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論語》一類古人書,在理解上容易發生一些分歧。就拿孔子的語錄來說,除了那些很明顯的鼓吹“禮”的專制等級的,現在大家可以公認算不得好思想好言語的之外,有不少是讀來感到不但算不得錯,而且要認為它很好的,這時你勉強的要說它不好,怕是很難說。比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讀來覺得是很不錯的,要想說它如何不對、不好,真是很難。只不過,我們也能體會到,假如一位正在扛長工的農夫荷鋤站在地里,看著那邊一位頭戴方巾身著儒袍的先生,拿著書本,迎接著另一位差不多的先生,口中就之乎者也的說出這三句話來,農夫雖也聽出了那意思,心中感覺卻定然是不大一樣的。
但不管怎樣,我想,像“學而時習之”這樣的,可歸為某一類,它并不代表孔子的核心思想的方面,我們只是從中可以想見孔子的性情與風度。
所謂孔子的核心思想,是與“政”,與“禮”有關的思想,也就是他的治國安民的思想。《孔子家語·大昬解》中,魯哀公問孔子,“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回答說,“人道政為大”,而“為政先乎禮”。
所以,宋末元初(七百年前)的大儒陳澔(朱熹四傳弟子)作的《禮記集說序》,劈頭一句話就是:“前圣繼天立極之道,莫大于禮。后圣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于禮。”而記載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禮記》,是“萬世道學之淵源”。他確實是抓住了核心。
讀孔子,我們處處覺得他是一個有自己政治理想的人。政治,就是如何治國家、治社會。孔子的一套主張,集中體現為他的“禮”,可以簡稱為“禮治”。要按照“禮”來治國安民,首先當然要靠“國君”以及一大批貫徹“禮”的官員,所以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人治”。然而,我們不可忘了,“人治”不是隨心所欲,是要遵照“禮”的要求去治,是包括對國君與官員的要求在內。另外,在“禮”的總要求下,也有一套“法”,是禮法并行的。對于“禮”的下面就有“法”,你如不信,就看看《禮記》中竟然有一系列的“殺”字,并且是在《王制》篇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我們在《孟子》之《萬章章句上》讀到這樣的記載: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以上,舜用了四種手段:流,放,殺,殛(《史記》中這個“殺”字改為“遷”,是恰當的,在《尚書》中是個“竄”字,義近),總之,手段是在“法”這個范圍,目的是為了治理當時帝堯的天下。
《尚書》中明確記載,堯舜時是有“刑法”的,“象以典刑(公布了墨、劓、刖、宮、大辟這五種常刑)”,還有“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等規定,總之是“惟刑之恤哉”,天下一切要用刑法的規定來慎重治理安撫,極其嚴肅、決不馬虎。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孔子家語》之《本姓解》篇),就是說,他主張與奉行的核心政治思想“禮”,是堯舜禹夏商周這一路傳下來的。他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還說過夏與商的情況他也知道一些,只不過文獻較少,那么他主要是依據周代的“禮”,參考所知的夏商的有關資料,準確地掌握了“禮”的學問,他是這方面的第一權威、祖師爺。所以,我們考察“禮”,就不能不看看堯舜時代的情況,孟子的話就很重要,并且他也是從最古的文獻《尚書》中引用來的;而《禮記》,并不是孔子的著作,是從“古禮經”而來,孔門弟子編輯整理而成,其中也記錄了孔子的有關言行事跡。總之,這樣我們就大體清楚了“禮”是怎么回事。
孔子把魯國大夫少正卯定為“大惡”的理由,共計五條:
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
孔子說,“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全犯了,所以必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才七天,就把他辦了,而且是“戮之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很厲害的,孔子的優秀學生子貢看了都嘖嘴。“兩觀”,依陳澔所解,“觀,門之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于上,以示人也。”這情況是很可以想象的。孔子殺少正卯是選擇了最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地點。
我們想要簡單地理解孔子主張的“禮”也不可能。“仁者愛人”,連有“大夫”地位的少正卯都不在此“愛”之內,難道少正卯就不需要“愛”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卻是可以施給少正卯的,難道大家都“不欲”的(比如被定為“大惡”而挨“誅”),少正卯就“欲”嗎?
但總之,精通“禮”的孔子,在實踐上毫不含糊,理論與實踐是相結合的,他不是空頭理論家,一旦有權,就把這理論堅決地貫徹執行了。
《孔子家語》里有一篇《王言解》,它排列在第三篇。我們還記得,第一篇《相魯》記載著孔子下令斬了齊國俳優侏儒,第二篇《始誅》記載著孔子下令誅了魯國大夫少正卯。這第三篇來談“王道”,我們不免就要注意,這“王道”是否可以合理解釋誅斬大夫少正卯、俳優侏儒這樣的事情?
《王言解》一開篇,就記載著孔子主動對弟子曾參說,“吾以王言之,其出不戶牖而化天下”,是說,我這就把“王道”講給你聽,如果掌握了“王道”呀,真是坐在屋子里就能很理想地治理了天下。
曾參洗耳恭聽,但孔子一再地不說,以至于曾參“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就是由于孔子仿佛不肯說,而感到大約自己不夠聽的資格,摸著衣服站了起來,把坐席也卷起挾著,很惶恐的。過了一會兒,孔子嘆了口氣,說,“參,女(汝)可語明王之道?”是說,曾參呀,英明的“王道”,真的可以對你說嗎?你真的能聽得懂嗎?
這一節繪聲繪色,很生動的,如果不是后來潤色,當時情景也許就是這樣。
“王言解”,就是“解說王道的意義”。孔子說,“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這句話里,又多出個“霸”的概念來。是的,有“王道”,也就有“霸道”。這“霸道”,不是指我們現在理解的“橫行霸道”,而是治國所達到的一種較高境界,大約比“王道”低一個級別,僅次于“王道”,也是很不錯的,所孔子可以把它們連起來說。
孔子認為,“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沖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這句話讀來有些兵家氣,是說,從對外的角度上說,能守能攻:守,是坐在家里就將千里之外的敵情之類的解決了;攻,是戰則能勝,平安凱旋回到朝中或家中的座位上來。
但是,要能達到這樣的“明王”境界,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孔子說,要“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正因為做到了這“七教,三至”,所以能攻能守,而且“上不勞,財不費”。這些話,既有策士氣,又有老子氣,令人有點懷疑是否真是孔子所言,但孔子的確是主張“王道”的。且往下看。
曾參問,這樣不勞不費的“明王”,真的有嗎?孔子說,有啊,我們的大舜就是的,他左有禹,右有皋陶,所以他“不下席而天下治。”這說的其實是使賢任能,放手發揮臣子們的作用。“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大舜用了大禹和皋陶這樣的賢臣,也就可以“上不勞”,拱手而治天下。這個無為而治的觀點,雖然是老子-韓非子的特色,但《論語》中確實也有的: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之《為政》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之《衛靈公》篇)。所以,我們對《王言解》的這些話出于孔子之口仍不能懷疑。
至于如何能做到“財不費”,孔子說到了經濟措施,我們暫不求甚解引錄在這里:“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至少我們覺得,說用民之力,一年之中不過三天,這大約不可能是事實,也不能變成事實,還有什么不收費不征稅,大約也是做不到的。
曾參問,那么,究竟什么是“七教”?
孔子說,“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這樣各方面從上帶頭做起,“是故人君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愨而女貞”。
這就是“七教”的內容、做法及其美好的效果了。總的來說,也就是“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那么“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我們從孔子以來的幾千年歷史知道,這只是一個美夢。“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這是一句假設語,其實四海之內的“刑民”是太多了,孔子自己不就“刑”了少正卯嗎?而且還是一個有著大夫身份的人呢。
然而,卻也不能說“七者修”啊,“仁”啊,“禮義”啊,“上之親下,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于慈母”啊,這些作為要求和設想,是如何的不好。就是說,我們讀孔子,從中可以區分出“理想境”與“現實境”。孔子有他的“理想境”,即“王道”,他本人是篤信的,他認為堯舜的年代就是,以至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也不錯。當孔子將堯舜年代當作“禮治”或“王道”贊美時,堯舜年代的“五刑”之類,似乎不存在了,只是一片光明樂土。然而,這樣的“王道”境界,在孔子的現實以及后來的現實中,乃至在堯舜的年代,并未真正實現過,這就是他的和歷史的“現實境”。當年日本人打進中國時,借著中國的儒家,樹起“王道樂土”的旗號,以為可以讓中國人信他,真是對于“王道”理解透了,那是可以而且只可以當作美妙言詞來用的,可是仍有許多的中國人信,特別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會感到人家對我們的國粹的重視,從而心悅誠服,以至于想著或許可以“曲線救國”的。
所以,對于真誠的孔子傷腦筋的是,一方面“理想境”其實不存在,遠遠有待于“君子”的宣傳與努力,正如孔子的學生“言偃”即子游說的,“如此乎禮之急也”(《禮記·禮運》),另一方面,甚至還有少正卯大夫這樣的“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的人,而且其擁有的信徒很是超過了孔門,不得不加以誅殺,真是讓“王道”蒙羞。“七教”之所以要“教”,就是說現實中大有需要,有這樣需要的現實就不能說是好的現實,所以孔子認為,“君子之言者希也”,人們往往認識不到這些,達不到君子這樣高的認識。情況對于抱著“理想境”的孔子或儒士們,實在是有點嚴重的。
所以,曾參接著說,道理是這樣了,但是我還不太明白。孔子說,你以為我就說到這里了?不,你聽我往下說。
不是我們在這里有意要損孔子,孔子確實就要越說越假、越說越空、越說越露出真實底蘊(亦可說是馬腳)來了。
你看他老人家接著就對曾參說,“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后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他的“王道”,原來就是分封制,分封當然也就世襲,然后在這樣的前提下,什么“進用賢良”,什么“退貶不肖”,什么“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什么“四海之內無刑民”,不都是虛偽以至空話嗎?進一步地,什么“上之親下,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于慈母,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豈不是大空想家以至于大騙子的癡人說夢么?他說要實現“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又豈不同樣是癡人說夢?而分封制是以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所謂“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看來人們的猜測是不錯的,這些似乎是剽竊著老子,認為分封制正是實現老子“無為”之境的途徑,于是就這樣死抱著井田制、分封制不放,給人們描述那虛幻的社會理想。這誠然也是空想,然而是倒退的空想,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可同日而語。這篇《王言解》說了這些空話假話還不夠,還要進一步地借著老子的語式來說空話假話,說,“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這就是拖到現在才說出來的“三至”,與前面的“七教”一起回答了曾參之問。
然而,孔子興味不減,接下去又說了一大通,諸如“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就是談如何尊士,這是向統治者喊話,要用我們這些“儒士”啊。孔子一生奔走天下,惶惶不可終日,就是希望有哪位國君能像成王用周公一樣用他,但未能如愿,發出了要跑到海外去的感嘆(乘桴浮于海),《王言解》最后的一段與此一致,說,“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對國君們一再地喊話。最后,還可以說是發出了威脅:“夫明王之征(征伐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這些說法與《禮記·禮運》上說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一致的。“眾以為殃”,就是天下都要討伐他。
我們前面說過,我們要留意孔子所說的這些“王道”,是否可以合理解釋誅大夫少正卯、斬俳優侏儒這樣的事情?看來,用來直接解釋是有點困難了,只能簡接地說,像少正卯這樣的人,一定是妨礙或戳穿了孔子的“王道”,惹得他不高興,一朝權在手,就把少正卯辦了(誅)。至于齊國的那個俳優侏儒,還夠不到“誅”的級別,只是命令手下人“斬”之而已,是為了讓齊侯領教“禮”的一絲不茍與厲害,當然,也就在“王道”的應有之義中了。
至此,我們不覺想到了魯迅說過的一段話:“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以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然而,這篇《王言解》到底有幾句話直接是孔子老人家自己說過的,是個疑問,因為它充滿了后世儒士們的浮夸勁兒,但總的來說,其所要張揚的“王道”思想和精神實質,并沒有離開孔子的原教旨,這卻是不用懷疑的。也許孔子與曾參確實有過這么一番對話,弟子們“退而記之”時,有所加工而已。但遺憾的是,通觀這篇文章,我們并沒有能找到如何實現“王道”的方法和途徑,除了空話還是空話。
可見,孔子的言行,有其“理想境”,確實是復辟倒退開歷史倒車的;他確實也面對著他的“現實境”,他的一套是行不通的,只能是空話大話連篇;然而,我們在引用孔子時,往往采用的是“抽象境”,取出他的話語里看上去不錯的話來抽象地引用,覺得那意思還是不錯的,比如,“上之親下,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于慈母”,這話有何不好?這樣的境界大可以向往。還有諸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變君子乎”,這些話也是很好的啊。
其實,抽象地利用孔子的話,古人也早就這樣做的,順手舉一例便知:
《論語》上有一句孔子的話,“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朱子解釋說,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這是字面的解釋。
程子的解釋就抽象出來,于是可以發揮了,從孔子發揮到盜賊,說: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好一個抽象繼承!看來也只有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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