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 我們不能說世界上的一兩個政治團體就能決定歷史的進程，但有能量團體確能加速歷史進程或使之暫時偏斜。除去遠古傳說外，早期“共濟會”[1]是處于封建行會時期的資產階級，為了反抗封建專制的壓迫建立起的各業主聯合的互助“兄弟會”組織，與早期基督教相似，這時的共濟會對歷史起著相當進步的作用。比如，共濟會曾發起了啟蒙運動并且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迅速擴散到西歐、中歐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會匹敵的廣泛的組織聯系，以致當時的伏爾泰、孟德斯鳩、歌德、海頓、薩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華盛頓、富蘭克林、馬克·吐溫、柯南道爾、加里波第等曾為人類歷史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士都參加了共濟會。但問題在于，當資產階級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并在全球范圍建立了自己的絕對統治后，共濟會組織結構也就日益貴族化，其歷史作用由進步異化為反動，成為資本家為對抗歐洲繼而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幽靈”而結成的“神圣同盟”[2]，其目標是維護資本及西方權貴對全世界工人階級、繼而整個北方壓迫民族對南方被壓迫民族的絕對統治。這迫使近代歐洲無產者便由資產階級的同盟軍轉變為與資本家相對立的階級并開始為本階級的利益與曾經的行會業主——資本家展開有組織的跨國斗爭，
資本沒有祖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3]；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4]，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5]繼而列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6]為此，世界工人階級在其導師的指導下成立了第一國際（1864～1876年）、第二國際（1889～1914年）和共產國際（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會主義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為了建立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勞動者聯合組織共產國際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資本家的跨國聯盟組織共濟會卻日益緊密地與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大托拉斯和大財團結合得更加緊密，其目標更加長遠，其手段對共產主義和南方國家，更加冷酷無情。他們在20世紀末推倒了社會主義蘇聯，現在，美國又重返亞洲，目標將是中國。不管西方國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對付社會主義國家方面，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共濟會評價說：“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
1102. 2008年歐洲大陸統一在科索沃最后收口的同時又通過“地中海聯盟”計劃開始乘勝向非洲北岸推進，2010年美國不顧自身的經濟危機便高調提出“重返亞洲”政策并在“天安艦事件”后持續數月的針對“朝鮮威脅”的大規模海上軍事演習，2011年中東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對北約對利比亞開展軍事打擊，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歐盟與美國雙方的行動在時間上如此契合，環環相扣，它向人們展示出一幅邏輯連貫的戰略示意圖，即在美國幫助歐洲摧毀那里的雅爾塔體系并基本實現統一后，接下的目標將是歐洲——作為回報——支持在遠東建立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體系”。這是一個在新的即歐洲統一初步完成，宗主國-殖民地關系已成為歷史條件下的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由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凡爾賽體系”。蘇聯解體后，這個體系的后半部分即“凡爾賽體系”在歐洲已經完成，接下來則是前半部分即“華盛頓體系”在遠東完成，屆時，中國將是美歐共同的打壓目標，正如當年蘇聯是歐美共同打擊的目標一樣。其間的日本——鑒于它與美國之間的因核打擊產生血海深仇——則是中國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壓榨對象。至于歐美之間的矛盾，盡管他們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資源方面已達成原則一致，在這些原則不變的情況下，他們在未來的矛盾將主要表現在世界主導權的爭奪方面。
1103. 與對手相比，西方人有著更強的協調機制——為此，英國主動放棄了幾百年來受惠于歐洲大陸分裂而實行的均勢外交傳統并于1973年加入歐共體，而同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卻出現根本性的分裂；它們還有跨國組織，不僅有北約及其他政治經濟共同體，還有有龐大財力支持的跨國組織共濟會[7]在幕后協調，而與此相對應的世界工人階級的跨國協調組織“共產國際”[8]及后來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1948～1956）和與北約相對立的“華沙條約組織”（1954～1991）早已成為往事。
1104. 就在法國向利比亞開戰同時，它又派出“獨角獸”特種部隊介入科特迪瓦內爭，培植親法政權。略瞥一眼地圖就可知道，歐洲人已在為利比亞之后進行著更大的布局。可以預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國將乘勝向幾內亞灣南進，接著就是歐盟發布歐洲人的“門羅宣言”，以恢復其在非洲的傳統影響。這個進程不會比歐洲的統一進度更慢。
顯然美國注意到歐洲向非洲進軍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歐盟批準地中海計劃，準備進軍北非的前一年，美國搶先批準組建非洲司令部的計劃，逐漸接手全部非洲軍事事務[9]。這說明，美國并不準備與歐洲分享非洲。至此，筆者想起19世紀末英法在非洲發生的“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 )。這是第一次大戰前帝國主義矛盾激化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當時法國為了應對英國的非洲戰略，制定了一個貫穿非洲東西的宏大目標，這又與英國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計劃相矛盾了。1898年7月，兩個國家的殖民軍隊終于在蘇丹法紹達村爆發了“法紹達危機”，兩軍對峙，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最后雙方達成不利于法國的妥協，以尼羅河和剛果河為界，英國占領蘇丹東部和尼羅河流域，法國占領蘇丹西部。盡管如此，法國的這次讓步卻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歷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樣的蘇丹已于2011年2月分離為南北蘇丹，但昨天在這里的英法沖突，是否會是今天美國和歐盟沖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歐盟是否對已經變“老”的美國還會有耐心，這確實需要今天的美國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國人不愿動這個腦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來歐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樣支持美國，而美國又是怎樣支持歐洲的。艾森豪威爾、尼克松時期除外，此間美國是拼著命且實打實地幫助歐洲統一，而歐洲對美國的支持只表現在美國發起進攻的時刻，尤其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時間上發起進攻的時刻。一旦把美國送上戰場，歐洲人接著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場，歐洲是這樣；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對中國全面禁運中，歐洲也是這樣；21世紀伊始，美國沖上阿富汗、伊拉克戰場后，歐洲也是口惠而實不至，參與但不賣力，在美國最困難時抽板。筆者相信今后在美國沖向中國時，在中國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歐洲利用和消耗美國，壯大自己的策略并不會因美國以往的真誠而改變。
可以說，在歐洲統一問題上，美國人確實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國本意是強化歐洲，但蘇聯的解體卻打破了歐洲間的力量平衡。結果美國將再次為失去相互制衡的歐洲所傷害。
1105. 歐美矛盾不僅是始終存在的而且是深刻的。對此論述最深刻的是列寧。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歐洲就有人提出“歐洲共和國聯邦”——這比丘吉爾提的“歐洲合眾國”早30多年——口號，列寧明確指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于締結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種瓜分基礎，另一種瓜分原則。億萬富翁無論同什么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都不能有別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還要附加一點，最大的資本要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鼓吹在這種基礎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儈和庸人的癡想。只能“按實力”大小來瓜分。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化的。
當然，資本家之間和大國之間締結暫時的協定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建立歐洲聯邦，作為歐洲資本家之間的協議也是可能的……但這是什么協議呢？這只能是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已經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為日本和美國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委屈的，它們的實力在最近半個世紀來加強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開始老朽的歐洲快得無可估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以說在經濟上的停滯不前的。在現代經濟基礎上，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等于組織反動勢力去阻礙美國較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僅僅同歐洲相關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0]
由此，列寧得出提出著名論斷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1]
“絕對規律”基于絕對矛盾。列寧由此得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少數甚至一國也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認識，無疑，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從列寧揭示的這個規律中得出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少數甚至一國社會主義也可獲得獨立發展的認識。
1106. 文章邏輯是“生死”。
1107. 想想毛澤東，我們會埋怨有些人膽小；想想小布什，我們慶幸還有這些膽小的人。
1108. 大國外交，最忌傻楞。楞傻之間，寧傻勿楞。
1109. 羅斯福總統告誡說：“話說得客氣些，手里再提著大棒，事情一定好辦得多。”[12]今天的美國戰略層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沒有耐心支撐的雄心，往往是底氣不足的表現。當前美國政治家處處顯示出富家弟子戰略學研究中那只有“地緣”而無“政治”的致命短處。他們來到黃海的行為很有點1903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來到黃海時那隨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對已表示“我不愿發生戰爭”的尼古拉二世說：“陛下，不堅決打擊是不能揮著拳頭的。”[13]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時任大臣委員會主席的維特事后評論說：“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卻使戰爭無法避免。”[14]現在美國人也來到黃海，與當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國是在國內經濟一片低迷，在國際上被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折騰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來到黃海的，美國人顯然不愿打仗，但卻揮起了拳頭，這樣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給人一種“困獸猶斗”的印象。
1110.祭祀對象的思想境界是一個民族認識水平及其將要達到的高度的標尺。日本政要經年不斷地參拜靖國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因沒有戰略哲學而毀滅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將日本帶向大災難的政治人物的遺骨。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期參拜這些人物的結果會使日本國民的戰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國家的戰略能力在亢奮的情緒中逐年遞減。
1111. 美國金融問題的根源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正是美國退出中亞，而不是什么資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國金融危機。同樣的道理，解救歐洲經濟困局的關鍵也不在歐洲大陸而在中東，中東石油結算幣種——而這又是由槍桿子敲定的——是決定世界石油產銷利潤分額的關鍵。鑒于歐盟內部國家主權的眾多存在，與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需要比美國更多的“資本原始積累”一樣，歐洲的政治統一與發展，較美國而言，則需要更為巨大的資源份額，目前處在上升期的歐洲與處于衰落期的美國一樣，都迫切需要對中東石油產地、從而石油價格的控制權以支撐各自金融。這是歐美矛盾最難以調和的關鍵[15]。
[1] 共濟會，Freemasonry 世界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并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共濟會的傳播是由英帝國的向外擴張引起的。共濟會的起源于中世紀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會。《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第3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頁。
[2]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頁。
[6] 列寧說“全世界已經分成被壓迫民族和統治民族。被壓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爾賽和約又使被壓迫民族增加了１億或15000萬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關于租讓的報告（1920年12月6日）》《列寧全集》第二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73、74頁。
[7] 目前在這方面的資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參見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
[8]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1919年3月，列寧領導創建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總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破產，十月革命的勝利，促進了各國共產黨的建立，客觀形勢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52名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等文件，宣告第三國際成立。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并考慮各國斗爭情況的復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面臨的問題，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同年6月10日，鑒于共產國際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反對協約國而創，而美國此時成為蘇聯拉攏以反對法西斯德國的非常重要對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共產國際正式宣告解散。
[9]《美國非洲司令部主導地區安全合作 牽頭聯合軍演》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10] 列寧：“論歐洲聯邦”，《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頁。
[11] 列寧：“論歐洲聯邦”，《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頁。
[12]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頁。
[13] 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紅檔雜志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91頁。
[14]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頁。
[15] 此方面的論述可參見[德]威廉恩道爾著，趙剛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
1112. 在美英幫助下的歐洲統一，其結果產不可避免地產生“俄狄浦斯”（Oidipous）[1]即兒子顛覆老子的效應。因為歐洲統一將使英國和美國，特別是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絕對邊緣化。我們知道，美國，尤其是英國，利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破碎性曾大獲其利，正因此，它們對歐洲的統一一直持謹慎的態度。盡管1946年丘吉爾呼吁建立“歐洲合眾國”，但直到1973年英國才加入歐共體，迄今仍未加入歐元區。這是因為英國明白，近代以來英國的全部輝煌，都是以歐洲的破碎為基礎的；而沒有破碎的歐洲，也就沒有近代的英國。一旦歐洲大陸統一，英國外交特有的“離岸平衡手”的優勢就蕩然無存，面對統一的陸洲大陸，英國在地緣政治上不免落入與日本在亞洲同樣的邊緣地位。英國人明白，沒有一個統一的歐洲，正如張伯倫先生預見的那樣，歐洲的世界霸權就會為美國或俄國所取代[2]；英國人更應當明白，一旦歐洲統一，英國的歐洲優勢地位也將不復存在。明乎此，我們也就明白了二戰一結束就呼吁“歐洲合眾國”卻直到1973年才加入歐共體的英國，至今還在歐元區外躑躅的原因。但就對地緣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國人而言，這種為歐洲而自覺犧牲的尺度，隨歐洲統一的進程加快，將會變得日益減少。
1113. 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發展機遇，在任何時候也是通過最堅決的斗爭贏得的。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們可以“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但條件是這個對手必須是軟弱的。如果當他們感到對手無法戰勝時，他們內部就“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3]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整個世界都以蘇聯為敵，試圖通過將德國納粹“禍水東移”蘇聯的方式來緩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日益白熱化的爭奪資源空間的矛盾。但在蘇聯取得斯大林格勒會戰（1942年），尤其是庫爾斯克會戰（1943年）的勝利、蘇德戰場勝負已成定局后，美國就率先拋棄實力比較弱小的英國，主動與蘇聯在同盟國中結成針對英國的“暗盟”。這樣才有了后來蘇聯和美國聯手建立的雅爾塔世界和平體系。同樣，正是中國人民的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誓死長期抵抗，才將與日本已接近達成“兩國諒解”[4]的美國拉到中國抗戰一邊，這樣才有中國參加開羅會議與英美共同簽署《波茨坦公告》并成為遠東雅爾塔和平體系締造國的事實。
1114. 由徐沛東作曲，化方作詞，李龍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優美，接近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延安藝術風格，但歌詞卻有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言不及義的不足：貫穿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延安學風和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扭轉中國命運的偉大斗爭，才是“延安”的本義。如與賀敬之的《回延安》比較，徐沛東的《我要去延安》聽起更象一首旅游宣傳作品，其心境有些知青功成名就后回鄉“憶苦思甜”的味道。歌詞照錄如下：
黃河邊，延水岸，黃土筑高原。窯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風清清天藍藍我要去延安。先登寶塔山，再看南泥灣。我要去延安，先聽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夢里邊，枕兒畔，千呼與萬喚。淚咸咸，地平線，萬水與那千山。夜無眠，星月遠，我要去延安。先去楊家嶺，再看青棗園。我要去延安，先喝羊雜湯，再吃黃米飯。我要去延安，先去憶苦思甜，再看山花爛漫。我要去延安看時間荏苒，看萬山紅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總體上還是一首不錯的歌曲。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紐約），中國就有希望。
1115. 新聞兩則：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發出國際逮捕令。據介紹，國際刑事法院通緝令一經發出，終身有效，永不撤銷。這項法令，是侵略者對反侵略的國家和人民的更大的分侵犯，是對人類公平、正義價值的褻瀆。
第二天（6月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未來中國的走向》[5]的演講，鄭重承諾：
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充分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制斗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坦率地說，目前中國社會還存在著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以及損害人民群眾權益的種種弊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我們要健全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為人民謀福利。中國曾經是封建主義影響很深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曾經歷十年“文革”的浩劫，在開放的環境下又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加強對權力的有效監督，仍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產生腐敗。人民的責任感和民主精神，將帶動社會的進步。人民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越多，推動社會進步的能量就越大。
1116. 2011年6月26日非洲聯盟利比亞問題專門委員會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召開第六次會議，會議發表的公報說，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同意不參加旨在結束利比亞危機的和平談判。根據會議公報，專門委員會評估了利比亞當前局勢，呼吁利比亞領導人和“全國過渡委員會”立即停止所有敵對行動。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國和解、過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開全國談判。非盟希望談判結束之后，在聯合國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亞可能成立過渡政府。[6]
6月27日，國際刑事法院簽發針對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爾隨即對這一決定表示“熱烈歡迎”。從當天的電視畫面看，他一臉無奈[7]。他明白這一紙“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實則是在警告他領導的利比亞反對派，讓他不要幻想與卡扎菲談判以實現國家統一；讓他明白主導利比亞結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歐盟或北約。至此，利比亞沖突卡扎菲的談判都成為不可能。在獲知國際刑事法院的這個決定之后一直代表非盟參與調停的南非總統祖馬國際刑事法院作出向卡扎菲發出通緝令的決定“感到極度失望”[8]。
1117.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學說的讀書筆記一則
1.要保證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并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并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9]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10]
2.人民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樣也是古今國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11]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比會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是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侖，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拿破侖時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侖的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并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謂的“獨裁”。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并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于表現出來的一半。”[12]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侖法典》對于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拿破侖旗幟，對于歐洲農民，首先是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侖獲得了首先是法國的全歐洲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斗爭。拿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個農民戰爭。”[13]同樣的道理，拿破侖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4]
3.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的基礎新中國。
在此，對我們最有借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這項生產資料改造工程并依由團結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質的“禁運”[15]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6]，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17]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18]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4.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19]。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5.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用社會主義所有制團結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于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1] 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底比斯國王拉伊俄斯的兒子。因神曾預言他將殺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棄在山崖，但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國王收養。長大后，想逃避殺父娶母的命運，卻無意中殺死親父并娶其母為妻。此處比喻美國的命運是生于歐洲但注定要毀滅歐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運。參見梁德潤編著：《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小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頁。
[2] 1938年10月19日，張伯倫派英國首席顧問利思-羅斯以私人的身份與德國駐英商務參贊呂特爾和德國經濟部官員施文迪在倫敦進行非官方秘談，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員慕尼黑協定之后建立的歐洲安全集體合作的排外性質，說：“作為英國政府的經濟顧問，他有責任使促進歐洲國家合作的任何適當機會都不致錯過。同樣，假若歐洲四大國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臺的話，那么歐洲經濟就將處于嚴重的危險中，特別是在面臨美利堅合眾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的時候。” “德國駐英大使狄克遜的備忘錄”（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頁。
[3] “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
[4] 1940年11月，美國天主教梅利諾大學的秘書長德勞特與主教沃爾什訪問日本，同近衛首相的密友、日本產業組合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秘密舉行改善美日關系的“民間會談”。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會見羅斯福總統，商定從3月8日開始日美談判。3月中旬，德勞特和沃爾什在與日本高層廣泛交流的基礎上與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特別助理陸軍省軍事課長巖畔豪雄大佐巖畔和井川忠雄擬出包括解決中日沖突在內的《原則協定初步方案》。雙方分別報告美日政府首腦。4月2日，巖畔大佐作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談判，雙方磋商后，由巖畔執筆擬出《日美諒解方案》“兩神甫與巖畔和井川擬定的《日美諒解方案》也向羅斯福總統提出”；“羅斯福總統邀請赫爾國務卿，聽取兩神甫的意見”。（參閱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頁；重光葵著：《日本侵華內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動亂》），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盡管這個方案只是草案，但羅斯福事前已聽取了德勞特與沃爾什關于他們與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諒解方案》的匯報，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方案》內容已獲美方的相當認同。方案開宗明義：“日本國政府及美國政府，為了談判并簽訂一項旨在恢復兩國間傳統友好關系的全面協定，現愿承擔共同責任。” 1941年4月1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與日本大使野村開始會談。其間，赫爾表示：總的來說，美國并不反對《日美諒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頁。）關于這個方案的具體細節，可參閱《日、美兩國諒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頁。
[5] 溫家寶《未來中國的走向——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演講》2011年06月28日《人民日報》
[6] 《卡扎菲同意不參加旨在結束利比亞危機的談判》
[7] 《利比亞反對派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裁決熱烈歡迎》http://news.cntv.cn/world/20110628/103353.shtml。
[8] 《南非總統祖瑪稱對卡扎菲通緝令感到極度失望》
[9]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10] 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11] 賈宜：《過秦論》
[12]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頁。
[13] 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
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頁
[14]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頁。
[15]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15]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制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于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征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 爭閱土地改革法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17]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18] 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19] 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1118. 鄧小平當年“擱置爭議”的主張不是現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樣主權問題也可“擱置”，鄧小平明確地說，“擱置爭議，主權在我”。如果將鄧小平同期提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1]結合在一起研究讀，我們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擱置爭議”的思想。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即反霸、解決臺灣問題和發展生產力。當時，鄧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內解決臺灣問題，“擱置爭議”和“三大任務”，這就是“有所不為”和“有所為”的統一。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擱置爭議”，是一個積極的和充滿辯證智慧的戰略思想。
1119. 不懂歷史，是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情報研究和決策部門的致命通病。
1120. 只有無知，才能膽大；只有不懂歷史，才敢輕言“盛世”。
1121. 沒有辯證法，思維要么偏激，要么僵化；而沒有唯物論，思維就容易偏向取巧式的投機。如近年出現“非傳統安全”概念，就有人由此推出“人類安全”是“非傳統安全”的核心的結論；近年也出現了“軟實力的”概念，也有人由此導出“巧實力”概念。這些概念的要害就是不愿直面不容回避的挑戰，如此推論下去就會得出用醫院取代軍科院，用擁有巨大“軟實力”和“巧實力”的“賽金花”[2]去征服“八國聯軍”的荒唐結論。
1122. 以前我們用錢贖買資本家階級的歸順，現在我們用錢贖買瞬間即逝的和平。
1123. 看歷史知道昨天外來鴉片已使“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林則徐），看電視節目主持和娛樂比賽，懷疑今天外來轉基因主糧可能使中國失盡血性男兒。
1124. 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覺地雌化，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歷史時刻，梅蘭芳拒絕日本人的“邀請”，決定“蓄須明志，息影舞臺”，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
1125. “包容”須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增長”須有方向，這個方向就是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澤東批評無原則的“包容”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3]。八面討好作法，其結局可能就是《紅樓夢》所展示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4]。
1126. 無原則的“包容”，在國內傷害的是人民和黨的利益，在國際上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1127. 讀報有感
2011年7月9日《環球時報》社評《釣魚島應成東亞“模范摩擦海域”》[5]，全文從釣魚島的“合法性”開篇，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日本航空自衛隊日前出動戰機攔截接近釣魚島空域的中國軍機，日方承認，當時中國軍機并未進入所謂“日本領空”。既如此，日本戰機攔截中國軍機的“合法性”何在？
中日都對釣魚島宣示主權，該島雖目前處于日方的實際控制下，但這絕非釣魚島的“唯一現實”。釣魚島在國際上屬于爭議領土，中國明確宣布它是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及臺灣都不接受日本對它的所謂“控制”，它的未來歸屬是存在變數的。所有這一切，都是釣魚島及其周圍海域的“現實”。
釣魚島的真實情形是，日本沒有力量阻止中國對釣魚島宣示主權，以及阻止中方采取的具體行動。日本沒有力量排除該島主權的“爭議性”。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力量現在就“收回”釣魚島，中國宣示對釣魚島的主權，并不意味著中國就能實現這一主權，中國保釣行動的實際效果，是保持并強化了釣魚島主權在國際法和世界輿論層面的爭議性。
2011年7月4日，楊潔篪在與日外相會談中“重申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可五天之后，《環球時報》卻發表這篇“社評”說什么“釣魚島在國際上屬于爭議領土”，說什么“它的未來歸屬是存在變數的。所有這一切，都是釣魚島及其周圍海域的‘現實’”[1]，要將釣魚島列入“模范摩擦海域”，但愿是作者是詞不達意，其正面意思沒有表達清楚。
[1] 1980年1月，鄧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在臺灣問題上，小平特別強調說：“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參閱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頁。
[2] 賽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是一個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葉，曾作為公使夫人出使歐洲四國，也作為妓女而知名上海，她在西洋時就認識的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這次舊情復燃，親密異常；憑借這一層特殊關系，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賽金花借勸說聯軍統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八國聯軍在北京的暴行。
[3]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4] 《紅樓夢·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頁。
[5] 《社評：釣魚島應成東亞“模范摩擦海域”》，載2011年7月9日《環球時報》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7/1810883.html
1128. 新聞兩則及其評論
2011年7月15日上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中南海親切會見了一批來自大洋彼岸的特別客人，他們是應邀來華訪問的美國芝加哥市佩頓中學師生。胡錦濤說：“青年是中美關系發展的希望所在。我相信，在兩國人民包括兩國青年的精心培育下，中美友好這棵大樹一定能夠根深葉茂、碩果累累。”[1]
美國東部時間7月16日，奧巴馬與達賴舉行了45分鐘的閉門會談，其間奧巴馬重申“美國不支持西藏獨立”的立場，另外他在會晤中還表達了所謂對于西藏人權狀況的關注。7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就奧巴馬會見達賴事發表談話。他指出，此舉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損害中美關系。[2]
目前中美相對的形勢是“彼竭我盈”，彼驕橫而我謙和。自古失道者寡助，兵驕者敗。
1129. 如今善者抗議聲如怨婦，喋喋不休；惡者欺人聲如潑婦，東獅氣急：罵中國的進步“阻擋歷史”，是“a fool's errand”[3]；詛咒他國家領導人“時日不多”[4]。前者給人的印象是悲憤交加，忍無可忍；后者給人的印象是因大限將至而迫不急待。
1130．中國是沿著俄國十月革命道路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貢獻，就在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國現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啟動之初就降到最低點。在基本沒有私有產權交易的條件下，中國不僅將許許多多像錢學森這樣流散在海外的優秀科學家感召回國，而且國家在建設之初就獲得了科學技術大規模利用的條件。與中國相反，印度獨立之初保留私有權制度，結果造成國家現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步履維艱，其發展速度落后中國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通過與印度比較，正確地指出了新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他說：“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么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5]
1131．常言“富不過三代”，其實窮也不過三代。窮則思變。窮富只不過是磨礪人類精神的輪回。
1132．中國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鴿派或鷹派，而是龍派。
1133．瓦解或動搖對少數干部對黨和國家事業的忠誠，是西方成功顛覆、削弱或打擊象蘇聯、南聯盟、伊拉克和利比亞國家政權的重要因素。戰事未開，重要部門的干部變節是西方國家在這些國家得手的重要內因[6]。而利比亞反對派組成的核心領導不僅是美國“海歸”而且有的還曾任利比亞政府高級別官員[7]。這提醒我們必須重建干部審查制度。
1134．1952年9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臨別時，應周恩來的請求，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提出語重心長的忠告，他說：
要牢記英美將力圖把自己人，把特務打入中國國家機構里去。美國也好，法國也好，同樣都要這么做。他們將搞破壞活動，企圖從內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這類罪惡勾當。因此，必須保持警惕，對此一定要在意。這就是全部指示。[8]
這是周恩來與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見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后，也是最語重心長的指示。斯大林這個指示與1949年重慶解放后羅廣斌同志從渣子洞死里逃生帶出來并交給重慶市委的《獄中八條》[9]中的最后一條“懲辦叛徒特務”不謀而合。這“八條意見”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在殘酷的革命斗爭實踐，特別是經歷失敗和挫折后的刻骨銘心的體會總結。他們在最殘酷環境中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與同樣從極殘酷的斗爭環境走過來的斯大林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謀而合，這決不是偶然的，因而在當前國際上“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了蓬間雀”[10]的特殊環境下，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巧合”。
1135．與李龍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比較，王二妮唱的陜北民歌真正把人們帶到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讓人們真正感受到了“咱們的隊伍勢力壯”的力量。
看著今天的王二妮，便想到昨天的湯唯和趙薇。
湯唯曾主演《格瓦拉》（2004年），而后又被人誘入《色戒》（2007年），扮演漢奸情婦。《色戒》導演用湯唯這張面孔要給中國人傳遞的暗示是：人不就那點事，無所謂國家民族，跟誰干都一樣。趙薇曾在《還珠格格》（1997～1998年）中以活潑可愛的“小燕子”形象迷倒千百萬亞洲少男少女，而后又被誘至紐約身披日本軍旗為《時裝》雜志（2001年第9期）拍照并因此引起中國人的憤怒，好在趙薇很快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向全國人民道歉。[11]
現在讓人擔心的是，中國的“班加西”派們很可能還會與西方里應外合，如法炮制“借力打力”的策略，再誘王二妮步湯唯、趙微的后塵并以此丑化和歪曲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史。
[1] 《胡錦濤主席在中南海會見美國佩頓中學訪華師生》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169640.html。
[2] 《奧巴馬會見達賴重申反對藏獨 稱“關注西藏人權”》
[3] 英文原文是：they are trying to stop history, which is a fool's errand. They cannot do it. But they're going to hold it off as long as possible.來源:Close Hillary Clinton: Chinese System Is Doomed, Leaders on a 'Fool's Errand', By Jeffrey Goldberg, May 10 2011, 6:00 AM ET.
[4] 《希拉里：卡扎菲政權時日不多》
[5] 阿瑪蒂亞·森著，任頣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頁版，第259頁。另外，新中國的主要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成就在安格斯·麥迪森寫的《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也有全面客觀的介紹。
[6] 《8名利比亞軍方高官據稱變節 卡扎菲兵力所剩無幾》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5/1725951.html。
《利比亞石油部長海外辭職 反對派大本營遭爆炸》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70.html。
《外媒稱利比亞勞工部長在瑞士宣布倒戈》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41521.html。
[7] 現年60歲的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財長塔霍尼自1985起就是華盛頓大學講師。杰布里勒現年58歲，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1985年的博士學位論文詳細闡述 了美國對卡扎菲革命的反應。他的論文在1988年出版成書，書中寫道，“美國的里根政府并不關心利比亞是否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美國反倒利用利比亞及其領導 人卡扎菲來攻擊美國的主要敵人——蘇聯”。2011年3月23日，利比亞反對派在班加西宣布成立“過渡政府”，杰布里勒被任命為“過渡政府總理”。4月1日，美國《華爾街日報》披露，杰布里勒現年58歲，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1985年的博士學位論文詳細闡述 了美國對卡扎菲革命的反應。在美國外交圈，杰布里勒被認為非常聰明、有國際眼光，是利比亞核心圈中最重要的戰略家。2007年，杰布里勒還差點當上卡扎菲政權的“總理”一職。當時，熱衷改革的卡扎菲之子賽義夫想讓杰布里勒來振興經濟，但杰布里勒并不想擔此職務。2007年起，他擔任卡扎菲政權的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他雖然努力改革經濟，但由于遭卡扎菲政權強硬派抵制，他2010年初從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來。在2008年 到2010年，他與美國官員會晤時，尋求美國投資利比亞，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美國200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杰布里勒厭惡極端主義，戰略上向歐洲靠攏。
崔向升：《利比亞反對派核心領導是美國“海歸”》2011年4月16日《國防時報》
[8] “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9月19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頁。
[9] 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被關進渣滓洞監獄，在積極參加獄中斗爭的同時，他留心觀察，設法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積累資料。同志們對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責任感，以真誠的態度，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進行總結。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后，從獄中死里逃生的羅廣斌為了執行難友們囑托，晚上就趴在床上奮筆疾書，追記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2月25日，他向重慶市委遞交了《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共七個部分，其中第八部分就是“獄中意見”，共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紅巖烈士“獄中八條意見”的現實意義》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72943/5142894.html。
[10] 毛澤東《念奴嬌 鳥兒問答》（1965年秋）：“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11] 《趙薇著“日本軍旗裝”引來巨大風波》http://www.chinaren.com/20050630/n226146415.shtml。
《趙薇接受〈娛樂現場〉電視采訪再次道歉》http://ent.sina.com.cn/s/m/2001-12-19/67472.html。
1136．當一個國家在做重大項目的技術選擇時，不能輕易依托于一個只有紙面論證而無實際檢驗的技術。比如，有人提出過以浮島技術取代航母。無疑，浮島技術很有開發潛力，但是它目前的論證也只是紙面上的，更沒有經過實戰檢驗。而航母已經歷了“二戰”以及后來的無數次大規模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選擇發展航母的考慮是成熟的。成熟的選擇往往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是無從選擇條件下的選擇。如果能同時啟動相關替代技術研發的話，這樣的選擇就是正確的選擇。
1137．飽時多理，餓時少語。
1138．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失敗、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失敗以及美蘇爭霸的壓力，促使世界軍事變革在美蘇的帶動下向外空和深海兩大領域迅速推進。外空信息技術革命使彈道導彈及其精確打擊成為可能，核動力戰略潛艇的出現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國家戰略打擊和報復能力。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底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使人類正式告別在飛機、坦克掩護下主力軍團大規模決戰的小立體戰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衛星制導和陸海導彈精確打擊為主，少量精銳地面部隊定點突入的大立體戰爭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外層空間絕對優勢的確立，發展深海戰略優勢將成為世界軍事革命的新領域。
1139．將有限的國防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這有利于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更為有效的威懾力量，并以此帶動我國海軍的跨越式發展。這是因為：（1）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外空技術革命已趨于飽和，而深海技術的開發正方興未艾；（2）深海武器比陸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機動性和隱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國家戰略攻防任務；（3）相對陸基彈道導彈而言，深海核動力戰略武器可確保國家的二次打擊能力更久地處于安全狀態；（4）發展包括潛艇在內的深海作戰工具，是發展包括航母在內的水面艦艇的基礎，國家海軍的終極作戰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艦艇的戰斗力，而在于水下艦艇的戰斗力，也就是說，在大規模的戰略打擊后，只有深海作戰力量具有戰略報復和二次打擊的能力；（5）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其國防任務更多地帶有戰略防御的性質，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既有利于遏制“臺獨”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又有利于確保國家戰略防御政策的終極效果。
1140．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本很有影響的著作《21世紀：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世界確實是平的。但矯正世界畸型變化的力量并不象弗里德曼所認為的是國際資本流動，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對國際資本的力量，具體說就是目前阿富汗、利比亞、朝鮮、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對國際資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運動。如果沒有這些國家的人民抵抗，就不會有美國從中亞撤軍以及隨之而來的華爾街金融危機。
1141．雅，美牙也；佳，美也。雅士，美牙之人。
1142．資，按次流通的貨幣。
1143．在目前資本主義“全球化”日益受挫的頹勢下，寧要“全球化”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苗，似乎也成了目下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派的致命通病。
1144．1905年俄國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留傳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1]中國航母出世后，我們有些人的評論似乎是在重復“用圣像對付子彈”的荒誕，他們忘了馬克思所說的“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2] 這句名言；他們更不愿思考1972年毛澤東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同年毛澤東又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3]、次年毛澤東又推出鄧小平復出這幾件事之間的思想聯系。毛澤東明白，那時中國左派的致命問題是，他們手中有的只是“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
1145．電視中我們有些領導在人民群眾面前像個慈天憫人的救世主，可在西方人面前卻情不自禁地——感情這東西是裝不出來的——象找到了救世主。世界畢竟是勞動者創造的，尊重，而不僅僅是居高臨下式的“同情”勞動者的人，他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才是“道德的血液”。
1146．2011年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致亞洲政黨“發展與社會共享”專題會議的賀信中表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這比原來常說的那句“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或“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聽起來讓人鼓舞。前一句有明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后一句聽起來讓人有一種“找不著北”的迷茫。
1147．大會報告結束時的掌聲，有時是出于報告內容的精彩，有時則出于報告內容的蒼白。前者是由于聽眾還想繼續，后者則由于聽眾終于熬到了結束。
[1] “由于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后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圣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38頁。
[2]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
[3]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4] 《習近平：中國走共同富裕道路，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583325.html。
1148．羅馬共和隨西賽羅[1]的雄辯而亡。
1149．法國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當家里有難的時候，就把它轉送給你的鄰居。”[2]這句話——與許多大部頭著作相比——潔簡明了地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擺脫危機的秘密。
1150．讀書隨想兩則。
一、“五星相聚”
夏為中國之始。《太平御覽》卷七《孝經鉤命訣》說：“禹時五星累如貫，炳炳若連璧”，這種現象被天文學理解為金、木、水、火、土“五星相聚”。通過計算確定其發生年代為公元前1953年。古本《竹書紀年》載，“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朔，日有食之”，這次日食被認為發生在公元前1876年的日食。仲康為禹的第四代，據《竹書紀年》所記禹任首領45年，啟在位16年，太康在位4年的情形推斷，則禹受禪始年為公元前1948年。[3]
相反相成，公元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之始。國旗為五星紅旗。
二、讀《易經》第十六（豫）、十七（隨）兩卦
豫：震上坤下，雷地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雷出地奮。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隨：兌上震下，澤雷隨。元、亨、利、貞，無咎。
兌為澤，震為雷，《象》曰：“澤中有雷”。震，亦為春，為東方。《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周易·卦序》：“豫必有隨也，故受之以隨。”隨卦上澤下東，合為“澤東”。
[1] 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演說家、雄辯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出身于古羅馬Arpinum的奴隸主騎士家庭，以善于雄辯而成為羅馬政治舞臺的顯要人物。從事過律師工作，后進入政界。開始時期傾向平民派，以后成為貴族派。公元前63年當選為執政官，在后三頭政治聯盟成立后被三頭之一的政敵馬克·安東尼（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2年—前30年）派人殺害。
[2] 轉引自[英]埃里克·杜爾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呂洪艷譯：《天氣改變歷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3] 葛勝全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頁，注意①。
1151．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贏得亞洲人民的尊重，是從朝鮮戰爭的勝利開始的；同樣，我們要在南中國海贏得那里的國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從中國在釣魚島贏得尊嚴開始。
1152．2011年10月6日，美國參議院就128年前即1882年美國國會制定的歧視性的《排華法案》通過道歉案。有報導說：“這項法案的通過被視為是華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結果，極具標志意義。”[1]
可就在此10天前即9月21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已正式知國會對臺軍售計劃，包括為臺“改裝”其現有F-16A/B型戰斗機、售臺軍用飛機零配件并提供有關訓練項目，軍售總價值約為58.52億美元。[2]中國外交部一日之內對此提出三次抗議。報導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國對臺軍售54次之多，共計725億余美元。[3]10月1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美對臺軍售表示：“希望美國不要一錯再錯。”[4]
“一錯再錯”在美國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對中國人來說，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國為它今天的對臺軍售行為再向中國“道歉”，但愿我們不要再說那又是“華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結果”。因為真正崛起的大國不會“一日之內對此提出三次抗議”。 “抗議”本身就不是大國的語言。
國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抗議”表示得太多就沒有威信了。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的時候，尼克松轉述周總理的話說：抗議的聲音，如果太遠是聽不見的。[5]當時西方人聽見中國原子彈爆炸聲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國了。
1153．姓，隨女，女生女育，隨母而姓。中國遠古有男子從母姓之俗。
1155．申，閃電之穿日；天力之拜曰“神”。圣，取土者也。
1156．夷，持大弓之人。古中國東有九夷，推少昊為首，尚鳥，以鳥名官，當以彎弓射雕為營生。
1157．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發言人表示，“過渡委”將調查卡扎菲死亡時的真實情形。[6]這無異于讓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為，監守自盜，其結果則無任何公正可言。
1158. 首(小篆 )，近似酋(小篆 )狀。道，（小篆 ），酋之地。秦時少數民族集中的區域的稱謂。“凡縣主蠻夷曰道”[7]。
1159．吻，勿用口，口邊也。從口勿聲。勿，免也。
1160．永遠的戰士和瞬間的《英雄》——讀利比亞新聞有感
據香港《文匯報》10月23日報道，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稱他和卡扎菲逃走時被槍殺，但有手機照片顯示，他先被生擒，囚在一個房間里。照片中，他靠墻坐著喝水、吸煙，衣服沾血，但傷勢似乎不重。數分鐘后他的尸體就放在擔架上。
卡扎菲兒子穆塔西姆臨刑甚為壯烈：他喝一口水，吸一支煙，表情冷靜。
看到這張近似油畫的臨刑照，使人聯想起張藝謀導演的《英雄》。講的是戰國時一個叫無名的剌客尋殺并終歸于秦王“天下”霸業的心路歷程。穆塔西姆是為反抗民族壓迫而死，后者《英雄》則以剌客無名心最終匍匐于秦王而終，都是一死，其心境和氣勢卻判若云泥。前者為反抗“秦王”而就義，后者在秦王面前因放棄剌殺目標而被萬箭射死。《英難》的經典臺詞是：“趙國和秦國的仇恨，放在天下，便不再是仇恨。”
《英雄》放映時間是2002年12月14日，正值美國出兵阿富汗（2001年10月7日）和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20日）戰爭期間。正因此，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在西方得到一連串獎勵和相當高的票房記錄[1]。
[1] 《美參議院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案向全美華裔致歉》
[2] 《美國防部宣布對臺軍售計劃，總價值高達58億美元》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09/22/007836685.shtml。
[3] 《中美建交后美對臺軍售54次總金額725億美元》http://war.news.163.com/11/1004/08/7FGRE9FM00011MTO.html。
[4] 《外交部：望美國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不要一錯再錯》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70212.html。
[5] “但是如果美國退出亞洲，撤出日本，屆時無論美國的抗議聲有多大，套用總理的說法，我們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們抗議的效果將微不足道，因為相隔一萬五千英里的距離比竟無法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張曙光、周建明編譯：《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頁。
[6] 《利比亞過渡委當局稱將調查卡扎菲死亡真相》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112175.html。
[7] 《后漢書》，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轉引自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
[8] 《英雄》票房記錄（內地：2.5億人民幣 全球：1.77億美金）。獲獎情況：美國影評學會最佳外語片獎；多倫多影評學會最佳外語片獎。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阿爾弗雷德•鮑爾獎。第75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第2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最佳服裝造型設計；最佳美術指導；最佳動作設計獎；最佳視覺效果獎；最佳音響效果。
1161．高祖之后，史家譽之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毛澤東，1956年。）[1]
1162．齊曾是秦面臨的最強的對手，公元前288年齊秦曾一度相互稱帝，齊湣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齊國也是秦國行賄黃金最多的郡國。齊國是在完全不抵抗的狀態下投降的。
1163．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人超過他。可是被人罵了幾千年，罵他就是兩條：殺了460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毛澤東，1964）
齊桓公九合諸侯，訂立五項條約，其中有水利一條，行不通。秦始皇統一中國，才行得通。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坑殺的460人，是屬于孟夫子那一派的。（毛澤東，1964年）[2]
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1929年）[3]
1164．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還是書生辦。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毛澤東，1959年）[4]
1165．內政以共同富裕，外交以和諧世界，當為未來中國可以行穩致遠的政策選擇。
1166．選拔干部，尤其是選拔政治干部，有別于推選名士，更不同于推舉牧師。曹操力主“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導向，建安八年（208年），他痛斥那種用名士的標準遴選政治干部的認識：
有人議論認為：在軍官中有人雖然有戰功和戰斗能力，但是按其道德來講還不能任郡國長官的，這就是所說的“只可以使他們走正常的路，而不可以使他們通權達變”。管仲說：“使賢能的人憑著他們的才能得到俸祿，統治者就能受到尊敬，戰士憑戰功獲得獎賞，士兵作戰就不怕死，國家施行這兩條，天下就能治理的好。”沒有聽說無才能的人和不作戰的戰士，都一樣得到爵祿和獎賞，而可以興國的。所以賢明的君主，不任用沒有功勞的臣子，不獎賞不作戰的士兵。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上面的這些議論，實在像從竹管里看老虎啊。[5]
曹操多次頒布“唯才是舉”的法令。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頒布的《舉賢勿拘品行令》，說得明確：
現在天下怎么會沒有具備極高道德的人生長在百姓中間呢?比如果斷勇敢不顧一切，遇到敵人拼死作戰的；習性文俗，才能極高，而氣質優異，可以,作將領守備的小吏；背負受污辱的名聲，有過被人嘲笑的行為或雖不仁不孝，但有治理國家和用兵打仗的本領的。大家都要推薦自己所了解的人材，不要遺漏。[6]
曹操的用人導向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東漢未期名士們主張的“臧否人倫”的干部選拔標準。
1167.曹魏明帝時，名士空議之風漸起，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曹芳繼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馬懿輔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鄧揚、畢軌、丁謐等，終日浮華交會，好言莊老，清談玄理，深慮“帝幼制于強臣，不堪為主”[7]，于是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他們“變易朝典，政令數改”，其政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眾莫之從”。這些人最終遭司馬懿清肅，這為隨后中國的統一奠定了政治基礎。
1168．漢時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為他們吃的漢朝飯，要給漢朝說幾句好話，把王莽說得怎么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個壞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見他注意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其惟土地，他先節制土地。（毛澤東，1921年）[8]
1169 2011年11月3日，“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交會對接成功，這說明我們對外空的認識日益接近“自由王國”[9]；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內部卻因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而離散，這說明我們對人類社會的認識正在從“自由王國”向“必然王國”倒退。
1170．改革開放之初的問題是全國劃一的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因此當時改革口號是“發展是硬道理”，其的攻堅目標是發展生產力；今天的問題是孤軍獨進的生產力正在毀壞了生產關系內在統一，單純的利潤指標使曾用勞動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公民出現階級分化，這種分化又正在毀壞國家的統一性和國家本身。這時改革就應當以調整生產關系（而不僅僅是分配關系）、推進共同富裕為攻堅目標。
1171．在勞動者不掌握生產資料，不控制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主要環節，其國民的“共同富裕”本質上就是靠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南貧北富的鴻溝維持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式的“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當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及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說明，西方這種建立在世界南貧北富民族對立基礎上的局部“社會主義”是脆弱和不可持續的。
1172．馬克思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并沒有為人類貢獻出新的方式揚棄自身，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來，它只是在維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斷經歷著同一種危機，面臨著同一種矛盾，用同一種高代價的方式解決矛盾。其間，只有技術更新和危機的重復，而沒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結果是它對世界的創新速度遠趕不上其破壞的規模。轉用黑格爾批評東方歷史的話，就是它“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因而是“非歷史的歷史”[10]。黑格爾說東方：
這部歷史，在大部分上還是非歷史的。因為它只是重復著那終古相同的莊嚴與毀滅。那個新生的東西，憑藉勇敢、力量、寬大，取得了先前的專制威儀所占的地位，隨后卻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這里所說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為在這一切不息的變化中，還沒有任何的進展。[11]
黑格爾筆下的東方歷史衰退特征難道不正是今天的資本主義“衰退”的寫照嗎？
與理解馬克思的思想一樣，理解列寧關于帝國主義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應先手從黑格爾“揚棄”概念入手。發展，本質上是包含“揚棄”的歷史運動。若從“揚棄”的視角觀察，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2]論斷是深刻的和正確的，自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已失去了自我揚棄（改造）的能力，因此，在世界治理上，它除了使用拳頭，便一無所長。
1173．內政言義，外交言情。
[1] 1957年6月13日毛澤東與吳冷西等人的談話。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頁。
[2] 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
[3]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4] 1959年6月毛澤東同《人民日報》負責人吳冷西談話，轉引自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頁。
[5] 原文：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者也。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遵，斗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能無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晉]陳壽著：《三國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6] 原文：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2)，或堪為將守；負汗辱之名，風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晉]陳壽著：《三國志》卷一《魏武志•武帝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
[7]《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于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并有宿望，皆專競于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眾莫之從。”[晉]陳壽著：《三國志》卷二十八《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頁。
[8]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9] 在認識上，“自由王國”指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認識了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并自覺依照這一認識來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與此對應的“必然王國”是指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還沒有形成真正的認識而不能自覺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
[10] 黑格爾說東方國家只有“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持久、穩定——可以稱為僅屬于空間的國家——成為非歷史的歷史”；“時間的形式和這種空間的穩定卻斷然相反”。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頁。
[11]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頁。
[12]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0頁。
1174．親人去世引起的痛苦，不在痛哭的當時，而在哭不出聲的事后。
1175．小康接近實現了，民間保鏢增加了[1]；人們富裕了，百姓的防盜門加固了[2]。GDP飆升了，社會分化了。農村“土地流轉”速度加快了，社會動蕩接近了。
1176．“和諧社會”的口號，當從“共同富裕”來落實。“以人為本”，并不是以一切人為本，而是以大多數人為本。而后者正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本質。
馬克思說曾批評路易·波拿巴[3]的政策是“要想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從一個階級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給另一個階級一些人什么。”[4]毛澤東批評這樣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難矣哉。”[5]
1177．1938年3月，丘吉爾在議會下院講演中說：
請注意英國的政策并不考慮是哪個國家想要稱霸歐洲。問題并非是西班牙，還是法國君主政體，還是法蘭西帝國，還是德意志帝國，還是希特勒政權。這與統治者或國家無關；而完全在于誰的力量最強大，誰是潛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們不必害怕被指責為親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勢逆轉了，我們也會同樣被說成是親德或反法。我們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則，而非根據形勢的偶然變化或在其他情緒以及諸如此類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權宜之計。[6]
丘吉爾的這段話是理解英國對歐洲外交、繼爾歐美對世界外交政策變化的鑰匙。
1178．20世紀40年代末，據俄羅斯媒體披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制定用于對付蘇聯的代號為“Dropshot”即所謂的“滴水穿石”心理戰計劃。其中就提出“廣泛進行心理戰，是美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7]。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媒體廣泛援引艾倫•杜勒斯[8]為對抗“共產主義”國家向美國情報機關所作的指示：
戰爭必將結束，一切好歹會得到安排解決，那時我們將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有的金錢，所有的物質援助去愚弄和欺騙。
人類的大腦，人的意識具有改變能力。我們可以在那里作亂，我們還將悄無聲息地將他們有重要價值的東西偷換成贗品，還要讓他們相信這些贗品的真實性。怎么做？我們一定能在俄羅斯國內找到自己的同謀，找到自己的同盟者。最不馴服的民族的死亡，這一民族自我意識終極消亡的悲劇將一件接一件地大規模上演。比如，我們將從文學及藝術中漸漸地根除他們的社會本質，使藝術家放棄創作，打消他們從事藝術的興趣及發自民眾內心深處的對研究創作的興致。文學、戲劇、電影藝術，所有這一切都將被描繪為最為低劣的人類情感。我們將全力支持并抬舉那些我們所謂的藝術家，這些人將會挺身而出向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強權、暴力、背叛，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為：灌輸所有的不道德行為。我們將在國家的管理過程中制造混亂。
我們將悄無聲息地，但積極穩妥地促使官員、受賄者毫無原則地肆意妄為；官僚主義和因循守舊將被宣傳為美德；忠誠和正直將受到譏諷和嘲笑而變成過去的殘余，沒有人再需要它們。愚蠢無知與蠻橫無理、謊言與欺騙、醉酒與吸毒，彼此之間的本能恐懼、厚顏無恥、變節背叛、民族主義和民族敵對、首先是民族敵對和對俄羅斯民族的痛恨——所有這些我們都將巧妙地、悄無聲息地培養推行，所有這些必將綻放出絢麗的色彩……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很少一部分人會產生懷疑甚或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我們會將這種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使之受到嘲弄。我們將清除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根源，將精神德行之根本庸俗化，并消滅它。我們將會如此動搖一代又一代人，根除他們對列寧主義的狂熱崇拜。我們將從童年、青年時期著手對付他們，而把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分化他們，腐蝕他們、敗壞他們。我們一定要將他們培養成厚顏無恥之徒，俗不可耐之人，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會樣做的。[9]
美國人對英國當年文化殖民手段心領神會。我們看看西方人資助且流行于東亞地區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攤俠客，只講義氣而無主義。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龍這些有理想和主義并為中國人打出威武和正義的拳手，則沒有活得太久。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寫道：
西方的大眾傳媒實際上根本沒有關于亞洲的認真報道。來自中國、印度、甚至日本的報道除了一些奇風異俗（農歷春節、空手道、中國的飲食），就是一些令人厭惡的東西（色情旅游、麻風病、黑社會），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報道（恐怖主義、宗教暴力、毒品販子的公開死刑）。[10]
1179．打倒被壓迫者的反抗英雄是西方人推行殖民文化的關鍵。俄國學者注意到西方人就是用這種宣傳手段擊垮蘇聯的。B．A．利西奇金和Л．A．謝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以蘇聯為例揭露說：
敗壞并從精神上鏟除斯大林、朱可夫、列寧、彼得大帝、蘇沃羅夫和衛國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就是要鏟除俄羅斯精神世界的支柱，壓制抵抗能力。[11]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統統通過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80年代，在第五縱隊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俄羅斯民族素性低劣的思想就這樣逐漸地、一步一步地灌輸到了思想中。[12]
西方人也可以接受東方的“英雄”，但底線只能是像俄國的那個低能的彼得三世和后來的戈爾巴喬夫，在印度則是甘地那樣“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英國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毛澤東不同意甘地道路，他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13]這話是對中國人民反帝反霸斗爭成功經驗的高度概括。
1180．文章的任務重在解決問題，而不重在解釋問題。解釋問題可有千萬種方案，而能用于解決問題的方案只能是少數幾種。不解決問題的解釋——列寧說“它無疑的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14]——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正如人飽時會對“饑餓”問題有千萬種解釋，而當自己真正面對饑餓時，可形成解決方案的解釋可能只有幾種乃至一種。寫出最接近解決方案的解釋文章，就是我們需要的好文章。
1181．恩格斯在批評資產階級史學時曾尖銳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15]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英國，恩格斯這句話對于后人理解包括湯因比歷史學在內的英國的學術，是有益的。
1182．“發展”的本質是有針對性的揚棄和批判，不斗爭就不能進步。沒有積極的思想斗爭的“民族文化大繁榮”，其歸宿可能類似大宋。
1183．黃海歷來是中國國防的“命門”，當然也是中國近代海權的“軟肋”。理論上說，中國海權應覆蓋整個中國的海上利益，但目前中國的海權與其制海權并不匹配，中國制海權被限制在美國拉起的意在遏制中國的“第一島鏈”，它包含北起阿留申群島，中接日本列島、臺灣島，南至菲律賓，終結于扼馬六甲東南端口的新加坡的鏈型島嶼連結的海區。在這個島嶼鏈條以西，中國在南海、東海和黃海面臨著巨大的海上安全壓力。在這三者中，東海是其中的關鍵環節，它西瀕滬寧杭經濟區，東有大隅和琉球諸水道與太平洋相通，北與黃海相連、南與南海呼應，扼太平洋西部邊緣海南北航路要沖，是東北亞與東南亞海上聯系的紐帶，也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因而是極具戰略價值的海域。臺灣位于東海前鋒，是“第一島鏈”的關鍵環節，具有極特殊的戰略地位。臺海統一將使中國能夠有效地貫通從黃海到南海的海權資源，依托大陸，在太平洋西岸形成強大的制海能力。由于目前臺海兩岸政治分離的現實，中國海權以臺灣為分界被攔腰分割為南北兩段，不能形成有效的海上合力。這使中國實現臺海統一成了中國打破其全部海上安全壓力的關鍵環節。
1184．尼克松在日記中說：“年齡并不是指一個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經歷了多少事。”[16]
1185．Bill Gates[17],財富（賬單）之門。
1186．Confucius[18]，孔夫子，con＋fu＋cius,按中文拼音接近“孔夫子”，“子”，在文法上相當于英文“sir”。
1187．Chinamerica[19],意譯為“中美國”，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
[1] 《記者揭秘私人保鏢行業 女保鏢需求量大5000保底月薪》http://www.chinamil.com.cn/big5/sh/2011-10/28/content_4704942.htm。
[2] 已實施8年的《防盜安全門通用技術條件》于2008年4月1日起執行新國標。新國標將防盜門的防盜安全級劃分為“甲”、“乙”、“丙”、“丁”4級，不同防盜等級的防盜門防盜安全性能有所不同，其中，防盜門防破壞時間不得少于6分鐘。
[3]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侖三世（Napoléon Ⅲ）。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1848～1851），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1852～1870）。拿破侖二世的堂兄，荷蘭國王路易·波拿巴和約瑟芬皇后與前夫之女奧坦絲·德·博阿爾內王后的次子。
[4]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1頁。
[5]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6] 溫斯頓••S•丘吉爾編選，李陽譯：《永不屈服——丘吉爾一生最佳講演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
[7] [俄]B．A．利西奇金、Л．A．謝列平著，徐日翰等譯：《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頁。
[8] 艾倫 •杜勒斯，美國前國務卿約•福•杜勒斯的弟弟，從20世紀40年代參加與組織對蘇情報工作，1953～1961年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9] 《杜勒斯在國際關系委員會非公開會議上的報告提綱》，轉引自[俄]亞·舍維亞金著，李錦霞、孫武、宋祖敏譯：《蘇聯滅亡之謎》，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俄羅斯學者亞•舍維亞金在其著作中引用杜勒斯這個講演并對其加以評論道：“最近幾年一些研究質疑這篇文章是否為杜勒斯所作。不過，這一已為經典的文章，即便不是字字屬實，而僅就其實質而言，許多地方與現實狀況是相符的。” 筆者對亞•舍維亞金的這個評論深以為然。
[10] [俄]謝•卡拉-穆爾扎著，徐昌翰等譯：《論意識操縱》（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頁。
[11] [俄]B．A．利西奇金、JI．A．謝列平著，徐日翰等譯：《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
[12] [俄]B．A．利西奇金、JI．A．謝列平著，徐日翰等譯：《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
[13]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14] 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頁。
[15] 恩格斯：《“愛爾蘭史”的片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73頁。
[16] 《尼克松回憶錄》（中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頁。
[17] 威廉·亨利·蓋茨(William Henry Gates III)，昵稱比爾·蓋茨(Bill Gates) ，全球個人計算機軟件的領先供應商－微軟公司的創始人、前任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2009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蓋茨的資產凈值：400 億美元，重回全球首富；2010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以530億美元位列第二，卡洛斯·斯利姆位列榜首。
[18] name of Kung Fu-tse,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298.
[19] 2007年3月4日美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發表《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文章，提出“中美國”(Chinamerica) 概念。此概念一經提出便迅速為中國知識界廣為議論的并由此被推為“中美共同體”的構想。
1187． 三至五世紀，世界氣候轉冷[1]，此間世界北方游牧民族被迫向南遷移，這造成中國東漢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及其間的五胡十六國[2]的混亂和歐洲古羅馬的滅亡。黑格爾說：“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時還存在的話，法國大革命或許就不會發生了。”[3]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三至五世紀世界氣候轉冷，那世界歷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1188．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齊明帝） [4]
1189．南唐后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于亡國。（毛澤東） [5]
1190．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毛澤東）[6]
1192．毛澤東說：“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分裂則二事皆不能辦。”[9]如果說“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么，“修河”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聯系。河流是先于陸地和天空的航線，它因此也就成了中國統一的最基礎和最古老的紐帶。
1193．梁啟超的文章激情萬丈，但空論較多，于事無補。毛澤東年輕時“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10]，1936年毛澤東回憶說有一個的綽號叫“袁大胡子”[11]的國文老師勸青年他少學梁啟超，多學韓愈，這對毛澤東幫助很大[12]。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曾說“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毛澤東進而發論說“寫文章尤其政論文章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13]至于韓愈，毛澤東說“韓愈的古文對后世很有影響”[14]，這也間接地表達了韓愈文風對青年毛澤東的深刻影響。
文風如人，梁啟超那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高亢作風，促成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15]，但當他將光緒推向變法的高峰時，卻發現他留在光緒及其變法事業前面的只有縱身跳崖這一條出路。
1194．爬坡最難下坡處。自古用兵多不敗于“上坡”時的進攻，而敗于沒有做好進攻后“下坡”的善后設計。
1195．學古文寫作當從韓愈起步；學今文寫作當以“老三篇” 即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范本；學經濟當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底色。
1196．“發展”概念的核心是揚棄，是量變后的質變，是飛躍，是革命，是對立面斗爭，是“否定之否定”。因而它不可能在“包容”的條件進行。“增長”是不包含質變和揚棄的量變概念，在包容的條件下可以增長，其結果是系統中的量變臻至極點后開始轉向自己的反面，最終導致舊系統崩潰和新系統的產生。
1197．1367年朱元璋決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似的討元檄文中，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16]的口號。
1198．黨，拜堂兄弟。
1199．與列寧一生都沒有將普列漢諾夫與布爾什維克分割開來的做法一樣，毛澤東一生中都沒有將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分割開來，在黨內他始終告誡“朱毛不能分”。這樣的做法提高了黨的戰斗力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一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7]在未來中國，我們也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堅持毛鄧不能分，保證中國事業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證黨的理論的科學性。無疑，將毛澤東同志與鄧小平同志分割開來的惡果，首先是黨的思想從而組織的裂變，而在中國，共產黨的裂變往往就是國家分裂的先聲。
1200．只有無私的，其理論才可能是科學的。理論工作者內心哪怕有一點自私的念頭，其理論一定就會遠離實事求是，遠離科學。
[1] 參見葛勝全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2]“五胡十六國”是指自西晉末年到北魏統一北方期間，曾在中國北部境內建立政權的五個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權。五胡指匈奴、鮮卑、羯、氐、羌。十六國指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前趙、后趙、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漢。
[3]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頁。
[4] 《南齊書》卷56《倖臣劉係宗傳》。“學士”指沈約、王融等士族名士，這些人固守所謂“禮法門風”，將禮學推至極其繁瑣的地步，終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顏氏家訓·勉學篇》。
[5]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的談話，轉引自《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6]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7] 申韓：戰國 時法家 申不害 和韓非的并稱。后世以“申韓”代表法家，亦以稱申韓之學。
[8]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9]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
[10] 1910年毛澤東進入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喜讀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毛澤東后來說他那時“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轉自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11] “袁大胡子”， 即袁仲謙。前清舉人，1914年為湖南一師國文教師。
[12] 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他青年在湖南一師時“學校里有一個國文老師，學生給他起了個‘袁大胡子’的外號。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措詞。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頁。
[13] 吳冷西著：《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頁。
[14]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頁。
[15]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變法歷時103天終歸失敗。改革派遭到清洗，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
[16] 《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一，吳元年十月
[17]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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