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探索者
(接上)
三、 孔孟的“仁義”并非人之性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4·5》)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14·6》)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12·19》)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4·6》)
孔子說“仁”是“君子”的天性。無論何時何地皆“仁”。“不仁”是“小人”的天性。然而,又說“君子”也有“不仁”者,但“小人”卻沒有一個“仁”者。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刮什么“風”,“小人”就向哪倒。你看人家孔子的兩片嘴把問題說得多“圓滿”!既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也足以說明“君子之德風”的作用了。孟子說得好:“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7·4》)“小人”“不仁”的癥結在“君子”身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就使“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成為屁話;而“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更使其成為昏話!而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被孟子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告子上·11·6》)擊得粉碎!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11·2》)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11·6》)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上·13·15》)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8·19》)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孟子·告子上·13·30》)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10》)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3·7》)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扣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告子上·13·23》)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上·7·10》)
孟子曰:“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1·5》)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11·18》)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離婁上·7·7》)
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生來沒有不向善者,就猶如水沒有不向下流者一樣。這就是說:人生來就是善良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乃“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然而,又說:人與禽獸所不同的地方也僅僅在于此,但是這其中要除去“庶民”,只包括“君子”。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仁”就不全是“性”了!對堯舜是“性”,而對湯武是“身”,對五霸是“假”;“仁”否還與生活的地域、所從事的職業有關。北方無仁者,仁者在南方。“函人”“仁”,“矢人”“不仁”。既然“函人”“仁”,那么“函人”皆“君子”,無“小人”也;“矢人”“不仁”,那么“矢人”皆“小人”,無“君子”也。說只有“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之時,“民焉有不仁者乎?”又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抱怨人們舍“曠安宅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稱“仁者無敵”,又抱怨“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盡管孟子伶牙利齒“好辯”(《孟子·滕文公下·6·9》),也難自圓其說。不管孔子、孟子如何伶牙利齒,根據孔子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北方的孔子、孟子既然連君子之“強”都沒有,當然不是“君子”了;既然連君子都不是,當然更非“仁人”了。既然如此,焉有孔子、孟子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既然“仁”是人的“天性”,那么何又“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既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那么何有“仁”謂人的“性”?“性”乃不“求”也“得”;“舍”也不“失”者也。既稱“仁”是人的“性”,卻又稱其圣者的“湯武”,也不是“性之也”,而是“身之也”。在此,孟子就自我否定了其關于“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仁”是人的“性”、“人性善”等胡謅。既然稱“仁”是人的“性”,卻又稱北方無仁者,仁者在南方。然而,何謂北?何謂南?有北,則有南;無北,則無南也。既然稱“仁”是人的“性”,卻又稱“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人是否“仁”與其所選擇的職業有關。“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既然“矢人惟恐不傷人”“匠”“亦然”,則“矢人”、“匠”不“仁”也,這就否定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之說。“匠”,是社會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職業,既然如此,不僅并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且必然會有人無“不忍人之心”,甚至于需要有“不忍人之心”。孟子還拿醫生為例。有病人,醫生才有工作,有收入,醫生希望人生病,醫生無“不忍人之心”。另外,人還會生病,又需要有醫生,需“不忍人之心”。孟子還把“仁者”的桂冠奉獻給了統治階級,而把“不仁”的帽子扣到了被統治階級頭上。胡說什么被統治階級——“人役”的被役使,是由于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亦即“不仁”。既然如此,那么為了永遠保持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孟子應該在統治階級中提倡“仁”,而在被統治階級中提倡“不仁”,而不是在被統治階級中鼓吹“仁”,這也否定了孔子鼓吹的“克己復禮”。在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卻往往是“不仁者”在役使“人役”,而“仁者”為“人役”。這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于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系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得錯誤百出的。”(1963年6月一位黨內負責人在給一位民主人士的關于“人性”問題的通信,以上引自董榮正主編:《毛澤東讀批詩文鑒賞》)“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言差矣,不必看別人,只看孔子、孟子兩位鼓吹“仁”的大師即可,其哪里有“反求諸己而已矣”?稱“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1·5》)等等,然而又抱怨人們“曠安宅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并稱“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稱“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即“夫仁,天之尊爵也”,仁者,役人者也,勞心者也,治人者也,食于人者也,君子、大人者也,統治者也;夫“不仁”,天之賤貨也,“人役”者也,勞力者也,治于人者也,食人者也,小人、庶民者也,被統治者也。既然“仁”,是人的“性”,何有“仁”與“不仁”之分,何有“役人”者與“人役”者之分,何有“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分,何有“治人”者與“治于人”者之分,何有“食于人”者與“食人”者之分,何有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哪一個“仁”者、“役人”者、“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君子”、“大人”、統治階級對“不仁”者、“人役”者、“勞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小人”、“庶民”、被統治階級“仁”過?哪一個“仁”者、“役人”者、“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君子”、“大人”、統治階級“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而不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試問在歷史上有哪一個反動統治者自省過?看看孔孟的自為,就會明白其“反求諸己”究竟是些什么貨色了!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既然如此,天下皆“自棄”、“自暴”之人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既然“仁”、“義”如此之好,為何世人不用,而“曠安宅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呢?請孔孟,或之徒給以解釋。原因很簡單,“仁”,并非“人之安宅也”;“義”,也并非“人之正路也。”把非者視為是者,其人“哀哉!”既然“仁者無敵”,焉有“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老子認為天下有道毋須“仁義”,“仁義”是大道湮滅之產物。魏晉嵇康反對虛偽的禮法名教,認為社會上所有的虛偽和欺詐都是“造立仁義”之惡果。(《難自然好學論》)《老子·第十九章》:“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是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唯我論的狂妄之辭。
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孔子卻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論語·里仁·4·6》)又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9·18》)這就說明“德”并非“性”,“仁”乃“德”,非“性”也,“非”“我固有之也”,而是“由外鑠我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典型的“仁義禮智”先驗論。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謂良能,不慮而知者謂良知。”所謂“良能”、“良知”,其實是指天生就能就知者,人的稟賦天性、本能。人類雖有天性、本能,但“親親”、“敬長”卻不是人的天性、本能,這是后天形成的。把“親親”、“敬長”說成是人類的天性、本能是一個錯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親親,敬長,即忠孝仁義等,皆是“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的“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的“良知也”。其實并非如此。否則何需教育灌輸、懲罰強迫?孟子用唯心論的先驗論說教,強迫人民服從奴隸制的統治,并把服從奴隸制統治說成是人類的本性、天性。老子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由此可知,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親關系是“孝慈”,并非“仁義”,“仁義”與“孝慈”“相克”。孟子首先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也”似是而非的命題給出一個錯誤的結論;進而把家庭親情中的子與父的“親親”,弟與兄的“敬長”的“孝”、“弟”觀念偷換成社會階級統治中的親君、“敬長”之“仁”、“義”觀念,這是一個極端的謬誤;其后又以瞞天過海的“無他,達之天下也”,把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系說成是簡單的“親親”、“敬長”,要被統治階級老老實實甘心情愿地被統治、被剝削,而把這一糖衣裹著的毒藥硬塞進被統治階級的口里,讓被統治階級硬吞下去。“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諸如新聞媒體所報道的“狼孩”、“某某殺其兄”者,由“狼”收養的“孩提之童”,就“不知愛其親者”;“殺其兄”的“某某”,就是“及其長者”,而“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用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說教,強迫人民服從奴隸制的統治,并把服從奴隸制統治說成是人類的本性、天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這是孟子給“仁”、“義”所下的定義。并且孟子認為“仁”、“義”是“人”隨生而來“所不學而能者”、“所不慮而知者”的“良能”、“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也。”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親”、“敬”、順從是與生俱來的。一句話:“親親”為“仁”、“敬上”為“義”,且“仁”、“義”是人的本性、本能;對于統治階級“親”、“敬”、順從是被統治階級的本性。既然如此,何需孔孟的鼓吹和倡導?其對“仁義”的鼓吹和倡導也純粹是多此一舉。倘若“仁義”猶如“飲食男女”是人之“性”、天性的話,何需孔孟之鼓吹!鼓吹對于統治階級“親”、“敬”、“順從”是被統治階級的本性,實乃是對被統治階級的污蔑。被統治階級并沒有這種賤脾氣。無論如何,奴隸們絕對不會與生俱來就有愛奴隸主的天性!孟子的“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說明了這一點。孔孟由此發展開其治國平天下的胡謅,在階級社會中,在家庭,父母,特別是父親是統治者;在社會,長上,特別君王是統治者,倡導“仁”、“義”就是倡導親愛父親,尊敬長上,因此父親、長上無不舉雙手擁護“仁”、“義”。“仁”、“義”是父親、長上對付子女、幼下的法寶,是子女、幼下受治于父親、長上的桎梏。所以倡導“仁”、“義”者的孔孟也就備獲父親、長上,家庭和社會實力派、強者,即統治者的青睞,也就成了他們對付子女、幼下的“圣人”。父親是家庭的實力派、強者,長上是社會的實力者、強者,他們不僅雙手擁護,并且竭盡全力保證“仁”、“義”的貫徹執行,以致于把其發揮,貫徹到極至。孔孟雖也說到過“仁”、“義”的另一方面“慈”、“禮”,那不過只是虛晃一槍。重要的是子女、幼下無實力保證父親、長上的實行,如果父親、長上也不愿意實行,就只能如同虛設。“仁”、“義”發展到中國的宋朝時就成為“三綱五常”,要求幼者、下者、弱者、賤者、被統治者無條件地絕對服從長者、上者、強者、貴者、統治者的單方向的“金科玉律”,以致于推及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反人類的地步。因為“仁義”之中隱藏著反動統治階級的巨大私利,所以鼓吹“仁”、“義”的孔孟也就被他們捧成了什么“萬古先師”,被捧到嚇人的高度。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無“圣人治天下”,“治天下”者無“圣人”。根據“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那么“治天下”者首先應該“使民有菽粟如水火”之豐富,而非鼓吹“仁”;因為只要“使有菽粟如水火”,那么“民焉有不仁者乎?”“民焉有不仁者”是“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結果。水到渠成。孟子的此論是對孔子及其他自己為政之論的否定。
孔孟吹呼了那么多“仁”是“人性”,“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等等等等,然而就是這個孔孟卻又說“仁不可以為眾也”!這不是說“眾”“人”“不可以”“仁”為“性”嗎!“眾”“人”“不可以”“仁”為“安宅”嗎!豈不滑天下之大稽!既然如此,孔孟只需對“國君”講“仁”,讓“國君好仁”即可!其令孔孟所講,全成屁話!昏話!
孟子的“人性善”說,是后來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思想的一個來源。告子對其批判說:“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荀子對其批判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東漢]王充認為“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他說:“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視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善漸于惡;惡化于善,成為性行。”(《論衡·率性》)告子、王充和荀況對“人性”中不僅有善的成分也有惡的成分的論述都更優于孟子,都更接近于真實,為何無論在中國歷史上,甚至于現代,孟子的學說反而流傳更為深廣?其原因在于統治者對其喜好和竭力推廣炒作。孟子的“人性善”,不僅顛倒是非,污蔑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庶民”,美化壓迫剝削階級的“君子”,且完全不顧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子弒其父,弟弒其兄,“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離婁上·7·14》)的血淋淋的現實,而睜眼說瞎話。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社會的人性時,往往撇開或根本否認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人性”的客觀存在,認為人性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人的自然屬性是指人在生物學、生理學方面的特點,它是由人的肉體組織決定的。人的社會屬性是指人在社會生活方面的特點,它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產物。沒有人的自然屬性,人的社會屬性就無法存在。但人的社會屬性體現人的本質,它在階級社會里主要表現為階級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生產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它對其它一切社會關系起決定作用。人的本質或本性說到底,是由人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在階級社會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階級、超時代的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帶著階級性的人性。不同時代,不同階級,具有不同的人性。(待續)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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