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懷沙現象　　

—— “大師”不單是“真假”問題　　

文懷沙，一位“大師”“泰斗”級的人物，近日忽然戲劇性地曝光網上，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波瀾，人們議論紛紛，形成一道文化的“亮麗的風景線”，也算一個“現象”吧，值得一議。　　

一　　

文懷沙頭上有許多耀眼的光環：著名國學大師、紅學家、書畫家、金石家、中醫學家、吟詠大師、新中國楚辭研究第一人，師從章太炎，與魯迅是同門師兄弟。18歲便受聘擔任國立婦女師范學院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多所大學任教。唐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名譽主席，中國詩書畫研究院名譽院長。著有《屈原<離騷>今繹》、《屈原<九章>今繹》、《屈原<九歌>今繹》，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四部文明》等。　　

著名傳記作家、《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李輝2月18日在《北京晚報》發表質疑文章，一文激起千層浪。　　

李輝從三個方面質疑文懷沙：　　

（一），文懷沙的真實年齡。　　

文氏自稱“百歲老人”，生于2009年02月19日，但查其工作過的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以及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出生于1921 或1922年。　　

如此，則“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范學院教授，后任上海劇專教授”時才7歲。而1938年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時，才17歲，還在上海念書。　　

（二），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被投進秦城監獄，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以及“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不能成立。　　

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吳祖光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對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　　

文懷沙是在1963年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刑事問題。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十余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長期在天津茶淀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文氏還編造在獄中作為寫“藏鋒詩”罵江青及拒入梁效班子等壯舉，徐晉如《士林見聞錄》中云：“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　　

（三）是“國學大師”、“楚辭泰斗”嗎？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斗”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50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后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舒蕪說:“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么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后就受到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于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稱“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后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因為文懷沙乃新時期的著名“大師”之一，所以李輝的文章引起轟動。但這到底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現象，深入探討的倒不多。　　

從社會性角度看待這一現象的，或將這一現象歸結為“文革”與“專制”，謂“在‘文革’那樣一個年代，也許更多應歸罪于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在那‘特殊的年代’，不僅說真話而不可得，還要逼著你說假話。活在那樣的年頭，生存的出路就是加入時代的精神動亂和狂歡——只有梁漱溟、顧準、陳寅恪等少數文化人，成為罕見的‘不合作主義者’。”　　

亦有人稱之為“揭老底”：“從余杰揭老底余秋雨，到李輝揭老底文懷沙，看中國文革派性斗爭余毒的陰魂不散！”　　

將文氏造假歸罪于文革，乃十足的霸權邏輯，固不足道。然而，文氏現象純粹是個人的品質問題嗎？　　

二，　　

李輝《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之后又撰文談《我為什么要質疑文懷沙》，他的的著眼點主要還是個人的“道德文章”，“打假”也。　　

“開始懷疑文先生的真實年齡，是在最近十年，其間他的名頭越來越大、媒體曝光率越來越頻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形象，而儼然已成顯赫的公眾人物。某電視臺錄制一組文化老人節目，分別有文懷沙、黃苗子等，黃苗子獲知后，頗感無奈，不住地說：“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擺在一起了？”《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北京做一個文化老人系列采訪，請我幫忙聯系周有光、楊憲益、王世襄、黃苗子、黃永玉等，名單上本來還有文懷沙，被我毫不猶豫地淘汰。吉林衛視有個《回家》文化紀實欄目，專門拍攝文化界名人與故鄉、母校的關系，從一開始我就擔任這個節目的藝術顧問和策劃，一次，制片人曾去聯系過文懷沙，但我堅決反對：“這個系列里，不能有他。”《四部文明》的價值和歷史地位，不在我的評價之列。但是，由一個有歷史劣跡且又編造個人歷史的“國學大師”領銜主編，無法讓人接受。報社同仁鼓勵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尋與質疑盡快公布于眾。他們說得好——不能讓文懷沙　認為神州無人；不能讓世人認為媒體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讓后人笑話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標準和勇氣。”　　

總之，出于義憤揭露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乃假右派，稱文氏為“國學大師”，實乃有辱以上所舉諸公也。　　

三　　

考察文氏泡沫不能離開文氏走紅的時代環境。文氏的走紅與泡沫化，乃“去政治化學術”與市場化的歷史環境的產物。　　

社會主義有一個“專制主義”的原罪，不光是毛澤東時代，舉世皆然。而這“專制”的對象與受害者，主要是知識階層。根據“傳統”觀點，在民主革命階段社會危機雖然使知識階層的多數逐漸站到無產階級革命一邊，但在世界觀上他們多數還屬于資產階級的。因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就有個“團結教育改造”的問題——其實毛澤東說過，包括自己“我們這些人”都要不斷的學習改造。毛澤東身后，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就是針對以上提法，認可“專制”以“解放”知識分子的。“解放”不久，隨著工人階級“下崗分流”變成“打工仔”，官方提法雖然未變，但知識階層早已羞與“灌絳為伍”， 千方百計標榜攀傍“貴族”，名副其實地成為“新社會階層”也即“資產階級一部分”了。魯迅當年是“竊火煮自己的肉”由“紳士階級的叛臣逆子”變成“無產階級的友人和戰士”，曾經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也即廣大知識分子的方向；毛澤東身后，“告別革命”、 控訴“專制”和“懺悔”過去，乃成為知識分子的主流。過去是“與工農結合”，現在，爭著“傍大款”“傍美國大款”。知識分子在改換門庭之后揚眉吐氣了，他們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時代需要“大師”，也邁著越來越“大一點”的步子快速打造著“大師”，“大師”光芒四射了。李輝就是為諸多大師創作傳記成為所著名傳記文學作家的。　　

左聯成立時魯迅就說過：“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毛澤東時代強調與工農結合，工農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學者們難免有一定程度的壓抑感，這不難理解。但這也為不少有卓著貢獻的學者科學家比如錢學森、李四光等，境界就不同一般。60年代后取消稿酬、文革期間更是創作集體署名，這一些更與傳統習慣格格不入。批極左，的確為大師光芒的釋放提供了際遇。　　

不過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后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傾向：批“專制”和“去政治化”。　　

自由派的大師李慎之說：“20世紀是魯迅世紀，21世紀是胡適世紀”，李慎之這句話倒是講對了。如果是魯迅是無產階級的圣人，那么胡適就是資產階級的圣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以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拉開序幕始，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以胡適的卷土重來而告終，一點也不奇怪。　　

胡適自然是一個大家，但胡適之成為階級與時代的一個文化符號，主要取決于他的政治傾向——還是“政治標準第一”。　　

從魯迅，到沈從文和徐志摩，再到張愛玲，就是中國“重寫文學史”不斷向右的運動軌跡。——張愛玲的紅紫，與中國買辦勢力的成長和殖民化的進程是同步的。　　

張愛玲“重新審視”的過程本身，就是買辦文化崛起的標本。如果沿波討源，張愛玲、《圍城》、沈從文等的重新評價和高舉，都來自海外，夏志清、李歐梵才是“重寫文學史”的“總設計師“。　　

中國學界權威以二道販子的身分，領著中國“思想解放”的潮流，哈耶克、亨廷頓、夏志清、余英時、李歐梵、黃仁宇、張五常等等，都是西天的最高祖師。一切“以美國是非為是非”，亦步亦趨，一步步皈依走向“普世”。　　

打著“去政治化”的旗號，顛覆無產階級政治代以資本和殖民買辦政治，實質不過如此。　　

“去政治化”的典范是陳寅恪，只有他敢于公開提出“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即此，不見毛周團結知識分子的大度寬容，在今人的眼里，卻只見陳氏驚天動地的英雄氣概與士人高風亮節，成就了這位高不可攀的大師。這是“去政治化”嗎？未必，這里標示的不過是另一種“政治”，與無產階級政治相反的一種“政治”！　　

下面一段話可以代表右翼霸權話語的共識：“與陳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瀾當時是激動的到任。后來我們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瀾的歷史研究到今天已經沒有價值，只有未到任的陳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氣節。”　　

余英時說過，陳寅恪對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充滿著明末遺民式的悲愁苦恨，認為陳寅恪晚年決不曾對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會“靠攏”、“認同”，甚至認為陳寅恪后悔當初自己“沒有投奔臺灣”。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成了中國“新時期”重寫文學史的原經典。張愛玲和錢鐘書的《圍城》就是夏氏“發現”的。在這部小說史中，張愛玲從名不見經傳到一下據有比魯迅的還要多上一倍的篇幅；《圍城》，夏氏稱之為“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夏氏結論主流之后，張愛玲還有個別學者敢于質點疑，《圍城》則定于一尊。　　

平媒上只間接見到吳組緗先生發過異議：“《圍城》屬教授小說，學《儒林外史》諷刺有一定成就，但作者生活圈子狹窄，不宜過高評價。”——這才是實事求是之論。吳先生這與陳寅恪先生之直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話也只好出自吳先生之口，若是一般人說，就得冒天下之大不韙。其實，如果將小說放到哪個特定的半殖半封苦難深重的年代去審視，則其所反映時代的深度和廣度，都不能跟《吶喊》、《彷徨》，跟《子夜》和《家》等相提并論。　　

此論披露之后，引起一場波瀾，當事的另一方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在所著文學史里高度評價《圍城》，而在中國，最早對夏志清著作進行大批判的，就是這位作者（見《文藝報》1983年8月號）。有了這個歷史背景，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挑明了。”——政治氣味不是很濃嗎？最后以披露者檢討道歉了事。　　

錢鐘書夫婦與林非夫婦的在文革中的糾葛一度是熱門話題，其是非這里不擬妄評。借用一句流行話語：“錢先生也是人不是神” 。　　

《聽楊絳談往事》中楊絳說：“原來有四個房間，于1969年5月由一對革命夫妻帶一個小孩遷入，分去一半。這是軍宣隊在‘文革’中采取的一項革命措施，讓‘革命群眾’入住‘資產階級權威’家，名曰‘摻沙子’。”“摻入他們家的這對革命男女，卻對已經走出‘牛棚’的兩位老先生，仍然不能相容。”其實，如果說彼時調整住房屬于“平均主義” “民粹主義”，倒還離題不遠；老資格的林非并非“工人階級”，給其戴上“摻沙子”“革命男女”的帽子，就未免有點隨意羅織，上綱上線過度了。可見，楊先生在以牙還牙時，也是充分利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資源，并不費厄潑賴。　　

絲毫沒有貶低錢學之意，只是提醒，錢先生的名聲，也離不開環境。　　

時至今年2月，見到網上一篇并非左翼的青年學者的另類錢學文字，有助于我們開闊視野。　　

我們崇拜的偶像，也會有他們的黃昏。黃昏是屬于每一個人的。錢鍾書當然不能例外。 下面是我轉載的，宋石男關于錢鍾書評論。我的意見是，宋石男的評價相當中肯。而且，宋石男本身是深諳考據的，他有這種資格來對錢鍾書“指手畫腳"。　　

錢鐘書的東西說到底就像前人評吳夢窗詞：炫目如七寶樓臺，拆碎了不成片段。又或者如章學誠所抨擊的乾嘉陋儒，有功力，沒學問。（不少錢粉卻指著功力當學問，就像指著糧食當酒。）　　　

小說方面，《圍城》我個人不喜歡，但不反對他人喜歡。我不喜歡的原因，主要是《圍城》中充斥的油滑氣以及文字的造作。　　

隨筆集《寫在人生邊上》，有小機靈，有妙語，但包袱抖得太多了，看不到真誠，又像是一個滿腦殼都插上花的郊區農婦。 　　

所謂踏踏實實做人，也有疑問。文革中錢鐘書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甚得太祖歡心。跟鄰居發生摩擦時也毫不客氣，楊絳咬傷肖鳳，錢鐘書則用木板打傷林非。 ……所謂“文化昆侖”，實在是一個神話，甚至笑話。（周子勛《偶像的黃昏》　2009-02-11　 ） 　　

巴金與丁玲的遭遇最富啟發性。　　

魯迅遭“重新審視”，郭沫若受到輕薄，茅盾的《子夜》貶損為“政治工具”，唯獨巴金聲望日隆，儼然文學首席大師，如此崇高地位，與其說因作品，不如說因“隨想”。以身受委屈論，巴金與丁玲不能同日而語，可想而知，如果丁玲“與時俱進”，她復出后的聲望該超過巴金多倍。遺憾的是這位老太太不識相，信仰共產 “雖九死而不悔”，因而與主流漸行漸遠，終遭唾棄。而巴金以“巴老曹”首席之尊“告別革命”，他的“真話”反映了社會 “轉型”知識階層痛悔過去與皈依新“皮” 的時代需要，故時代也報之以崇高。　　

沈從文的評價，也離不開政治。　　

“去政治化”包裝實乃“普世”現象。有則隱之，為賢者諱；無則增之，錦上添花。至如文氏之顛倒黑白反丑為美固屬惡劣，然亦不在少數。據悉，當年狠批浩然唯恐不右的勇士，不少曾千方百計通過浩然向“旗手”上書致意或效忠，賴浩然厚道，諸勇士始得光芒未減耳。 如今，“右派”“牛棚”“貴族血統”“老板”等等，有如當年的“工人貧下中農”，亦不講成份之“成份”耳。“憶苦思甜”早已成為譏貶嘲笑對象，其實，充斥坊間的種種“干校×記”、“牛棚×憶”、“回想”、“洗澡”之類，何嘗不是另一種“憶苦思甜”“階級教育”！文人動輒標榜“蹲牛棚”，想當年，連德高望重的季羨林先生都曾是北大東語系造反派的“勤務員”，周培源先生也曾欲參加北大井岡山，后周總理出面勸阻始作罷。——文革浩劫云云那里就這么簡單，不然，何來“文革學在國外”！　　

66年劉鄧主政時派工作組完全是按照57年“抓右派”的模式搞運動，所以給黨委貼大字報叫“反黨”，是毛澤東力挽狂瀾扭轉方向，才使“黨內走資當權派”進了“牛棚”。文革中，接觸一些有身分的 “右派”朋友，發現他們對文革有一種天然的理解，與“當權派”和“赤衛隊”們不可同日而語。誰知“歷史終結”之后，遍地漫天都是“牛棚”，可為浩嘆。　　

名氣更大與文懷沙異曲同工的，文學界有個張賢亮。據網上披露，張氏也屬以刑事冒充“右派”，至今未見有力辯駁。如能見諸平媒，張氏的轟動效應自非文氏可同日而語。據張氏自稱，他的入黨也是“耀邦書記”親自點名，張氏在文學界長期政治作用非同小可，一旦顛覆恐很難收拾，故張氏絕無馬失前蹄之慮也。　　

政治環境或者說場域猶如股市，順之者為牛市，市值一路飆升，反之一落千丈。所以，大師的“市值”與其學術業績的實際價值不能劃等號的。　　

市場化也是“大師”層出不窮的又一個原因。　　

市場經濟下的“大師”是學術明星，屬于明星文化的一部分，較之演藝界可算雅的部分。明星文化是消費文化的產物。鋪天蓋地無所不在的廣告，是資本文化獨有的歷史特色。廣告是資本王國派駐傳媒的總督，是現代電視運作的生命之源。廣告也是強勢霸權資本實現統治和壟斷的重要環節，是資本控制媒體的重要方式。明星文化與廣告文化同時崛起，二者共生，它們的生存都依賴于一個“知名度”。知名度是強勢資本、霸權資本力量的體現。知名度影響著消費，是資本實現利潤的保障。知名度的需要，產生了廣告文化和明星文化。　　

資本、媒體與明星互以為用。知名歌星一次廣告費可達百千萬，一個“百家講壇”將一個普通學者打造出學術明星立馬身價百倍。遂使追逐知名度成為時尚，香也知名，臭也知名，即使臭名遠揚也是“知名度”。演藝明星不間斷地制造緋聞以重振和提高知名度，更成為一個規則。　　

一旦名人，不獨厚利，風光無限，丑亦為美。《文懷沙：半為蒼生半美人》，就是央視《人物》專欄的主題。京滬大小報，時見大師如下風流佚事報道：　　

文老還自曝:“年輕的時候喜歡過的一個美女，現在年紀大了，孩子們也不管她，我就每個月給她6000塊錢的生活費。她以為文懷沙還愛著她，其實不然，文懷沙只喜歡18歲的。”　　

　　2007年10月底，名家為西湖新十景題寫碑文，文懷沙應邀而來。采訪文懷沙的記者很多，而文懷沙每每總能語出驚人，諸如對約訪的女記者說：“你漂亮么？漂亮我就接受采訪。”后來，我聽說文懷沙被一些媒體“譽為”“十大最色老男人”。　　

文懷沙“大師”，就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產物，雖然它他是以假冒偽劣的方式入圍的。　　

不可否認，文懷沙也是有一定成果的學者，但他的“大師”化，他的名噪一時，也是這一環境的產物。如果不是時代需要“大師”，如果不是他風云際會，順應潮流包裝了“右派”、罵過江青和秦城過坐牢的身分，他絕不可能如此走紅并紅得發紫。　　

下面一段網文亦可為證。　　

《文懷沙沒準兒正在偷著樂》：“而對文懷沙而言，雖然早在文革前和改革前人們思想尚未解放之時就采用一些掩人耳目、不算光彩的開拓方法，如不惜標榜自己為“反革命”啊，右派啊，反對江青啊，國學大師啊……甚至為了能與學界地位頗高的章太炎、魯迅等扯上干系而把年齡都虛增了10多歲，等等沽名釣譽、弄虛作假的手段，但還是沒能達到理想的知名度，出書、出場等等經濟效益似乎也不盡人意。日前突現“文懷沙兒子要索賠1個億”的報道，更加令人瞠目結舌。看來，文懷沙的名氣，近期還將繼續升溫，是確定無疑的了。”　　

文懷沙操作《四部文明》經典的方式近日由《燕趙都市報》曝光：　　

《四部文明》原來是這么編出來的　　

——文懷沙所編叢書編輯部成員多為高中以下學歷　　

《四部文明》，這部200冊的大型叢書一直是文懷沙夸耀于世的亮點。這部書曾經在2007年12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儀式，學術界眾口一詞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樣一本書到底是怎樣編輯出爐的呢？　　

本報昨日的報道在網絡內外引起熱議后，一位江蘇淮安籍人士向本報報料稱，2004年，他在西安某高校英語專業本科畢業后，進入了《四部文明》編輯部工作。　　

 “編輯部在西安市何家村，老板傅光在那里租的房子。關于傅光和文懷沙的關系，我們當時知道的情況是，文懷沙在“文革”時曾和傅光父親是獄友，傅光父親傅庚生是研究杜甫的專家，曾供職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兩人出獄后，文懷沙在北京發展，后來去西安找傅庚生，但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幾經輾轉找到了傅光。兩人一合計，準備做這部書。”　　

 “這部書到底是怎么個編輯法呢？其實，就是由文懷沙從北京弄來一些古書，我們把古書掃描、復印，完全沒有任何的編輯和文筆潤飾的工作。正因為所謂的編輯工作沒有任何文化含量，只不過是個體力活，所以編輯部成員，只有我一個是大學生，做一些編譯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學歷不過是高中。如果說文懷沙對這部書的編輯有什么幫助的話，那就是他從北京弄來許多古書。其實，這些古書也都是從國家圖書館拿來的，然后由傅光負責分類，比如《論語》就放在先秦這一部分，我們拿過來直接掃描、復印就行了。我在里邊工作了幾個月，發現這么浩大的文化工程居然是這個樣子，而且薪水也很低，我就離開了。編輯部比較固定的員工，除了傅光，只有兩個，一個是小姑娘，在計算機學校學了點photoshop，因為掃描書頁的時候可能會有黑邊，她就負責把黑邊清除，另一個人是從農民工市場上隨機叫來的，之所以選上他是因為他當時蹲在地上，看上去很老實。”　　

 “后來，我們聽說這部書居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儀式，在驚訝之余，也感到好笑，因為我們最清楚這本書是怎么編輯出來的。”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報料者說，現在發行的只是其中的上部，共100冊，售價高達3萬8千元。記者在《四部文明》官方網站看到，標注的上下部全套售價為8萬8千元，連香港澳門的高校都曾購買。　　

一個“去政治化”，一個市場化，就是真假“大師”層出不窮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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