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韓非子的不錯與他的偏頗》一文中提到，韓非子說：　　

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王充針對韓非子，提出不同意見，認為：　　

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　　

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　　

他的總的主張是：　　

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　　

在激烈兼并的春秋戰國時代，小國如何生存下去，固然要“爭于氣力”，不能沒有守備，全無抵抗之力，光靠仁義之類是無用的，這個道理很顯然；但王充指出的“童子必不勝”的問題，確實也不容回避，他所說的“文武張設，德力俱足”，也就是處處做到家，盡力而為了。只不過，他說的“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這樣的“韜光養晦”，不能不是可笑的和無用的。　　

今閱孟子，他也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正處在春秋末世戰國初年，這問題在當時有普遍性。　　

滕文公問他：　　

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竟然先回了一句讓人灰心喪氣的話：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這句話，表現了孟子對兼并時代的不滿、厭煩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但畢竟，也不能一點主意也拿不出，孟子接著說，如果一定要我說出個意見的話，那么辦法只有一個，就是：　　

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就是說，你如果打算構筑城池，動員起你的人民，準備抵抗齊或楚的進犯，那么，只要人民一心跟著你死守，那么你就這么辦。　　

話里的含義是說，你平時要行仁義，取得人民敬仰熱愛，有了這一條，事齊事楚或抵抗他們以至于全部戰死，也是對的，你這樣的小國面前的路只有這么一條。　　

這個回答體現了孟子一以貫之的仁義治國的主張。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滕這樣芥豆之微的小國，其實是進退兩難的，一方面要好好恭維大國齊、楚，混一天算一天，另一方面要作好徹底投降或干脆死戰的準備。　　

滕文公這人有點迂而墜，接著還要問，齊人已經滅了薛國，收為齊國的一城，下一個恐怕就要臨到我了，到底我該怎么辦？　　

孟子說，從前，周大王居住豳地，狄人老是來侵犯，周大王就離開豳，住到岐山之下去，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這是善：　　

茍為善，后世子孫必有王者焉。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孟子看到滕必定是要被齊國吞并去的，就勸滕公行善，說行善之人，后代子孫好。你滕國當然也是想傳下去的，那就只有看天意了。這話已經給滕公說到底了，但孟子還要加上一句，“君如彼何？強為善而已矣。”你別的還能有什么辦法呢？你只有努力行善吧。　　

滕公聽了孟子這樣的話，大約也只有把眼淚掉下來了。　　

這情況，生動反映了當時小國的景況是多么艱難而沒有希望。韓非和王充所回答的，就是這樣難度極高的問題。　　

盡管如此，滕文公仍存僥幸之心，想著還能有一線希望，問，我作為小國，平時是竭我之力去服侍大國的，但現在仍然不能避免亡國之禍，這可怎么辦啊？孟子還是舉出從前周大王的例子，說，　　

過去周大王居豳，狄人常入侵，以皮幣、犬馬、珠玉去求和，狄人仍然入侵不已，怎么辦？周大王就對豳地的老者們說，狄人要的是我們這塊地方，地方本是養人的，現在反成受害的原因，我不如離開這里，你們就留在這里吧。周大王就這樣離開豳，到岐山下安居。豳人商議說，大王是仁人，我們不能離開他。就紛紛追隨而去。但對這事情，也會有人主張說，應當守住豳地，不丟祖宗，至死不去。這兩種前途，你選擇哪一種呢？　　

孟子的回答和反問，可算是把話都說盡了，你滕君根據自己的情況看著辦吧。他沒有具體給滕君拿主意，主意要由滕君根據自己的情況自己拿定，如果平時不怎么行仁義，現在就應當行仁義，在這方面盡力而為是最根本的。　　

所以，總的說來，孟子正好站在韓非子對立面，一個主“行仁義”，一個主“爭于氣力”，而王充處于當中，認為要“文武張設”，古人之見解，也就盡在于此了。　　

朱子對此的看法是：　　

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取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賢之道也。　　

朱子說孟子的主張是出于“圣賢之道”，仁義之道的根本大法，而決不取蘇秦張儀合縱連橫那一套智謀。朱子這又是一種說法，往迂腐無用的一路引去，預示著儒學的末法末世的到來，如魯迅所言：　　

“宋以儒學替金元治心”。可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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