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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為關鍵--兼談所謂“公共外交”

田辰山 · 2010-07-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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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為關鍵

——兼談所謂“公共外交”

田辰山

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

(北京外國語大學)

各位專家、朋友:

十分榮幸有機會參加這樣一個議題的會議。本來沒有準備發言,但到會之時工作人員向我征求發言,在聽會過程中寫了一個提綱?,F在整理了一篇這樣的稿子。

一、視角

我是政治學與哲學視角。我現在講授“比較中國、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媒體與政治”。長期以來,我習慣從外部看中國,認為這樣避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外部看,特點是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比較樂觀。不像在國內,看負面東西多,總要言必稱西方,總感有點事事不如人,泄氣。我過去也曾是這樣看。但現在有一種整體比較角度;整體比較使我對中國感到樂觀,有信心。

二、什么是中華核心價值?怎樣建立核心價值?

   聽一些發言打出“公共外交”這個概念,認為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所以要鼓勵個人在善交外國朋友上下功夫,通過交往讓他們理解中國。這種看法應該不錯。但是在這個層面上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到底什么是不理解中國的原因?有些與中國接觸很多,交了不少中國朋友的外國人,還是對中國大有微詞。這其實不是搞搞“公共外交”可以解決的。因為,外國人不了解中國,其中有更具有決定成分的政治的和文化思維的原因。而政治和文化思維成分造成的不理解其實是核心價值問題。

自由民主主義核心價值人們很容易脫口而出: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這一套。而一問什么是中國核心價值,就說不清了。不是有很多講法,就是干脆有的哪怕是職位較高的中國政府官員也認為“說不清楚什么是中國的核心價值”。這種情況其實是不該責怪之事,而只是在西方價值很明確,中國價值說不清的對比之下,才顯得奇怪和感到不如人。中國人過去不講價值,價值是個西洋詞、現代詞,是個思維絕對化的詞。如果有個整體比較角度,就知道價值在中國為什么說不清楚。為什么說不清楚?原因是中國人的思維和做事從來不絕對。這是一種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什么東西在中國人看來都是變的,都是隨歷史、社會條件或者時間、地點、情勢而變的。設定一個確定不變、絕對理念的價值觀念并非就是明智??梢哉f,現階段說的“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就是中國今天的價值。

那么中國傳統有沒有確定的“價值觀”、或者說“核心”(或曰所謂“絕對”)價值呢?我以為是有的。中國人有核心價值觀,就是中國人的歷來崇尚。但中國人是多角度思維的,一個價值觀在不同角度上,不同時間、地點、條件下有著多種不同的說法。

這個核心價值觀是什么?過去中國很少花氣力去確定它,因為確定它似乎對中國人必要性沒有那么大。但是現在不確定不行了,因為西方的價值觀來了。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西方價值觀的確定性在中國人搞不懂時容易搞亂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恰恰在與西方價值觀的對比角度上,中國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觀。

怎樣對比?首先需要找到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這一套東西是一種什么文化思維。它其實是個金字塔三角結構,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規定的對宇宙看法,由此也是思維方式。三角形頂端是高高在上、人類不能超越的獨一無二體(上帝);它的下面是按照它的計劃制造的獨立、分散、不相聯系的無數個體。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就是在這個文化思維結構上得出的絕對原則或概念。這些原則缺少相對性,其根本前提就是無數個體分散、不聯系和獨立性的這種假設;而且更在于: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等原則的絕對性與上帝一脈相承。它們反映的是上帝的意志,所以是絕對、抽象、終極和所謂“普世價值”的。

在這個基礎上,美國主流意識形態有統一價值:1)資本主義;2)自由主義;3)人權。是在這個基礎上,有二元對立的安全觀。什么是安全?安全就是威脅的存在;而威脅是針對自由和人權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和人權是美國主宰世界的理由,任何對這個理由不利因素的都是安全問題。

在美國(西方)與中國關系上,至少有三個二元對立邏輯在起決定性作用:

1)政府與個人之間二元對立:這是為什么CNN說它不對中國政府道歉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總是支持有些中國人(或西藏)反政府,尤其反中央政府。再加上當然的一個很決定的因素,即出于國際政治目的,美國保證可以控制世界(包括中國)。

2)“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亨廷頓對外交思維的“我們”和“他們” 有確切定義:不同膚色、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等等。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對立、沖突,是“我們”征服、壓倒、統治“他們”的關系。

3)“美國(西方)”與“中國”的二元對立:黑白分明地一個先進、一個落后;一個民主、一個極權;一個文明、一個愚昧。與中國儒家文明的沖突是必然的、終究的。一切不沖突都是權宜的、暫時的。

美國和西方出現“公共外交”的術語和政策,基于文化二元對立思維和國際霸權目的。“公共外交”就是向別國公眾灌輸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使最不利它國際政治主宰的地區掀起“民主”運動(或顏色革命);培養和建立有利于西方的政權。按照亨廷頓說法,這個世界有許多本不是西方國家的人,在心靈深處欣賞西方核心價值,是一種文化精神分裂狀況。搞“民主”運動(或顏色革命)要靠這種人。

我在一次偶爾機會,旁聽了一次正在召開的關于“軟實力”的國際會議。中國知名官員和學者也在會上,也提到中國的“軟實力”問題。印象很深的一幕是,美國外交官員發言懷疑地針對中國學者說:“軟實力不是搞出來的,而是有沒有的問題?!焙芮宄?,這是在說:中國有軟實力嗎?軟實力是價值觀,美國(西方)有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這些是西方的軟實力,中國有嗎?沒有這樣的軟實力,再搞軟實力也是沒有用。搞外交政策研究的人們需要想一想,為什么美國能夠宿求對全球的主宰地位,軟實力就是因為它的文化核心價值被世界接受,成為一種被認同的全球“普世價值”。

其實,中國要搞“公共外交”,首先要對中國人自己。中國人要先認同和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價值。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清醒,中國自己不在文化(精神)上站立起來,政治上也挺不起腰桿,經濟地位也不是牢固的,就會處于附屬地位。其實中國這么多年的媒體意識形態,有很多亨廷頓所說的文化精神分裂現象。很容易想象,這說明談軟實力還差得太遠。所以,“公共外交”、“軟實力”和“文化安全”的思考必須從搞懂西方價值入手,并由此確認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

中國核心價值體系到底是什么?在與西方價值觀對比中,中國人找到的自己價值觀體系,可以說是一種心場式結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與操作體系。比如說“人民民主”,它基于的文化思維不是有一個超越、絕對、抽象、概念化的“上帝”。中國人重視變化和事物的內在聯系,態度是實事求是或對變化的悉心、高超地應對。這種思維反映在《易經》的核心價值上。這種價值就在于把天下萬物看作是互相連續或曰通變(辯證)的關系;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人民與政府都是相系不分的,而不是西方那種二元對立。所以,中國價值觀是在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中國與其他民族、與世界,與宇宙的不分和互相依賴之中,尋求恰當性和維護這種恰當關系。用今天的話:和諧!

中國的社會、政治、現實問題,在這個核心價值體系中解釋才變得清楚,因為它是貫穿古今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在它基礎上獲得合理解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更是可以解釋,甚至中國“自由主義”也可以獲得解釋,都可以因此而產生吸引力。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提法,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可獲得合理解釋。只有這個核心價值體系才能作為中華民族和每個中國人的自我精神和自信力,才可以得到與美國(西方)的對等對話地位。在這個價值觀上中國人才會建構起自己的話語結構,才可以實現不低人一等的對話(追求和諧與鼓吹征服的對話)。有了自己的價值和話語,和西方在人權和西藏問題的對話,本不應該是腰桿挺不起來的事情。而恰恰是當中國人沒弄懂其結構特點時,西方話語結構極可能變成一種自縛的困惑。

我把中國與西方相區別的互系性思維方式和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自然宇宙的不分與互相依賴作為中華民族的價值觀。中國和美國在看待中國問題時可以放一放西方的政治概念和話語結構,理解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用中國的觀念理解中國的事情,理解有了深化,在這個基礎上中美進行對話,雙方都會收獲很大。

三、抓住全球金融危機的歷史機遇

   從政治學和中西文化比較角度,金融危機深層是自由主義文化危機。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經濟復興深層的文化復興?,F在有一個能否抓住這個契機和關系到中華復興能否持續成功的關鍵問題。我覺得應考慮“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的概念,它包含中華文化自信力和從容不迫的氣質。這次文藝復興或啟蒙的內容要遠遠超出西方這個地域而具有全球性。它是指西方興起對現代性和科學主義的批判與東方在文化上的復興,造成世界多文化互動的局面,從而結束全球性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單元局面。

   中國今天伴隨經濟復興的文化復興,是遠超過“公共外交”這個狹隘概念內容的。這個機遇條件使得中國人不能一廂情愿。中國要在東方的立腳點與西方進行溝通和結合,西方也存在尋找中國和東方的努力。在認識中華文化價值觀基礎上,中國要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領導的理論性,以理論支撐實踐。在這個條件下,在明確的中國價值觀的方向上搞好技術性操作。

“民間外交”或者“人民外交”的概念比“公共外交”更好。它是人民的自然自覺自愿自主的行為,因為認同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在明確的中國價值觀上,政府主導和人民的參與,每個個人都可成為輿論的制造者和影響者。

四、“公共外交”的來源

“公共外交”(也稱“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60年代美國出現的術語,專指各國政府間互動之外的國際外交。這一術語曾是美國信息局(USIA)的專利,特指信息局的使命,即“真理性宣傳”(truthful propaganda)。其關鍵是它的政府明確外交目的雙渠道方式。

電影、電視、音樂、體育、電子游戲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都是“公共外交”,都具有戰略目的,傳達著一個國家刻意要向外國公眾傳達的信息。而這刻意傳達的信息是多樣化地闡釋的。這種多樣化解釋本身又是一種如何去聽和如何去說的工具,同時更是如何進行游說的工具。它是以“人口為中心的外交”,也即以外交對象國的人口為實行外交政策的直接對象。

1999年信息局被撤銷。“公共外交”則成為與“公共關系”對等、但又比它更寬泛的術語。40年代末美國國會“公共外交顧問委員會”負責“公共外交”活動監督與成果報告工作。一個典型的“公共外交”工具是“美國之音”。此外典型做法還包括各種交流活動、舉辦講座、會見對象國企業和學術精英等。非典型做法則包括針對對象國人民的日常活動,如文化活動、電影、旅游、戲劇、網上聊天等。

學者對“公共外交”的定義很不同。但是對政府,這并重要,而是把一切對對象國公眾具有吸引力而設計出活動,對提升本國吸引力的活動,統統稱為“公共外交”。因此,諸如學術機構、旅游公司、媒體及凡可與對象國公眾對話的非政府行為施行者統統視為“公共外交者”。

說英語的人一般都知道,中文“宣傳”一詞的英文“propaganda”在詞典中是貶義詞,即為散布和表達鼓噪者觀點和利益的一整套說辭。所以“propaganda”與所傳達信息是否事實沒有關系,而只是圖謀對某種動機或主張的支持,效果如同布道。尤其在美國,“宣傳”(“propaganda”)就意味“說假”。而美國信息局是辯護“美國之音”說的是真話。曾擔任信息局局長的愛德華·穆羅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話:“真話是最好的宣傳。謊言是最壞的宣傳。要想說服人,說的話必須令人信服。要做到令人信服,必須有可信度。要做到有可信度,必須說真話。就這么簡單。”這段話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傳,就很具說服力,就很容易使人信服,讓人感到有可信度,被認為說的是真話。然而這不是玩味之點。值得玩味的在于,被相信是真話、有說服力、有可信力,在大多數情況下憑借的只是心理狀態。而社會現實的復雜程度,經常是不可想象的,乃至不可信的東西征服著人們,而掌握真理的人們往往付出巨大艱辛也不成功。盡管“公共外交”這個概念被定義為“說真話的宣傳”,也有人對它進行批評,有的評價甚至極為負面,說它不過是“顛覆性宣傳”。

中國使用“公共外交”一語,可能導致的效果有三種:

1、由于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將“公共外交”作為一種服務于政府目的外交政策的手段,一旦中國使用,會立刻引起警覺,覺得中國搞“公共外交”明顯帶有政府目的,是一種外交上采取對抗態勢,也會覺得中國有意識進行帶有“公共外交”意義的非政府活動,而因此對它采取懷疑或敵視態度。中國一些非政府的友好交流活動反而在對方眼中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政治色彩,產生相反效果。

2、宣傳美國(西方)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外交”本來就是以達到這樣的外交目的為核心、為軟實力的。對許多實行“公共外交”政策的非政府人員來說,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以“公共外交”為載體,既是明確的政治目的,也是象傳教士布道似的是宣傳自己的信仰,所以對對象國的政治具有很大破壞作用。在這個邏輯上,中國如也把“公共外交”概念帶入許多非政府非政治活動中去,對方對這些活動自然產生恐懼心理。因為他們搞“公共外交”是宣傳真理——“自由、民主、人權”等,中國搞“公共外交”,則必然是宣傳“極權”、“獨裁”、“非民主政治”的“謊言”。這種看法本身已經成為西方很多人的信仰:中國是這樣的國家,所以中國“公共外交”具有“洗腦”和“顛覆”作用,因而引起敵視和抵制是很可能的。

3、哪怕上面兩種情況均不存在,也會在對象國公眾思想中造成誤解。他們會感到不知道中國“公共外交”是想干什么。而一旦這種印象造成,要花多少氣力也不一定能解釋清楚。

總之,從以上邏輯看,“公共外交”的理念對中國不好,帶來被動的可能性會很大。從本人研究中西文化結構差異和中西不同歷史、社會現實的情況看,任何從西方采用概念的做法都充滿誤讀風險(但這很時髦)。因為中西方傳統文化的結構差別是根本性的。某一概念或說法的確切意義只能在西方文化結構和歷史、社會現實中才能找到。所以,在決定對西方某個概念取舍的時候,是不能不考慮整個結構的,是不能不實行一種系統化工程將它“中國化”的。不這樣,對西方某一概念的移植,必然會帶來對本文化整個體系和結構的扭曲,帶來自己思想意識混亂,也帶來別人對自己誤解,很得不償失的。所以,“公共外交”這一術語,對中國不合適,不應該盲目而用。

最關鍵的,還是要明確地有一套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它應該是明顯中華文化特質的,傳統遺傳的,是中國人信服、自然認同的,甚至構成自己基因的和本能地貫穿到自己行為中去的。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對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自然之間聯系性的認識和追求這種聯系適當性、和諧性的價值。它是存在于中國政府所有外交政策的內涵,它涵蓋“民間”和“人民”外交的中國特質觀念之中的內容。

(2008年12月23日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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