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鵝湖》的小丑說起

芭蕾舞《天鵝湖》中有一個角色是小丑，他以其最為活潑而自由的舞蹈起著劇中主持人的作用，有時不免嫌他多余，然而從藝術上說，試把他拿掉不用，大約就欠缺了，盡管他不是主要角色。在中國戲劇中，丑角的重要性，很多情況下，要超過《天鵝湖》這樣的情況，在劇情中，會占到“三分天下有其一”，以至更多些的份量。　　

于是忽然想到，小丑這角色，是源于生活的，在生活中，往往有人自覺充當小丑的角色；即使正人君子吧，言行有時也不免有如小丑；這些，都會有的，人們往往也和諧對待，并不說破。生活中是如此了，那么小丑成為專業的角色，是從何時起頭的呢？要查最古，就要從最古的文字或圖畫中去找。我學力不夠，不能找到“最古”，但手頭正有一本《孔子家語》，其第一篇里正好寫到一個小丑，是被孔子當場下令殺掉了的，也可算是較古的一個小丑了，他正是一個專業的小丑，而且已經是舞臺上的小丑。　　

“新世紀萬有文庫”里的這本《孔子家語》前面有“出版說明”，寫道：　　

《孔子家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事跡言行的重要文獻，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學派的重要參考資料。長期以來它被視為偽書。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了與《孔子家語》內容相似的竹簡；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又出土了與《孔子家語》有關的簡牘。這說明《孔子家語》并非偽書，它的原型在漢初就已存在。它與《論語》同源，系孔門弟子各記所聞，后選一部分輯為《論語》，其余部分則集錄為《孔子家語》，后來又經過數代孔氏學者的陸續編輯增補。　　

可見，這是可靠而且重要的一本古書。那第一篇題為《相魯》，記載著孔子在魯國如何做官。　　

其“初仕”，擔任的是“中都宰”，為社會規定了一些制度而獲成功，叫做“制為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候則焉。”　　

有這樣的政績，魯定公就提拔孔子當了“司空”，所記在這個位子上的政績是：　　

“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闕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從以上記述看來，當時社會，盡管已經不是很古，經過夏、商、周而到了周的末年的春秋時代，但在許多方面還不是很上規矩，連根據不同土壤種不同莊稼也還有人不懂或不嚴格遵照，飲食上不知老幼有別，另外，分工上不知道人的能力有大小，也不知道男女不能混在一起走路，路不拾遺方面也還做得差，喪葬方面的一些事宜一般人也不懂，需要官府做些指導或規定。而這方面，孔子都懂，是專家，在他指導下，得到了治理。特別是，季氏葬昭公之墓的位置不對，不該位于墓道之南，孔子下令把溝改變了一下，就把這個墓與先前的諸墓歸到一起，而不是單獨分開在墓道之南。孔子對季氏作了解釋，說是幫季氏掩飾了本來的這種“非禮、不臣”的做法。　　

我們要問，孔子是怎么就懂這么多的呢？《史記》上說，孔子從小就有這種興趣，“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有點兒這方面的天才，但畢竟這是不夠的。后來孔子成為“禮”的專家，主要還是來源于用心學習。他一是向書本學，盡可能找到古籍，但《論語》上說，這方面已經“文獻不足”了。也是，夏代已經遙遠，商朝也滅得很久，孔子處在周代，周代的文明，是從夏代商代傳下來而繼續發展的，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要把周代的典章制度這些東西掌握到手，學而時習，溫故知新，就能成這方面的專家。另外，孔子還注意向懂得的人學習，他曾問禮于老子這樣的老前輩。　　

總之，孔子當“中都宰”、當“司空”的政績，證明了孔子既有學問又有才干，于是再次得到提拔，當了“魯大司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魯迅說，司寇一職，相當于日本的“警視總監”。《辭源》說，司寇在中國古代是掌管刑獄的。這些，說明著此職古今中外都有，很好理解的。　　

孔子在“司寇”一職上也有很好的政績，社會被治理得達到“設法而不用，無奸民”的程度，就是我們常說的“化”的程度，很了不起的。　　

作為“大司寇”的孔子有機會作為國君的重要隨員一同出訪。這一天，魯公與齊侯在夾谷這地方見面，用現在的話說，可稱兩國“峰會”。這個活動中，“孔子攝相事”，是魯公這一邊諸事的總策劃、總指揮。他提出：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孔子這一意見的根據是“古者”，也就是說，夏商周以來此類國家行為中就有這些規矩或范例的。　　

司馬，是官職名，多為軍職，與指揮一定數量的武裝有關。“請具左右司馬”，就是請組建兩支衛隊隨同出訪，一左一右，各有用場。　　

兩君相見，就發生一件不愉快事，齊國的“萊人以兵鼓謲，劫定公”，也就是齊國來了一些人馬鼓噪，要為難魯定公。這時孔子趕忙從下面走到臺上去，掩護魯公，同時跟齊侯講理（講的理很復雜，“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齊侯被他說服，讓那些搗亂的兵眾退了下去。孔子的表現堪稱英勇。據《史記》載，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很有些高大威猛的。　　

接著，就發生了斬小丑的事情。　　

搗亂的兵眾退下后，齊侯命“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這就是在宮廷音樂聲中，讓侏儒擔任的專職小丑上場表演滑稽節目。這該算是齊侯作出的友好姿態。然而，孔子卻不允許，他又一次“趨進，歷階而上”，說，“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就是說，他認為這樣的“俳優侏儒戲于前”，是對諸侯的侮辱，罪該殺。他一聲令下，右司馬就動手，“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的反應竟然是“懼，有慚色”，又害怕又慚愧。　　

以下，《相魯》篇還記載了孔子的一些政績，本文就不復述了，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孔子下令斬小丑的事情，這在我們今天的眼看去，是太奇怪了，原來舞臺上的小丑曾經無辜地有過這樣的危險和遭遇。　　

齊侯讓小丑上臺表演，是會談之后的余興取樂，怎么就不行呢？而且說人家小丑是“匹夫熒侮”了諸侯。小丑奉齊侯之命，上臺表演，如果這節目不對，責任在齊侯，小丑只是演員，為何要拿小丑問斬？可憐那侏儒小丑，生來如此殘疾，充當小丑，死得這樣無理而悲慘，“手足異處”，還要說他該死。孔子是下令的人，也是當場的目擊者。這是《孔子家語》自己寫的，寫時是作為正面的了不起的行為做記載的，可見寫時這些人仍持孔子當時這種看法，要不然，會按照孔子對季氏的做法，做出掩飾，文字上的掩飾比起“溝而合諸墓”的掩飾總要簡單得多。　　

從《論語》可知，孔子不是不看藝術表演的，但在他面前的藝術表演要合乎“禮”的規矩才行：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佾，音“逸”，舞的行列，“禮”的等級規定是，天子用八列，諸侯六列，大夫四列，士二列。試想一下，天子用八佾，如果每佾八人，即六十四舞女，分作八列，舞蹈起來，穿行來往，很好看的。季氏是大夫級的，按“禮”只能用四佾，即三十二人，舞蹈起來，也就很好看了，但季氏不知足，竟然越“禮”，用了八佾。孔子聽說之后，不覺大怒，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后世儒家作注釋說：“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還有人進一步分析說，季氏這樣的行為，說明著“雖弒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乎”，所以孔子要發出“深疾之之辭”，這樣的闡釋，在儒家，是順理而成章的。　　

孔子這樣的“禮”，在今天大約也不能算全無存在的必要了，試想一下，在不同場合安排的表演，該是有所考慮不同的，所謂“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就不能拿到大雅之堂上去，只有在街頭或廟會一類的場所，大約是什么都可以而無忌諱的了，比如，牽了兩只猴子敲著堂鑼兒，叫猴子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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