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與未來

―――兼談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第七次研討會

田忠國　　

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存在數千年，并且在世界上領先了數千年，我以為，一定有她存在或領先的理由，如果如某些人說的那樣，中華文化一無是處，中華民族就一定是個戰禍連年不斷的民族，因為，世界上的任何戰爭都起源于價值觀念的尖銳對立，因為價值觀念的尖銳對立，導致了社會各種利益的失衡，既便是一個人人權利平等的社會，利益失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何況，因社會階層的不同，強、弱有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完全平衡的社會是不存在的。我以為，就是在這種社會現實面前，在社會追求公平的思潮下，產生了馬克思主義。試想，如果社會是平等的，各種社會利益也是平衡的，怎么可能憑空產生一種理論呢？而且還曾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這就說明，一方面有它產生的歷史根源，另一方面也有其存的合理性，比方說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說，只要社會上有壓迫、有剝削，消滅暴力反抗一是不可能，二是越消滅暴力反抗就越猛烈，因為，消滅暴力反抗的唯一途徑是消滅階級，也既實現共產主義。有人認為，實現共產主義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實現共產主義不可能，那么，消滅和平反抗、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澤東早就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哪里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世界歷史早就一次次的證明了這一點。自由主義無視這一社會發展的鐵律，主張個人自由、資本自由，這就是為什么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只有少數人支持，缺乏大多數人共鳴的主要原因。因為缺乏支持，自由主義者寄希望中國建構一個中層階層，我以為，在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中，實踐證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的現實是，按照自由主義者的主張，清除官僚資本階層對資本的自由掠奪，中國就會陷入資本自由掠奪的泥淖，根本無法形成真正的中間層，何況，中國的今天早就到了官僚資本和資本的雙層掠奪的泥淖，形成了　郎咸平　先生所痛斥的“鐵三角”關系。這一點，中國的自由主義是需要很好的研究的，要面對中國的現實，而不是從西方理論到西方理論，要建構自己的自由價值體系，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自由主義學者才可能有所作為，如果自由主義者陷入官僚資本的幫兇而無法自拔，自由主義學者是沒有出路的。　　

從遠古來說，中國文化的源頭應該是伏羲，這一點應該是沒有錯的，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化幾乎全部是對伏羲文化的解讀，因為伏羲文化只是個八卦圖，老子的解讀雖然有所接近，但并沒有通玄達奧，孔子的解讀似乎比老子更遠了一點，因為，孔子解釋的禮儀秩序，說到底是一種等級秩序，根本不是伏羲的平等自由的價值秩序和程序秩序，而老子的解讀，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因為他陷入了道德至上主義，以為，一個人的道德達到全社會都能接受并自覺遵守的高度，就能無為，但又無所不為，所謂無為無所不為，其要意就在于社會人都能在一種社會的標準價值秩序中自覺踐行那種價值秩序。這里就存在一個致命弱點，如果人性中的欲望戰勝了道德怎么辦呢？很顯然，在老子那里是通過損益觀來實現的，但問題是這個損益觀如果作為社會的強勢一方不愿接受怎么辦？在老子那里是一點轍都沒有的。或許，敵情動毛澤東正是基于對老子道德觀缺失的重大發現和重大認識，在道德引導中加入了強制性制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有剝削思想（也就是不平等的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群眾就有權反抗、造反，奪取他們的權力，使社會保持在平等的動態和諧、有序前行的狀態。毛澤東思想無疑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又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并非有人所指責的是他一意孤行的產物，而是他深刻洞悉了中國實際，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當然，指責毛澤東的人，一是不了解、不理解產生其思想的社會基礎，二也可能是無視當時的社會基礎，三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志”，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想當然的推出了毛澤東思想不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四是本人口頭上口口聲聲說平等、但其骨子里卻保持完全不平等的思想或者叫剝削特權思想，也就是說，我剝削的特權不被侵犯，并給予充分的保護，就是合理的、平等的社會，反之，就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可以說，這種思想是自由主義者思想深處的內核，也是他們反對毛澤東的原因，不論他們承不承認這一事實，但事實上就是這樣，雖然有的人可能是無意識的。但問題就出在這個無意識上，因為，有意識通過自審可以發現自己的理論錯誤，而無意識卻怎么自審也發現不了自己的思想理論錯誤的，相反，得出的結論只有正確。或許，這就是中國當前思想觀點嚴重沖突的真正原因。我之所以不說是文化沖突而只說思想沖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思想，只成為了極少數人的自覺追求，比如說幾位自由經濟學者，還沒有成為自由主義學者共同的價值追求。有的自由主義學者只是處于朦朧的向往之中，比如說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并沒有認識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建立在資本自由特權基礎上的自由與民主。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盲目的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盲目的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上接中國的文化之源伏羲，下接毛澤東，但由于科學發展觀中缺少動態制約或者叫動態反抗的內容，就導致了科學發展觀的嚴重缺失，因為，科學發展的核心內容是和諧發展，而和諧發展的核心則是矛盾的動態對立統一，也就是說，矛與盾的雙方，是一種獨立制約關系，這種獨立制約關系，毛澤東稱為不同思想間的斗爭，因為，沒有斗爭就沒有制約，沒有制約，獨立強勢的一方就會更強，使矛盾更加失衡。失衡就沒有和諧，因為和諧是動態平衡的產物。而動態平衡的途徑唯有和平斗爭，當然，當和平斗爭的途徑被堵死之后，積累下來的只會是暴力斗爭。　　

從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第七次研討會上提供的文章看，我個人認為還沒有找到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或者說偏離了　徐景安　先生所提倡的“三愛”原則，同樣，　劉利華　先生的《“和諧哲學鐵三角”的意義》，只是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命題，既“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但沒有給出這個命題正確的答案，比如，　劉利華　先生說，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就我們這個民族整體達到理性程度而言，比如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采取的一些操作方式，和平、漸進、有序、穩妥，這個共識是越來越多了。我們不能搞暴動了，我們再不能搞暴力革命了。這個觀點不是不正確，而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因為暴動也好，暴力革命也罷，并不是某些人一廂情愿的向往就可以向往到的，而是通過和平、動態的斗爭才能達到的目標。　劉　先生又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和斗爭論落后了，我個人認為，這更是個天大的錯誤，因為，按我的理解，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是建立在人類思想只有不斷革命才能不斷進步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是建立在“本體、價值、認識、實踐”的基礎上的，再進一步說，本體價值、社會價值、認識與實踐過程，就構成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而本體價值，是確立本體精神，也就是獨立精神的前提條件，沒有獨立精神，也就是本體的精神價值，就不可能有對社會價值的重新認識，而沒有對社會價值的重新認識，就不可能有正確的社會實踐，并且通過社會實踐校正認識論意義上的認識錯誤，因此，我以為，　劉利華　先生正是對本體論和價值標準的錯誤觀點，導致了從一個正確的認識，滑入了對中國前三十歷史的錯誤認識。當然，一個對社會的正確認識，并不一定社會實踐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任何社會實踐都是動態復雜的過程，再進一步說，由于社會成員間的復雜性和認識水平、追求目標的不同，對同一個社會實踐，就可能走向社會的兩極。　劉　先生還談了三個代表的問題，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劉　先生舉了保護多數人和保護少數人利益的關系問題，但　劉　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辯證關系認識失之于偏彼，因為，在我看來，少數人和多數人的利益，只有雙方達到共識，也就是說少數人不仇恨多數人，并承認多數人利益的合理性，多數人才會承認少數人的存在價值，假如一個社會，少數人只需自己活得更好，不承認多數人的存在價值和利益存在，多數人也同樣會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少數人。從這個角度說，雙方相互承認是達成共識的前提，而只有雙方有了的共識，才會有新的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因為，任何制度秩序都是價值秩序的延伸，是價值秩序的邏輯表達。　　

從這一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實踐過程，在主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確立之后，就需要根據價值邏輯之程序，設置規范（制度），確保社會實踐不會偏離價值目標。對于這個問題，伏羲文化早就通透的進行了全面而又完整的闡釋，可惜人們對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這是從價值論和認識論的角度談文化創建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問題的，當然，產生認識和價值偏差問題的主要原因，我以為一是個情感立場的問題，二是個價值觀點問題，三是個根據中國實際，系統而全面的思考問題，也就是說，要從不同階層的社會視角，切入社會問題的深處，多角度、多側面、多價值維度的審視中國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從根本解決問題的解決方案。要拿出這么個巨大的方案，既要考慮到文化的引領作用，又要考慮到民眾的接受廣度，因為，如果只是社會某個階層接受的文化觀念，是無法取得社會各階層價值目標共識的，而一個無法取得社會各階層共識的所謂文化，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可供某一社會階層觀賞或自虐、自宮的工具，或許，這是右派或者叫主流精英派致命的弱點。　　

要引領社會發展潮流，就無法避開全球視野，因為，只有對世界上存在的各種文化有個通透的了解和理解，才能把握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要讓中國民眾接受，并使世界各國人民認同，成為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主流價值，我以為，就一定離不開世界社會成員的平等權和在平等權基礎上的、對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參與權、管理權和分享權，掙脫西方有形式無內容的（票選）民主機制（因為西方的民主機制演變為資本自由掠奪的機制了），也就是說，人民當家作主在世界上不在是一句空話，而是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自由民主權利。　　

試想，西方的民主沒有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參與權、管理權和分享權，何來真正意義上的人權？中國左派正是基于對西方民主缺陷的認識，自馬克思開始，歷經毛澤東等等，才提出了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參與權、管理權和分享權的自由民主概念。對于這個問題，　俞可平　先生多有詳盡論述，恕不多言。　　

鄭永年　先生在“中國國際形象的根基是什么”一文，提出了這樣一個巨大的命題：“中國國際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國際形象也就是在各種場合（包括奧運會）把中國文明的底蘊發揮出來。”按我的理解，中國自己的文明不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還有解放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中積累的民主文化意識和自毛澤東始產生的民主概念，比如，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參與權、管理權和分享權和近幾年剛剛開放的網絡民主，當然，如果往上推，我們完全從伏羲那里尋找到中國華民族的民主根源。　　

中國的民主文化，必然與西方的民主文化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中國的自由是建立在獨立、制約、有益于人類社會價值秩序上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則是建立在利己觀念下的資本自由，對社會價值秩序有一種天然的破壞作用，由于資本自由的掠奪本質，最終必然導致世界性的自由災難。中國的民主也西方民主有異，因為，西方民主僅僅對總統及官員命運有決定權，比如說票選，但由于西方民眾缺乏對政治經濟的管理權和分享權，卻對政治經濟命運缺少決定權，使西方政治經濟命運只掌握在少數精英手里，如果精英一旦像中國的精英一樣墮落，給西方帶來的災難，也會和當代的中國一樣重大。而中國的前三十年的民主實踐，卻用造反權代替了西方的票選權，雖然失之于無序，但也洞開了一個走向有序的民主價值路徑，更為令人砰然心動的是，在人類歷史上，中國人民第一次實踐了自己決定國家政治經濟命運的民主實踐活動。　　

美國相關智庫經過研究認為，不怕中國用新裝備武裝部隊，就怕中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部隊，但令人遺憾的是，中、美這兩個既利益相互依存，又相互敵對的國家，美國加強了對中國的圍困和打擊，從經濟和文化領域到戰略領域的圍困和打擊，但中國的精英卻出主意想辦法，美國怕什么就先折掉什么。美國怕毛澤東思想，就率先消滅毛澤東思想，美國怕中國的主權財富增長過快，不利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主要是對中國的經濟掠奪，精英們就就積極的出主意想辦法出賣中國的主權經濟，美國怕中國的官、民矛盾不夠劇烈，影響到顏色革命的順利實施，中國的精英就高唱貪腐有功，構建一套完整的等級制度，培育官員的貪腐思想，為官員制造貪腐的便利條件，然后再用刁民論鼓動官員對民眾實施鎮壓，制造官、民的尖銳對立。由此可知，中國的精英隊伍有人早就成了美國的效忠者了。　　

效忠美國，就必然會禍國殃民。　　

如此等等，中國在創建新文化過程中，不可不直面現實，迎接來自世界上和國內反中國價值秩序者的挑戰。　　

令人遺憾的是，　劉　先生　和黎鳴　先生共同犯了一個致命的理論錯誤，就是先做結論再論證某人某事的對錯，從邏輯上講，結論出來了，首先判斷了某人某事是錯誤的，后來的論證就不需要了，或者說只需要為先入為主的判斷尋找理論根據就行了。我以為這不是一種好的思考者的態度。當然，對　于黎鳴　先生，我是非常尊重的，但先生張口罵人的論證風格就不令人尊重了，而對　于　先生所指斥的左派，我到沒有發現他們不尊重人格的地方。而先生所說的平等，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哪里又來得平等呢？　　

再說，先生的敢言，固然值得人們尊重，但如果敢言到把老祖宗踩到腳下的份上，那就不是個敢言的問題了，而是個道德問題，因為，祖先有錯，后人可以分析，剔除有害的東西，吸取有益的東西，并從自己的判斷中，建構自己獨立的價值觀念體系，但不是踩到腳下恣意踐踏。另外，我還認為，對于同一個問題，因為情感、立場和思想觀點不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爭論的，并在爭論過程中相互啟發，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產生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念，人類歷史不就是這樣過來的么？何必你死我活的一拼為快呢？我以為中國不怕價值觀點不同，就怕相互摧殺。由于中國存在嚴重的價值觀念沖突，導致中國政治經濟利益差距日趨巨大，社會的暴力沖突現象就在人們的眼前，如果人們在暴力沖突大規模發生之前不能形成價值目標共識，中國社會各階層都會遭到災難性的打擊，而社會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都是由不同的價值觀念催生的結果。或許，這就是胡錦濤總書記一再強調繼續解放思想的真正原因，因為，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資本自由化、國門大開化、主權經濟出賣化、政治文化西方化成了禁錮中國人思想的精神枷鎖，成了阻礙中國正常發展、科學發展的攔路虎，在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也成了某些精英反人民、反社會、反進步、反發展的借口。以上所言，僅為一己之見，還請先生們海量。　　

　2008年7月2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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