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中國隱士文化

存在決定意識，環境改變人品，是個普遍原理，要徹底擺脫或徹底超越，是極其困難的，所謂“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是由外界對本心的干擾程度而言的，外界對本心干擾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隱士”的量級也就越高，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響的，能隱的，有幾個？都有誰？舉出幾個令我服氣的例子談一談？屈原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政治主張，算朝中大隱麼？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則斷案，算朝中大隱麼？誰肯把他們當成“大隱”？

隱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內涵就是指寧肯隱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為官，反而成了“大隱”了呢？以隱士本意而論，隱于野可也，隱于市可也，隱于朝，則實屬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淵明在朝為官時，無論如何堅持原則辦公，都不足以稱其為“隱士”，只有“歸園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為樂的時候，才可稱其為隱士。事實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中國歷代隱士，都是一些“小隱”，真正的“大隱”，是隱到連姓名都不曾留給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讓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謂“隱士”，首先是隱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搖的人，處處賣弄推銷自己的人，都不是隱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隱士”。其次，“隱士”是個名詞，偏正式結構，落點在“士”。什么樣的“士”？隱藏的“士”?！笆俊笔钦l？知識分子，是學者，是有學問、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隱藏，也肯定不能稱其為“隱士”。第三，《辭海》解釋“隱士”時，認為“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可見，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隱居，或者做過官的人懶怠做了隱居，才有資格當“隱士”，當朝為官的人，是斷然不能稱其為“隱士”的。但《辭海》這個解釋，既沒有強調“士”，也沒有解釋“士”，是不精確的?！赌鲜贰る[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边@表明，隱士是素質很高的，多為文人，否則，跟深山砍柴的就沒區別了?！兑住吩唬骸疤斓亻]，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庇衷唬骸案呱衅涫??！笨梢姡半[士”是指賢人隱，能人隱，才子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為此做出努力的人，才叫“隱士”?！赌鲜贰る[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云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當為世之隱匿之高人也。

中國隱士文化是頗為發達的，是與思想文化和社會現實緊密聯系的。比如魏晉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當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卷入門閥氏族斗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至南北朝，因卷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云、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半[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深化表現。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必然會擁抱山川、贊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鐘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于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顯示隱士風采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或是振衣而歸的高士情懷，或是陶醉其中的怡然自樂。如：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飲酒（其五）》

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凄凄。--劉安：《招隱士》

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左思：《詠史》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竹里館》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劉禹錫：《陋室銘》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賈島：《尋隱者不遇》

中國古代多隱士，隱士多文人。隱士文化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中國歷代隱士，大抵可分為十種：

其一，真隱、全隱。

如晉宋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后隱。

這種一般都是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均稱之為“隱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隱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隱。

如王維，開始做官，后來害怕了，但如果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于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義上不能算做隱士，但卻大有隱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隱。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　其五，假隱。

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只云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
　　其六，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淦?，以隱求官。

如唐代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遺。后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征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終南山云：“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后來的“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

其八，無奈而隱。

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于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從事最激烈的反清斗爭。他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

其九，真隱而仕。

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的伊尹，商周時的姜尚，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當屬諸葛亮。
其十，所謂“隱于朝”。

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實際上對國家危害最大。名為“大隱”，實為大患。

中國士人隱居，多是因為社會的黑暗動亂，如魏晉之際出現了“竹林七賢”、“潯陽三隱”，均是因為當時官場的黑暗。他們的個人才能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遭受排擠，個人的社會價值無法實現，便憤然遠離世俗，歸隱山林。但卻因此成就了中國隱士文化，使中國歷史更具韻味。

不過在我看來，凡是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都算不得真正的隱士，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自私人生態度，是企圖為自己謀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我陶醉境界。在我的視野里，老子、莊子、鬼谷子、陳摶這樣的人，才算是真正的隱士，上述所謂隱士等輩，都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大境界。

當今宇太者，隱士乎？然也，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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