形式首先加以研究，而且在敘述的邏輯中也是把剩余價值這一范疇放在利潤、利息等范疇之前來加以考察。”[2]212而對《通論》來說，用來構建“社會總產品的運行模型”的理論基礎則由“神奇的社會庫房”統領的共同體流通的結構體系所承擔。這個“神奇的社會庫房”是共同體執行流通功能的概念工具，也就是產品社會流通的具象化。總括起來，（1）“社會庫房的實物收支賬簿體系中的‘實物收入賬簿’記錄了社會供給的情況。”（2）“社會庫房的實物收支賬簿體系中的‘實物支出賬簿’記錄了社會消費的情況。”（3）“社會庫房的貨幣收支賬簿體系中的‘貨幣收入賬簿’記錄了社會需求的情況。”（4）“社會庫房的貨幣收支賬簿體系中的‘貨幣支出賬簿’記錄了社會分配的情況。”（5）“社會庫房的存量賬簿體系記錄了社會流通的情況。”⑩所以《通論》提出：“所謂的經濟運行，本質上是社會財富在‘供給者’‘流通商’‘消費者’之間的生產及流轉。”也可以說，經濟運行實際上是社會財富在“廣義社會庫房”內部進行的流轉。
并且，《通論》“從部落時代的‘部落庫房’出發，研究了‘洪荒部落時代’（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自給自足農牧業時代’‘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三個不同時代社會庫房的方方面面，包括社會庫房的組成、制度、運行機制、管理者等多方面的內容。”并由此而構建了一個中國經濟學的“超級經濟模型”。這個超級經濟模型擁有五個至關重要且相互關系微妙的經濟過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共有兩個：促進關系和制衡關系。促進關系可羅列如下：“社會需求”促進“社會供給”；“社會供給”促進“社會流通”；“社會流通”促進“社會分配”；“社會分配”促進“社會消費”；“社會消費”促進“社會需求”。其中的制衡關系對應為：“社會需求”制衡“社會流通”；“社會流通”制衡“社會消費”；“社會消費”制衡“社會供給”；“社會供給”制衡“社會分配”；“社會分配”制衡“社會需求”。總體而言，“每個經濟過程都有一個可以被其促進的另外經濟過程，同時有一個被其制衡的經濟過程。而且該經濟過程，同時也會被另外一個經濟過程促進，同時被另外一個經濟過程制衡。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關系體系。”然則，這是高度抽象化的“經濟運行全景圖”，充分揭示了共同體經濟運行過程和陰陽五行理論的相似性。
小結：很顯然，這直接是中華思維學干預下的一次重大學術建構活動，其劃開了客觀知識和主觀知識——供求本身和供求曲線。但在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的世界里，執行的是這一“鐵定的公式”：供求曲線＝供求，即主觀同時是它的客觀。“它們——這些曲線——仿佛不由貨幣或資本形式構造而出，而恰恰由物質過程本身構造出來，仿佛這是一項工藝常識。于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法律。——按照經濟法的規定，每個買者都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商品知識。’”[3]228亦如《通論》之強調：不僅僅要證明陰陽五行學說的正確性，還要說明它的根據、真理性和哲理性，因為只有從方法論和哲理方面闡述陰陽五行的理論，才能證明它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應用前景；同時，也只有證明了“陰陽五行理論”的廣泛適用性，才能證明在經濟學領域推廣“經濟五行”的正確性，然后才能用該思想工具去指導現實經濟活動。
四、以社會主義把握主題和主義之統一——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的文化思索
新中國70年是一個工作整體，70年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主題”為中心靈魂和一以貫之的規定，包括八點有機聯系的統一性認識，即“主題論”“本質論”（蘊含的本質規定）“規律論”（蘊含的規律規定）“制度論”（蘊含的制度規定）“主體論”（蘊含的主體關系）“客體論”（蘊含的客體關系）“經濟政治關系論”（國家關系層面規定）“對外關系論”（對外關系層面規定）。進一步，我們若以“社會主義”為太極規定，那么可從上述實踐規定和理論認識中總結提煉出“主題論四對范疇”——四種基本工作統一關系：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主題論與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論的邏輯內涵統一（即“統一規定的主題論”）、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規律論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論的實質內容統一（即“主題和主義”）、社會主義不同利益主體協調論與社會主義現代經濟體系論的實踐手段統一（即“主題和主體”）、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關系論與社會主義對外經濟關系論的工作主張統一（即“主題和主張”）。內置其中的“兩儀規定”是革命和建設，它統領“主題論四對范疇”的內部關系統一。
第一，社會主義重在建設，70年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主題，是主義的展開和具體化，是主義確定的研究對象和目的的統一。主題的核心、根據、前提是主義，主義內在并具體化于主題之中，主題從研究對象和目的的統一中確定。”“號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從來不隱瞞自己的主義，但是否為真的社會主義，不能僅從其聲明來看，必須通過其主題和主張來驗證。”[20]然則可以說，離開社會主義就不能理解70年的歷史。“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論”蘊含由“主題論”所釋放的巨大發展力量的規定。在這一前提下，必須將“主題論與本質論”作為一個理解總體，作為“工作統領”（主題論I）與“工作地基或力量支撐”（主題論II）的內部對應關系對待。主題論I與主題論II是時代性的具體統一，它在內涵規定上決定了“繼承性問題”和“發展性問題”的工作關系，使社會主義問題解決具有鮮明的實踐邏輯特征。這樣，“主題論”由自我構造的“關系模式”轉為具有互系結構的“關系模式”。很顯然，這可以視為主題規定本身的“理論生長”，導致了必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理論規范的工作規定統領對兩個時期的理解。毛澤東說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S形。”[21]這句話形象說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走過的道路，也形象說明黨領導集體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的過程。要之，把前30年理解為“蘇聯模式”是不正確的。?同樣在繼承方面，亦不能局限于抽象繼承，而需要更多考慮具體繼承方面的規定。如從階段任務轉換的內在邏輯看，“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實現四個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夢的時代再出發”完全可視作“生、長、化、收、藏（再出發）”社會主義運動序列，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學命題的序列，等等。?從而立足于史，很容易找到繼承和發展的問題統一。
第二，實踐是統一的，理論就是統一的。根據理論與實踐統一原則，建國7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建立、建設和不斷完善的過程。社會主義是“建成”與“未成”的歷史辯證法。主題捍衛主義，主題鞏固主義的成果。毛澤東提出要把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建設成為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毛澤東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劃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時間。”[23]116“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是歷史連通的，然則，具有思維學的對象統一性，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充分注意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連續性，同時還必須充分注意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區別，注意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堅持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在這方面，我們既有正確處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關系，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前進的成功經驗，也有片面強調不斷革命，超越發展階段，急于求成，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挫折和困難的沉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24]歸根結底，必須清醒認識到，“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對社會主義而言，“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25]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完善必須立足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規律的探索，反過來，前者提供給后者廣闊的發展空間，使自身成為關系模式中的“工作地基”和系統性“制度支持”。關于這種辯證關系，毛澤東指出：“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然則，“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并且，“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23]130-131
第三，文化是社會歷史的過程，文化線索和矛盾線索與時代同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未成辯證法”的明確和肯定，但同時強調了“既成辯證法”的規定：就行動邏輯的現實性內涵而言，社會主義顯然不能安心滿足于低級發展階段的研究，而必須把自身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對象及其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中國社會主義顯然是主體社會的建立和建設過程。主體關系是工作統帥，統領一切關系，主體關系調節、規制、引導著客體關系。然則，如同中國革命一樣，改革是由農村開始的，即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確方針。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從而需要適時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相互關系。從規律的層面看，矛盾線索具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所謂的“矛盾的一般線索”即文化線索。用“天人合一”的中國術語表達“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的工作合一性，即對象思維學，其保證了“總規律”（無論作為思維學的總規律還是邏輯和知識意義的總規律）作為運動規律必然是“陰陽互系的關系規律”和“對立統一的發展規律”兩種規定之統一。中國人偏重從陰陽互系的文化線索看問題，更多把握的是“關系規律”。?在當前，需要將“一般”和“特殊”重新整合起來，賦予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所有制矛盾規律不同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內涵，如社會化大生產與公有制發展不足的制度性矛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同所有制結構不完善的關系矛盾、社會化大生產發展水準日益提高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普遍受到削弱的發展性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成分日益強大同社會化生產內涵發展邏輯要求的內在矛盾，等等。然則這個主題，是“社會主義建設主題”“社會主義發展主題”“社會主義關系主題”；這個主體，當然也是指“中國主體”“社會主義主體”。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同時，客體的發展是應對主體訴求，尋求主客體矛盾解決的一個工作上的“對應”，展開為“兩個文明→三位一體→四位一體→五位一體”主客體關系協調的發展軌跡。體系是生產力的要求，也是生產關系的要求，是主體的要求，也是客體的要求。這樣就把“主題的主體論”和“主題的客體論”牢牢地統一起來，強調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是現時代的先進生產方式體系，包含與先進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即以“一個理念”“兩個優先”“三大變革”“四個協同”“三有體制”為科學內涵。然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消除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確保國民經濟健康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
第四，社會主義與辯證法工作統一。新中國70年歷史符合“正、反、合”發展規律，是持續走向繁榮的輝煌整體。首先，在內在特性方面，黨是革命黨和執政黨的統一。這決定必須將社會主義實踐既看成“經濟的規定”、也看成“政治的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26]“主張，是主題的延伸，是從主題的研究中形成的基于主義而得出的維護、實現主體利益，并據此提出的對待經濟矛盾的態度和方式。如果說在主題上還可以隱晦其主義和主體，但在主張上則必須明確論說，從而使主義和主體得以展示。”“政治經濟學的主張是以對主題深入研究為基礎的，是學理性的表達，所以，它更集中、明確地概括表述了主體群體的經濟意愿，又是主題和主義作用于現實經濟矛盾的必要中介。”[20]一言以蔽之，“經濟政治關系論”植根于國家關系層面。其次，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關系之“特殊規定性主張”，它決定置身世界的關系模式中理解的對外關系層面的經濟規定作為“特殊規定性主張”的延伸規定。然則，“對外關系論”又可以說成是主題論的國家關系模式，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主張繼續，或者說是“特殊規定性主張I”轉向“特殊規定性主張II”。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具有戰略意義：是立足國內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外部條件加速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決策。在當前則要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逆的發展趨勢，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新出發，中國應當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繼承弘揚建國70年來的已有傳統，通過構建和諧經濟交往發展的“命運共同體”和借助“一帶一路”戰略，與各國一道，實現共同經濟繁榮，維護世界基本經濟與政治秩序。
小結：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長空雁叫霜晨月，雄關漫道真如鐵；喇叭聲咽，馬蹄聲碎。這就是對“陰陽和合”（陰陽型矛盾）發展道路的文化求索——既是道、亦是術，然則，高度凸顯了道、法、術、技的一體化。從毛澤東時代的“統籌兼顧”到習近平時代的“協調發展”，中國道路一脈相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并且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從而可以說，統一70年歷史的主線索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前進的重大特征是探索，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慵整纖纖手，襪刬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通過對社會主義中國70年基本面情況和思想素材的詳細了解掌握，“社會主義是太極”的觀念得以確立，亦使我們確信正是這種學術支援幫扶了“中華社會主義統一體”的廣義文化思索，進行中國經濟學的深研與創建。然則，這個規定旨在表明通史和斷代史的統一，同時表明社會主義的綜合性內涵：既是世界的、亦是本土的，既是馬克思主義形態、亦是文化形態。
五、新時代語境的“經濟學教科書”建設——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的方法論
中華歷史及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域內的實踐，即中國從“天下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歷史文化實踐，徹底擊破了西方普世價值觀。然則，中國經濟學同樣是“既成”與“未成”的歷史辯證法，需要循著“學科規范—科學規范—理論規范”建設路徑，梳理“中國特色”學理，進一步整理本土方法論規范。從中發掘的思維學規定包括：（1）調查（活動規定）－分析（內容規定）－綜合（形式規定），從而排斥了毫無生氣的認識折中、調和；（2）總結（活動規定）－歸納（內容規定）－演繹（形式規定），從而排斥了認識至上的“演繹主義”；（3）具體（活動規定）－抽象（內容規定）－具象（形式規定），從而科學說明了“中國具象”的思維根源；（4）一言以蔽之，研究是“內容”，是實踐到認識的不斷生成，而敘述乃是研究活動及其工作內容的“形式”，是認識到認識的不斷理論提煉和思維形式上的系統化。
按照述、評、論路徑，以上可以說是對中國本土經濟學研究內骨進行了嚴謹的學術梳理，總體感受是，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為”；又曰：“后夔不復作，千載誰與期！”?這樣看來，《資本論》同樣是偉大的闡述“陰陽五行”的經濟學的經典作品，是哲學作品、經濟學作品、文化作品的統一。如前指出，蓋因它將“陰陽”歸結為二重性的發展，即在第一卷由勞動二重性的發展引出資本二重性的發展；然后在第二卷，復以資本二重性為中心的規定系統考察了“資本的五行”，即每一資本在完成自己周期性的生命運動所經歷的“生、長、化、收、藏”的五個階段。資本五行的每一元素斗士相對獨立的，彼此之間相生相克的作用運動實際就是“陰陽”的貫徹其中。從“陰陽”到“五行”，然則，馬克思是將資本的發展方式以及存在方式，立為“勞動陰陽”和“資本五行”。?即對資本而言：“乾稱父，坤稱母；予茲矛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篇》）?
新時代“經濟學教科書”建設是通史與斷代史工作規定的時代內容統一。學易窮源示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又曰：畫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究竟何謂陰陽五行？陰陽五行惟平易，意指才廣大深遠。從中華思維學的考察角度看，陰陽五行是來自“共同體的人類”總體思維的一個規定。蓋言陰陽，即總思維的內容（規定）；蓋言五行，即總思維的形式（規定）。從工作邏輯看，這又是由發展邏輯到運行邏輯在內在關系上的一個推演。然則基于《資本論》體系回顧，所謂“中華思維學”，核心內容即在于確認“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的世界”通行之思維認識規則。這很好揭示了《資本論》研究對象“馬克思表述的秘密”，所謂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研究對象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須作為陰陽運動和構造來理解，表明馬克思堅持以母子關系為領銜安排資本發展的研究和敘述；有了這個堅實基礎，馬克思轉向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涵義的“父子關系”的考察，又進一步從資本五行中提煉出作為基本線索的這一結構體式，即“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顯然，父子關系是和一定內容和形式的母子關系相適應的，這是馬克思堅持和強調的“發生的批判的建構”。然則，馬克思首先從思維學上界定政治經濟學特有的“四梁八柱”。從對象思維進到對象邏輯，其次有了對象和研究對象、生產和再生產研究內容的區分，總攬了總思維和具體思維形式的統一關系。言之，正是有了這一系列規定區分，馬克思最終找到生產對象的內部辯證關系和總體聯系，而于紛紜復雜的現象域內揭示“總規律”（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和工作取出“總范疇”（剩余價值）。?
可見陰陽五行，決不是對現象的直接把握，而要在揭示“本質對現象的關系”，如中華共同體的五行系統論。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陰陽運動都是講求母子關系的，因此，資本二重性的全稱其實是“由二重性來規定的資本五行”。陰陽統轄五行，然則，這是母子關系規定和父子關系規定的“對話”以及發展規定向運行規定的“機制轉化”。也因此，系統論層面的運行是和發展嚴格對應的本質規定上的范疇，它決定社會分配實現和資源配置意義的經濟系統的表層運動，并體現或轉化為相應的運行形式范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實為（或應為）共同體經濟學，探索路徑是“生產一般思維學＋共同體五行（共同體系統論）”；如上所論，《資本論》是向共同體回歸的經濟學，探索路徑是“生產一般思維學＋資本五行（資本系統論）”。以此觀之，《通論》主體論證主要還是著眼于本質探究，又在于著重剖解“發展的內容”和“運行的內容”及其規定上的對應關系——這些是批判性理解“中國GDP”的一個必要基礎。要知道，西方經濟學基本是繞開《資本論》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從現象生活過程開始探究的，其所謂“理性發展—經濟運行原理”的主張，應該是自編“神話”。?無獨有偶，目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編教程）也大都簡單套用實證邏輯的史論結合的“階段分析＋現象分析”路數；其中鮮有真正成體系者，且大多老調重彈或濫竽充數。更為糟糕的是，越來越多的西經和政經的編者已經開始不知道“原理”為何物了，尤其是不知道“中國原理”為何物，何其悲乎！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從工作本位意義上講，最大的創新是原創，最大的原創是傳承。然后需要知道，思維支持之后有內容支持和體系支持，其歸根結底是“歷史的支持”和“學科的支持”。所以無論對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均不能作“教條主義”理解。我們反復強調，從完整的意義上看，文化有三個概念：傳統文化、方法論、學科建設。這是“中華文化”內涵的總概念。它同時蘊含了“文化的線索”和“矛盾的線索”：從社會主義的本土尋根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建構。然則，必須堅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為“理論規范”，相應將中國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學分別視為“學科規范”和“科學規范”，以此處理它們的辯證統一關系。既然有了共同體五行學的思考，就完全可從中提煉時代化、領導性的社會范疇“譜系”，形成對中華歷史系統的機理性認識。需要知道，無論中華本土的學術鍛造，還是在馬克思的理論邏輯中，經濟體系一般不做“微”和“宏”的硬性劃分。?如果真有那么一個宏微（觀）體系的構造，其應當是“宏微不同視角”的語境，即“微觀過程”“宏觀過程”以及“微觀系統”“宏觀系統”；并且二者終歸是發生機理上的“連通性的生長關系”，而必然不是“彼此對立的認識關系”。據此可斷定，類似《通論》這樣的作品非如作者所想，好像專門是探究“現代經濟學新原理”——“新的宏觀原理”（宏觀經濟原理或宏觀經濟學的原理），決非如此。作品為時代而設，系為執行“經濟學的文化自信”而生。?
正名者，辨物、正言、斷辭之謂也，蓋辨事物之理以正其名之學也。試問：與中華生產方式契合的“主體辯證法”究竟有怎樣的理論構成元素呢？所謂的中國經濟學基礎究竟是什么？這些都亟待探求。荀子謂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荀子·解蔽》）。故此類工作所承擔的任務決非“創新”術語所能涵容的，然則，著實在于盡力推動中華學術體系的時代復興，以真正實現古今貫通意義的“古為今用”！蓋因在當下，使“以西解中”的基礎徹底扭轉為“以中解西”，在某種意義上尚屬不可能。例如一種普遍的誤解：以“西”為標準觀看和定義中學，或反過來，以“中”為標準觀看和定義西學，——執行純然知識導向的“中西雙解”。但這樣的話，試問：“東方規定的財富論”是什么，“東方規定的流通論”是什么，“東方規定的宏觀經濟學”又是什么呢？可見，中和西不是爭什么科學標準，而在于界定總體的科學規范，是確定工作本位的問題。說到底，這還是一個“學科規定”的中國發掘與內容再建設的問題，尤其是歷史研究再出發與路徑重新選擇的問題。21
一川星斗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然則，“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16字必須成為指導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以及進行中西學術對話的工作“心法”。“中國人的資格”應當是新時代語境學術研究所更加需要遵守的研究規范，需要由此出發并以此為尺度，工作杜絕“語義解釋學”。具體在中國經濟學本土建設方面，必須堅持以中解西的學術建構原則，同時兼顧以西解中，進行“中西互解、中西貫通”意義的中西學術對話。說明潮流雖然已開，而未完全越出或掙脫“就概念論概念”的固有觀念和體系束縛，尚且處于冰融期，于是必須從行動主義開始，堅決拒絕學術神秘主義。何謂中華（方法論）原理？一曰共同體（經濟），二曰陰陽五行（系統），三曰主體批判（行動），中國經濟原理的深層構境在于行“歷史貫通”之法。然則，所謂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貴在“求道”，其實是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貴在“求象”，也就是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貴在“求識”，而綜上兩點，亦不過是司馬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
總之，理論是范疇的先聲，實踐是規律的先聲。有人說2018年是注定要被銘記的一年，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悄然開啟了“抗美”時代。2019年中國更是在吐故納新中揚帆起航。然則，總書記稱為“機遇與挑戰”并存并進的規定是，“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然則，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亟待從“經濟學的在中國”走出，在境遇上盡量避免涉及對“中國的經濟學”的種種話語糾纏，而理直氣壯地將“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進行探究，尋找政治經濟學的中華文化之根、文明基因。需要知道，“中國學術思想其源出于《大易》”，立有三大原則：“一、體用之辨。二、陰陽成變。三、本隱之顯。”[31]《海國圖志》復曰：“君子讀《云漢》、《車攻》，先于《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隔虛而之實也。”“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蓋取“經之緯之，左圖右史”之法，取“縱三千年，圜九萬里”之志！[32]然則，此乃“國學感召”也，“當代中國正經歷‘史上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的背后乃是思想的創造與創新。歸根結底，這是一個需要理論并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16]這些都顯示中國經濟學人的歷史使命，任重而道遠！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吾輩需要向學而努力！
注 釋：
① 本文系由筆者為書稿“中國視角的財富和流通理論”所做序言擴充和改作而成。感謝鄭雪昭無私提供“知識產權”，允準提前征引、相機采用書稿涉及模型構筑部分的內容，作為本文不可或缺之論證組成材料，并動議之。值此“舊邦新命”之際，舊說新題、舊義新編，序為文而設、文為序而生，固然談不上是“理論創新”，惟以示開導之功。鄭雪昭的《財富的本源及流轉通論》（暫定名），目前已提交給經濟日報出版社，擬于近期出版。在我看來，該著述主旨意義指向鎖定于中華經濟系統論（或曰“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要之，陰陽五行是中國通史思想線索，是蒙以養正之學、制名正名之要，不可不深察，對此，文內有詳論。同時，這篇文章在主題上又可以說直接呼應了拙文《論生產一般的思維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的論述，是其續文意義的再創作。
② 吳桂有恨自成律，始天無道深秦心；比類妙徼三秋雪，取象玄生二月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詩性與理性靈魂，然則，中國是“陰陽”的文明大邦。陰陽＝生長＋互看；生長醞釀了矛盾規定，互看醞釀了理解藝術。陰陽其實是生長規定基礎上的理解藝術：如從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看“中華唐詩宋詞”，就決定必然產生“人的全面發展”的行動訴求規定（《資本論》），反過來，由《資本論》發動和“三者統一”的互看則醞釀了向唐詩宋詞（詩和遠方）歷史回歸的行動。史以啟正，蒙以養正，名以顯正；正者，人民本位也，這啟發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從“主體批判”重新起航。然回眸中華經濟科學的發展史，在古代社會，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現代則一直處于“原理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狀態。這不僅指出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中國境況的尷尬”，亦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運用提出挑戰。
③ 說明一點：道、象、識作為“方法論三字經”，不是求體系，更不限于概念的邏輯自洽或語義上的理論自圓其說，而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本土尋根”。從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貫通看，它所貫徹的話語原則正是本真化的“以中解西”。
④ 簡單地說，這一維度的分析代表了“本質之發展規定”。
⑤ 對應來看，這一維度代表了“本質之運行規定”，但陰陽內置其中，所謂：一陰一陽，相互流轉，其始無端，其卒無終，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終結。
⑥ 要之，“《周易》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學的胚基、宇宙觀的萌芽、多種學科的淵藪。中醫學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與《周易》亦必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內經》中的重要基礎理論，如陰陽學說、藏象學說、氣化學說，即遞嬗于《周易》。”[12]
⑦ 《易經》的基本運思是“天下一統，變在其中”。這是中國經濟學的方法論根據。然則，亦可知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根據所在；其所述者，即周禮也。蓋周禮“消滅私有制者”（熊十力語），尋其策劃，略說有三：一曰土地國有；二曰生產事業，其大者皆國營，乃至全國亦逐漸合作、平等互助，以為將來世進大同，作為國際公營事業之基礎；三曰金融機關與貨物之聚散，皆由國營。可見，周禮是中華共同體制度存續的象征。
⑧ 它的架構初成是在中國管子時代。管子以前，體現陰陽學說最重要的著作是《易經》，五行學說是在《尚書》里頭提到有，但彼此獨立。在《管子》中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最終被結合到一起（也有一種說法：鄒衍利用“易學”發展出陰陽五行學說），從而確立“陰陽五行”的架構基礎。發展的“時間”與運行的“空間”自此合而為一，奠立了中華的學科完備性。中國傳統之“哲學理論”終歸是源出此說。
⑨ 要之，中華系統的貨幣是一極為特殊復雜的規定，兼具財產和身份特性。本著“物理學（知識構造特性）——會計學（邏輯運動特性）——中醫學（思維對象特性）”的提升路線，《通論》提出兩種不同性質的貨幣，即“動脈貨幣”和“靜脈貨幣”。
⑩ 這種“從庫房到庫房”的研究手法類同于《資本論》的“從資本到資本”的流通過程研究。
? 應該說在1956年以前，我國所建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仿效蘇聯，并且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基本形成。為了工作服從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總目標，針對我國建設初期以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弊端，1956年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重要思想，實際上初步提出了利用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補充、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課題，并在實踐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這以后，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開始對蘇聯模式產生懷疑，開始結合中國實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一文，目的是“以蘇為鑒”，在中國開辟一條同蘇聯道路有所不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是探索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重要開端。
?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周恩來提出的理論觀點成為鄧小平理論的奠基石，他強調，中國人民革命的根本目標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新中國建立后，“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于首要地位。”[22]21963年，他再次提出了：“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要求，并全面、系統、深刻地論述了“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22]413在1975年四屆人大會上，并再次響亮地發出偉大號召：“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22]190-191
? 需要知道，毛澤東的《矛盾論》分明是披著“矛盾”外衣的“陰陽論”。
? 其在歷史與現實的經濟激蕩中達成的理論構境是：“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首聯意指中國學術以“無”（虛）為本，有無相生；頷聯意指中國經濟學雖“源遠流長”，然“蹤跡難覓”；頸聯專指“陰陽五行”的相互工作關系；尾聯轉意指“中國經濟學之當下建構”。
? 本質規定的運行方式，即存在方式。例如《資本論》所采用的條目體與“歷史貫通法”，無不泄露了這一秘密。蓋言“資本論”，以商品批判資本也，復求商品批判之歷史規定，于是得到“商品－資本批判”的全體理論。說些額外的話，《<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言明馬克思當時以“條目體”——所謂的《六冊計劃》，總攬“商品－資本”之研究；后改以《資本論》四卷結構體式。這樣說來，《資本論》乃是一巨型的“資本五行條目”，而又以同樣巨型的“商品條目”（書寫“勞動陰陽”規定的商品史）為基礎，實現了邏輯批判意義的“史通”。然則，這是“生產一般思維學＋資本系統論”探究體式。所謂“資本一般”，是指“資本五行學”的規定。扼要地說，正是由資本五行的規定當中，馬克思工作取出“資本一般”，又置放于生產一般思維學的理解域，于是得到資本系統論的中心范疇，將之歸結為“生產資本＝產業資本”的歷史規定，而這又正是《資本論》第一卷所要科學說明的對象。
?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王國維語）“道出于二”，誠哉斯言，大哉斯言，從而圍繞“社會主義”將產生更多立體性的歷史文化思考。
? 相應有了研究形式上的對于規律和范疇的研究與表述的區分。然則需要知道，規律本身也是范疇，是“方法論范疇”。對“經濟學假設”的批判可以說是基于工具假設角度進行的，如在中華體系內，“‘利己利他的人’是針對‘利己的人’而提出的。”它有利于戳穿資產階級體系的“虛假本體論”。例如可以這么講，“既然不具備人的本質的具有主觀對立思維方式的‘天人對立’的人是‘利己的人’，那么，依據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表達具備了人的本質的具有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天人合一’的人就是‘利己利他的人’。怎樣來理解‘利己利他的人’呢？第一，‘利己利他的人’中的‘己’‘他’，都是代詞，分別代表‘雙重關系’揭示的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中的任何一方……‘己’‘他’的這種相互依存關系，在‘自然的類關系’中彰顯了‘天人合一’的整體性特征，及其‘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生成’的兩種態勢。第二，‘利己利他的人’的利益是由社會決定的……第三，‘利己利他的人’遵循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則。”[27]
? 微觀和宏觀的體系分裂，表明西經的本質不僅是虛擬的，也是內部分裂的。既有的宏觀經濟學更多是短期分析工具，提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注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部分）不宜盲目模仿“微觀＋宏觀”體系設計模式。又之，“真正的宏觀經濟學必須包含馬克思的《資本論》所蘊含的階級框架”，因為“《資本論》是以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為其社會基礎的。西方宏觀經濟學則承襲了微觀經濟學的還原主義方法論，其理論體系中的消費、投資仿佛都是由無差異的具有代表性的經濟主體做出的，仿佛消費、投資可以與一個國家的階級有無和階級結構無關。”[28]
? 很顯然，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對國民經濟進行總體的管理及相應采取的一系列總量調節與有針對性影響控制經濟變動走勢的手段措施的一種方便的稱謂。經濟本身并非一定有微觀經濟、宏觀經濟之分，經濟學卻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別，這只是新古典主義的一個特定產物。
? 從高度上看，必須堅持以“文化自信”書寫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于是轉譯成《資本論》研究，這個原則即是以“文化版《資本論》”的高度統領“政治版《資本論》”“哲學版《資本論》”“數理版《資本論》”的研究，以彰顯中華思維的本土原創性。
21 莫忘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始終是針對國人而言的，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本土尋根的意義上說的，“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29]因此，不在于國人如何堅持或反對“中體西用”，而在于怎樣賦予它時代的內涵。多歧為貴，概念術語的爭執必須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予以解決，但始終不能動搖對工作本位的堅持。如陰陽、五行、八卦作為主體性規律范疇，是對中國體用學說（尤其中華思維學）的基本定位；西哲的“主客二分”則制造了體用思維的內部緊張關系。馮友蘭先生考證，“嚴格地說，體和用的關系，同母和子、本和末的關系義有不同。”“中國哲學史中的‘體’和‘用’這一對范疇，就是用以說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說哪個是體，哪個是用，就是說，哪個是第一性的，哪個是第二性的。辯證唯物主義所闡明的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用中國哲學史中的話講，就是，物質是體，精神是用。”[30]然則需要知道，體用蓋言思維學和思維手段意義上的“工作本位”，這就必然引申出以“中華思維學”和“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為“體”（第一性），以邏輯和知識的理論為“用”（第二性）的深一步探究的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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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晶晶）
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總第101期）第5-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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