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殉身變法百年祭　　

我們紀念光緒皇帝殉身變法101周年。　　

公元1908年11月14日 (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大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于酉時二刻三分駕崩于瀛臺涵元殿內。”“論曰：德宗親政之時，春秋方富，抱大有為之志，欲張撻伐，以前國恥。已而師徒饒敗，割地輸平，遂引新進小臣，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然功名之士，險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濟，言之可為于邑。洎垂簾再出，韜晦瀛臺。外侮之來，釁自內作。卒使八國連兵，六龍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傷，奄致殂落，而國運亦因此而傾矣。帝駕崩后，越四年而清亡。”　　

光緒皇帝的去世，非因疾病，實為國家殉職。這是我們紀念他的主要原因。他的光輝但悲愴的業績，大家都已經目睹或聽說，我們就不再一一復述。　　

今天，我們紀念他，要紀念他“憂民念每深、求治日兢兢”的敬業精神。當時的中國社會危機四伏，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震撼著清王朝的統治。因此，光緒將《孔子家語》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引為座右銘。他認識到，皇帝只有愛民，國家才會長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才會出現太平之世。所以他提出了“治世莫若愛民”的主張，極力推祟人君應“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的主張。　　

他反對官吏巧立名目，對人民實行盤剝，認為國家取之于民者賦稅而已，君上不應收取百官的進奉。他主張節用民力和藏富于民，認為治國之道應“以理財為先，以節用為本”，主張立法貴簡當，反對“法令繁，科條密”，使人民無所措手足。他認為有的法令“其初行之甚善，而其后漸失其意者，非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善耳”，因此他提出“有治法尤貴有治人”的重要思想。 　　

　　今天，我們紀念他，要紀念他求賢若渴，破格用人的思想。他認為“欲作千間廈，應須大匠材”、“旁求常側席，任官惟賢才”，他重視選拔人才，并把選賢任能視作關系到國家興衰存亡的大事。在選用人才問題上，光緒一反論資排輩、循資提升和以門戶取人的陳腐觀念，極力主張循名責實、破格升遷和惟才是舉。在戊戌變法中，他頂著頑固派的壓力，冒著極大的風險，大膽起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拔之于庶民，置之于公卿，依靠他們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當變法進行到最艱難之際，新舊勢力的斗爭日益激烈，“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辦事”，特擢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為四品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光緒勇敢而果斷地拔擢新生力量，依靠新生力量，并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與他們緊密聯系在一起，表現了一個改革先驅者為國家為事業勇于負責、不怕犧牲的崇高精神。 　　

他主張通過“明試以功”的方法考察和識別人才。他能禮賢下士。他反對以人君個人之喜惡作為選擇人才的標準，主張“王者用人，不可循一己之私心”，而應盡“取天下之善”。他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還要求臣下都作發現人才，啟用人才的伯樂。　　

　　今天，我們紀念他，要紀念他“虛懷能納諫、旁求常側席”的民主作風。光緒是一個虛懷納諫的典范。他總結了“隋以拒諫而亡，唐以納諫而興”的經驗教訓，得出了“言路之開塞，國家之治亂系焉”的結論，并說：“朝有直臣，社稷之福，豈不信哉!”他認為，臣下能否直言敢諫，與人君有無容人之量，有無納諫的誠意很有關系。他說：“人君喜聽順耳之言，則順耳之言至矣；人君喜聽逆耳之言，則逆耳之言至矣。” 　　

作為一個清醒的改革者，他是十分痛恨那些歌德派大臣的。他對士大夫巧為飾詞，以逢君惡的強烈不滿，認為他們競為詣諛，以圖富貴，其情狀玷污青史。他要求各級官吏以國家大局為重，知無不言，不應有所忌諱。他說：“為大臣者，必有嘉言讜論，然后有益于國家，若事事順從，是容悅之臣耳，人君將安賴乎?”　　

他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一些尖銳刺耳的批評，光緒提出了“有真是非，無私喜怒”的心得體會。他的的這些想法和主張無疑，就是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值得稱道的。他鼓勵群眾以多種方式提出意見，認為只要意見正確，無論以何種方式提出均可，“理之所是，雖眾以為非，極力爭之可也。理之所非，雖眾以為是，極力辟之可也”，模棱兩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祟里革斷罟來諷勸魯宣公的精神，并指出“人君聽逆耳之言，不過拂意于一時，而受福于無窮；聽順耳之言，不過快意于一時，而受患于無窮”。他的這些思想，難道不值得我們現在一些同志學習嗎？　　

今天，我們紀念他，要紀念他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權位的精神。在中國幾千年君主專制制度下，皇權歷來是為君者的命根子，所謂有了它便有了一切，失去它便失去一切。為了得到這東西，人們可以殺得血流成河，讓億萬生靈涂炭。改革如要觸動這東西，對不起，須拿萬千人頭來換！110年前的光緒皇帝，能夠說出“若能救國，則朕雖無權何礙？”這樣的話，非為一時沖動之言，而應該看作是他對傳統政治的一種反叛，這反叛只能基于其對西學及中國現代化改革性質的覺悟。百日維新中，光緒接受康有為的意見，決定采取“廣開言路”，給民眾一定的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的政策，允許普通百姓直接上書中央政府甚至皇帝。要知道，清王朝以往是連下層官吏都沒有奏事權的，光緒把向皇帝上書言事的權利直接下放給包括“野民”、“魚人”在內的平民，并且強調“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為要。”這不啻是一場革命，從而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士民，卻引起權貴階層的強烈不滿。張之洞憤然說：“變法者，清廷之事也，何為而與士民言？”有官僚抓住一些平民因不懂呈文規矩，稱“皇上”未抬頭等紕漏，認為是對皇權的褻瀆，欲大加問罪。光緒卻“一笑置之”，指示說：“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以塞之”。仿效西方“興民權”、“設議院”，本是康有為等維新派早就確定的政治改革目標，但后來見阻力太大而放棄。變法中，“設議院”問題仍討論不斷，有人提議建立一個評議國事的常設機構，“事雖議于下，而可否之權仍操自上”。但即使這樣的舉措，對于清廷來說，也被認為是有礙皇權至上的根本體制，光緒“若能救國，則朕雖無權何礙？”的話便發自討論中。康有為建議鑒于“今守舊盈朝”，此事現在“萬不可行”，光緒雖然同意了康的建議，仍表示“待后數年乃行之”。可見他對“興民權”、“設議院”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堅定的決心。　　

作為一個年輕發奮的君主，光緒皇帝以社稷為重，推行變法，不輕易退縮妥協, 以求自保; 反而在關鍵時刻, 為了變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這已經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為價值選擇, 即使從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稱道的。也許, 身為帝王, 百年來他受盡冷落和責難, 甚至有人指責他“懦弱無能”，但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先驅者, 他的人格是顯示出一定亮色的, 是不必諱言的。變法的最終結果是失敗了, 但對當時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打破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禁錮, 啟開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先河; 在經濟上, 光緒接受了維新派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主張, 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 開辦學堂, 改革科舉制度, 派人出國留學、游歷等, 這就使知識分子擴大了眼界, 給長久封閉的國家帶來了一些西方的先進思想、理論和技術。光緒皇帝不愧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效仿西方來變革中國的開明皇帝。　　

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他，不是為封建皇帝歌功頌德，也不是夢想回到腐朽無能的滿清王朝。　　

我們紀念他，表現了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的看待歷史人物的觀點；我們紀念他，是紀念一種真正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不怕犧牲的偉大人格精神；我們紀念他，是我們感覺今天的中國，某種程度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矛盾積累很多，人民群眾利益受損感強烈，一些地方官員特權思想嚴重，動用警力，壓制愛國者的批評等等，使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憂心不已；我們紀念他，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改革要全面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切實在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上做出重大改進；我們紀念他，是感覺到一方面我們在恢復儒學等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我們卻任由一些人無恥誹謗毛澤東同志，這種言行不一、忘恩負義的行為使我們極為憤怒；我們紀念他，是希望國家不要再耗費群眾對改革的期待耐心度，要抓緊時間，恢復以往的優良傳統，節制資本、保障民生、促進公正、嚴明法紀。　　

毛澤東同志晚年曾經有過一段話：我沒有私心，我是為了這個國家，沒有人想過為了建立新中國有多少烈士流血犧牲。敬愛的毛主席是不想人民再受二茬罪，不想國家出現人亡政息的周期。他老人家還引用了王安石的《金陵懷古》“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后， 逸樂安知與禍雙?”表現了他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彌天悲愴。　　

我們今天紀念光緒這位偉大的改革先驅者，是希望我們的改革要正視不足，要牢牢記住我們改革的初衷：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逐步走向資本復辟！！如果我們今天紀念光緒這個悲劇英雄而不吸取他的教訓，我們仍然將作為悲劇的主角被后人紀念。　　

去年，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人，在國慶期間，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使我們倍受感動、信心大增。希望我們所有的共產黨員、國家官員，都記住紀念碑上的話：“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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