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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 2010-04-2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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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語錄  

   

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個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新民主主義論》)  

   

   

 (五)

   

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探索者  

   

(接上)

   

五、   孔孟鼓吹“仁義”,卻不行“仁義”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7·30》)  

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12·1》)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7·6》)  

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7·34》)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12》)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19·15》)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矣。”(《論語·子張·19·16》)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衛靈公·15·35》)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15·9》)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5·8》)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6·7》)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6·26》)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13·4》)  

“吾欲仁,斯仁至矣。”這不僅孔子是在搞唯心主義,亦是在吹牛皮放大炮。盡管孔子“欲仁”了一輩子,其臨死“斯仁”亦未“至矣”!卻大言不慚地自我吹噓什么“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真是做白日夢、歇斯底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自稱“依于仁”,然而,又承認“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子稱“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稱宰我“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之問,“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然孔子又稱“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子雖稱“殺身以成仁”之高論,然又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因此這只是虛晃一槍。孔子絕對不是一個響“木鐸”(《論語·八佾·3·24》),至多只是一個啞“木鐸”!  

按照孔子的主張,“仁”應是一個人的大節,然而孔子對孟武伯所問的其朝夕相處的三大弟子是否“仁”,皆以“不知其仁也”作答。這不僅說明盡管喋喋不休地鼓吹“仁”,其實他對“仁”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也說明他對其弟子并不了解。既然如此,孔子的推薦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也缺少根據。由“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可見孔子所教弟子大多是一些“屠夫”式的人物,而罕見有“牧師”式的人物。同時也可知,甚至于在其弟子中堪被孔子稱為“仁”者的莫有,即真正信奉其學說者極鮮,真正奉行“克己復禮”者則更極鮮。甚至于被孔子譽為“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的顏回(《中庸·8》),也是“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6·7》)。孔子師徒,沒有一個是“仁”中的人物。其學說所以注定失敗是不言而喻的。其學說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完全在于反動統治階級吹捧和以富貴激勵及扼殺“異端邪說”的“功勞”。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18·3》)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17·5》)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論語·陽貨·17·7》)  

由齊景公對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看,盡管孔子口口聲聲鼓吹“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實際上孔子也確實在其認為“不仁”、“非禮”的“季氏”、“孟孫氏”手下,充當過幫兇,度過了幾段美好時光。他推薦了不少弟子輔佐專權于魯的“三家”,帶領弟子游說列國諸侯,張口堯舜,閉口文武,以唆使諸侯取天下,取代周王朝,對“天下無道”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不僅如此,孔子還“欲”參加家臣的叛亂。諸如:“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等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叛逆之別名,亦是叛逆!魯迅說:“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結纓而死’,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么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陳蔡’,卻并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給許廣平的信》)孔子一貫標榜自己對周王朝的忠心耿耿,但實際上那只是謀取周王朝統治者的信任和對付其政敵的廣告詞,只要有可能得富貴,跟隨“陪臣”“犯上作亂”,也在所不惜。什么“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論語·子路·13·3》),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13·6》),什么“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13·13》),什么“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孟子·萬章上·9·7》)等等統統都是鬼話。對了!孔子不是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然而,孔子卻“為仁由”“人”,“而”非“由己”也。實際上,孔子是一個以鼓吹忠孝仁義,謀求富貴者;忠孝仁義只是鼓吹,并不準備身體力行,只要能求得富貴,他是時刻準備放棄忠孝仁義,而力行其反者,即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他一會兒翻手為云,一會兒覆手為雨,是“忠”,是“叛”,全看對他哪一方有利可圖。  

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為何公山弗擾和佛肸之“畔”皆選中滿口“忠孝仁義”、“克己復禮”的孔子作為其“畔”之幫兇呢?答案也就在于此。他們都看透了孔子之本質。此是對晏子說孔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后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于民,謀慮不可通于君臣”正確性的可靠證明,也是對“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6·27》)、“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15·2》),絕妙的注腳和否定。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2·4》)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14·35》)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7·23》)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9·5》)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9·9》)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  

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以其知“天命”自居,以其受命于“天命”自居,以其行“天命”自居,以其畏“天命”自居,以“天命”知他自居。他知“天命”,受“天命”,周天子何!其“犯上作亂”想當“天子”的野心昭然若揭!《論衡·問孔》:“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于太平,鳳皇未必然之應;孔子圣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主,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后,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孔子妄圖取代當時的周王朝而自比“堯”、“舜”一類的“圣王”。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者,都把孔子僅僅簡單地看成一個地地道道的保皇派、死心塌地的奴才,其實不然,其心亦有逆志,是想當主子的,是一個類似如漢朝王莽式的人物。  

孟子也是此類人。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8·22》)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然而,孟子卻隱瞞這段歷史,而謊稱:“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由此可見孟子之“勢利”。“受業”予孟子的“子思門人”有姓有名,姓氏名誰,何許人也?孟子應該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卻避而不談,惟恐降低自己的身價。孟子說,他是“私淑諸人也”,自學成才,壓根就不承認他曾“受業子思之門人”!這與儒家者流所鼓吹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南轅北轍。實際上儒家的兩位“圣人”孔子、孟子皆是忘恩負義的老虎式人物,而好攀高枝。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上·1·7》)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孟子·公孫丑上·3·1》)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公孫丑下·4·2》)  

既然孟子“桓、文之事者”,“未之聞也”,何以知曾西說“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欺君”也!孟子無“疾”說有“疾”,以“疾”辭齊王,孟子“戲君”王也!“欺君”、“戲君”,不“忠”也!孟子游說齊、梁諸王,張口堯舜,閉口文武,實唆使其犯上作亂,取代周王朝也。孟子是周王朝之大逆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4·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論語·述而·7·26》)  

不僅孔孟不是其“仁義”中的人物,孔子說得干脆:他根本就“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圣人”,“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何謂孔孟之“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禮”,“周禮”,奴隸制西周王朝初年周公“制禮作樂”,“禮是關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上下長幼貴賤等等行為規范以及設官分制的制度。周禮就是奴隸制周王朝的奴隸制的等級制度。“樂”,是為配合行“禮”而設置的相應音樂制度,行何種禮配有何種樂,其目的是造成威嚴肅穆隆重的氣氛,以引導人們自覺地遵守“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照周禮,“禮樂”都是奴隸主貴族們的事。根本就沒有奴隸的份,不僅沒有奴隸的份,甚至也沒有庶人、一般奴隸主的份!春秋以來,特別是春秋中期以后,奴隸制的周王朝逐漸衰落,這一套“禮樂”制度也相應地崩潰瓦解,而出現“禮壞樂崩”。對此,孔子鼓吹“克己復禮為仁”。“仁”就是“克己復禮”,約束好自己,返歸周禮就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8·9》)“人”,指奴隸主貴族。“民”,原指奴隸,后孔子出于其階級偏見和歧視,甚至于對已經解放了的奴隸,獨立的小農和小工商業者等也仍然統稱“民”。“仁”就是“愛”奴隸主貴族,“知”就是“知”奴隸主貴族。要“知”奴隸主貴族的所“愛”所“惡”;要“愛”奴隸主貴族,要“愛”其所“愛”“惡”其所“惡”。而對于奴隸以及獨立的小農和小工商業者等則是役使之,把其蒙在鼓里,令其聾瞎癡,無知無識之,以便于更好地役使之!“克己復禮”與“愛人”、“知人”是一致的。在孔子的“仁”中,有“愛奴隸”、“愛民”、“愛民眾”思想嗎?沒有!不僅沒有“愛奴隸”、“愛民”、“愛民眾”的思想,甚至于連“愛庶人”、“愛地主”的思想也沒有!現在的“儒家”把孔子的“愛人”美化成“愛人民”,那不是無知,而是魚目混珠,有意欺騙。在孔子“仁”中,有讓奴隸主貴族“愛奴隸”、“愛民”、“愛民眾”思想嗎?沒有!不僅沒有讓奴隸主貴族“愛奴隸”、“愛民”、“愛民眾”的思想,甚至于連讓奴隸主貴族“愛庶人”、“愛地主”的思想也沒有!孔子的“仁”是要恢復周禮,服從奴隸主貴族,愛奴隸主貴族!  

雖有人稱“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7·27》),不過那是孔子偽善的假面和有意對其美化。即便孔子對魚禽是“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然而孔子對人,自己的同類卻是:《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大叔……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告魯為好,會于夾谷……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孔子評議上》:“少正卯以大夫講學于魯,孔子之門,三盈三虛,不去者唯顏回。昔日威嚴,幾于掃地。故為大司寇僅七日,即誅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貢諸人為之皇恐不安。”《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孔子稱“大叔……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善哉”!孔子讓奉齊景公之命“為戲而前”的“優倡侏儒”立馬“手足異處”!孔子“為大司寇僅七日”,即誅“講學于魯”令“之門,三盈三虛,不去者唯顏回。昔日威嚴,幾于掃地”的少正卯,并“三日尸于朝示威”,令“弟子子貢諸人為之皇恐不安”!孔子要“克己復禮”,恢復“殺殉”,以活人殉葬,而詛咒“始作俑者”斷子絕孫!  

孟子明明白白地對君王說:“君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君子”喜歡食“禽獸”肉之美味。但“君子”有“不忍”“禽獸”之“心”,“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可“君子”是一定要食“禽獸”之肉的,怎么辦?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君子遠庖廚也”。孟子稱之為“君子”的“仁術”。孟子稱:“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人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君子”“治人”,“食于人”,這是“天下通義”。但君子有“不忍”“人”之“心”,“獸相食,且人惡之”;人相食焉不惡之?可“君子”是一定要“治人”,要“食于人”的,這是“天下之通義也”!怎么辦?借鑒“君子”對于“禽獸”的“遠庖廚”之辦法。“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 ,得民心”、“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這樣既“得民財”,又“得民心”;既“使民,雖勞不怨”,又“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這樣雖“為民父母,行政”,“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然“君子”卻可心安理得而“不惡之”了。孟子謂之其“善政”、“善教”、也就是“仁政”、“仁教”。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以刃與教,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其實,孟子稱“獸相食”,是“且人惡之”;然稱“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義也”,即“人相食”,“天下之通義也。”既然“人相食”,都“天下之通義也”了,當然“人相食”,也不必有“不忍”之“心”啦。“獸相食”,孟子“惡之”,但“人相食”,孟子并不“惡之”,而是贊之。  

孔孟之“仁”,乃“君子”“使人”、“奪民”、“殺民”之“善術”也。孔孟的“仁”,是食人鱷的眼淚。  

顯然,那些說孔孟的“仁”“肯定了”現在一般意義上“人”的“價值”者,是大錯特錯了!孔孟的“仁”并不是也沒有“肯定了”現在一般意義上“人”的“價值”,而是要恢復奴隸主貴族在西周王朝奴隸制中的“價值”!那些說孔孟的“仁”是“愛”現在一般意義上“人”的“思想”者,是大錯特錯了!孔孟的“仁”并不是也沒有要周王朝奴隸主貴族“愛”現在一般意義上“人”的“思想”,而是要“愛”周王朝奴隸主貴族的“思想”!那些說孔孟的“仁”“接近于”耶酥基督的“博愛”者,是大錯特錯了!耶酥基督的“博愛”,是“無厚薄”、“無差等”的“愛”;孔孟的“仁愛”,是“有厚薄”、“有差等”的“愛”。孟子說得清楚“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孟子·盡心上·13·46》)“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墨氏兼愛”都被孟子罵作“禽獸”,那么耶酥基督“博愛”就更必被罵個狗血噴頭!那些人之所以這樣,是在渾水摸魚,魚目混珠,其并非無知,而是有意欺騙!  

如果要說耶酥基督“博愛”,墨子的“仁”倒有些“接近”。墨子的“仁”是“兼愛”。“兼愛”,“愛無厚薄”(《墨子·大取》),“愛無差等”者也。“兼”、“博”相近,“兼愛”與“博愛”“接近”也。墨子的“兼愛”是以人格的平等為前提,只有人格平等,才能有真正的相愛、相利。墨子的“兼愛”與孔子的以血親宗法為核心的等級森嚴的“仁”根本不同,它閃耀著人民性的光輝。墨子說:“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視人身若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意在“禁惡而勸愛”(《墨子·兼愛上》),“天之愛人也,薄于圣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于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墨子·大取》)。墨子稱:“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孔子的“仁”,是只要利于周王朝奴隸制的一小撮奴隸主貴族,而墨子的“仁”則要利于“天下”!  

毛澤東說得對:“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歷代反動統治階級把孔子的“泛愛眾”、“愛人”宣揚什么超階級的“人類之愛”。這些胡說八道,一方面是為了掩蓋其血腥統治的本質,另一方面是為了欺騙愚弄人民群眾,妄圖用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污水撲滅人民群眾的革命烈火。獨夫民賊蔣介石也曾狂叫著“仁者,人也”,瘋狂地對工農革命群眾血腥鎮壓。事實說明凡是鼓吹“仁者,愛人”者,皆是政治騙子和劊子手。他們的“愛人”就是對人民群眾的欺騙愚弄統治和虐殺!無論孔儒對其“仁”如何偽裝,在“親親”、“貴貴”下的“仁”,只能是階級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統治,統治階級“吃”被統治階級的代名詞。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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