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毛澤東對糾正前任和現任領導過失的做法　　

　　糾正前任領導或現任領導的過失，是一件較難辦到的事。對此，《周易》在蠱卦中專門進行了研究。　　
　　蠱卦是把父母比作現任領導和前任領導來談這個問題的。這是因為兒子長大成人之后，往往父母還健在，這對兒子來說，父母就是他們的現任領導。但隨著父母年歲的增長，不是死亡，就是失去治家能力，從而治家大權落在了兒子身上，從這角度講，父母就變成了這個家庭中的前任領導。　　
　　把父母比作前任領導和現任領導，另一層意思又是說，糾正前任領導和現任領導的過錯，應該具有兒子對父母—樣的感情，這樣糾正起來才會有利，也就是說，千萬不敢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來進行糾正。　　
　　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雖然沒有專論，《周易》中提出的觀點，在毛澤東著作中卻都有充分的體現和發揮。舉例如下：　　

　　（一）千方百計不要引起前任或現任領導的反感　　
　　《周易》蠱卦初六和九二爻辭中分別說：“干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干母之蠱，不可貞。”　　
　　考，《實用六十四卦》注析時，認為這是指在世的父母。干父、干母，是說父母雙親是這個家庭中的主干。　　
　　這兩個爻辭是在說，從一個家庭來看，這個家庭不興旺，父母是有直接責任的，正是父母過錯所造成，有兒子的，兒子理應糾正。但糾正起來談何容易，這就必須注意到：(1)“考無咎”，就是說，既糾正了父母的過失，又不能把過錯的責任推到父母頭上。(2) “厲，終吉”，這又是說，因為父母是不易接受兒孫們的直接指責的，因此糾正父母過失，一不小心，就會激起父母的反感，這是一種危險（厲)，也是十分嚴厲的事。但只要注意起來，效果就一定是以吉告終。(3)“不可貞”，這是說，糾正父母的過惜，不可把自己封為是正(貞)道的正確代表者，因為這最容易形成打擊父母，抬高自己的態勢，必然會激起父母的反感，從而把事做壞。只有注意做到這三個方面，才會取得好的效果。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怎樣做，又是怎樣說的呢?比如，他曾說：“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是階級斗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個問題馬克思、列寧并沒有解決，我們要解決好，不要怕麻煩。”(注1)　　
　　馬克思和列寧在一定意義上說，都可被當作是毛澤東的前任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解決了“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問題，這本是馬列的一個缺點，但毛澤東在這里不這樣說，而是教大家“把工作做好”，好像在說，以此來讓馬列在九泉之下放心。這樣做，就既糾正了前任的過失，又在感情上顯的十分和諧，從而會收到良好效果。　　
　　再如，毛澤東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注2)　　
　　這話既是鼓勵人們增強勇氣，以便敢于解決馬列主義沒有解決了的問題．但又不傷害馬列本人的權威。這種做法。即使是馬列本人還在世。聽了這話也不會不高興。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前幾任領導，不是犯過右，就是犯過“左”的錯誤。但毛澤東在糾正他們過錯中卻說：“黨在個別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在黨還缺乏充分經驗和充分自覺的時期內，是難于完全避免的；而黨正是在克服這些錯誤的斗爭過程中而更加堅強起來，……”（注3）“這些犯錯誤的同志，不論錯誤有多嚴重，造成多大損失，只要他們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分析產生錯誤的根源，從中吸取教訓，比那些沒有經過考驗的同志更好。”  (注4)　　
　　毛澤東以這樣的態度來糾正前幾任領導所犯下的錯誤，產生了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如李立三，他曾在一九三0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時，犯下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但由于毛澤東對他處理的恰當，就使他認識到自己錯誤對革命的嚴重危害性，于是他把自己錯誤當作活教材，主勸去給人們講，讓大家狠自己犯下的錯誤，以此來肅清自己錯誤對黨的不良影響。作為一個領袖人物，犯錯誤之后能主動做到這一步，在歷史上不能說是絕后的，卻也是空前的一個。李立三所以能做到這一步。除說明本人在這時有著無私無畏的革命品質外，更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對糾正前任領導錯誤在指導思想上所產生的效果，這效果不但使他們改正了錯誤，主動肅清錯誤的影響，同時對毛澤東也產生了心悅誠服的擁護。再比如，像博古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對自己的錯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七大’發言，擁護毛澤東”（注5）　　
　　其二，如陳獨秀，他雖為第一任中國共產黨書記，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的后期，以他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形成了投降主義路線，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從而導致第一次國內大革命的失敗，一九三七年在黨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總書記的職務后，他仍堅持錯誤，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到十二月他又糾集彭述之等八十一人發表《政治意見書》，來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關進監獄，一九三七年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了國共抗日統一戰線，這時陳獨秀出獄后，“將介石試圖勸說他組建一個‘新的共產黨’與中共對抗，但遭到了拒絕。同時陳獨再給中共中央寫信，表示‘堅決擁護’抗日統一戰線，希望‘重新為黨工作’。政治局和毛澤東考慮了陳獨秀的要求，經過討論，‘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決定在特定的條件下，歡迎陳獨秀重歸黨內。……陳獨秀接到電報后．回復了一個七點計劃。政治局逐條討論了這七項主張，認為陳獨秀的立場基本上與中共中央一致。于是派周恩來和董必武在武漢與陳獨秀談話。王明回國時，這一談話正在進行之中。……他（王明）斷定，陳獨秀是日本的代理人，是‘漢奸’，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陳獨秀和其他托派合作。”(注6)  在王明的堅決反對下，陳獨秀一時還不能為黨重新工作，到四二年病死于四川。為什么陳獨秀由反黨，到后來又重新要求回到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呢?可見毛澤東對處理前任領導過失方針的威力之大。　　
　　其三，如對王明，在“七大”前夕，當時有些同志提議要對王明在抗日戰爭初期所犯下的右傾本位主義路線給于批判，毛澤東說，現在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誰是誰非還不能做結論。不但不批，而且在七屆、八屆兩次代表大會上仍提名選他當中央委員。毛澤東就是以這樣的態度來爭取和團結前任犯過錯誤的領導。當時王明雖然仍有些不服氣。對自己錯誤不作檢查，在“七大”時稱病不參加會議，但卻寫了一封信，承認了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注7)，從而使兩者之間的矛盾大大得到了緩解。　　
　　在歷史上，“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注8)的任弼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主持了寧都會議，這是一次專門集中火力批判毛澤東的會議，在會議上“開展了中央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注9)，最后撤掉了毛澤東的軍職。可后來毛澤東擔任了中央領導后，由于能正確對待任弼時，就使的任弼時到后來反成了毛澤東的忠誠的擁護者和親密無間的戰友。　　
　　再如凱風，在遵義會議上，唯他是站在博古錯誤一方公開對毛澤東的正確發起攻擊的一個，可是在后來的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正確與錯誤的斗爭中，凱風卻能明確地站在毛澤東正確的一邊，成為在批判張國燾錯誤中打頭陣的一個。(注10)  這說明毛澤東不僅注意正確糾正前任領導者本身的錯誤，而且也注意正確對待追隨前任領導錯誤中骨干人物們所犯下的錯誤。　　
　　毛澤東正是采用這樣的方針政策和方式方法來糾正前任領導的過失，才把黨建成了一個空前團結的黨。　　

　　(二)把副作用縮小到最小程度。　　
　　《周易》在蠱卦九三爻辭中說：“干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這是說，糾正父過，如果已經因各種原因造成懊悔，就要設法阻止這事態的發展，把副作用縮到最小程度。副作用越小，后悔也越小，故說：“小有悔，無大咎。”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 “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  (注11)“共產黨員對于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態度，而是采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注12)  “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同志的個別責任方面，而應當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于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注13)　　
　　毛澤東所說的這一切，其實在當時主要是針對糾正前任領導及其追隨者的錯誤，一個目的，就是把對錯誤的處理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一定要盡力縮到最小程度。　　

　　(三) 對錯誤本身不能采取寬容方針。　　
　　蠱卦在六四爻辭中說：“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寬容。吝：恥辱。就是說，以寬容態度對待父過，這樣往前發展，所見到的結局一定是恥辱。也就是說，對錯誤本身是不應采取寬容態度的，若采取寬容的態度，就會產生壞的結局。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  “必須對于錯誤的思想進行嚴肅的斗爭……”（注14）“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注15）　　
　　這就是說，對錯誤本身是不能采取寬容方針的。
　　
　　(四)以正確的行為來克服不正確的行為。　　
　　蠱卦六五爻辭中說：“干父之蠱，用譽。”　　
　　這是說：糾正父親嚴重過失，要利用父親的聲譽來進行。也就是說，要用積極的方面來克服其消極的方面，要用正確的的東西來克照不正確的東西。　　
　　在這個方面，毛澤東也是很動腦筋的，比如在糾正孫中山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缺點時。毛澤東卻繼續打著孫中的旗號，以實行孫中山的 “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名譽，來完成共產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這對孫中山來說，正是借助了孫中山的榮譽，卻又糾正了他領導舊民主主主義革命對無產階級的過失，從而完成了歷史付給的新任務。　　

　　（五)要站在為公的立場上　　
　　蠱卦在上九爻辭中說：“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這是說，糾正前任或現任領導者的嚴重過失，不要把這事當作謀求王侯的手段，這才會成為高尚的事。也就是說，糾正前任和現任領導者的過失，要出于公心，不是為了打倒人家，自己取而代之，成為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以達到打倒“皇帝”當“皇帝”的目的，這才是最正確的行為。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斗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服”（注16）等等。對這一切，毛澤東一律把它當作自由主義而加以反對，從而也就說明，糾正別人的過錯，當然也包括上級領導和前任領導的過錯，都必須出自公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這才是最正確的行為。　　
　　通過以上事例來看，毛澤東領導共產黨打天下時，因為革命隊伍中的每一個同志，都能做到為革命負責，在當時只要是錯誤的東西，不管是領導還是群眾，是上級還是下級，是現任還是前任，都在刻不容緩的糾正之例。但在怎樣糾正前任和現任領導的過錯上，發現《周易》中不少觀點，同樣是接近毛澤東的有關言行的，同時也說明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從《周易》到毛澤東，也有著一脈相傳、相承和發展的關系。　　
　　注：　　
　　（1）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澤東》第53頁，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　　
　　（2）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澤東》第130一13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　　
　　（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9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4）《斯特朗文集》第三卷，第257—258頁　　
　　（5）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第46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6）【美】高沃龍：《對手與恩友》第83頁，劉戴鋒、鄭久平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　　
　　（7）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8）（9）（10）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第246、251、4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1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23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1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0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1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42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23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1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29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1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48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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