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本色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

　　——一名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的認知（下）

　　田辰山

　　政治學博士、哲學碩士

　　原上海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文教專家

　　三十一、“精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不齒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

　　如果心中有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會如何看待今天全球化影響下十分流行的“精英主義”與“專家、公知”社會現象呢？“精英主義”是“是”還是“非”呢？一下子該意識到的是，“精英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詞匯，不是社會主義詞匯，而是屬于將人類分為統治階級少數與被統治階級大多數的二元對立社會結構為世界觀的語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對這一語匯廣泛使用的緣由，是約翰·穆勒的“精英主義”這一個人自由主義假設。他接受宇宙世界存在一個超然絕對真理的假說，進而提出作為原子式個體的眾人當中，存在極少數比大多數接近真理的個體人；他們是精英，必須給他們言論自由，允許他們享受比大多數人更多的各種權利，以致大多數人在少數精英統治下走向更接近真理的地方。

　　一直在西方社會流行的“精英主義”幾十年來也變成在中國社會廣為傳播而影響教育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流行話語，衍生出成功“企業家”、高級“知識分子專家”以及有影響力的“從政者”形成的一個特殊特權階層，成為青年人眼中的精英偶像和競相追逐的目標；無論什么胡言亂語，只要從“精英、專家、公知”口中吐出，就成為被廣泛流傳的“警世恒言”或“金口玉言”。“精英主義”是階級社會產生、流行的共有現象，是人類社會被分裂為經濟政治不平等的階級結構的“哲學思想”所驅動的社會“共識”和“常識”。如果不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看問題，則會只將“精英主義”視為一種的合理合法現象。但它不是“是”而是“非”，因為人類社會作為大生命體和大生命健康延續過程的自然經驗事實表明，“精英主義”不僅不是事實，反而是一個虛假建構、違反事實和背道而馳、對生命實在事實起到損害甚至毀滅的妄念與謬行。

　　最根本的謬誤已經從將人類視為原子式個體和世界存在一個唯一超絕真理的虛構假設開始。特別是當人類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英主義作為個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維護少數資產階級精英分子的經濟政治統治地位，造成整個社會碎片化操行與分裂性階級矛盾與斗爭狀態，明顯不利于作為社會生命體與共生體生生延續過程主體和主流成分的大多數人的生存生活而處于艱難掙扎之中；尤其它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照鑒之下，是屬于明顯的“非”和“壞”。“精英主義”建立在兩個根本哲學謬誤上，一個是，人類經驗事實的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超然和絕對真理，必須由少數所謂“成功者”的精英才能統治引導著到那里去；事實而是至今無人可否定唯物辯證法科學所發現的世界，是人類經驗的一個一切內在聯系一多不分的萬物共生體系。再一個即是將整個人類這一大生命體與生生不已生命延續過程，虛構假設為人人都是原子式單子個體。這兩個哲學謬論決定了精英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違反事實的“非”，到頭來勢必是戕害人類生命結果的有害任性假想。

　　三十二、人與人“競爭”是萬惡之源

　　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看出的“精英主義”，是一種有害假想的“非”，這同它看出的“競爭”經濟學的戕害社會生命體的“惡”與“非”，是同樣的謬誤哲學思維。除了對“市場經濟”當作抽象無害姓資姓社皆可用的工具論話語之外，還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是天經地義”的對“市場經濟”的辯護話語。這樣一個西方臆想假說被某些“經濟學家”及一些領導干部拿來為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在官方場合進行解說的共享話語。這明顯說明是失去在認定“市場經濟”機制問題上應有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

　　社會達爾文主義以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作為對社會發展規律及人類之間關系的解釋，也將人類社會視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狀態；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進化論固然是一種猜測性假說，但它強烈沖擊了《圣經》上帝造物主的創世論，等于發起一場革命。雖然如此，有三個原因使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可避免地淪為一個謬誤社會學理論：一、達爾文理論本身不過是猜測性的一個假說；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借用這一假說，等于在假說之上又進一步將假想的“物種起源”范疇篡改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與人競爭關系社會”范疇；三、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假設，仍是以人類被視為自存自在獨立“原子式個體”的哲學謬誤為前提的建構。這樣則完全違反唯物辯證論以及中華文化傳統基于人類經驗事實而揭示的，人的存在本質是內在聯系的、社會關系總和的生命共生體與生命延續過程。這樣本質的人類及其社會不僅不是原子式個體人之間生死競爭，反而勢必是一種同氣連枝的“同則不繼、和則相生”。所以，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看來，以“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強者生存，弱者滅亡”作為對“市場經濟”的解說，恰恰講出的，是“市場經濟”作為人與人競爭的本質而決定了它的不可能是一種“是”，而絕對是戕害人類生存生活、使之發生異化的“非”。邏輯表明“競爭”是萬惡之源。

　　三十三、“初級階段”是必然的社會主義“是非觀”

　　如果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的立場，應如何看待“初級階段”這一話語的“是”與“非”呢？它的“是”與“非”，不取決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初級階段”這一反映經驗事實的判斷性理論，而是決定于這個“初級階段”期間人的思想、決策、行為和話語，是屬于“是”還是“非”。“是”，即是不斷開拓與發展有利于作為一個生命整體或命運共同體社會的大多數人口的經濟、政治平等的公有制度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決策、行為和話語。“非”，則是與此背道而馳，以“初期階段”為說辭“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是對有害于大多數人口經濟、政治平等的私有制度資本主義加以限制和改造，而是以“資本主義生產力更先進”為由，將本來建立起的公有制“改回”資本主義性質去的機制，開啟嚴重向“資本主義”復舊的社會變化，造成社會削弱以至喪失其社會主義性質的危險。在這樣形勢下出現社會不穩定乃至動亂，緣由恰是這種社會性質變化所源自的思想、決策、行為和話語，它們的由“是”變“非”引起人口的大多數對思想、決策、行為和話語的混淆性以至顛倒性所產生的困惑。

　　三十四、“實事求是”是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

　　數十年來，“實事求是”的口號成了一個反射過去的口號，似乎對人們暗示，過去大講“階級斗爭”，大講“政治掛帥”，大講“又紅又專”，大講“解放全人類”等等，是空喊口號，很不“實事求是”。現在不要空談這些口號，把中心移到經濟建設，要一個心思用在搞“經濟”談“發展”的“實事求是”。或許為表達這一份決心，甚至將一份傳達黨領導國家的方針政策策略的刊物名稱也從“紅旗”改成“求是”。不過，如果秉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可立刻意識到，“實事求是”口號的“實”和“是”，是用來對應“紅旗”的兩個關鍵字，產生明顯的二元性與對峙感。“實事求是”原是指在人的經驗事實之中求索事物內在聯系的發展過程。而這一變，“求是”卻是意味“過去光講大空話”，滿足于“虛”的東西，不是“實事”中的“求是”。今天講“實”的東西，不喊那些空口號；含義在似乎言辭含糊之中清楚地被認定為，過去強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方向路線的那些東西，今天看都是“虛”的，少講或不講那些強調方向路線的話，才是“實”。現在要改變，要“實事求是”。這個表面邏輯的走向，可判斷是主張擯棄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所限定的路線大是大非觀，“求實”含義自然成了“求非”。馬克思主義唯物辨證論的“科學是非觀”和中華文化意義的“實事求是”，都是與“是非觀”分不開的，其“求是”即是“是非觀”；“是”即謂實在經驗事物的自然之道，它勢必首先即是方向路線正確的。其實應該說，沒有沒有“是非觀”的“事實”；“求是”就是發現與把握它的方向路線正確性。這就必須將一切實在經驗事物，全部納入方向路線的是非準繩上加以判別，才可發現。因此“實事求是”不是撇掉方向路線是非的“求”。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大大小小事物，一切大大小小道理，一切大大小小范疇問題的解決，都無不在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準繩之上，無不在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原則上，沒有任何或大或小的事物是可以與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事物相提并論和不分是非的。所以，脫離社會主義方向路線的大是大非準繩地高唱“實事求是”，在根本性質是離了“正”，是“求非”。

　　三十五、“無是非”的“實踐”不是馬克思主義“實踐”

　　說起毛主席離開我們之后在整個黨和國家理論和實踐產生的變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說法在一場所謂“大辯論”之中被“脫穎而出”地成了要決定一切發生的“大理論”。確立這樣一個“大理論”，明顯是針對解決兩大“問題”：一個是確立一個“共識”——即“實踐”證明“過去所當成的真理”是“極左”、錯誤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搞出來了“動亂”，這一“實踐”檢驗出來“它不是真理”；另外一個是確立：從否定這個真理開始，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即“不在侈談真理”，只須“實踐”，“實踐”即是一切；似乎“實踐”即為“是”，對它沒有什么“非”可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毛主席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聽起來是對毛主席哲學語言的一個重復。但正在這一貌似語言重復之中，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加了一個“唯一”的定語，它就變成一個否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真理的“標準”。將這種情況放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之中，一下子便看到兩大理論謬誤：一個是對于“實踐檢驗”的結果的“是非觀”判斷謬誤；另一個則是閉口不談，只是在理論指導下才會有馬克思主義意義的“實踐”。首先“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是什么需要被“實踐”檢驗的“真理”，而是它早已是由實踐產生出來的真理，是不需要這一脫離“是非觀”的所謂“實踐”來檢驗的。這一真理不是來受檢驗的，而是要來指導實踐的。而對于它的實踐結果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這是基于是否站在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上，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判斷的。站在“科學是非觀”立場上看，它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在重大意義上成功了。對它的成功與失敗的判斷，不在于一時或一段實踐，而是在于歷史永遠繼續證明它的真理性，證明它的理論的成功。

　　事實上，今天的人們在照鑒今天的所謂“實踐”過程中，更能彰顯“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能使人們判斷其真理性。那種持有“實踐檢驗”它是錯了的立場的人，既反映了對這一理論真理性的“是非觀”的錯誤，也反映了這一理論所指導下的“實踐”的“是非觀”的錯誤。這樣的人沒有認識到，“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早已是顛撲不破性的真理，它不是受“實踐檢驗”而是“指導實踐”。有人會說它在政治上“失敗”了，這并不是它的真理性的失敗。“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指導的實踐，本質上是“解釋世界”的一場教育實驗，是科學“是非觀”的一場實驗，是談不上失敗的，相反更越來越證明它的正確性。

　　對于在“實踐”“是非觀”上犯的錯誤而言，它是將“實踐”只形而上學地視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了，而看不到沒有正確理論指導的實踐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實踐”。“實踐”不是一把抽象了的尺子，而是比理論更龐大的極端復雜、瞬息萬變的經驗事實情景過程。對這樣一個對人口大多數人來看充滿著積極健康精神和現實意義“實踐”，卻對于特定條件下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來說，不難預料是滿目蒼夷的。這并不奇怪，而是歷史上往往發生的正常事情。更何況，即使正確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沒能得到預期結果，也并不證明真理不真，反而是這種暫時沒有行得通情況，恰恰正是對它作為真理的更有力證明。蘇聯的變修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真理嗎？否！這正是從反面證明其偉大的真理性。這種事件正是向我們表明，不秉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立場，不僅失去對待真理與實踐二者的“是非觀”，更是會走到是非顛倒、背道而馳的邪路上去。

　　三十六、只有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一百年不動搖”

　　數十年來，“一百年不動搖”這句“至理名言”被百般反復提醒、叫人們念念不忘，甚至被當作“警世恒言”鐫刻、矗立在顯眼的大城市街頭。然而如果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照鑒下，立即可判明這是一句錯話，要對它說“非也”。因為其實常識即告訴我們，天地宇宙，尤其人世社會事物，根本沒有什么“一百年不動搖”的事；只能是虛構！只有將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的經驗事實臆想為孤立和靜止不變形而上學的概念，才會有事實上永遠找不到的“一百年不變”或“一百年不動搖”。這個形而上學“一百年不動搖”的指向是什么呢？是如雷貫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位置重要性次于“經濟建設”的“四項基本原則”再加“改革開放”。而如果這不是在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上的錯誤話語，其實唯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務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務必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務必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務必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理應配得上“一百年不動搖”的最重要地位。理由一點也不難懂，唯有此四條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在人類經驗事實中“求是”得到的真理。恐怕直到實現全人類解放，這四條在時間上甚至是比一百年還要長更多的“決不動搖”真理；而任何動搖都必將導致人類社會歷史是非的顛倒和大多數人口利益的得而復失。

　　所謂的“一百年不動搖”，是必然被判定為“非”或粗暴地違反經驗事實，正是在于本來應置于“一百年不動搖”中心地位的四項基本原則，未能被視為它本應具有的極為重要性。在道理邏輯上，這至少是一個罔顧“什么才是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大是大非錯誤。如果如所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其實那只有是在四項基本原則被置于中心地位情況下，它才會真正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否則只是“非也”。這個表面邏輯很簡單，將“經濟建設”視為比“四項基本原則”更中心的地位，已然是將它與“四項基本原則”分割孤立出來，構成了一種對立關系，已然是相互矛盾和沖突掣肘的非統一體。

　　與“四項基本原則”比較，“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更不可能是“一百年不動搖”的。更何況事實是，這樣將隨時根據國際國內情勢而變動的、更為策略性層次的這二者，粗暴地強化為“一百年”都“不變或不動搖”，顯然是一個心理狀態的刻意而為，而不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唯物辯證論決策與行為。出于主觀心理狀態的刻意性，將不可能“一百年不動搖”東西強擺在“一百年不動搖”位置，同時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一百年這一科學論斷”，且更以改變這一科學論斷范疇的概念內含，來作為對道理邏輯上無法站住腳的謬誤提法施以支撐，就更凸顯這一提法毫無顧忌的濃厚武斷色彩。

　　這種武斷清晰地顯露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期間的一百年不動搖的方略，本來明明應是向前推進對資本主義的加以限制和改造，直至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完全在社會主義社會實行，但現在這一概念范疇卻被改變為反向地去對社會主義“改革”和使之退回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決策、行為和話語。這本來其實是馬克思主義原理乃至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即已討論清楚、解決了的理論。這明顯是由“是”變為“非”的、削弱和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精神的一個大是大非顛倒。況且這一屬于形而上學虛構的“一百年不動搖”舉措，已經被僅僅很短時間的經驗事實即已證明是與事實不相符的錯誤。“務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務必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務必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務必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的一百年不可動搖的方向路線大是大非，很快因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為基本點”與之的矛盾對立性與沖突性，而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理。

　　中國的路尚在多大意義上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恐怕對于大多數人民群眾，都可以親身經歷，輕易舉出大量事實講得清楚明白。對“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也是可以親身經歷的大量事實講得清楚明白，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歸結為仍與“四項基本原則”相互聯系和統一的，多少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有多少基本是屬于美西資本主義形式在中國的復制。我們黨在上世紀60年代發表的《九評》，本來是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慘痛發生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復辟的戰斗性宣言，是不是今天也可作為針對中國自己情況的一個參照呢？這是每一個自命共產黨人的人不可不認真思考的“是非觀”問題。

　　三十七、“性惡論”是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的天敵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嚴肅正視、直面社會意識混亂狀態中的形形色色關于大是大非、中是中非乃至所謂小是小非的問題，例如到處泛濫的“性惡論”和“厚黑學”觀點，就是十分值得引起重視的。在科學“是非觀”的立場明顯可以看到，“性惡論”近些年在中國流行，首先曾一度是對過去廣大人民群眾深受雷鋒精神、“老三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斗私批修”時代弘揚共產主義思想意識的影響的逆反回應；接著的則尤其是與從美西方引進“市場經濟”體制并同時勢必引進西方“性惡論”分不開。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特質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其它哲學基礎上，而是發源于西方傳統特質的“性惡論”及其延申且得以在啟蒙運動生成的“個人至上”一己主義的自由主義哲學與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它的假設是：“人性惡”天經地義，人類社會是每個人與所有人為一己私利的戰爭狀態，人出于一己私利才會不遺余力，成為比任何其他力量都強大的驅動經濟發展動力。中國人在那個引進市場經濟年代清楚地記得，曾大張旗鼓被說服教育“要改變傳統觀念”，要為個人利益而奮斗。自打那個時候起，“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價值觀漸漸從“陰溝”泛起，被允許登堂入室。

　　“性惡論”迄今為止的大泛濫，及伴之以“厚黑學”以及形形色色“詭道論”的被各種媒介津津有味的盛傳不已，則是社會現實資本主義以一己私利丑行丑態，而引發傷天害理、鮮廉寡恥的亂象叢生，對人們社會心理的刺激與反映。這表明，睜開眼睛看到的社會現實狀況，已經使不在少數的人絕望到不敢“謬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地步。這種狀態大量地正向人們傳達的信息是：“仁義百無一用，強者精于作局”。但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是非觀”，科學地告訴人們，不是人性“非也”，而是如蘇格拉底曾說：現世“非也”。人類如果向“性惡論”妥協，相當于慢性自殺，擯棄“性惡論”之非，堅持“人性善”之“是”，人類生存生活順應“生生之道”，尋回“無我之心”，才是同“性惡論”爭奪命運的未來。

　　三十八、擯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必走向愚蠢和墮落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是共產黨人的靈魂。擯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也是同樣擯棄君子之道，那么走向“是非混淆”、“顛倒是非”或“不論是非觀”則成為一個必然。這對于一個人群與社會而言，則是走向愚蠢與墮落的一個必然。而且走上這一可悲的路向，對這群人及某些起著影響社會作用的人而言，甚至會渾渾噩噩而不覺的一幅撿到垃圾而當美食之狀，一幅堪比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相。如果想象不到這種“慘象”，正說明我們亟需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非觀”，只有它才使我們心明眼亮。

　　三十九、“人口紅利”是反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的“人的異化”

　　不妨來用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看一看“人口紅利”這樣一個在社會精英嘴里流行的頗為高大上的經濟學詞匯。據“經濟學”說，“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這其實是一套“混淆是非”、“不論是非觀”、“顛倒是非”的黑話。為什么在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燈光下看是這樣一種情況呢？因為只有“唯物辯證論”才是馬克思主義講的“科學”。這個“科學”是人類經驗事實的概括和總結，不是將人排除在外、不講人的“是非觀”的工具性“科學”。這個“經濟學”的“人口紅利”論之所以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正是由于“人口紅利”是將“人類”視為提供資本“紅利”的好工具，而且這個“工具”恰恰服務于“人類”之外的不講“是非觀”、不講道德觀作為抽象概念的“經濟”或曰“資本”。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唯”的是關于人類生存生活所必須的社會生產，而決不是人類生存生活必需之外的以賺取最大利潤的“經濟”。馬克思主義的只是基于這種“唯物”辯證論的核心，是人類與其所必需的生存生活社會生產的內在必然聯系，也即只能是這樣的社會生產的“經濟”、它必須以人類的生存生活為目的，而不是背道而馳地將人類異化為“手段”，而“經濟”變成了凌駕于異化為“手段”的人類之上的目的。只有這樣的、符合人類經驗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而形而上學地虛構假設、將人類降低為提供“紅利”的手段、以攫取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經濟學”，邏輯上必然是一套剝奪人類權利的黑話。

　　剝奪人類的生存生活權利的意愿、價值和行為，無論在抽象理論上聽起來多么符合“邏輯”，也只能是如何使人類異化的“邏輯”，也是“無是非論”、無道德論，是混淆了乃至顛倒了只屬于人類“是非觀”的黑話。什么是人類的“是非觀”？不是別的，正是人類與生俱來特有的對“生命可貴”的認知能力和為生命的健康和延續而呵護和努力的意識。人類“是非觀”只在于符合這種人類經驗的自然意識。這一意識包括對人類的人與人、人的社會是內在生生不分聯系的共生體系的認知，只有這樣才謂“是”，才是“道德”。與此背道而馳、破壞人與人生生關系的、宣揚人與人戰爭的、宣揚一部分人富有、大部分人受窮合法的，乃至蔑視生命、提出各類消滅人口的歪理邪說，都屬于“非”，屬于顛倒是非，屬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邪惡意志、價值和行為。所以“經濟學”的“人口紅利”論，是徹頭徹尾的非人類道德與顛倒人類“是非觀”的荒謬“理論”。

　　四十、做一個配得上紅色本色的“共產黨人”

　　最后，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個人的本色不在于秉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是非觀”，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到頭來不僅配不上“共產黨人”這一偉大光榮正確的稱號，反而不可避免地將淪為人民推動歷史的壯觀場面照鑒出來的一名跳梁小丑。

　　（2023年4月5日于北京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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