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分析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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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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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新版《三國》電視劇已經播出了一段時間，我只偶爾看過幾集，對電視劇說不上什么。易中天先生因在《百家講壇》講“三國”而出名，可能是由于這一緣故，新版《三國》電視劇播出后，易中天先生發表了長篇系列文章，其中說到一個問題，就是歷史上對于“三國”歷史人物的評價中“尊劉貶曹”的出現。易中天先生認為，漢魏之間，蜀漢代表了中國人圣君、清官、俠客三個夢，而曹操代表的是“小人”。因此，“尊劉貶曹”背后高高飄揚的是“道德的旗幟”。易中天先生的這一總結基本正確，但有點簡單化。而且，易中天先生對這一總結也有自己的傾向性。本文不是想與易中天先生辯論，只是針對“尊劉貶曹”說一點看法。
“三國”評價中“尊劉貶曹”的出現有一個歷史過程，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與之相伴的還有“揚孔明抑周瑜”等現象，不管是劉曹還是孔周，魏蜀吳之間，蜀漢代表的是正統，是正面人物，這是《三國演義》的基點。說三國歷史經常不得不比較陳壽的《三國志》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前者作為史書，并沒有這一特征。而后者作為老百姓的故事，這一特征很明顯。兩者之間，時間相差了約一千年。換句話說，“尊劉貶曹”是在很長的歷史演變中逐步產生的。其中最關鍵的轉折點，就是宋朝，尤其是南宋。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的確值得思考。
中國的傳統政治有它的理念核心以及制度形式。如果我們說秦始皇之后，中國歷經了兩千多年的大一統，那么，宋朝差不多正好在中間點。宋朝以后，中國再也沒有嚴重的分裂，這一現象說明宋朝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形態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政治較為完整的階段。然而，宋朝出現的一整套傳統政治理念和制度形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很多內容都有歷史上的發展、調整、或者說實驗期。從這個角度說，漢朝分崩離析之后，魏蜀吳三國的不同形態，就是對政治模式的不同實踐，或者說是歷史上不同政治形態的反映。此后又經歷了很長時間，到了宋朝，人們認為，蜀漢的制度實踐相對較好，最能被后人接受。雖然蜀漢在三國之爭中失敗了，但是，中國古人并沒有“不問動機，只問結果”，而是“不以成敗論英雄”，依然肯定蜀漢的制度模式。
那么，魏蜀吳三國的政治形態有什么各自的特點？在這里簡單區分一下。曹魏政治更多體現的是權勢政治。從曹操起家的歷史可以看出，董卓、袁紹、呂布等，包括曹操自己，都是權勢人物。權勢政治的核心就是誰有實力誰就是老大，而且常常憑借武力說話，拳頭硬是最重要的標準。而且，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道德不是很重要的選項。權勢人物的具體特征之一是，每個權勢人物都有自己的地盤，或者叫勢力范圍，它在以后就發展成藩鎮等地方割據勢力。因而，宋朝在經歷唐末藩鎮割據造成的動亂，以及五代時期的打打殺殺，從政治理念中將以曹操代表權勢政治排除在正統理念之外，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必然選擇。嚴格來說，三國時期，蜀吳兩國并非完全沒有權勢政治的特征，只是相對來說，曹魏的這一特征更加明顯。
孫吳政權的形式與曹魏不完全一樣。曹魏的權勢政治對于權勢人物的形成來說，既可以借助特殊地位和身份，也可以是平頭百姓，而孫吳的政治更接近于貴族政治。例如周瑜和陸遜，都出身于世家大族。世家大族與權勢人物不太一樣，它不是靠武力獲得地盤，而是靠自身的特殊條件，在社會上占據一定的地位。比方說，周瑜和陸遜的文化修養都很高，這是當時世家大族的特征。歷史上說“曲有誤，周郎顧”，意思是說別人演奏音樂的時候，任何一點差錯都逃不過周瑜的耳朵。然而，文化修養很高的周瑜和陸遜，在歷史上的定位都不是知識分子，而是軍事家。這也是貴族政治的一個特點。中國歷史上有一段時期，打仗是貴族的事情，就好比歐洲歷史上的騎士。貴族打仗與平民打仗相比，貴族更加職業化，專業素養更高。舉一個西方的例子來說，拿破侖在歐洲的陸地戰場所向披靡，但是拿破侖的海軍很差，打不過英國，這也是拿破侖最終失敗的原因。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因為，拿破侖的陸軍大都是平民，對職業化的戰爭技能要求不太高，稍加訓練就能扛槍上戰場，靠旺盛的士氣取勝。而海軍則是專業化程度很高的軍種，長期都是貴族軍人的天下。法國大革命后，貴族被殺了很多，從而造成拿破侖的海軍找不到幾個像樣的人才。
蜀漢政治與曹魏、孫吳又有不同。桃園三結義的三個人都可以看成是平民，劉備雖有皇族血統，但已經很遠，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劉備早年家貧，以販屢織席為生，俗稱賣草鞋的。關羽是賣豆腐的還是賣什么的有爭議，張飛是殺豬的或賣肉的屠夫。說個笑話，三人以前都像是菜市場里或集貿市場上混飯吃的，他們的確是真正的平民。因而，劉備起家沒有權勢人物的地盤，沒有世家大族的先天優越，更多是平民百姓靠個人奮斗而追求成功。后人對三國的命名也很有意思，曹魏、孫吳都冠有頭號人物的姓氏，但蜀漢則沒有，其實這就是政治平民化、排斥權貴化的一個體現。雖說中國社會從商鞅變法開始就進入了平民社會，但是，真正制度化的平民社會也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到宋朝才徹底形成。這里就要說到諸葛亮。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最后成為蜀漢的實力派人物，諸葛亮沒有成為這一幫派中的一員，而是地位在他們之上，這就是后來中國知識分子掌權的一個典型。不拉幫結派，是中國傳統對于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要求，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不黨”，目的是要保持獨立性和公正性。比較而言，文化水平同樣很高的周瑜，史上是作為軍事家留名的，而同樣很會打仗的諸葛亮始終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
由知識分子掌權，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地位高于其他人，不管是世家大族，還是武將、商人，這是在宋朝真正形成的中國傳統。而在三國歷史上，諸葛亮就是這一傳統的早期典型。諸葛亮與曹操不同，曹操也很有文化，但曹操主要體現的是權勢人物的特征，而非知識分子。曹操也從平民中選拔讀書人或其他人才，但是，曹操是把讀書人當成為我所用的工具，稍不合意便砍讀書人的腦袋，這也是后世不能肯定曹操的重要原因。因為在曹操那里，知識分子被要求成為馴服的工具，而不是客觀公正的體現。易中天先生在長篇系列文章中，對于知識分子掌權高揚“道德的旗幟”有所抵牾，似乎曹操的法治更符合所謂契約精神。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諸葛亮雖然是宋代以后儒家肯定的知識分子代表之一，的確具有較為鮮明的“道德的旗幟”，但是，在法治精神方面，諸葛亮并不比曹操差。這里就不多舉例了，熟讀三國的讀者都應該知道。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從一開始就完整的。諸葛亮的知識分子政治的確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是，諸葛亮最終還是失敗了。原因在哪里呢？關鍵在于如何延續。權勢政治可以延續，但結果是紛爭不斷。貴族政治也能延續，但結果是權力壟斷。建立在平民基礎上的知識分子開放政治，諸葛亮是一個典型，但他沒有找到延續的辦法，這才是他失敗的原因。諸葛亮以四川為基地，蜀漢政權的主要人物都是外來的，他們還沒有形成如何與本地的平民知識分子融為一體的有效辦法。這種辦法直到300多年后，由隋朝確立了科舉制度才開始形成。又過了400多年，到了宋朝，科舉制度在隋唐的基礎上更加完善，知識分子的開放政治終于有了可以延續的具體手段，這就是從宋代開始明確“尊劉貶曹”的本質。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不過是把這種平民化知識分子的開放政治向老百姓做一個通俗的宣傳。因此，中國傳統政治在摸索了較長時間后，形成的核心就是平民化、知識化、制度化、法治化和開放性。諸葛亮是這個核心理念形成過程中一個正在發育的必要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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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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