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正位論

　　近幾天翻書閱史，感覺中國浩浩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僅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展示了民族的智慧，書寫了英雄們的篇章，而且在眾多的歷史事件中，也隱藏著歷史發展中的某些難為人知的定數。文化、智慧、壯舉是顯然可見的，《詩經》《離騷》開立了詩歌長河的淵藪，孔孟之學確立了政儒教化的地位，自三皇五帝到豪杰草莽，令人不勝噓唏感嘆，而定數，深藏其中，卻需深而思之，撥開眼障，方能試窺其下的一點幽玄，聊得一點所獵，或真或假，或清或濁，或多或少，或許自己也是難以言說了，如果能得到一些同感，也算是一件小有收獲而感到欣慰的快意之事了。

　　中國歷史悠長，更迭的朝代眾多，所發生的事件難以計數，在這難以計數的事件中，從分析一些類似的事件，是可以引發一種對所謂正位的思考。

　　一

　　以三代之變為始。堯而舜，舜薦禹，禹辭辟商均，商均不肖而禹，禹而益，益不肖而啟。而夏啟家天下之后，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有罪，天命殛之’”，“作《湯誓》”，“伐夏桀”，“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紂王距諫飾非，好酒淫樂，辟重刑，法炮格，武王“作《太誓》：“紂…，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武王伐商，紂“赴火而死”。西周到周幽王時期，“三川竭，岐山崩”，周幽王得褒姒，“去太子宜臼”，“以伯服為太子”。幽王烽火戲諸侯，犬戎入侵，導致西周的覆亡。(《史記》)

　　在三代時期，中國古人敬天畏天的思想非常深厚，圣人天子必須要“惟德是輔”“以德配天”，無德，“天將棄之”。雖然不能說天是存在的，但是這一思想卻是深植于那時的社會人心之中。只要在人們的心里認為某個人無德了，他就失去了天的庇佑。失去了天的庇佑，也就是說他失去了正位，只有再讓有德之人重新回到正位上去。三代之前的堯舜禹時期是如此，禹和啟都是因為有德，舜指定了禹，但禹辭立了舜之子商均，而“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立了益，“諸侯皆去益而朝啟”。可以推斷，那個時期，人們比的不是財富和武力(霸道)，而是道德(王道)，誰道德最高，誰立正位，雖有指定，但指定還不足以立于正位，朝禹朝啟就是朝正位。夏桀“不務德”，成湯立，紂失德，武王伐商，幽王無德，西周滅亡，因為他們的德配不上人們心里的“天”，他所能得到的，只有讓位，以改朝換代實現對正位的確立。三代時期的更迭史，就是以德為正位的最高標準的。及至幽王廢申后，“去太子宜臼”的去正位之舉，在漫長的中華歷史其后，也重演著這樣的復歸正位的歷史故事。不過從此后的正位涵義(多了一個霸道)，已不同于其前的正位涵義(王道)了。

　　二

　　幽王廢立的宜臼，在秦襄公的救護下，東遷洛邑(洛陽)，開啟了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在秦襄公等諸侯的心里，雖然宜臼被廢，但宜臼仍是居于正位的周天子，擁立正位就是順應人們心里的天。夏商周三代歷經一千多年家天下的鞏固，堯舜禹時期比道德的正位觀轉向了家天下的正位上去。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堯舜禹時期是原始社會時期，公有制為經濟基礎，到夏商周時期，已是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奴隸社會了，社會失去了比道德的經濟條件，私有制進一步鞏固了家天下。幽王因為寵幸褒姒而廢立太子，不僅失德，也在動搖周天下的基礎。在諸侯王臣看來，宜臼雖然被廢，但還代表著正位，褒姒的兒子伯服雖為太子，但所立不正。幽王死于驪山后，“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宜臼太子本身就是周王朝的正位。周平王東遷開啟了東周時期。秦襄公護駕有功，而功莫大于救主，因此“平王封襄公為諸侯”。

　　春秋戰國是個紛亂的時期，春秋無義戰，戰爭不斷，但正位一直在周，天下共主宗周。春秋五霸粉墨登場，又無一不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名義上擁戴的還是周天子。雖然周室衰微，沒有多少影響力和控制力了，但諸侯還得尊，因為還沒有哪個諸侯有足夠的膽量和實力打破周天子的正位，自己去占上這個正位，如果有哪個諸侯敢于如此，必將引起各諸侯的共討，成為天下共敵。衰弱的東周，一路雖趔趔趄趄、搖搖晃晃，但也堅持了五百多年。

　　春秋時期，南方的楚國也不甘寂寞，但楚國在中原之外，處荒蠻之地，一向來不受周王室重視，二處中原紛亂之外，楚國得以自由發展。從成王封楚子地五十里到楚威王達到最強盛的時期，楚國成為了諸侯國中的最大國家。只有楚子敢于公開對抗周王室，第九代楚君熊渠封子為王，后恐周厲王討伐，又自去王號，直到楚武王，楚子正式稱王，是春秋時期唯一稱王的諸侯。楚君稱王，自感名不正，各諸侯國也不認楚君為王，但同以諸侯而待之，正位仍在周，而不在楚。楚有代周的野心，楚莊王八年，率楚軍開進周王室國土，周定王忙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向王孫滿向九鼎的輕重。王孫滿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用“在德不在鼎”退去了楚師。

　　進到戰國時期，經諸侯征伐兼并，形成了七個大國并雄的時期，各諸侯國先后稱王，周王室已名存實亡，只有空頭上的正位。七雄之中，秦國獨強，當秦王政(秦始皇)當政，開始了一統天下的兼并戰爭。在位五十九年的周赧王降秦，遷九鼎于咸陽，秦奪了正位，再滅六國，而一統海內，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歷經兩千年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社會時期。

　　以正位而論，秦代周是有正位基礎的。七雄之中，固然秦國通過商鞅變法而強大起來，而其他國家也在變法求強，齊楚趙等國也有相當的實力，尤以楚國地域最為大，但完成統一的是秦，而非齊楚趙，歷史原因縱然很多，但秦先王救主之功，以道義而論，是高在其他六國之上，周室衰亡，秦取而代之，卻也是正位的自然而易，后人對此非議的并不多，蓋有這一因素使然。楚國與周室的關系最遠，田代姜后，齊國與周室淵源不深，三家分晉后的趙魏韓，也是如此，只有燕國與周王室的關系最近，姬姓諸侯國，因地處偏北的邊地，有最大的地理劣勢。相比之下，秦代周，正位上更正于其他六國。另外從先秦歷史的地域意識來說，歷史前進的正位一直在關內和中原一代，而沒有偏移，假如楚國或者燕國一統的話，正位的地域性肯定要發生偏移了。秦國一統，對于中國歷史的正位一脈，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

　　從秦始皇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了兩千年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制時代，在這個時代，皇權至上，任何威脅和動搖皇權的言行都被視為大逆不道，而在一家皇權延續之中，能代表皇權延續的都有可能被視為正統，居于正位，而挑戰這個正統地位的，則被視為悖逆。因此，在社會人心接受和維持方面，一般官員和黎民百姓將皇權的正統和正位延續視為國之本，民之福。而動搖這個國本的王朝，多數都引起王朝的覆亡或者削弱，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秦始皇死于沙丘后，趙高和李斯發動沙丘政變，矯詔逼死了長子扶蘇，立幼子胡亥繼承帝位，三年又逼迫二世自殺，立子嬰為秦王。趙高的專權極大地破壞了秦朝帝位正位的穩固，因此秦朝的快速滅亡，除了秦朝的嚴刑峻法使百姓生活艱難困苦是一大原因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正位遭到了顛覆性的破壞，尤其代表正位的扶蘇繼承帝位的話，秦朝是不至于快速滅亡的。秦亡之后，天下大亂，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時說：“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可見在秦末人們心中，正位在扶蘇而不在胡亥。

　　漢高祖死后，呂后專權，為鞏固兒子劉盈的帝位，殘殺戚夫人，后大搞呂氏外戚專政，殺害劉氏宗室，呂后臨死之前仍不忘鞏固呂氏天下。呂后死后，周勃陳平謀殺呂氏諸王，還正與劉氏，政權的正位回歸到劉氏手中，代王劉恒為帝，是為漢文帝。這是漢朝政權第一次正位事件。第二次是在漢武帝之后。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有作為的君王，但在晚年，疑心加重，寵信巫師佞臣，引發了震動全國、血流成河的巫蠱案，太子劉據被逼逃亡，最后全家被殺，只有一剛出生的孫子劉病已幸免于禍。漢武帝傳位于幼子劉弗陵。十三年后，漢昭帝劉弗陵崩，無子，霍光立昌邑王劉髆之子劉賀為帝，劉賀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劉賀非常不肖，荒淫無道，二十七天后被廢。霍光再立劉病已為帝，是為漢宣帝。漢宣帝是太子劉據唯一的孫子。經過巫蠱之禍，漢朝帝位的正位，歷經十七年后再次回到劉據一脈的正位上來。漢宣帝是歷史上有名的賢君，在位二十五年。

　　西漢末年，成哀平時期，王莽借助外戚王氏的勢力，兼其禮賢下士、簡樸清廉的美名，扶搖直上，位極大司馬。漢平帝病死，王莽立兩歲的劉嬰為帝，以“假皇帝”之名攝政，人稱“周公”。三年后，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稱帝，國號新，是為新莽政權。王莽在篡漢之前，“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肆其奸惹，以成篡盜之禍。”(漢書·王莽傳)唐人白居易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新朝立國十四年，便在劉氏勢力的反對下以及各地的農民起義的反抗下滅亡了。后人對王莽新政雖有不同的評說，但僅從正位上說，王莽篡漢仍是不得人心的(雖然有朝野上下支持他的即位)，他開創了帝制時代篡位的先河。由于王莽篡漢，又引發了劉秀重興劉漢的東漢的建立。

　　而到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并起，魏蜀吳三國局面形成，而建立曹魏的魏武帝曹操，為一代梟雄，有稱霸天下的野心，但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未敢謀取正位篡漢稱帝。劉備借劉氏宗親的正名，從一織席販履的小民起步，創建了蜀漢政權，其力是借助了漢劉正位獲取了人心。盡人皆知的《三國演義》，通篇抑曹揚劉，體現的就是這種正位的思想。

　　四

　　曹操死后，曹丕篡漢，建立曹魏政權。曹魏四十五年后，司馬炎又重演曹魏篡漢之舉，司馬炎篡魏，是為晉朝。從王莽篡漢，到司馬炎篡魏，新朝、魏朝、晉朝(西晉)都是短命王朝，蓋與其獲得正位的來路不正有很大關系，俗謂：來得快失也快。后世的隋朝是篡了陳朝得國，同樣是忽來忽去，國祚不長。西晉武帝死后，爆發八王之亂，歷時十六年之久，加之北方鮮卑等少數民族乘機入侵中原，戰爭給中原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鮮卑等北方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王朝，從此便更加突出了其后華夷之辨的問題了。

　　西晉滅亡，東晉在江南建立，北方中原地區被胡人侵占，中國歷史進入了南北朝時期。北朝是指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北魏分裂為西魏和東魏，北周篡西魏得國，北齊篡東魏得國。北齊滅于北周，北周被隋文帝篡位，建立隋。南朝是指宋齊梁陳四個漢族政權。宋篡東晉得國，齊篡宋得國，梁篡齊得國，陳篡梁得國。南北朝七十年的時間，篡位是朝代更迭的主要方式，仍是得國不正，國祚不長的悲慘結局。在這一時期，南北社會的正位思想徹底顛覆，崇尚和依憑的是暴力和武力(霸道)，暴力和武力的肆虐，把中華大地攪了個“周天寒徹”，客觀上對那時的中國社會進行了全局性的大洗牌，促進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大融合。南北朝時期與春秋戰國時期、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的三個時期。北魏是少數民族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在與文明先進的中原漢族為主的北方地區，少數民族政權在正位上是有很大自卑感的，因此北魏政權到孝文帝時，從平城(大同)南遷洛陽建都，全面推行漢化，其遷都和漢化的主要目的，應當是實現在漢族地區以取得政權統治上的正位。在南北朝時期，分析其正位觀，是應當存在兩種含義的，一是得國正當與否，二是民族政權如何能正當合法。對于這兩點，在后世的朝代更迭中，就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糾正彌合。

　　五

　　隋篡北周，滅南陳，建立了大一統的隋朝。隋文帝類似于秦始皇，再次統一了中國。隋文帝是很有作為的一代英主。隋文帝死后，隋煬帝荒淫昏亂，不惜民力，致使天下大亂，。蹈秦朝覆轍，歷二世而亡。唐高祖李淵篡隋建立唐朝。

　　從唐朝開始，唐高祖和唐太宗汲取了隋亡的教訓，并用德政彌補篡國不正的問題。如：“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貞觀政要》)

　　唐太宗是發動玄武門之變，從高祖提前退位登基的，照正位評判，太子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太宗不在太子正位，但唐太宗以其戰功和明君的形象彌補了正位之不足，這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唐太宗從諫如流，為政謹慎似有刻意彌補登基不正的瑕疵，真心也罷，偽飾也好，但唐太宗真的是做到了，真的彌補了世人對他可能有的一切非議，彌補正位之不足以至超越。唐太宗經營貞觀之治，開啟了有唐一朝的盛世華章。

　　武則天是呂后之后又一位專權到極致的女性，走的比呂后更遠，位及中國第一位女皇帝。武則天雖也以周篡唐，雖不正，但武則天“稱制之年，英才接軫，……，猶泛延讜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到晚年，武則天“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杰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且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后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卒復唐嗣。”正位又復歸于李唐。

　　六

　　殘唐五代又一次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天下混戰的五十多年，朱全忠不忠，篡唐建梁，不正，后唐篡梁，后晉篡后唐，后漢篡后晉，后周篡后漢。五代時期，又重演南北朝時期的混戰篡權把戲，正位思想再次混亂不堪，人民生靈涂炭。歷史總是在反復幾次災難之后，才會得到真正的深刻教訓，否則，只能一次次教訓降臨。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的大混亂。直到宋太祖同樣以篡后周的貫有形式取得政權，才深刻反思篡與被篡的歷史教訓。

　　宋太祖黃袍加身，篡奪了孤兒寡母的后周政權，建立了大宋王朝，又一次將歷史的正位扶正。《宋史》贊曰：“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王、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當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宋于漢、唐，蓋無讓焉。”

　　宋太祖在篡位皇帝里是一位仁君，雖是武將出身，但不嗜殺戮，對后周皇室禮待有加，因天下得之于柴氏，訓教子孫不得隨意加害柴氏后人，縱有謀逆，也不得施以刑戮，同時也訓教子孫不得殺讀書的文人。因此，有宋一代，雖武備羸弱，但政治環境是非常寬仁的一個朝代。趙匡胤目睹了五代的武力屠戮，以及自己黃袍加身的易得，所以趙匡胤對武將格外警備，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消解了唐和五代藩鎮割據的威脅，將軍權集中于皇帝，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

　　宋武備羸弱，在后晉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之后，北方契丹勢力進入了長城防線以里，宋北部國防受到極大的威脅，遼國做大，宋遼戰爭不斷，后遼國被金國滅亡，宋又與金對峙，靖康之變，北宋滅亡，中原全部歸于金朝統治。宋高宗趙構在杭州建立南宋，偏隅于南方。在宋遼金以及與西夏的對峙局面中，中國的正位在宋，而不在遼和金，因為宋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正脈，至今在歷史上依然如此。當談及宋遼金時代的歷史，往往人們更關心的是宋的歷史和故事，以宋為主脈，縱然《遼史》和《金史》同樣位列于二十四史之中為正史，但關心遼金的歷史的人就非常少了。

　　岳飛是民族英雄，雖然教育部出于現在的民族政策將岳飛的故事從教科書里請出，但岳飛在中國社會里依然還是民族英雄，而金兀術，遼寧鐵嶺在金兀術調兵的遺跡上建了一座“兀術城”，鐵法市也改名為“調兵山市”，但金兀術永遠也不會成為民族英雄，紀念旁脈以羞辱正脈的方式企圖搞亂歷史和人心，注定必將是一場鬧劇。

　　從宋代本身來說，趙匡胤死后，其弟趙光義承帝位，延續了北宋，其一脈至宋高宗止。宋高宗建立南宋之后，因其無嗣，皇權正位再次回位到趙匡胤后世子孫一脈上來。不知是否是一種天意。

　　宋代結束之后，由王莽開啟的篡位得國的歷史終結了。也從宋代結束開始，中國的大一統出現了少數民族的全國政權。

　　七

　　元明清時期，尤其元清兩朝，對近現代中國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大軍橫掃歐亞，向南，滅金朝，再滅南宋，至忽必烈時，定鼎華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幅員最為遼闊的元朝帝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政權，漢族人的感受卻是亡國為奴。蒙古民族文化落后，沒有自己的典章制度能夠一統如此廣闊的國家，忽必烈不得不施用漢法，采用漢制，從國號定大元開始，亦有意圖站上歷史的正統。

　　從元朝開始，正統問題更突出起來，畢竟對于傳承主體文明的主體民族的漢族在形式上亡國了，氣在但脈斷了。雖然正位未必正統，但正統必定正位。從元始后，對正統的爭論轉為主要議題了。

　　南北朝、宋時期的分裂，雖然沒有一統六合的王朝，但有承天下文明于一脈的王朝，因此正位，南北朝在南朝，宋遼金時期在宋。元朝、清朝的正統正位問題，是不能以所謂的疆域、所謂的漢化、漢法的說法所能一言而概之的問題，因為從元清兩朝的統治民族來說，畢竟沒有再次出現北魏時期孝文帝的主動漢化現象，元清兩朝采用漢法漢制，無非是想借助于漢法漢制為工具實現本民族的統治而已。假如推行漢化的孝文帝能一統六合，也就無南朝的存在了，那么正統正位必定在北魏。北魏推行漢化，以明代方孝孺的“三統”論(見后)，北魏則是“附統”，因此對于后人來說，在正統正位問題上，歐陽修作了《正統論》，他對“正統”說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但定義并不等于標準，對歷史的評判，并不完全以所謂的定義而衡量，因為對歷史的定位，還有一個世道人心認可與否的問題，在文化上誰為主脈，也即心歸何處了。如南宋，按歐陽修的定義，不能算為正統，但后世卻心歸于南宋，如五代時，“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醒世恒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能說后周不在正統正位嗎?

　　在定元詔書中，“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既成于大業，宜早定于鴻名。……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其中引秦漢隋唐，都是大一統的漢政權，“嘉與敷天”也采用了華夏的以德配天、稱天子的思想，其混入正統的意味明顯是非常濃厚的。

　　畢竟元朝是蒙古族政權，漢族淪為亡國的民族。在漢民族的痛苦中，自元直到明初，自古以來的就存在的華夷之辨的爭論逐漸激烈起來，主要焦點集中于元朝的正統問題。對于這個爭論，元朝的漢族官僚如郝經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主也。”，又如許衡在《時務五事》中說：“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可見，郝經與許衡觀點基本是一致的。在郝經等人看來，宋為正統，遼金實行漢法，也便是正統了，他們是把道統和君統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了，實際上這種混一說法，無非是他們為自己、也為漢族士大夫效力于元朝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為蒙古統治者如何成為中國的“正統”指出了門路。到明初，方孝儒提出了正統、附統、變統三種分類，他說：“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為正統，如三代之君，漢唐宋;雖不敢幾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圣人之徒也，故附之于正統，是為附統;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皆為變統。”(《遜志齋集》卷二，《釋統》)。故蒙元就是變統。他又說：“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能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后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孫，雖其子孫甚愚不肖。茍未至于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惡。夫如是而后褒貶明，夫如是而后勸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遜志齋集》卷二，《釋統》)因此，方孝孺的正統論是比歐陽修的正統論更完善一些。由此比較郝經許衡與方孝孺的觀點，可以判斷得出，方孝孺的觀點在維護民族大義方面有著歷史的積極意義，從而否定了“全有天下”即入正統的漢奸理論。

　　雖明朝定元為正統，但明代修《元史》，《元史》卻是二十四史中成書時間最快且最為粗糙的一史，元史中明確說明：“歷代史書，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及欽奉圣旨示意。”可見當時人們對元朝的正統問題是有爭論的。

　　明朝是正統王朝無疑。如果仔細研究明朝，明朝并不是如今天的人們所貶斥的糟糕不堪，明朝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強盛的王朝，不僅經濟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一直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即使說到明朝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其實是明朝出現了近似現代的內閣制管理制度，如果又要皇帝上朝親理國政，又罵皇帝專制，豈不自相矛盾?明思宗危臨亡國，不是選擇遷都，不是逃跑，不是避難，而是選擇吊死以身殉國，臨死之前還不忘用己身之死換取不要屠戮無辜百姓，有誰不肅然起敬呢?“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發復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 ”明朝之所以被貶化，一是因為有清一朝二百多年，中國人已經完全接受了奴化思想，二是在奴化思想的延續下，現代中國人褒清抑明，尤其當代無底線地贊美清朝歷史，更加重了對明朝的貶低。倘若褒清亦褒明，思想上必定會精神分裂不可。

　　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結束于最后的一個清朝。清朝如蒙元，是大一統的少數民族滿洲人的朝代。中國從二百七十多年前的元朝下站起來回到正統明朝，民族心理逐漸有了恢復，但又不曾想再一次亡國。有清一朝，滿清統治階級一直實行高壓的民族統治，尤其大興文字獄，有史以來，對漢文化戕害最深的是清朝，奴化漢族最深最徹底的是清朝。為穩固其統治，搞了許多僭奪正統之位的舉措，如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幟，剿滅農民起義軍，為明朝崇禎皇帝厚葬，保護明十三陵，在文化上，官修《明史》(《明史》是官修正史中質量最好的)，編纂《康熙字典》、《全唐詩》、《四庫全書》等等。發生在雍正朝的曾靜案，貴為皇帝的清世宗，屈尊與反清復明的曾靜等人辯論，發布《大義覺迷錄》，以正清朝的所謂正統問題，阻華夷之辨。如其中說到：“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豈能逃篡竊之罪?至于我朝……之有造于中國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禮，……，此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此不但為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讎也。”這部御撰國書，清高宗即位后即刻封禁，不得私藏。

　　有清一朝，反清復明一直沒有停息，清朝皇帝歷代勤政躬親，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以此堵塞華夷之辨的再爭論，樹立一種正統的形象。但這種正統形象，隨著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以及滿清統治階級狹隘地維護其民族統治和民族利益所葬送，毀掉了。《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徹底地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滿清不亡則中國必亡”，“欲救中國，必先推翻滿清”，成為孫中山為領導的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共識。

　　按照方孝孺的觀點，清朝應是變統王朝，不在正統之列。有個例證，完全可以說明這個結論是可靠的。清朝時期，朝鮮和日本都以繼承中華的正統自居，朝鮮自稱“小中華”。日本人對中國人稱支那，對于這個叫法，前些年有部電視劇《恰同學少年》，其中毛主席學生時代的孔昭綬在一次課堂上，有一個演講，雖是電視劇劇情，但其內容卻是真實歷史，這段劇情演講全文是：

　　“有一個詞，我相信大家都聽說過，支那，這是日本對中國的稱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國就是支那，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這是自隋朝起，從天竺語摩訶至那中派生出的一個對中國的稱呼，詞意并無褒貶。可就在五年前，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日本學校給我準備的學籍表上，填寫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綬。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時候，他們都會說，看，支那人來了。他們當時說話的表情，我想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是一種看到了怪物，看到了異類，看到了某種不潔凈的東西，看到了一頭豬混到人群里，才會表現出的輕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蘭人出的1901年的荷蘭大百科通用辭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國的貶義稱呼，常用于日本語，亦指愚蠢的，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這就是支那的解釋。恥辱啊，恥辱。我泱泱大國，巍巍中華，竟成了諸般列強眼中的荒蠻未化之地。恥辱啊，我四萬萬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魚肉。人，不可不知恥。恥，有個人之恥，國家之恥。德守不堅，學識愚昧，身體衰弱，遭人白眼，乃個人之恥。綱紀掃地，主權外移，疆土日蹙，奴顏卑膝，乃國家之恥。我四萬萬同胞，如果人人為人所恥，則國家必為人所恥，一個國家被人恥笑，那么個人也將成為別人恥笑的把柄。支那之恥，無有個人與國家之分，此乃我中華全體之奇恥大辱!”

　　縱然日本的看法是日本的看法，以及諸如日本史學界一直存在著的“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但中國的被踐踏和被奴化難道不是確實的嗎?由此觀之，除“貢獻”出了“支那”和“無華夏”，清朝對中國的正統性上又貢獻在哪兒呢?至于清朝對中國版圖的貢獻，則是另外一個話題了，而非正統性問題。

　　八

　　中國記史有“正閏”之說，有“王霸”之辨，還有“正史”、“霸史”之分，以此為標準，蒙元滿清王朝則是“霸史”，而“霸史”則位于“閏位”，都不在正位。如果被寫入“霸史”列入“閏位”，這是統治者心都存敬畏的根源，也該是清世宗頒布《大義覺迷錄》時讓他非常重視的一個心理定位。至于中國歷史的朝代順序，并不反映各朝代的正統性，只不過代表所在歷史時期的一個符號罷了。

　　民國建立，中國又回到主體民族漢族為首的正位上來，但是否是正統，需要探討。但民國之后的歷史，已不再是以古代的所謂正統觀點所能評判的歷史了，帝制王朝不復存在，中國隨著世界文明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現代社會時期，政黨制度、民主意識、人民思想，完全超越了狹隘的夷夏之間的正統論，進入了新的大開大合的歷史時期。正統論雖然不存在了，但正位論還是會存在下去的。

　　孫中山以三民主義創建民國，不久為袁世凱篡位稱帝，八十三天倒臺，北洋政府上臺，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算不得在正位之上。國共北伐，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北洋政府結束。從脈絡上講，國民政府是正位政府，但算不得是正統(不再包含夷夏含義，做借用詞語)政權。直到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敗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實現大陸的人民政權統一。其后的歷史，一清二楚了，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既不在正位，也不在正統，僅是內戰遺留下來的失敗政權的殘存。在大陸，共產黨的人民政權在正位，在正統。

　　共產黨的正統正位性在其人民性，它的“正”在于政權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有違這一性質的，都是偏離了“正”，不在正位。從其思想上說，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國思想，放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都必將造成偏離“正”的行動錯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搞什么“民國范兒”，“頌蔣”“贊國軍”，貶低共產黨的歷史，等等，都是觸犯歷史正位的反動之舉，必將不得人心。

　　中華歷史如黃河一樣，浩浩蕩蕩，從遠古而下，滾滾一路五千年，淌高原，沖高峽，蕩平原，有激流，有緩流，有支脈匯入，有沖刷改道，黃是其正色，其脈綿延，九曲連環，而不變色，終歸繼續滾滾向前，沖向未來世界的大同。

　　2016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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