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孔夫子大約要算較早或第一個鼓吹“愛”的大師。“愛”有何不好呢？難道我們應當鼓吹“恨”嗎？確實，就人類情感來說，愛與恨是人類最為基本的情感，并且二者總是糾結一起，難分難解，永遠也別想拆開，它們已經并依然與人類同在同去，這是人類自己毫無辦法的事，除非造物將人類重新塑造成一種毫無情感的或情感中絕無“愛恨”二字的生物，這，我們不敢說在外星人中就沒有，但這方面我們確實尚屬無知。　　

孔夫子是一位專門為“治天下”出主意的人，所以從前流傳一句話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當我作為一名初中生聽老師在課堂上忽然無限崇敬地講出這句話時，我渾身暗然為之震動，想到孔夫子這樣偉大，想到《論語》這樣博大精深，暗下決心將來要好好在這方面有所鉆研。之所以把這大志立于“將來”，是知道《論語》還不是當時之我所能讀懂的，而一九六三年的當時，天下也早就沒有了尊孔讀經的氛圍，老師在課堂上的這句話原是一句閑話。　　

由于在拜讀《韓非子》，每每同時捧起孔夫子來作一對照，看他們說得如何的不同，于是幾乎時時覺得，在言語層面上，孔夫子是最講“愛”的，而韓非子未免盡講“恨”，所以孔夫子主張以“仁，禮”這些“愛”而“柔”的東西治國，而韓非子主張以“法、術、勢”這些“恨”而“硬”的東西治國，簡直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不過，我的淺薄的閱讀告訴我，在孔夫子的經典中也是有刑法殺戮這一面的，就是說，孔夫子亦有“恨”，而且是大“恨”；在韓非子的著作中也充滿他對國家社會的強烈的責任心，就是說，韓非子的一套也可以說是立足于一種“愛”，而且是大“愛”。　　

這樣兩邊一扯，是不是就能扯平了？依然不能。因為，在總體印象上，孔夫子的特色就是講“愛”，要以“仁愛”治天下；韓非子的特色就是講“恨”，認為治國要立足于人間之“不愛”或者說是“恨”或者說是某種嚴重對立的事實之上。為了這“愛”，孟夫子明確提出“人性善”，作為理論基礎，是對孔夫子的一大補充；韓非子則同意荀子提出的“人性惡”，以此作為他的理論基礎。　　

而在實踐的方面，自漢朝以來的統治者們，卻是努力要把這二者扯平的，叫做“外儒內法”或“外圣內王”或“王霸道雜而用之”，使它們共同成為“帝王之術”的組成部份，以行“帝王之政”。無論是孔夫子的“愛”，無論是韓非子的“恨”，軟的一手與硬的一手，就這樣合到了一起。然而，在統治者內部，卻又時而會為這個爭執起來，比如，蘇東坡就大罵韓非子以至于荀子老子，而另一些人則程度不等地會推崇或不這樣否定站在孔夫子對面的韓非子之類。封建社會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這種紛爭，只不過是反映著其時經濟社會或政治社會的矛盾沖突罷了，這對于那一時代社會，永遠是沒完沒了的事情，唯有等待著新的社會時代（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志）取代了它，而新的社會時代則進入自己的新的矛盾沖突運行之中。　　

二　　

《孔子家語》第四篇是《大昬解》。昬，也就是昏，用為婚姻之婚。那么，從題目上看，這篇是記載孔子談論婚姻。然而，讀下來，孔夫子所談，實際上是他最熱心的話題“政”。婚與政如何能扯在一塊兒？他認為婚與政有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愛”。但從婚到政，當中有復雜的過渡與聯系，是“禮”，是“敬”。孔子的原話是：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昬為大。　　

這樣復雜的過渡與聯系就是：要為政，就要愛人，要愛人，就要有禮，要有禮，就要有敬，最體現敬的，就是昬，而且不是一般的昬，是大昬，當然是指諸侯以至天子之昬了。　　

那么，反過來看，有一個倒轉的序列：　　

大昬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就是說，當國君或天子的，只要親自地恭娶王后嬪妃，自己也就尊嚴了，也就說明著具備敬與愛了，既然具備了敬與愛，何愁不能弄好國政！　　

你不能說這里面孔夫子有哪句話是不對的，但其中又有哪句話真的是對于“治國平天下”有用的呢？　　

但是孔門弟子卻認乎其真整理成一篇大文章，編在這《孔子家語》里，成為儒家經典，幾千年從天子到書生捧讀不已，對照檢查，以克己復禮。　　

魯哀公對于孔夫子把“大昬”與“為政”這樣聯結起來看，倒沒敢有疑問，他只是提出了一個很枝節的疑問：“這‘冕而親迎’，不是太隆重了么”？　　

孔夫子說，“大昬，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國君的婚姻，關系到“萬世之嗣”，怎么能說“冕而親迎”過于隆重呢？　　

讀到此處，我們不免為孔夫子有點臉紅，因為他這時太“幫閑”了。　　

不過，孔夫子畢竟是有些不同的，他馬上就升華到精神的與治國的高層面上去，說，“天地不合，萬物不生”，這是拿國君的婚姻，比作天地之合而生萬物，不但天經地義，而且重要性也就很明白，所以說，“大昬，萬世之嗣也”，我們得承認，君上娶女人生孩子，其重要性畢竟與一般賤民不同。但那重要意義還不光是“萬世之嗣”，因為大昬之后，“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卻原來，君上娶老婆，還有這樣大的作用，不但能讓朝廷“立上下之禮”，對君上敬服得不得了，而且連“國恥”的問題都能解決。這方面，我們也就不跟孔夫子較勁兒了，反正，這樣一來，天下國家一切事情都好辦了，只要我們準備下足夠的裹起了小腳的美女就行。　　

大約，孔夫子是怕魯哀公不信他的話，就舉出歷史事例來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后也。敢不敬與？”　　

孔夫子得出結論說，“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總之，孔夫子開導魯哀公，治國平天下要以“愛人”為基礎，要做到“愛人”，就要遵照“禮”，要達到“禮”，就要有“敬”，要達到“敬”，從娶老婆、愛兒子做起，給朝廷以至天下看看，君上是如何“愛人”的，于是“愛”就普世到天下去，天下就大治，萬世無憂了。　　

以上這些，全是《孔子家語》里這篇《大昬解》自己說得很明白的。　　

三　　

但為對孔夫子負責起見，最好還要參考一下其它孔門經典，看看這《大昬解》是否“偽作”，硬是把孔夫子描寫成了這樣的一個高級而并不高明的“幫閑”。　　

查孔門經典《禮記》，有《昬義》篇，開宗明義說，“昬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這話在《大昬解》里也有，不管它們是誰抄誰的，見解一致。　　

《大昬解》里有句話，“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天下就太平了。　　

《禮記》之《昬義》中的一句話，可與《大昬解》的這句話互為引證：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昬禮者，禮之本也。禮始于冠，本于昬，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由此可見，“禮”是一個龐大系統，一個男子，特別是國君，附帶地，還有女子，特別是國君的后宮們，從生到死都在里面。所以，對女子亦有特別的要求：　　

“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圣王重之。……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在古禮，或者說，就是孔夫子的理想設計中，國君與他的后宮們是有內外分工的：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如果這些沒有做好，“男教不修，婦順不修”，則會有日食、月食來給予警告。這日食、月食的話，《大昬解》中倒沒說，但后世的各朝各代，對日食、月食確曾從這個角度予以重視，則是事實。　　

這樣，國君作為一個男人的天生擁有的“愛”，就經由他的后宮女人和朝廷官員們，向著內外擴散，而達到天下大治，以至千秋萬代。　　

總之，《禮治》與《孔子家語》是一致的。　　

《論語》是否有與此不一致的呢？沒有。《論語》通篇滲透著孔子的這一以“仁愛”為基礎的治國平天下的大辦法；至于直接說到此“愛”的，雖不多見，卻也有幾處點睛之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那么，總之，我們可以就這樣認識了孔子的“愛”，以及“仁”，“禮”，“敬”，“信”等等，這一切，它們是一個意思，并且用于一個目的，就是要用于“政”，是用來調節與維護天子以至諸侯的天下國家而欲使之長治久安的，是有十分具體的歷史內容的。那么，把幾千年前孔子說的“愛”啊“仁”啊這些很善意的話抽象出來，是否可以用于我們今天，比如，是否可以用于我們的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實踐呢？　　

有一個人是這樣用的，他是一個外國人，不過，一百幾十年前的他，那時還沒有進現在歐洲的孔子學院的機會，估計也沒有讀過《孔子家語》、《禮記》、《論語》，他只是心有靈犀、英雄所見略同，這個人就是克利蓋，我們可以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里讀到他的情況。　　

四　　

在《反克利蓋的通告》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列舉了克利蓋這位共產主義的宣傳者、《人民論壇報》主編，把共產主義鼓吹成“愛”的“荒誕的傷感主義的夢囈，如果被工人接受，就會使他們的意志頹廢。”　　

對克利蓋的“愛”的夢囈，二位導師不厭其煩摘出了數十條，克利蓋在這種“廢話”中，“把共產主義描繪成某種充滿愛而和利己主義相反的東西，并且把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歸結為幾個字：愛和恨，共產主義和利己主義。這正顯示了他的怯懦，他向高利貸者諂媚，答應不動已經屬于他們的東西……。”　　

克利蓋說，人的“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個人融在相愛者的社會中……”。　　

克利蓋用“基督教的幻想”來解釋共產主義，“使愛的宗教成為真理，使人們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國居民的共同體變成現實。”　　

克利蓋這就使得“對一切實際問題的答復”，變成了“使任何一種意義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張，一些華麗的標記如‘全人類’、‘人道’、‘人類’等等；這只會使一切實際問題變成虛幻的詞句。……他不僅欺騙自己，而且也欺騙歷史。”　　

克利蓋這位聲稱宣傳共產主義的人，就以其“丑角式的妄言”，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愛的使徒”，其“卑諂求寵和輕視自己的學說，完全適用于勇敢的……僧侶，但永遠不會適用于堅強的人們。”　　

克利蓋這樣“‘大談’其‘愛’和‘克己’，比起研究現實關系的發展和實際問題要容易得多。”　　

拜讀著上面這些批判，怎么感覺到像是說著了孔夫子呢？　　

孔夫子面對魯哀公時代，周朝天下已經“禮崩樂壞”，他拿不出具體的好辦法來，卻要用一個“愛”字及其衍生的“仁”、“恕”、“禮”、“敬”、“信”這些好看的字眼，由國君從其朝廷和內宮開始，來治理天下，來“完全把個人融在相愛者的社會中”，豈不正是一種“荒誕的傷感主義的夢囈”、一種“宗教的夸張”，既“欺騙自己，也欺騙歷史”。他自覺充當君王的“幫閑”，不正是一種“丑角”和“勇敢的僧侶”？而他的這根本不管用的一套，這種“卑諂求寵和輕視自己的學說”，不正是“永遠不會適用于堅強的人們”嗎？難怪他之道不行，到處碰壁，揚言要“乘桴浮于海”了。他的后繼者孟夫子，也是這樣的，所以其當代國君們也無法采用他的學說，說他“迂闊”。　　

對于當時的君王和天下而言，能夠“適用于堅強的人們”的，是韓非子，他的著作切實提出了一整套治國的和對外的真正有用而具體的理論和方法，因此才讓當時最堅強有力的人秦始皇讀了大為感嘆，說，“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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