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刃相割，利鈍乃見；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論衡》之《案書》篇）　　

王充此言所說的“四《難》”，是韓非子的四篇文章“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如王先慎題注所說，“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是韓非子舉出往古事例和成說，針鋒相對發表他的不同看法，所以王充稱之為“兩刃相割，二論相訂”。韓非子所借題發揮的，是他的以“法、術、勢”為主體的君臣之論、“帝王之術”，讀來自有他的道理。從文體形式上說，《論衡》受著“四《難》”較大影響是很顯然的。　　

岳麓書社出版的《呂氏春秋，淮南子》，有楊堅先生作的“前言”，其中說，《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今看《呂氏春秋》，覺得楊先生此說疏忽籠統些了。其實，該著之成書，要往后推至秦統一天下之初年，而該著之撰寫，則在這之前的若干時日。　　

1，《呂氏春秋》的《孟秋紀》之《振亂》說：　　

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伏世，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訴。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　　

這一段文字所說的，正是戰國末期的景象。由此語可知，《呂氏春秋》作時，秦尚未統一天下，而天下渴望“賢主、秀士、義兵”，以掃滅那些“與民相離”的“恣行”的“世主”。　　

2，《孟冬紀》之《安死》說：　　

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　　

這一段文字，盡管有“嘗亡，已亡，皆亡”三詞的區別，但總以一句“其皆故國矣”，是說這些國都亡了。這些國都亡了，就是說秦統一天下了，而秦統一天下、秦王政稱“皇帝”的時間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由此可知，對《呂氏春秋》一書，籠統說其“成書于秦王政八年”，即距離秦王政稱秦始皇還差著十八年，是很不準確的。應該說它寫作并成書于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后。　　

據《史記》之《呂不韋傳》，“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成了這部《呂氏春秋》，記在該《傳》“太子政立為王”這一節之后，“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都愛好招集賓客，這是呂不韋集賓客撰書的一個文化背景。《史記》沒有具體說此書成于何時。　　

《呂氏春秋》于《孟春紀》等“十二紀”之后，有一《序意》，開頭一句說，“維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　　

這一句是不是楊先生認為《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政八年的依據？　　

從這《序意》下面的文字看，呂不韋回答了一些話，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至于那幾百字的其它的話，則顯然出于賓客的發揮，而下面一段講豫讓刺趙襄子的事，又與《序意》在文意上毫不關聯。所以，總的來說，這個《序意》，只有上半段略有“序意”，其稱為《序意》，而不稱為《序》，是很確當的；大約是后來勉強拿這個來做了《序》，而稱為《序意》，卻又沒放在全書之前，而放在《十二紀》之后。　　

賓客為《十二紀》請示呂不韋，是在“維秦八年”，這時候《十二紀》或只在寫作計劃上，或已經寫成初稿，都可以的，但我們不能憑這個說《呂氏春秋》此時已成書了。《十二紀》后面，還有好多篇章，在這《序意》中一字沒有提到。　　

從《孟冬紀》“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這句話看來，《史記》“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這句話，寫得很準確，書確實是呂不韋的“客”們“著所聞”寫出來的。　　

因此，“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這句話對我們就很重要，它不但證明了《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當在秦國已經掃滅了東方六國之后，是秦王稱“皇帝”的初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立為皇帝”），也證明了寫下“維秦八年”的《序意》時，這篇《孟冬紀》篇還沒寫。　　

說這個成書年代之事，是因為聯想到，韓非子撰寫他的著作，至少其有一半的階段，竟是與呂不韋與賓客們撰寫《呂氏春秋》是同時的，處在同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都在秦統一六國之前這段時間里，而《呂氏春秋》里一些議論，恰好為韓非子的思想作了注腳，說明著他這個激烈的思想家產生的時代社會環境。比如，《孟秋紀》之《禁塞》說：　　

……以至于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痛心矣。　　

讀著這些還帶著當時新鮮氣息的文字，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秦國統一天下，當時的正義性，人們說得是很不夠的，好像只是秦國強大的原因，以及東方六國不能團結的原因，使得秦王得遂其志，我們讀著《呂氏春秋》中這些文句，卻能體會到東方六國的那些“世主”們，是把他們的國家弄得腐敗無能到了極點，人民水深火熱，而秦國以拯救天下為號召，秦軍成了“義兵”，秦王成了歷史的“興主”，呂不韋、李斯這些人成了歷史的“仁士”，這才能君臣同心，重復湯、武的故事，而得了天下。從《呂氏春秋》這樣的字里行間，能讀出秦國統一天下的客觀的正義性，這應當是它能成功的首要原因。　　

這就反證了韓非子的激烈的法家思想的產生是十分合理的。我們從“難一，難二，難三，難四”這幾篇《難》中看到，韓非子對當時流行的禍國殃民的謬論“立義以難之”，是十分的尖銳無情，痛快淋漓，他正是要糾正“世主”的腐敗荒亂到正確而求強的路上來，走上“法、術、勢”的“爭于氣力”的新路，成為時代的“賢主、興主”。然而，韓王這樣的“世主”，是韓非子這樣的“秀士、仁士”所說不回頭的，正如王充在《論衡》中所說，他雖有韓非，“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論衡》之《效力》篇），成為東方六國中第一個倒下去的諸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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