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謊言，關于堯舜的公案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這是毛澤東主席的磅礴而清新的詩句。從堯舜，到毛澤東，有著漫長的數千年時間，這就一下子接通了。真是有詩為證，可見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　　

因此，我們可以說，毛澤東對于“堯舜”為標志的這個歷史文化傳統，是高度認同的，在這一點上，他與我們所討論的古代儒家法家以至諸子百家們，是有著一致性的，盡管他的詩句之意已經對傳統有極大改造與升華，但畢竟“神州、堯舜”之說是來自傳統，也只有中國人才這樣說。　　

關于“堯舜”這個歷史文化傳統，唐代大儒韓愈在《原道》篇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說，“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來，圣圣相傳……”，這就是“道統之傳”。　　

當然，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是這一“道統”的又一任傳人。對于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高度認同，與對“堯舜”為標志的“道統”思想的具體認識，雖有關系，卻不能說是一回事。同樣，歷代“道統”傳人們，對于傳播中華歷史文化傳統發揮過他們的積極作用，但他們的思想主張，卻不能等于這一歷史文化傳統，他們如何閹割或戕害了一些優秀歷史文化傳統，也是有的，我們前文已經引證過，魯迅對此就有過批判（“宋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我們且擱下此一雖然明瞭，卻很復雜歧漫的話題，而收縮到古哲們關于堯舜的論說上來。　　

我們在韓非子書的《忠孝》篇中看到，這位激烈的思想家，對于堯舜湯武，竟然發出了非議。　　

他說：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后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所謂堯舜君臣的事情，是說堯在位時就讓舜為君治國，而自己讓在一旁達二十多年之久直至去世，這實際上是君臣位置對調了。所謂湯、武弒主，是說諸侯商湯滅天子夏王桀而建商朝、諸侯周武滅天子商王紂而建周朝這兩件事情。　　

我們從韓非子《五蠹》等篇中“當今爭于氣力”的主張可知，他是要求治國思想適應戰國時代的，比起主張以恢復井田制為基礎而回到往古時代的主張，他是實際的，也是進步的，但以上關于堯舜湯武的言論，似乎倒是很落后的了，難道一個朝代，一個君主壞到了夏朝商朝的末世那樣，也一定要死死遵照著君君臣臣，而不能實行“湯武革命”么？這簡直是維護君主專制到了極點，也死板到了極點。要照這樣，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真的可以永遠地為所欲為而毫無顧忌了，那樣的天下，只能是黑暗到極點而永無見到光明的希望。韓非子這一言論，確實是極端的專制主義，我們無法為他開脫。　　

然而，思想那樣深邃的韓非子，在這個問題上，怎么會死板到如此地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讓人不免想來探討一番。　　

堯、舜、禹這些人，在儒家頂級大師孔圣的言論里，是推崇備至的最高典范級的君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之《泰伯》篇）　　

堯舜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他們“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篇）　　

舜為君，達到了很高境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衛靈公》篇）　　

歷史留下的有關資料并不多，因此，我們對孔子如此高度、無以復加的贊嘆，實在不能很具體地得到領會，然而，我們也只有相信孔老夫子，他這番話，自有其依據。　　

《孔子家語》之《六本》篇里，記載孔子說，“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在《五帝德》中記載孔子說，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悅。”　　

《論語》里孔子的弟子們，也是以堯舜禹以至湯武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典范的：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篇）　　

《孔子家語》之《王言解》記載孔子說，“昔者帝舜，左禹而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好生》篇記載孔子說，“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顏回》篇中記載孔子最心愛的大弟子顏回說，“昔者，帝舜巧于使民，……不窮其民力……是以舜無佚民”。《辯樂解》篇記載孔子說，“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如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　　

孔子對于湯、武，自然是贊揚的，對于桀、紂，自然是討伐的。但孔子似未具體言說堯舜君臣之間那段鬧不清的公案，大約是有所回避，從以上所引的話看，其中似有蛛絲螞跡，如帝堯的“貴而能降”，“克讓以接下”。對于“湯武革命”，在《論語》中，言語大師子貢有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似乎是一句不同意見的微詞，但不能改變“紂之不善”這個總的結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君子為什么要特別謹慎。這句話在王充《論衡》中說是孔子的話而加以引用，也不能算錯。　　

《論語》中似未涉及“湯武革命”，也不談桀紂這樣的反面人物，而在《孔子家語》中對于這方面，則涉及了一些，這可能是編輯這兩本書時有所考慮和安排。《家語》孔子說：　　

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六本》篇）　　

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武王克殷。（《辯樂解》篇）　　

《家語》論述孔子的歷史貢獻是：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記，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后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孔子評論自己以上這一貢獻是“亂而治之，滯而起之”。（《本姓解》）　　

孔子大約該算是衰周以來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第一人，給歷史定了調子。把堯舜禹以至湯武作為正面人物，把夏桀殷紂作為反面典型，這個調子，定得對不對？應當說是對的，是含有歷史的真理性的，所以它才能被數千年沿用下來。當毛澤東寫下“六億神州盡堯舜”詩句時，也是認同了這個，并以這個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　　

因此，比如我們粗粗縱覽一下數十萬言的東漢王充《論衡》，就會看到，幾乎到處都隨手就現成地運用這個前提，為論證提供最有力的證據，雖然他清醒明白，“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齊世》篇），其實是有點絕對化的，但他基本上還是認同了這個前提的。　　

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能御驥騄，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逢遇》篇）　　

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率性》篇）　　

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治期》篇）　　

對于堯舜傳位、“湯武革命”這兩件事，《論衡》是談到了。在《書虛》篇中說，“堯傳于舜，舜受為帝。……舜老，亦以傳禹。”　　

但這個“傳”字，意思還不明確，因為《異虛》篇在不同含義上用了這個字眼：“夏亡，傳于殷；殷亡，傳于周。”　　

《語增》篇中討論周武滅商紂時，到底是儒士們說的兵不血刃，還是史書上說的血流漂杵，舉近在眼前的事實說，“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認為，“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在《齊世》篇中，王充認為，堯舜禹相傳承，高于湯武取代桀紂，“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后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　　

接著就討論到了堯舜是怎么“傳”的，舉出了“禪讓”之說。　　

又聞堯舜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　　

王充認為：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但他在此沒有否認堯舜“禪讓”之說，他只是說，如果有那樣的事，也是那時的情況決定的，不能加以過份美化或絕對化，他說：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讓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　　

王充在《正說》篇之末段又一次議論到堯舜“禪讓”之說，只是認為不能潤飾太多，以至加上去一些“偽說”就不好了。　　

所以，認為自己的著作《論衡》的主旨只是“疾虛妄”而已的王充，對于堯舜“禪讓”之說，繞來繞去，沒有敢說它不是真的。　　

司馬遷《史記》之《五帝本紀》，以他的研究，認為舜是以其六世“微為庶人”的貧賤身份，且其家庭情況很糟，“父頑，母嚚（yin,愚蠢頑固），弟傲”，他連老婆也還沒娶不上（“矜”），而得到了大臣的舉薦，并經過考驗，被堯選中的。先是讓他攝政，最終在文祖廟把帝位傳了給他（“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這經過了二十八年之久，所謂堯“辟位二十八年”。這二十八年，分為舜“用事二十年”，“攝行天子政”八年；從舜的這一面說，是“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也就是說，舜早就掌權以至掌握局面了，而堯是漸漸讓在一邊，最終保持著一個至尊的名義。司馬遷之所以沒有用“禪讓”一詞，大約是覺得此詞易讓人覺得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只要做一個儀式，就“讓”出來了，事情不會是這樣的，所以他把過程寫得盡可能詳雜些。這樣分成幾個階段的過程，如果說是“禪讓”，也讓人覺得能成其說，但其實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免讓人想象的、責疑的空間。　　

《夏本紀》中說，禹也是要效仿堯舜傳位故事的，把權力授給了“益”，但沒有成功，最后是他的兒子“啟”登上了帝位，但問題不是出在禹的身上，“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一句“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反過來說明了舜之佐堯日不淺，先是一個二十年，接著又一個八年，這時候舜即使想推掉帝位也不能，堯即使想回歸帝位同樣不能。后人責疑堯舜“禪讓”之說，這大約也是一個可攻之處。　　

司馬遷寫堯舜禹的傳位，可算是用了一番心思，他大約倒也不是怕削了儒家的面子，他是就傳統之說，盡可能寫得圓滿可信，他能寫出禹的傳位為何未能重復堯舜故事，可算是慧眼獨到、察于秋毫，另外，他也犯不著在堯舜傳位的事情上與傳統唱反調，情況已經是或即將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候了。　　

在《史記》的《燕召公世家》里，具體寫了一場“禪讓”的丑劇、鬧劇。　　

先是縱橫家蘇代用一套鬼話使燕王對大臣子之特別尊重，然后是一個叫鹿毛壽的人，說了另一套鬼話，說“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這樣勸燕王噲讓國于子之，以博取虛名。燕王噲信其言，將國柄授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結果，國亂，百姓不安，引起內亂，齊國趁機來攻，燕人無戰志，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逃亡。又過了二年，燕人擁立了燕昭王。　　

這說明著“禪讓”之事，不光是上層少數人的事，從國人這一面來說，也是很關注的。《史記》在記載這一事時，于鹿毛壽話中提到一種關于歷史的說法：　　

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　　

“索引”按說，這種傳說“經傳無文，未知所由”。　　

但司馬遷于行文中記下這一說法，確實給他自己寫的《夏本紀》這一“正史”，另外給出了一種想象與責疑的空間。儒家經典的“經傳”之類，是不可能提到這種異說的。　　

我們在《論語》與《孔子家語》中雖然沒查到孔子對堯舜“禪讓”之類事情的說法，但“刪《詩》述《書》”正是他的重要業績，《尚書》最初是他據史料編撰而成的，《尚書》所表現的重要觀點，當然體現了他的觀點，我們從《尚書》的語言文字里，分明地感受到了“儒”的氣息。　　

我們看到，《史記》關于堯舜淵源與傳承關系的說法，基本上來自《尚書》，與《尚書》一致。但司馬遷不是簡單抄襲《尚書》，他增加進去的內容不少，比如，他說，堯崩后，舜給堯守喪三年，然后又不肯就帝位，而遠遠地跑到“南河之南”去避讓堯的兒子丹朱，但諸侯們都跟著舜走，而不擁戴丹朱，沒辦法，舜說，“天也”，于是這才回到都城即位，叫做“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這個程序，后來大禹也演繹了一回，“帝舜崩，三年喪事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司馬遷加進去的這些話，也許并不是他的發明，大體是孔子后學者們的“完善與發展”。對于這一套令人作嘔的東西，司馬遷在《燕召公世家》里，其實已借燕王噲“禪讓”子之的真實鬧劇，譏諷得淋漓盡致。　　

一九六四年的毛澤東詞《賀新郎·讀史》寫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詞意譏諷即應指所謂“禪讓”的神話，當然，還包括史載的那些生來就神圣的說法。　　

我們從《尚書》中看到，在敘述商湯伐夏桀、周武討殷紂時，儒家充滿積極進取的歷史精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誥》），這是明確主張在正義的前提下，可以向外“兼、攻、取、侮、推”，具體說，也就是消滅夏桀的腐朽統治，取而代之。　　

在記敘周武王伐殷紂時，敢于直書“血流漂杵”的戰場事實，而無所顧忌，決不像后來學者們潤飾歷史說周取商是“兵不血刃”。　　

我們讀那文字極簡拙的《尚書》，無論孔圣及其門徒后生們如何潤飾，當歷史的興替或變革之際，一種緊張的空氣，仍然會襲向我們，字里行間的血腥味會讓我們的心臟忽然突破常律地跳動起來，那才是真實歷史給人的感覺。毛澤東詞《賀新郎·讀史》寫道，“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這“斑斑點點”的“陳跡”，其實就是血痕。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看得是對的，亦可見毛澤東與魯迅的一致。　　

但盡管堯舜“禪讓”其實是謊言，儒家樹立的仁君、志士與好人堯舜禹以至湯武的形象，卻不可廢，如果盡行抹去，歷史豈不唯有一團血腥、一片黑暗？這也不可能是符合事實的。所以，“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對歷史陳說的改造與升華，既是成立的，又是必要的，詩句是說中國人民的每一個人，都成了堯舜那樣崇高的人，也就是拿來孟子同意過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而用之（《告子章句下》），這個贊揚、希望與鼓勵有何不好呢？當說“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時候，語境里是不包括“禪讓”之類的疑點與陰影的，盡管《尚書》之類把那疑點與陰影也涂抹成了無比的光明。歷史是立體的多面的，一句詩不可能顧及所有的方面。　　

如果有力遍查古人文籍，對于堯舜禹湯武這些歷史人物，主流一定是充滿頌揚，作為自己立論的最堅定有力的前提，而非主流和呆子們一定是頗有微詞，據說，以此獲罪的也有。本文無力遍觀古籍，但孟子的態度，不可不作一考察。　　

孟子是“言必稱堯舜”（《滕文公章句上》），完全同意并承繼孔圣儒傳，這方面就不必說了。　　

孟子最突出的，大約莫過于他的“革命”思想。在他親手編定的《孟子》第一篇中，就把“仁義”歸結為“與民偕樂”，這樣說了還不夠，又舉出商湯征伐夏桀時的誓師宣言所引用的夏民歌謠，對梁惠王這種人加以警告，說，“《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可真夠厲害的。（《梁惠王章句上》）　　

《易經·彖傳·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贊明《易》道”，贊明者，闡明也，所以，“湯武革命”也可算是孔子的觀點。孟子維護“湯武革命”的正義性，堅決蕩除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糊涂觀念。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算不算臣弒君？他馬上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家語》載孔子說，湯伐桀是“天下討之”，是“如誅匹夫”，孟子語源于此。　　

君主是不是成了“賊”的標準是什么？“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這個標準可真不低。（《離婁章句上》）　　

所以，孟子認為，“政”的主旨與核心是“民”，失民則失天下。“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雀）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離婁章句上》）　　

據“宇太”先生引用，毛澤東說過，武王伐紂是一場人民革命戰爭。　　

據“由自如風”先生引用，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人談話中說：“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么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后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就是商丘。”（《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　　

如果他們的引用都屬實，亦不相矛盾，前者是毛澤東自己的觀點，后者是毛澤東在河南講河南的歷史故事，談到“給紂王翻案”者所講的道理，至少認為講得有些意思，可作一說，舉出來以供談資。　　

考察孟子對于堯舜之事的態度，似乎與韓非子正好相反。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章句下》）　　

他的弟子咸丘蒙問，聽說，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舜父）亦北面而朝之，孔子也說，于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也就是人倫乖亂，天下將危，有這話嗎？孟子答，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說著又舉出《尚書》，那上面說，堯死時，百姓如喪考妣，舜……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這一切說明著舜是繼堯之后才為天子的，正如孔子所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咸丘蒙說，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萬章章句上》）　　

孟子接著又回答了弟子萬章的疑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他的回答是以《尚書》之說為本，加以更圓滿的發揮，也沒有忘記說到舜是如何避讓堯子、禹是如何避讓舜子的，都沒讓成，天與民選擇了他們，而不選擇堯子舜子。總之，孟子堅決維護《尚書》所載堯舜行為的正當性，而屏斥一切在這個問題上的懷疑論。　　

這樣，本文前面所引韓非子的言論，擺在孟子面前，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后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然而韓非子之意，也是堅決維護君君臣臣，就連歷史上這些事情，也堅決用一種很死板的態度去看待，在這上頭容不得半點“革命”性。在歷史觀上，韓非子如此由進步而墜入反動，是怎么回事？大約可以這么解釋，一來，韓非子面對岌岌可危的他的韓國，認為首要的是維護國君的地位與權威，才談得上別的一切，所以他堅決屏斥那種堯舜“禪讓”論與“湯武革命”論；二來，韓非子這種絕對的態度，對于即將實現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大一統來說，倒是適合的，那將是君權的巔峰的時代，而他的老師荀子在文章早就主張要把君權抬到所有等級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家應當享有最崇高的榮華富貴，認為那就是“禮”的第一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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