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開英語背后的文化紗幕，了結百年誤解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

本文旨在提出一個在人文教育與英語教育關系上能夠引起人們關注的議題，即：英語教學與“中國思想傳統－英歐思想傳統”比較的極其重要性；中西方思想比較應成為英語學習的必修課，原因是英語后面有一層紗幕尚未掀開。這是個具有深思遠慮戰略眼光的議題，中國英語教育朝著這個方向改革，勢在必行。

生活中，人們之間由于語言溝通不暢發生誤解十分常見。同樣道理，國家民族之間由于語言不同發生誤解更是不可避免。真正理解，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所以，在今天全球化條件下，不同國家民族空前頻繁接觸，為減少誤解，對語言文化差異的意識，顯得尤其重要。中西語言之間（如漢英語之間）存在需深刻理解的結構性差異，它就是那層始終尚未掀開的紗幕。

我自己的親身感受是，我到美國后讀了不少英文原著，發現西方、美國中國研究學者有許多，但真正將中國搞得比較準確的極少。我們急需將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比較準確地介紹出去。這種介紹必須是在對中西方思想傳統基本結構差異比較了解的情況下，才能作得可信、準確和適當。

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教授的發言包含著十分重要的意見，非常值得認真考慮。這就是他提出的“歐洲中心主義”這個概念。我注意到許多西方學者對這個話題已經討論了很久。重要的是霍布森教授為這個話題提供了有意義的、實在的歷史事實。

我是個政治學或政治理論學者。我的領域是中國和西方現代政治思想比較。文化比較作為英語教育的先決條件。這是我認為必須認真對待的題目。因為不管英語教學的目的是培養翻譯人員，還是學英語的人將來會在他的專業和學術工作崗位派上什么用場，對中國與英歐思想傳統的比較都極為重要，都應作為英語教學的必修課程。

正像許多中西方比較研究學者已認識到，而且越來越敏感，西方思想傳統的結構性差異（特別是現代“歐洲中心主義”）起到的阻礙作用，給西方人對中國（和東方）了解的努力造成的誤解和歪曲。這個問題不僅僅存在于西方對中國的理解，而且由于是強勢的，它已經滲透到中國的很多話語當中，尤其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其中不僅包括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和解讀，也包括中國人對自己的“反思”。

很多西方人和中國人似乎都對西方思想傳統結構差異和“歐洲中心”的偏見沒有應有的意識，對它的重大影響沒有警戒感。因此，不少人用很大精力尋找對方語言，文學，哲學，社會科學，歷史中與自己傳統中對等性的東西。這種努力至今沒有多少成功，反而使得雙方的相互理解經常更為困難。這是因為對等性本來是不存在的；雙方誰都不能通過對方的語言使自己獲得充分理解。

為什么會這樣呢？它就在于我們必須搞清楚結構性差異和“歐洲中心主義”究竟是什么？郝大維和安樂哲發現，結構性差異指的是西方認識宇宙的一些假設及其形而上學思維模式。它們區別于中國傳統的審美宇宙認識和互系性思維。我通過自己的研究發現，通變的互系特色思維可以追溯到古代經典《易經》。這樣的思維形式具有系統性特點；它勾絡的是一種可稱為“通變”的對世界的自然認識。這一思維方式能喚起我們對與西方認識宇宙上那些假設結構的敏感。

同中國比較，結構上差異的西方宇宙概念假設是：一個超絕的存在本體（Being）與由它確定的眾多個體存在（beings），它們之間本體決定眾多個體的必須是一種二元、直線的關系。作為宇宙起源說，它包含的是一條從起點到終點具目的性的單線單向道路；時間和空間是分裂獨立存在的。作為以超絕本體作為動因的眾多個體，它們如同原子顆粒一樣，在宇宙中是互不聯系、分別單獨存在的。這些假設的獨特結構所必然需求的方法，是一整套分析部件和概念，如具有嚴格邊界的整體性（totality）、二元對立觀（dualism）、實相觀（essentialism）、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絕對主義（absolutism）、本體觀（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動因論（causation）、終結論（endism）、自然規律論（natural law）、邏輯論（logics）、求解靜止真理、確定性、秩序（順序）和模型（模式）的傾向等。

誤解和歪曲產生于人們試圖將兩個傳統中某兩個表面類似的東西拿來平行對待和相比，沒有任何對它們結構差異產生敏感、將它們考慮進去。這樣，也就無法避免將一種異己的、對宇宙的認識和思維模式從一方“走私”到另一方。這意味著將一種結構強加給一些思想模式和慣例，而這些思想模式和慣例其實并非對這個強加的結構有必然宿求。

從漢語翻譯到英語（或從英語到漢語）過程之中的問題，經過論證可以找到的原因是由于譯者對兩個思想傳統結構差異的不理解而造成的。不理解兩個思想傳統的結構差異，也必然不會了解兩種語言體系的結構差異?？梢哉f，認為在兩種語言之間從事翻譯工作是一種簡單地尋找概念和語言對等性或相符性的努力，從而認為這樣的努力能提供對另一種文明的洞徹理解，是一種幼稚的想法。

實際上，時時刻刻處處我們都能找到正在發生的、由于對結構差異沒有意識而造成的誤解和歪曲。這種事情相當頻繁地發生在日常對話中，政治語言、人文語言和社科語言中。

比如，“I am sorry”與“對不起”具有結構性差異。在幾年前撞機事件的特定敏感情勢中，它成為中美關系的政治語言，是很典型的例子。從習慣性語言結構上看，“I am sorry”包含主體（subject）、謂語，但不含客體（賓語），主旨是表達主體面對客體具體情況表達自己的感受，表達一種禮貌，二者之間距離感突出。這種距離感和主旨的含義也是主體、客體之間認同性（identity）的差別，而且這里只有自己的認同（identity）?？腕w認同性于無足輕重地位，可說可不說。因此，“I am sorry”不帶有明顯道歉意思。在撞擊事件上說不說“We are sorry”其實更是個禮貌問題，而不是道歉不道歉的意思。中方在這個問題上有誤解，認為“I am sorry”就是“對不起”，說了就是道歉了，沒說就是不道歉。這里“對不起”和“I am sorry”的差別是結構性的。從習慣性語言結構上看，“對不起”三字不包含主體和客體，只是二者之間關系的表述，主體和客體完全是靠這特定時間地點的語境關系隱含之中的。“I am sorry”一語中包含的距離感、不認同感在“對不起”中是不存在的。它突出的是二者之間關系的性質，也即：甲對乙的歉意。這種語言上的差別反映著兩種宇宙觀和思維方式，“I am sorry”帶有明顯將世界看成是個體的、各自獨立狀態，強調自我的意識痕跡。而“對不起”可以說是互系性語言，是為突出表達關系的。它帶有明顯將宇宙看成是互系性的和強調事物之間聯系性的痕跡。所以平常認為可以通用的這兩個用語，其實文化意義很不一樣。

甚至“10”或“十”這個數字在英、中文里也是結構不同的。安樂哲常常舉用英語“everyone”和漢語“大家”之間結構差異的例子。關于象10 這個數字的例子，我曾向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們多次證實過，我上課時經常使用這個例子，向我的美國學生證實數字在頭腦中的潛意識。中國人對“十”這個數字沒有什么疑義，問誰，他都會告訴你，“十”就是“十”啊，就是一個數字嘛。但是這里面有潛意識。這個潛意識就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互系性，不分性，是中國人的一種特殊世界觀。因此把“十”看成是一個整數字。而“10”這同一個數字，在西方背景人頭腦的潛意識中就不一樣了，它是十個一或十個單個個體。美國開國總統林肯的名句“Power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中，“people”這個詞，應該說是很多很多個體，潛意識中是單個人，這跟中國的“人民”在潛意識中有結構性差別。“人民”對中國人，其潛意識是一個整體，之所以是整體，就是因為中國的宇宙觀和思維方式中，不存在毫無聯系的事物。個人是作為與任何他人存在聯系性而存在的。所以因為這種結構性差別，造成我們中國老師在上課時要對同學說“大家好”；而在西方，要說“Hello，everyone!”即：要強調你問候的是“每個單個人都好”。“大家好”和 “everyone”又是一個我們平常認為可以通用而實際具有結構性不同文化意義的例子。

另外，“I know”和“我知道”也是有結構差別的。從習慣語言結構上說，“I know”只是主體與謂語、不含客體或賓語。因為客體或賓語不管出現它都是確定性的和確實性的。“know”作為動詞本身，就帶有確定性，它指對事實或真實性的主體的行為或感悟。所以，“know”換一換形式就變成可以脫離主體而存在的“knowledge”。它是針對“知識”而言。而知識是事實或真理性。這反映西方思想傳統追求確定性（certainty）、追求絕對真理性(truth)的宇宙觀。它帶有突出的本質性(essence)、終結性（absolutism），帶有概念性或形而上學性。而中文的“我知道”反映中國的互系性宇宙觀，尤其是這個“道”字，它在語言結構上是動詞的客體或賓語，它也作為動作的內容。這個內容是什么？就是事物的互系性—“道”就是一切事物的延續性。這個觀點在我的著作曾作過充分解釋，尤其是在與西方追求確定性和本體性相比之下，它不是確定性、本質性、不變性，而恰恰是不確定性，非本質性，是變動性、過程性。它是互系性語言而非概念性語言?！拔抑馈笔侵腔坌?，而“I know”是知識性。

結構差別更發生在“religion”和“宗教”、“transcendent”和“超越”、“principle”或“reason”和“理”、“nature”和“性”、“mind”或“heart”和“心”等之間。

“religion”這一詞是自西方特有宇宙觀發生的一個概念?？偸菍σ粋€或一些超絕在上，看不到的主宰人類者承認，對它（們）的服從和頂禮膜拜，并且遵從它（們）規定和支配人類事物行為的道德法典，包含著有關宇宙來源，本質和目的的一系列信仰。特別是“religion”可以說是與“道德”連體，一個人如果沒有宗教性，就幾乎等于沒有道德性。而“宗教”一詞是自中國特有宇宙觀發生的觀念?！白凇笔茄永m性，“教”是“教化”，還是一種承載互系性思維意識的、區別于西方形而上學概念性的語言。近代以后，“宗教”成為“religion”的中文翻譯，帶有某種負面意義，即迷信。這也是由于中國宇宙觀沒有西方宇宙觀的那種超絕本體概想的原因。而且，在中國，道德不是與宗教連體，也就是說，人不信宗教也照樣可是道德人；因為中國宇宙觀的“道德”也不是西方那個與超絕本體規定的絕對道德，而是與中國宇宙萬物互系的認識意識一脈相承的觀念。最近的關于儒家是否宗教產生的爭論，就出在雖然儒家思想沒有西方超絕本體意識也照樣是“道德”思想的原因。最近國內有學者提出儒家不是哲學而是宗教，就是在不了解西方在結構上與中國差異的情況下，把西方說法引進到中國，挑起爭論。

西語的“transcendence”一般照字面意義譯為“超越”或“超絕”。但是其中的結構性差異在于“transcendence”是二元主義的。二元主義不是中國傳統“陰陽”互系性的思維，而是二元之間的分離、對立、沖突和單線單向決定關系，也即：超自然體對萬物和人的超然獨立，單線主宰決定關系。這還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意識和語言。而它一旦翻譯成中文的“超越”，就失去了深層結構上這種差異。在很多場合，“超越”是形容人的思想境界的升華與超脫。它不是西方那個主宰本體，而是指一種狀態、思想境界，或人的精神從低向高處升華的過程，這在西方思想傳統中找不到的。

西語的“principle”和“reason”被翻譯成“原則”（原理）和“理”。但是，中文的“理”并不依賴西方語言“reasoning”或“rationality”的意義，而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通變”思路，就是說，總含有一種域境、言說“互系性”和“延續性”的潛意識。要想到，這個域境潛意識與西方嚴格的邏輯類型闡釋方式是兩碼事。[1] 它不是本體模式的思維，而是認識和關于事物的“道”的闡釋，這樣它就不含本體性注腳。對中國理性意識在《后漢書》可找到一個例子，曰：“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圣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 [2] 很清楚，在古漢語里，“理”不表達西方那種“rationality”意義。實際上，中國的理及其實踐是順乎事物在特定時間、環境變化條件下的延續性，不是西方那種由超越本體設定的羅格斯（logos），不是超絕原則，不是絕對真理，而更是適中、適時、適宜；是手段與目的的正當性與統一性。

“nature”和“性”通?；プg但是最不好溝通的中西方概念之一。“nature”所表達的是本質性、不變性、終結性和絕對性，是與現象脫離或曰單線決定現象的東西。比如講“human nature”(人性)，是說無任何例外，人都是一個同一、不變的本質。這仍然是西方特有的本質性（essence）、確定性(certainty)、本體性(ontology)思維方式。而中文“性”，不是這些東西。因為中國互系性的宇宙觀和思維方式不產生絕對性概念?？梢哉f，從來沒有不變的人性，沒有不變的任何本質東西。一切都是過程，一切都是變，一切都是延續。中國人講性本善，是說人原有向善而變的可能。中國既有性善也有性惡說，但皆不是西方那樣否認變的可能。搞中西文字工作的人，如果首先有這種結構性差別知識，在處理二者之間互譯問題上，會更有靈活合理的處理方式。

郝大維和安樂哲對西方“mind”和/或“heart”的概念與中國“心”觀念的結構差異有詳盡的說明。把“心”翻譯成“mind”會誤導西方讀者。中國的“心”，由自中國互系性思維方式，實際是“mind”和“rationality”互系所生意思，其中包含心、理、知三種互系生成的意義因素。兩位學者總是將心翻譯為“heart and mind”，認為心不是只有thinking, judging 和feeling 其中某一種意義，而是全部包括這三種意義互系所生的所有效果。這里突出的中西結構性差異，就是“心”沒有西方那種在柏拉圖和基督教傳統里被體系化了的“body-mind”二元主義。

我們常說的“封建”與“feudal”結構差異恐怕就更大了。“feudal”是歐洲歷史出現的一種特有社會現象。“feudalism”指的是對中世紀歐洲武士貴族之間存在的一系列法律和軍事義務的概括。但這一詞匯并不是中世紀用語，而是16世紀法國和英國律師發明出來用以描寫武士貴族成員某些傳統義務的。研究中世紀的學者，“feudalism”是個最有爭議的概念之一?！癴eudalism”一開始是一種契約，是以土地使用權交換軍事服務。大多數歷史學家使用這一詞匯都很嚴格，僅限于指特殊條件的自愿和個人約定的承擔，不包括不自愿、附加于非免費土地使用權上的義務?！癴eudalism”來自法語féodalisme，是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詞匯。他是個蔑視性的詞匯，用于描寫任何被認為是不公平和舊時代的法律或習俗。[3] 如果把“封建”與“feudal”當成是可以互譯的對等詞匯，必然會誤導讀者，使人認為中國曾出現的也是歐洲那種“feudalism”。著名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指出：

如果對傳統中國和傳統西方之間的社會、經濟結構極大差異不意識，恐怕想把問題搞清是不可能的。盡管學者們有許多不同解釋，而我只對一條大原則解釋感到十分舒服，那就是：兩千多年過程中，中國不存在西方貴族軍事意義上的封建主義……。不管所有其他對中國的描述是什么術語，它肯定與西方理解[的封建主義]是不同的東西?！袝r我傾向認為，甚至秦始皇時代的公元前3世紀，隨著國家的統一，任何直觀意義的封建主就已消失。[4]

“human rights”、“liberty”、“democracy”、“individualism”這些詞匯的啟蒙運動現代含義帶有一整套西方思想傳統特有的假設邏輯。[5] 英語“human rights”（人權）更確切含義為“一己之權利”；“天賦人權”涵義為“神賜一己之權利”；“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也是“神賜一己之權利”；“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 or liberty”）也是“神賜一己之自由”。這種意義，是由西方宇宙觀延伸而來。英語的“天”（“Heaven”）、“自然”（“nature”）意味一個超絕人世、主宰萬物的神體。所說“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確切含義也指神賜一己的追求幸福權利；而這“幸福”主要含義指物質、權力及其相屬一己擁有的東西。

對中西語言結構差異增強意識，會使得我們容易理解西方“自由民主論”和“人權論”深層結構含義。應看到，迄今人們對它們接受的更多是字面意義，尤其在中國是其漢語翻譯的字面意義。更鮮為人知的是這理論建諸于上的一些假設；舉其重要者為：1）上帝的存在及其所賜一己自由、權利、幸福的合法性；2）人性皆為邪惡且不可改變；3）人類曾有“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為一己個人之間無盡無休的相互爭斗與殘害；4）一己為結束自然狀態和為追求一己之自由而與其他一己簽訂的契約（即：憲法）?！白杂擅裰髡摗焙汀叭藱嗾摗痹谶@樣假設之上建立乃至成為一種信仰。它的核心概想是回答人權來自哪里的問題，即來自上帝或一種神體。但其實，這種結構性假設在西方傳統之內并不為所有人信仰。思想家休謨曾嚴厲批評指出這種假設是人造，是人類歷史上不存在的。特別是中國有獨立于西方自己發展幾千年的文化。“自由民主論”和“人權論”的假設是中國文化的互系天地宇宙觀所無法導引的。中國如果吸收這兩個理論，難以將這種假設涵蓋到中國思想含義中去，尤其是神賜人權和與群體利益相排斥之一己權利，它是與中國思想傳統難以兼容的。

“個人主義”是英語“individualism”的翻譯。而它們二者之間的可譯性，是困擾學者和引起誤解的源頭。從西方將人看成分散互不聯系，人性不可改變邪惡的這種宇宙觀概念出發，英語“individualism”的更準確含義是“一己主義”?！耙患骸敝员取皞€人”更能準確表達英語“individualism”，是因為“個人”在漢語含人的互系性。而英語“individualism”（“個人主義”）排斥人的互系性，把人僅理解為分散、單個、一己的。二者重大差別就在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英語指一己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性，二者之間的截然割裂和排斥；“一己”對群體利益的否認和排斥，以致心理上對它的恐懼感。而“個人”在漢語中是與群體的偶對體，不僅不排斥、不否認群體利益，而且與之相聯系，不分割。漢語“個人”與英語“一己”的結構差別來源于兩種不同宇宙觀的結構差別。西方宇宙觀是由一個超絕萬能的神體，它主宰互不聯系、獨立存在、分散的原子式的一己個體而構成；而中國宇宙（天地）觀是由相互聯系、互不分割、沒有上帝主宰的，而是本身之陰陽互動的萬物構成。中英文兩種語言是這兩種宇宙觀和思維方式各自的載體。

此外，“material”在西語含有西方宇宙觀和思維方式特有的本質性和針對“spiritual”的二元主義；“law”為超絕本體外設強加給萬物和人類的意義；、“politics”含有西方一種特有的“治者”與“治于者”之間二元主義的天敵關系，是個攫取權力的角逐概念；“existence”帶有特定超絕宇宙論的本體性、確定性含義；“ethics”、“morality”總是西方宗教性詞匯，與對超絕本體或上帝信仰相聯系；“benevolence”指的是做善事或慷慨、慈善意向。這些與被認為是它們漢語中對等詞匯的“物質、規律、政治、存在、倫理、道德、仁”都不存在對等性和符合性；因為這些中文詞匯究其中文宇宙觀和思維方式的結構，都不存在西方的本體性、超絕性、單線單向因果性和二元主義，而都是派生于中國思想傳統特有的互系性意識。

這樣具有結構差異的語言、傳達不同思想結構、隨時對我們造成影響的例子簡直是數不勝數的。目前中國大力度推行英語教育，英文為熱門語言的情況下，如對語言結構差異一無所知，是不能適應形勢的。因為通常在學習英語時及學習后，人們對漢英這句話之間結構性差異并無意識，認為二者是相同對等的。更重要的和不可忽視的，是人文社科術語的結構差異及可能導致的誤解。現在應該是對這些西方思想傳統的深層差異加以理解的時候了。理由是我們需要知道：為什么我們在翻譯工作中有困難？為什么在文化的理解上很艱難？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除了結構差異造成的困難，西方話語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也是重要的。因為結構差異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產生的重要深層原因。確切說，它是二元對立思維的表現，也即：二元對立思維將“中國”和“西方”分割成二個互不聯系的范疇，分成“我們”與“他們”，宿求“我們”對“他們”的排斥關系。

什么是“歐洲中心主義”？簡單說，它是西方一種特定的話語。它把東方概念化為永遠是“落后”和“愚昧”；相對的，西方則是“先進”、“科學”、“民主”；全部是具有價值判斷的術語。我想指出，霍布森教授寫的論文和書提供的發現，應當對我們很多人－當代的中國人，是具有啟示意義的。[6]

當前我們處在的時代，文明接觸的與日俱增給世界不同民族和人民造成各種關系。處于關系之中，他們必然地感到互相理解的必要。所以現在的局面是，一方面，語言翻譯變得更為必須和緊迫；而另一方面，語言間進行翻譯的難度又提出對結構性差異、獨特范疇與邏輯特點的迫切理解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為的是取得出色翻譯效果，高質量的語言或文學比較研究，還是為了進一步加深對對方的理解（其中可包括文化、文學、歷史、哲學，以及人文其他方面和社科領域），思想傳統比較研究所導致的對結構性差別的認識，必然是對從事文化闡釋和翻譯工作時避免產生誤解和歪曲的警示。因此，思想傳統比較教育是極為重要的，應始終貫徹在英語教育之中。

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我國其他英語教育機構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我們有較之其他教育體系無可比擬的成熟的外語教育機制，能夠高力度支撐很多跨文化的人文領域的教育和研究。特別是在今天面臨全球化的形勢下，這是其他機構難以競爭的。另一方面，我們迄今實行的單純英語教育，也只有在復合思想傳統比較和其他人文社科教育的前提下，才能走出新的道路，創出新局面，占領新的高度。

（原載于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英語教育與人文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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