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仁義”觀

“仁”字之意，貫穿一整部中國歷史。下這樣大的判語，也不用花多大力氣，只從老子、孔子就可以知道。老子討論過仁，孔子在這方面說得更多些；而孔子曾就“禮”這個綱領性的大問題求教于老子，“禮”的“核心精神”當然就是“仁”。孔子的學問是“祖述堯舜”，以至于夏商周的，所以，這就可以說，這個“仁”字，真是其來已久，以至老祖宗早就把玩不已的。
不過，要具體說出“仁”是何時發明出來的，我們立即想到，可以去查甲骨文。據說，有認為甲骨文中無“仁”字的，有認為甲骨文中的“人”字有時就代表了“仁”字的。綜此二者，則：甲骨文中確無“仁”字，但行文中已有此義。既然如此，“仁”字之意，至少在商周統治者就使用了，至于更早的年代情況如何，因無其文字，只能推測，可以認為這個意思是早就有的，只要社會是人統治著人、人領導著人的，作為統治者、領導者，面對人際關系，頭腦中就一定會產生出這個意思來。
早期的商周就有“仁”字之意，是從甲骨文得到證明了，那么，按孔子說法，周的一套正是從商而來的，商的一套是從夏而來，再加上“祖述堯舜”，我們可以肯定，從人對人的統治、領導上說，我們也可以認為堯舜之時，就有“仁”字之意的存在的。

至于“祖述堯舜”，是一種托古，或是對古代傳說的一種理解，從人對人的統治、領導上說，我們也可以認為堯舜之時，就有“仁”字之意的存在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仁”字之意，貫穿一整部中國歷史。　　

《說文解字》說，古文“仁”從千心，上面一個“千”字，下面一個“心”字，這比“仁”字左邊一個立人，右邊一個“二”字，似又有不同。但這“古文”，是否比甲骨文更古？看來并不是的，它不能早于甲骨文，我們還是要認甲骨文說話。再說，千字下面一個心字，固然也表現了想象力，但人字旁邊帶個二字，就足以代表了千人萬人億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嘛，所以這個“古文”并不發明得更好，因此它被淘汰了，最終選定了“仁”字，“仁”字的發明可能在這個“千心”之后，更科學了些。“仁”者，不是單個人，是二人以上的事情，凡有二人以上的要處理的關系，就不可能單方面考慮，比如，手中只有一塊餅，旁邊卻有兩個孩子都餓了，你就只能掰成兩半分給他們；如果這兩個孩子一個是小奴隸主，一個是小奴隸，這餅怎么分，就會有所不同，這時候這“仁”字該是怎樣的實行，可能就另有學問。　　

《老子》五千言，一字何止值千金萬金，其中說到“仁”字的，僅有幾條：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老子》文中無“堯舜”字樣，只有“圣人”一詞用得較多，“圣人”詞義是居高臨下的治人者，當是包括了堯舜的，而堯舜不可能不為老子所知，但何以只字不提堯舜，大約是老子思想站得太高了，是特別超越而深廣的，也就不必言堯舜，而只言“圣人”，指向從古往后的一切統治者、治人者、領導者，老子是與這所有的從古往后的治人者們對話，指點他們。　　

從老子這寥寥數言，我們看到：　　

第一，老子是對于“仁”，是肯定的，認為在人際關系中，是可能和可以有“仁”的狀態的存在的，認為人是能做到“仁”的；而在一定情況下，能做到“仁”，也是人的一種自我保護、于己有利的安全措施。這幾層意思，有“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一句為證。“與善仁”，就是與人相處、對待別人時，要善于持“仁”的態度，這個“仁”字，當然就是友好、平等、同甘共苦這些意思。　　

老子雖然這樣對“仁”的存在有所肯定，但又將“與善仁”的作用，歸結為“夫唯不爭，故無尤”，這就有陰柔與權謀之意，正是老子的特點，而我們由此可以判斷，老子雖然沒有正面議論人性善還是人性惡，但他是從人性“惡”來立論的，這個“惡”，就是每個人皆有他起碼的個人利益或人權，你如果對人不能做到“仁”，一點兒“仁”也不給，你只能自取其辱、自找不安全。所以，真誠的“仁”當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則不能連一點假“仁”或不得已而給予的“仁”也沒有。這些，當然是一切治人者所必須考慮的。　　

老子對于“仁”的肯定，還可舉他的另一句話來佐證，“圣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信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這樣的仁慈之心（老子亦講“慈”），立足于其對人際關系的統盤考慮，也立足于讓自己能“無尤”，所以是真誠的，不虛偽的，老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虛偽。　　

第二，老子的“仁”，不但是真誠的，而且是最合情合理（最科學）的。對此，有他的這句話可以為證：“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其意是說，真正的“仁”雖然是“圣人”實行的，從實行這上頭說，是有為的，但“圣人”的這一有為，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根據著人心人情而實行的，是尊重了人際關系而實行的，所以也不可能是逆反了人心人情，它只能這樣順著實行下去，以至于渾然而達到像是無為的程度，其實內里還是有為的，所以另一形容才是：“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這樣的圣人，怎樣有為的呢？他如果僅僅稱說自己是“仁”的，還不行，他得通過“義”的行為，“義”是具體的，能體現那內里的“仁”，是從“仁”出發的執行，而達到“仁”的實現。所以叫做“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我們日常用語中的“義舉”一詞，當從此來，而我們之所以要有“義舉”，是為了實現我們很好很善的用心。“仁”心是看不見的，它是抽象的，“心捧出來給人看”是不現實的，也不能令人相信，“仁”心只能用“義”的行為舉措來實現，也就是說，“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我們其實經常經歷這樣的過程。　　

在老子的概念里，“大道廢，有仁義”，大道的“無為，而無不為”才是最高境界。“上仁”盡管已經很好了，但它仍是低于大道，它是“為之”的，并且它需要借助“義”的出馬。“上義”既是“為之”的，又是“有以為”的，“上仁”也是“為之”的，雖然它是“無以為”的。因此，仁也罷，義也罷，都不能跟大道相比，它們是大道被漠視了之后的產物。　　

第三，老子最痛心的，就是“大道廢”，所以他并不滿意于“上仁，上義”，他指出這種等而下之的趨勢是沒有前途的。他憤慨地指出了從大道下滑之后“圣人”君臣的徒然掙扎，他的這兩句話說的就是這層意思：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他認為這種下滑現象，好比自然界在出現惡劣現象，會讓萬物遭到很大破壞一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所以，從“仁”滑向“不仁”，可以叫做“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是草扎的祭品，大約是做成狗的樣子，而不必宰殺活狗，芻狗祭用之后就作為廢物扔了或燒了，毫不可惜的。　　

那么，面對“大道廢”之后一路下滑的趨勢，該怎么辦呢？老子認為，要“絕”，也就是要杜絕、拒絕仁啊義啊智啊禮啊孝啊這些名堂，努力回到大道上去：“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這主張卻也不能簡單看成難以做到或疑其不會有效果，至少在實踐的意義上，面對某種情況，有時“無為”，卻能收到竭力“有為”所達不到的效果，有時你越是“有為”，就越是糟糕，不如放一放，于是仿佛有種自然而然的力量會為你改變某種不利的局面，這樣的情況在工作中是有的。　　

再從老子所處當時時代社會來說，各個大邦小國的“圣人”君臣們，他們的那些德啊仁啊義啊智啊禮啊孝啊忠信啊，其停留在口頭上，以及其虛偽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情況才一天不如一天，總也弄不好，兼并也發展起來，你要吞并我，我要吃掉你，天下漸成“春秋無義戰”的局面，周朝委屈到了形同小諸侯國的地步，可見大道廢了以后的那些德啊仁啊智啊義啊禮啊孝啊忠信啊，也不曾管用。即此可見，老子也沒說錯。　　

老子看出了周朝未來的分崩離析，他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真是憂心悄悄。于是他提出了向后跑的主張：“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這當然是要開歷史倒車。　　

但老子關于“大道”的思維，其哲學價值卻是獨到而不可否定的。而“大道”就是順其自然，豈不正是可以導向到社會前進的方面么？所以，老子為社會時代開出的具體藥方不對，他的哲學卻沒有錯。另外，他既然拿出了具體方案，也就從“大道”的“無為”的高度，下降到了較低一級的“上仁，上義”的“為之”的高度，只可惜他的正確理論沒有能找準實踐的途徑。　　

小國寡民的狀態，在它自然來到的階段上，是“大道”的體現，老子不該只記得這個體現，并且還主張將它固定起來，而看不到“大道”還會有它新的面孔。他自己說過，“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可見，他不是無意識中犯了這樣理論與實際自相矛盾的錯誤，他是有自覺意識的，他認為他的哲學與他的具體社會主張二者是統一的。老子，孔子（無己復禮為仁），中國古代兩位圣哲，都主張社會向后倒退，這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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