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實現領導帶頭，毛澤東的以身作則和努力

　　關于領導帶頭的問題，中國古老文化壓根就很注意，所以在《周易》的革卦中，就在九五爻辭中這樣說：“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九五是上卦的領袖，他在革命中的表現，能做到像老虎一樣勇猛，其結果，不用占卜，就知道革命會取得人們的信任。　　
　　在革卦的上六爻辭中又說：“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這上六可指群眾，可指九五的大臣，總之是指九五的臣民而言。這話的含意是說，在參加革命斗爭的變革中，如果領袖能做到像老虎那樣勇猛，就可以把正派的臣民帶動起來，即使不能像領袖做到老虎那樣，也會做到像豹子那樣，進而就會把不正派的小人物們都帶動起來，使他們洗心革面。　　
　　《周易》通過這例子說明，在革命中，領袖起帶頭，就可以帶出一批先進的臣民。而領袖和臣民相結合，就可以把全社會都帶起來，從而使整個社會都得到改造。以此說明從上至下起帶頭的重要。　　
　　在革命中，有關領導帶頭的問題，毛澤東的教導是很多的。因為毛澤東參加的革命斗爭，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所以毛澤東就特別強調共產黨人的模范帶頭的作用。比如他說：“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勇敢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注1）又說：“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領導骨干，必須是從群眾斗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斗爭所能形成的。”（注2）就是說，領導在革命斗爭中的帶頭作用，不是孤立的，必須和群眾的實際斗爭結合起來。　　
　　但到革命成功后，即打下江山，到坐天下時，關于領導怎樣帶頭的問題，《周易》中就不見下文了，而毛澤東則更注意這個問題，因為在革命過程中起帶頭，這是容易做到的，這是因為當時大家都有一個為勝利而斗的共同奮斗目標，可到勝利后，這個目標沒有了，再說，勝利前的奮斗，正是為了勝利后的享受，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打天下時，在戰場上拼殺不虧是英雄，可到勝利后，就憑著這功勞，開始與當年的生死戰友們，爭利于市，爭功于朝。即使自己不想這樣爭，可自己原有的親戚朋友，鄰里鄉親，或在革命中曾舍命救過自己的恩人們，現在他們找來叫幫辦個“小”事，辦不了，太失面子，太喪威信，太不講人情，也太對不起他們。可是要辦，就得有權，也正是為了應酬這一切，這環境就逼住自己也不得不爭個一官半職，而且官爭的越大，就越能辦到這一切。就這樣，勝利前領導者的職權，是為了帶領大家共同走向勝利，權就是責任，起帶頭，成了分內事；到勝利后，領導者的職權，無形中就參進了給親朋好友辦事的方便，結果，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時的權，就成了特權。所以在勝利后，領導者的帶頭作用，首先就是不要把手中的權變成特權，變成為親朋好友謀利的權，這道理好說，但真正做到這一點，就會把親朋好友都得罪了，同時也就把自己置之孤立無援的地位，為不落此下場，就得利用職權，對人方便，對己方便，有權不用，過時作廢，必然悔之晚矣。因此到坐天下時再帶廉潔奉公的頭，就難多了。而毛澤東有一大特色，就是越難辦到的，自己越要帶頭辦到，而且先從自己對子女做起，比如對長子毛岸英的婚事，當時政策規定男二十女十八才準結婚，毛岸英向父親求情說：“我今年已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可是他的對象思齊還不滿十八周歲，毛澤東聽后很惱火，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不管你說什么，思齊不滿十八歲，就是不能同意你們結婚。”毛岸英走出院暈倒了，后來毛澤東知道后仍堅持說：“他要做檢查可以，要求結婚就別來了。”（注3）總之，因為毛澤東是主席，就要求自己的家人也必須在執行政策上起模范帶頭的作用。　　
　　正是毛澤東的這種不循私情的行為，也就帶出了這樣的家風，舉例說罷，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他的親戚來信了，希望能在長沙謀個“廳長方面的位置”，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寫了回信，回信上說： “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注4）　　
　　就在寫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普通戰士一樣，在朝鮮戰場上英勇犧牲了。其妻思齊（劉松林）請求將尸骨遷回國內，毛澤東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不是還有千千萬萬志愿軍烈士安葬在朝鮮嗎？”（注5）看來只要千千萬萬志愿軍烈士的尸骨還在異國他鄉，作為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死了也得起這個帶頭作用。　　
　　毛澤東是領袖，他的這種行為，就帶出了他那個時代的特點，這就是：老子當官，兒子受貧吃苦，以此帶出了一個弊絕風清的新的社會風尚。而毛澤東死后，很快又恢復了：老子當官，兒子發財腐化，這就又帶出了另一個無惡沒有的社會風氣。可見領導帶頭，尤其到了坐天下的時代，就不僅是領導個人的表現了，而且還要看他全家的表現。所以這個頭就更難帶，唯毛澤東做到了。　　
　　毛澤東不但自己做到了，而且還要求他的老戰友，老同事，以及各級領導都應該再帶起這個頭，可這時和打天下時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嘴上也跟著說要帶這個頭，但實際做起來則成了另一套，成了嘴上擁護社會主義，實際走的是資本主義，毛澤東給他起個名字，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解決的辦法，就是過七八年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性運動，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此教育他們再能成為廉潔奉公的帶頭人。若再做不到，就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他就得從領導崗位上淘汰下去，這就把整個社會納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權前面萬木春”的態勢之下。也就從制度上保證了使時代永遠成為領導干部能帶頭的時代。但這些人則和毛澤東結下了深仇大恨：沒權時，在暗中煽陰風點鬼火；有了權，就翻案，把毛澤東說成了十惡不赦，竭盡全力來妖化毛澤東。　　
　　綜上所說，關于領導起帶頭的問題，從《周易》就開始注意，但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在打天下時，而到坐天下時，領導再能帶好不謀私的頭，可就難了。在歷史的典籍中，好像不乏其例，但也只是在某項或某幾項具體事上的體現，就其這個人的一生，能完全徹底做到的，也只有毛澤東。正是為了建起領導帶頭不某私的新制度，使的那些老同志，老戰友和他結下了新仇大恨，在這點上，毛澤東非常清楚，但盡量把這仇恨縮到最小，也明知道個別人一有機會就會翻案，但毛澤東也不會開殺戒以絕后患，只準讓他做對不起自己的事，自己絕不做對不起他的事，毛澤東為此做出了自我犧牲，卻為開辟能使領導永遠帶頭廉潔奉公的新時代，積累下了極其寶貴和極其豐富的財富，成了毛澤東對人類的特有貢獻。　　
　　注：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0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00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3）王得山：《毛澤東一家》，第19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第一版。　　
　　（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58一156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5月第1版。　　
　　（5）王得山：《毛澤東一家》，第22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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