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語錄　　

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統(tǒng)治或半統(tǒng)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jīng)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jīng)、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個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新民主主義論》）

（四）　　

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探索者　　

（接上）　　

四、孔孟的“仁義”典型的捏造和矛盾百出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mín）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孟子·萬章上·9·1》）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chǎn)，子產(chǎn)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chǎn)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chǎn)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孟子·萬章上·9·2》）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孟子·離婁上·7·26》）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金重于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告子下·12·1》）　　

“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2·16》）。“規(guī)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上·7·2》）既然“禮義”來自“賢者”，“圣人”的言行乃“人倫”之典范、樣板，皆效“法堯舜而已矣”，而堯舜之道就是“仁”。“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要“法堯舜”，那首要的條件，是要社會退回到堯舜時代，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為了使我們的論述繼續(xù)下去，就讓我們來看看在孔孟杜撰下的堯舜的“仁義”之行吧！需要特別指出和注意的是：堯舜文武皆被孔孟捧為“圣君”、“圣臣”、“圣人”者，當然《四書》中所記皆是其“圣跡”，“人倫”的“最光輝典范”！　　

“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mín）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然如此，何有“舜之不告而娶”？何有舜“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這不是舜“好色”、“娶妻”更勝于“順于父母”嗎？！舜“不告而娶”，就不怕不“順于父母”，這個“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中的“無”和“惟”也就成了“有”和“不惟”！帝堯“之妻舜而不告”和“舜之不告而娶”，也就使“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中的“必”成了“未必”。娶妻“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人之大禮也。帝堯的“不告而妻”，臣舜的“不告而娶”，乃就“人之大倫”，而絕“人之大禮”也！“存”“人欲”，而“滅”“天理”也！一個是“圣帝”堯，一個是“圣臣”舜。對于萬章之問，孟子以“君子以為猶告也”來搪塞。好一個“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一副伶牙利齒、強詞奪理的丑惡面目昭然若揭。孟子剛剛說舜是“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馬上卻又說舜僅因“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而不怕不“順于父母”了！并且還是“不告”“君子以為猶告也”！孟子真“善”詭辯，覆手為云，翻手為雨；信口開河，胡言亂語。真是“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1·3》）！“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何以就是“君子以為猶告也”？既然如此，誰不是“娶”“妻”“為”“后”？“君子以為猶告也”，也就無須“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了！堯的“禮義”，舜的“禮義”、“大孝”也就統(tǒng)統(tǒng)都成了屁話。既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何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堯不告而妻，舜不告而娶，又無“媒妁之言”，堯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猶“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天下“人皆賤之”也！　　

對于孟子之問：“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則根據(jù)孟子之意，其答應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為有后也”；“得妻”，“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不摟，則不得妻”，“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國人”；“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是以”“摟也”。更由“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來看，為“得妻”“有后”，不“廢人之大倫”，“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又何妨之有！“君子以為猶”“不摟也”！　　

好一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翻開中國數(shù)千年的文明史看看，反動統(tǒng)治階級為了其醉生夢死、享樂淫欲，奪取了多少人的生命，何只是“無后”！“不孝”！被統(tǒng)治階級被剝奪得無力娶妻，何以有“后”！何以有“孝”！在舊中國有兩大特產(chǎn)，一是太監(jiān)，二是嬪妃。把男人的生殖器管割除了，何以有“后”！何以有“孝”！帝王嬪妃成千上萬，大臣成百上千，富者成數(shù)上十，女人盡被統(tǒng)治階級所霸占，小民何以“得妻”！何以有“后”！何以有“孝”！焉有“人之大倫”？孔孟仁義道德的反人類性質(zhì)昭然若揭！　　

好一個“逾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好一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好一個“男女授受不親”！翻開中國數(shù)千年的文明史看看，一方面是“男女授受不親”、“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存天理，滅人欲”；一方面是娼妓泛濫成災。貧者賤者多無妻，富者貴者妻妾成群。這都是富貴者及其幫兇孔孟之流的所言所行。他們不僅把娼妓作為性欲的補充，還把娼妓當成商業(yè)，把婦女當成搖錢樹。據(jù)史料記載西晉，晉武帝司馬炎，公元265年篡位稱帝，在位26年，死于公元290年，他貪婪荒淫奢侈，為其淫樂，公元273年（太始九年），曾選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的處女入宮，次年又選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處女5000入宮，滅吳后又選吳宮女5000入宮。據(jù)統(tǒng)計當時全國總?cè)丝诩s1600萬，在他的后宮中的嬪妃就有1萬多。他為了挑選天下美女，下詔全國停止婚嫁令中官分赴各州郡覓采嬌娃。　　

那個稱頌孔子“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鼓吹“存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二》）的三流“儒術”“圣人”朱熹，也是一個“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貨色，史載他為整倒政敵唐仲友，濫用職權對營妓嚴蕊嚴刑逼供，無所不用之極。他一邊鼓吹“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一邊逼迫新寡的弟媳改嫁以圖侵奪亡弟之財產(chǎn)。他一邊高唱“存天理，滅人欲”，一邊忙著強納尼姑為妾，以及與其子爭奪女藝人而大打出手。他直言不諱地宣稱：“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對）不右（寬恕）”。他揚言：“我只有寸鐵，便可以殺人。”他嗜殺成性，雙手沾滿鮮血。他甚至于隱藏皇帝“大赦天下”的“詔書”，搶先殺人而后宣。他與敵國“金”皇帝通好，稱贊秦檜為“端人正士”……真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是孔孟仁義道德的階級性。孟子對于高貴者與卑賤者的道德要求絕然不同，對高貴者是袒護的，對卑賤者是苛刻的。　　

后，后代，特指兒子。孟子認為，只有女兒沒有兒子也是“無后”。“無后為大”，不僅宣揚男尊女卑，重男輕女，而且也是硬扣到婦女頭上的不實罪名，“無后”是妻子的“大罪”。孟子宣揚這種孝道的目的在于為復辟奴隸制反動路線服務，害怕奴隸主貴族斷子絕孫，世卿世祿無人繼承。這種孝道，又成為后來的地主階級的一夫多妻制的理論根據(jù)。孟子這一思想的流毒很深，徹底批判這一反動思想，對于今天的男女平等，計劃生育，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堯不媒而嫁，“舜不告娶”，按當時之“禮”，是完全錯誤的。孟子在此之辯實乃強詞奪理！這不僅可以看出孟子好詭辯，也可以看出“禮”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階級屬性。“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統(tǒng)治階級把被統(tǒng)治階級壓迫剝削得無力娶妻，何言有“后”？又如何行“孝”？“人之大倫”焉在？不準婦女再嫁，“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興天理，滅人欲”，何言有“后”？又何言行“孝”？“人之大倫”焉在？　　

舜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既然如此，象以舜生為“憂”，以舜死為“喜”，為何舜不就“死”，而屢屢逃命呢！“彼以愛兄之道來”，非也。“彼以”殺“兄之”喜“來”矣！舜“無足以解憂者”，“惟”以“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叟頑，母囂，弟象傲，皆欲殺舜。”既然如此，舜何不就“死”以“順于父母”呢？《孟子·告子下·13·3》：“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如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舜不僅“親之過大而不怨”，反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是一個大大的偽善者！大大的不孝者！大大的“小人”！既然“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孟子·萬章上·9·1》），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舜既“孝”又“弟”，何以舜之父母、弟象要屢屢合伙謀殺舜？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zhí)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13·35》)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萬章上·9·3》）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zhí)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這真是活脫脫地描述了所謂“正人君子”、“圣君”舜一副欺騙視聽，包庇殺人兇手的虛偽丑惡嘴臉。“仁義”是權勢者殺人的幫兇。萬章之問：“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不僅是對孟子的“誅不仁也”，“天下咸服”的否定，也是對其絕妙的諷刺。孟子是個食言者。而孟子之答：“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這純粹是無恥之談。“誅不仁”，是指對與自己無血統(tǒng)關系的疏者；而對于自己有血統(tǒng)關系親者，則無論其如何“不仁”，也是要使其“富之”、“貴之”。這是“圣君”舜的“辟”和心術“不正”。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任人唯親”所以橫行肆虐之根源所在。《孟子·滕文公上·5·5》：“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在這里，孟子就明確地告訴人們，他的“愛”是有“差等”的，它是“施由親始”，不要“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仁”，并不是說愛鄰人之子要同愛兄之子一樣，當然更非同愛己子一樣！沒有先后、厚薄、親疏，而是要有明確的先后、厚薄、親疏，由“君”、“父”開始。這是儒者的“辟”和心術“不正”。所以被統(tǒng)治階級千萬不要被孔孟的善詞美語迷惑住了，什么“仁”呀！“愛”呀！這不過是裹在外面的一層糖衣，其里面包著的卻是致人死命的毒藥。“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仁人固如是乎”！這就是孔孟所鼓吹的“仁政”和“愛人”之真意。“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說舜不必等到朝貢，平時也可假借政事接待象。利用職務之便，假公濟私，在中國起碼自大舜有之，可見其源遠流長。它使社會失去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和正義！　　

子曰：“無憂者，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èi)。”（《中庸·18》）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中庸·19》）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在被紂囚于羑（yǒu）里（今河南湯陰北），向紂獻媚、行賄，以獲釋期間不亦“憂”乎！李宗吾說：“太王實始翦商，王季文王繼之，孔子稱武王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其實與司馬炎，纘懿師昭之緒何異，所異者，一個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個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黑厚學·我對圣人之懷疑》）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周公是造了紂王的反，是“犯上作亂”者，而武王、周公“善繼”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者也”，這說明文王就是一個犯上作亂者。不是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嗎？這就是一個“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的經(jīng)典反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茍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2·3》）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2·8》）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上·3·3》）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yǎng)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nèi)，必為政于天下矣。”（《孟子·離婁上·7·13》）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14·3》）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zhàn)？”（《孟子·盡心下·14·4》）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這又是孟子在杜撰文王，捏造歷史。“文王之民”中不僅有“凍餒之老者”，也有“凍餒之”幼、青、壯“者”。其實，被其殉葬者就不知有多少！《墨子·節(jié)葬下》：“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shù)百，寡者數(shù)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shù)十，寡者數(shù)人。”　　

為了樹立商湯、周武王的“仁者”形象，當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對齊宣王之問，并沒有明確地直截了當?shù)鼗卮穑亲髁艘粋€文字游戲。一個“君”之紂、一個“一夫”之紂，周武王“殺”的只是“一夫”之紂，而回避回答“弒”“君”之紂的問題。這種回答問題的方式，猶如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實際上，一個“君”之紂與“一夫”之紂是同一個紂，武王殺“一夫”之紂亦就是“弒”君之紂。［民國］李宗吾說：“儒家的學說，以仁義為立足點，定下一條公例，‘行仁義者昌，不行仁義者亡’，古今成敗，能合這個公例的，就引來做證據(jù)，不合這個公例的，就置之不論。舉個例來說：太史公殷本記說：‘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記說：‘西伯昌陰行善’，連下兩個陰字，其作用就可想見了。齊世家更直截了當?shù)卣f：‘周西伯昌之脫歸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可見文王之行道義，明明是一種權術，何嘗是實心為民，儒家見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不得了。徐偃王行仁義，漢東諸侯、朝者三十六國，荊文王惡其害己也，舉兵滅之，這是行仁義失敗了的，儒家就絕口不提。他的論調(diào)，完全與鄉(xiāng)間講因果報應的一樣，見人富貴，就說他積得有陰德，見人觸電死了，就說他忤（wǔ）逆不孝，惟其本心，固是勸人為善，其實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樣。”（《黑厚學·我對圣人之懷疑》）　　

什么“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實其先或是“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欲之”（《老子·第三十六章》），或“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伎倆，其后是商湯借口挑起戰(zhàn)禍而滅葛，文王借口挑起戰(zhàn)禍滅昆夷，太王的發(fā)達和其繼者的滅獯鬻。　　

什么“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楚辭·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說西伯受賜梅伯醢，曾向帝紂表忠心。為何又親求上帝，懲罰殷命于無救？《呂氏春秋·行論》：“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fǔ）之，以禮諸侯于廟。文王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yù）懷多福。’”在力量相對較紂尚小時，周文王大耍兩面派：一方面，他當面向暴紂獻忠心；另一方面，他背后又祈禱上天滅紂，積極積聚力量。一旦羽翼豐滿，就借口興師討滅取而代之。“以大事小者”，“以小事大者”，皆實屬不得已而為之也；“樂天”、“畏天”之說，實屬孟子故意美化商湯、文武而杜撰歷史也。　　

為了把周武王由一個勇武善戰(zhàn)武功赫赫的“勇者”重鑄成一個不戰(zhàn)而取人之天下的“仁者”，孟子不是根據(jù)歷史記載去評價塑造歷史人物，而是根據(jù)自己的好惡、想象去杜撰和篡改歷史，以使其適合自己的謬說。《武成》是《尚書》中的一篇，所述是周武王伐紂武功大成的重要政事。記載當時周武王伐紂戰(zhàn)爭場面之浩大，爭戰(zhàn)之慘烈，死傷之眾多，以“血之流杵”。孟子以“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說“血之流杵”不可信。說“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等等。　　

周武王伐殷僅用“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嗎？《史記·周本紀》：“周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尊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周武王的“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全被孟子貪污了，只剩下了“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且這還僅僅是周武王起兵伐紂之時的情況。什么“若崩厥角稽首”，百姓為之皆伏地稽首，叩頭之聲，如山崩地裂之響！？如山崩地裂之響的叩頭之聲，需要多少百姓？如此眾多的百姓不及周武王的“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只會或匍匐在紂王的腳下任其蹂躪魚肉，或伏地于周武王的腳下“若崩厥角稽首”而已，真是一群可憐蟲!在孟子那里，人民群眾在滅紂，改天換地、推動社會前進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巨大的決定性力量和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動精神不見了，只剩下了英雄“文王”、“武王”創(chuàng)造歷史的謬說！“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既然“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須“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史實在何？　　

既然周朝的天子之位，是用武力由商紂那里奪來的，并非由“禮”得之，那么周朝的天子之位也非“仁”也，“克己復禮”也就失去基礎。如要“克己復禮”，那就要讓紂王復活，把天下還與商朝……。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jiān)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于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監(jiān)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圣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孟子·公孫丑下·4·9》）　　

“使管叔監(jiān)殷，管叔以殷畔。”《史記·魯世家》：“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xìn）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輔之，以續(xù)殷祀。”《史記·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若此，周公使人不以賢否而以親親，“不智”也；以為賢實不賢，亦“不智”也。如否，周公“智”，乃周公“不仁”。周公必居其一。然孟子為了杜撰周公圣賢的形象，而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為其狡辯。其實，“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更說明了陳賈之論的正確性。周公“不仁”也。武王在世時，他為了表示對武王的忠誠，甚至不惜玩弄“欲以身代兄之死”（《尚書·周書·金縢（téng）》）的花招，無風揚波，無事生非，欺世盜名，借以樹立自己的威信，為實現(xiàn)“攝政”制造輿論；武王死后，他部分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受到周成王的懷疑和管叔的揭露，形勢對他非常不利。他為了保護自己，暫時避居東都。后來，當他再次騙取了周成王的信任，重新掌權，便尋找借口把管叔殺掉。舜弟象“至不仁”，舜卻使其“貴之”！“富之”！然而周公卻對其兄管叔“誅之”！“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是孟子的滿口噴糞！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18·1》）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說的是殷末，暴紂時三賢：微子，名啟，殷紂王之兄，因紂無道，乃辭官而隱去，是“邦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的“典型”；箕子，名胥馀，殷紂王之叔，因諫紂不聽，便裝瘋賣傻，被紂降為奴隸，是“邦無道則愚”（《論語·公冶長·5·21》）的“典型”；比干，殷紂王之叔，因力諫紂，紂不聽，反說：我聽說賢者心有七竅，便將他剖心而死，是“殺身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15·9》）的“典型”。在諸上“仁”者的典型中，就缺少“克己復禮為仁”者。其實“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皆不夠稱“仁”，因“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微子為“求生”而“去之”，實則微子是個叛徒，當了周武王的內(nèi)線。箕子亦無“殺身以成仁”之志，為“求生”而“為之奴”。毛澤東說：“為什么紂王滅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微子反對他。……他這個國家為什么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了，因為有內(nèi)應了。”（轉(zhuǎn)引自《毛澤東1959年6月22日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見《黨史文獻》1995年第四期）“微子去之”。孔子僅用“去之”兩個字，就把微子的惡給“隱”去了；然而，“之”哪里？到敵國周那里，他卻不說，真可謂“高手”！孔孟儒家的一些“圣人”、“賢者”，皆是一些被其美化圣化杜撰出來的假貨。（待續(xù)）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wǎng)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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