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諷刺梅蘭芳嗎？　　

魯迅的一些雜文，語涉梅蘭芳，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可能全面研究，而僅就《墳·論照相之類》這一篇來做一個考察。作為文化巨人的魯迅，會諷刺梅蘭芳嗎？會很簡單地對待梅蘭芳的藝術嗎？　　

一段：魯迅說，近十年北京的照片，其人闊了，則照片放大，其人下野，則其像不見，只有梅蘭芳的照片不是這樣“掛起掛倒”，梅蘭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這些照片，也確乎比那些“掛起掛倒的東西標致，即此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而照相館有時“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蓋出于不得己”。這段所諷刺的是軍閥當政的政治與社會的某一情況，對梅蘭芳不但并無不敬，實際上對他的藝術之美還是肯定的，對老百姓的這一“審美”選擇，也是肯定的，只不過以雜文語氣說出，令人感覺有異罷了。此外，對于中國產生這一“審美”，魯迅當然有自己的感覺與思考。　　

二段：魯迅說，梅蘭芳扮演的黛玉，“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而小說中的林黛玉給他的印象，不是這樣天女麻姑似的“福相”，而“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這看似對梅蘭芳失敬，其意實不在此，而是諷刺社會上一些人模仿著梅蘭芳扮起天女之類來，拍了照片，“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魯迅接著就寫道，我們“也就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這段文字，顯含某種文化諷刺，但另一面，對梅蘭芳的藝術和中國人的審美眼光，卻也是肯定的，就是說，中國人是識得好丑的，即使在病態的社會及其文化中，也是識得好丑的，那些“拘束得可憐”的照相，畢竟沒有資格掛到照相館里去。“梅蘭芳君”的這個“君”字，于文中加得有心，是對雜文語氣的一種平衡。　　

三段：寫到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有“幾位先生”把泰戈爾當作“一瓶好香水似地”，似乎“熏上”了某種“文氣和玄氣”，這是對文壇的諷刺，下面一句寫道：“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這分明是對照前一句寫到的“幾位先生”的，對梅蘭芳卻是一種高度的肯定，而不是諷刺。言下之意，那“幾位先生”之類是淺薄的，而真正能與泰戈爾比肩的，只有梅蘭芳。（在《華蓋集·“公理”的把戲》一文中，魯迅寫及他與陳源“嘗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臺前一握手”，可見，魯迅參加過歡迎泰戈爾的社會活動，而并非完全冷眼置身事外）。　　

接著，諷刺的繼續，又回到照相館的問題上來，說，泰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中國的一些詩人，時髦地戴起了泰戈爾式的帽子，而泰戈爾離開后，這些“震旦（指中國）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指泰戈爾）的消息”，“裝飾這近于理想的震旦者，也仍是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里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顯然，這也并非諷刺梅蘭芳，而是借此針對中國當時的文化現象，并且實際上指出了“巍然”的梅蘭芳的藝術不像詩人的時髦那樣隨風而來又隨風而散，而有一種穩定性。　　

接下去單獨另起一行，魯迅只寫下一句話：“唯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這句話含意復雜，在這“永久”之下，指出了中國文化總的狀況如何地遭著壓抑和扭曲。本來，藝術上的男扮女或女扮男，都無不可，但中國戲劇舞臺體制為何男扮女成了青衣旦角的規矩？有其深刻來由，一定程式上是社會黑暗與扭曲的產物。當然，一經成為“藝術”被接受，人們也就以為一向和應當如此。魯迅曾多次沉痛指出中國人是容易遺忘的。事實上，現在，男扮青衣正在退出歷史舞臺，“四大名旦”已成不可重復的歷史。所以，魯迅將這句話另起一行，是要引起人們對文化及其現狀的深思，而不是否定梅的藝術，更不是跟梅蘭芳過不去。“藝術家”三字打上引號，也并非不承認梅蘭芳是藝術家，而仍是指出梅蘭芳所體現的“藝術”的令人深思的特殊性。　　

四段，魯迅說起外國一些文藝家的照片似乎都是有缺點的、不美的，托爾斯泰、易卜生、羅丹老了，尼采一臉兇相，叔本華一臉苦相，王爾德有點呆相，羅曼羅蘭怪氣，高爾基像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跡，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下文還順帶的諷刺著說：“假使吳昌碩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畫的潤格如是之貴，則在中國確是一位藝術家了”。這些話，總起來看，是諷刺著中國文化被扭曲的現象：那個“好”字，是指向一種“瞞和騙”，即總是不能直面和正視現實；而刻印章固然是中國的藝術之一種，但當作就是雕刻藝術，則未免遺失太多了。這些諷刺都是尖銳而正確的。魯迅卻并沒有說天女散花照片不好，只是借此對這“好”加以文化上的思考罷了，況且還舉出許多外國藝術家的“丑”來說，舉出吳昌碩的刻印章來說，其文化對比與批評的本義是很明顯的，決非針對梅蘭芳或對吳昌碩作攻擊。　　

又一句另起一行的話是：“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句話其實是點題，點明了本文諷刺的對象不是哪一位具體的藝術家，而是中國藝術中國文化中透露出的一種深刻病態的東西，這東西并不根于藝術與文化自身，而是根于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男人扮女人”，又豈止在舞臺？舞臺小世界不過是社會大世界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罷了。　　

接下去一段里分析了太監現象，太監使人放心，但不使人愛，于是推論到，“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這句話指向什么呢？很明顯，指向著中國傳統政治里的奴婢性，是魯迅的批判的深入，正是魯迅的筆要置它于死地的東西。而外國“沒有這樣完全的藝術家”，即“從兩面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扮男人’”。　　

由此可見，魯迅是從梅蘭芳的藝術，進到男扮青衣旦角的藝術現象，進到中國文化的深層次，從而作出了獨特而尖銳的批判，不但沒有否定梅蘭芳和他的藝術成就，恰恰是借著梅蘭芳和他的藝術成就作為立足點，去進行他的中國文化批判。當然，似乎也就會“傷”著我們的“好”的心，然而，我們不能以此誤解魯迅，卻反而要更加敬佩他的徹底和勇猛。人們贊揚說，梅先生對魯迅從未有過微詞，但人們更應當看到，梅先生對魯迅是理解的，但他不好說，也不必說。　　

文章的最后，魯迅幾乎是重復一遍地說：“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較前加上了“最普遍”三字，當更發人深省，進一步把文章歸結到文化批判以至政治批判上，而決不是針對著梅蘭芳和他的藝術。　　

最近，看了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的一場演出，其中有“梅派第三代嫡傳弟子胡文閣”扮演虞姬，覺得很不錯。欣賞之余，不覺有一感想：目前唱梅派的女演員甚多，較著名的也有不少，為何似都沒聽說有“嫡傳第某代”的桂冠？很多都是在胡文閣之前就唱紅出名了的，也未見有此桂冠的宣布。可見，梅派執著地把“男扮女裝”作為了自己的一個重要特點。從現場欣賞來看，其中似有一個重要道理，那就是，正因為男扮女裝，這就把最后一層物質的、生物的因素剝離開去，而進入藝術表演的更純粹的一個層次，乃至可以說是最純粹的一個層次。因為，與女演員扮演女角色不同的是，男演員扮女角色，更深地進入了模仿，他不但要模仿戲中的女角色，還要模仿女性本身，而他卻是一個男性，所以他的模仿更純粹，需要他更純粹地表現出女性特點本身，從而經受無意中更嚴格的眼光。而女性扮演女角色，雖然也需要這兩層模仿，但正因為她自己就是女性，所以她往往在女性本身特點的模仿上容易全憑她個人的天然，反而不容易進入一般、進入純粹。這樣理解起來，可以說，梅蘭芳的男扮女裝，是把藝術推到了表現的極致。不論男扮女裝形成的歷史如何，當這一藝術出現，并且到了梅蘭芳手中，他使之達到了藝術的顛峰，發現了這是藝術的極致，也是通向極致之一條可行的路。大約，魯迅雖然對男扮女角深有感觸，而借以進行社會文化的批判，卻并沒有從藝術上加以否定，個中道理，也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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