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權高于君權的時代

----重溫春秋戰國史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7年12月10日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一個時間窗，它瞬間打開，便永久地關閉了。今天的中國，歷史似乎又在向我們招手，時間的窗口正在打開，第二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正在到來。

     毫無疑問，能回到春秋戰國時期，對中國都是第二次進步。但對于這段歷史如何認識，今天肯定存在著很多誤區和曲解。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熏養，中國人認識歷史的方法往往已經畸形，再加上這么多年來對國學的冷落和揚棄，已經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認不清歷史的真面貌。恰恰是不了解自己歷史的真相，才使今天出現了許多虛無主義、自我顛覆主義和盲目的獨尊儒術新潮。

     譬如我的電子郵箱里剛收到一封來自清華大學國學培訓的講課通知，里面的內容仍然是傳統的儒道釋兵，對法家、墨家等幾乎沒有涉及。在這種仍然是“獨尊儒術”的國學熱面前，無怪今天的中國思想界會產生這么大的分歧。

一、國學是否真得炒糊了？

     最近有人寫文章說要給國學熱退燒，國學已經炒糊了。其實現在世面上熱的并不是真正的國學，譬如清史熱，漢史熱，儒教熱，等等，這些熱都不是全部的國學，并且，有些熱只不過是國史熱，而不是思想文化熱。當今一些炙手可熱的學者大都是一些史學家，這些人更多地是在搬弄帝王將相史，權術史，因此，講得多了，便會招人厭倦和反感。

     至于說國學是否已經炒糊了，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我認為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和思想文化研究得還遠遠不夠，正是對這種現狀的無知，有人才得出了國學過熱的說法。

     當下社會對國學的研究為何浮淺？一是囿于傳統的獨尊儒術，一些一頭鉆進新儒學的泥坑里，象蔣慶等一批新儒家，一頭鉆進儒學之中不能自拔。二是出于對獨尊儒術的反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嗤之以鼻。三是世面上的媚俗需求，象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過于迎合市場和大眾的通俗口味，也難將真正的國學搬上熒屏。四是某些思想禁錮，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國學的深入研究。這種種狀況，導致當前的中國既無深入研究的國學，又出現了一大堆令人厭倦的國學。

     因此，我們要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學說進行重新梳理，中國的國學是博大精深的，決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過的儒家文化，也不象有些學者所蔑視的那樣丑陋不堪。那些一味崇拜西方文化的學者，要么便是思想方法的問題，要么是對本國歷史知識的淺薄，他們過于脫離實際，整天只知拿那些對中國不著邊際的外國經驗說事。

     其實我們以及我們的祖輩都是世世代代、實實在在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人，所以要按我們可能行得通的方法去探討和研究問題，不能整天搞食洋不化主義。現在很多人希望重建中國文化，但要重建中國文化，必須首先認清什么是中國文化，如果連基本的史料都不清楚，連源流和表象都看不清楚，就可能出現盲目照搬和盲目否定的現象。

     因此，我們要首先認清中國傳統文化的真面目，中國思想文化的糟粕主要是在秦漢以后形成，要想發掘中華文化的精華，必須上溯到先秦時期。如果說中國文化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當今大家所熟悉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座，我們對中國文化全貌的研究必須起自先秦以前。那里有我們所希望的真精神和真思想。

     中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寶庫，中國有著足夠的思想礦產資源，我們沒有必要整天仰望西方。中國人今天對國學的研究僅僅只是個皮毛，國學不僅沒有炒熱，甚至連炒都沒炒。請問當今社會有幾個人懂得管子，有幾個人讀過《國語》，有幾個人了解墨經？有幾個人研究過楊朱或《黃帝四經》？只是因為一群獨尊儒術的人搞了幾場祭孔大典，就以為國學炒得太熱了，這恰恰是對國學茫然無知的表現。

二、揭開中國歷史和國學的真面目

     近年來國學大倡，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又產生了興趣，社會出現了讀史熱、讀經熱、孔子熱等，重視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當前社會最大的問題是，錯把儒學當作國學，錯把秦漢之后形成的皇權文化當作中國文化的全部。由于秦漢之后的封建文化與現代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在一些史學文人連篇累牘大講封建帝王史時，這些文化又遭到了社會內部瓦解性的揚棄和否定。

     實際上儒學代表的只是中國文化的一條道路，在先秦以前，中國本來有著很多不同的文化選擇，只是后來的帝王文化專制，將一些更接近現代精神的文化思想給窒息了和絞殺了。所以要揭開中國國學的真面目，要把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好的東西發掘出來，揚棄和改造那些丑陋的和不符合現代精神的文化。譬如我國歷史上有堯舜禹的尚賢政治，有墨家的親士思想和平民思想，這些思想到了后代完全被窒息了。中國今天重要的任務是發掘和發揚那些已被湮沒的好的精神財富，批判封建特權專制文化。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秦漢之后的封建統治者對先秦文化的圍剿是十分殘酷的。在戰國早期十分興盛的楊朱學派，其代表人楊朱連個人資料都沒留下，中國最早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學者根本沒在歷史上留下記錄。這除了是封建專制圍剿的結果，還能找出其他什么理由？

     李大釗曾說過：“中國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清人有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與封建主流文化極其沖突的墨家學派，今天其著作僅剩下53篇。孟子曾經無奈地說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戰國早期這兩個思想家的社會影響和勢力有多大。但這兩個影響如此大的思想家，都沒有留下清楚的生卒年月，甚至連出生地、哪國人都不清楚。司馬遷在《史記》對墨子的記敘只有24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

     為什么儒家的學者事跡記載清晰，而其他學派的學者卻語焉不詳？這不是文化圍剿的結果，又是什么！

     還有，象《黃帝四經》這樣寶貴而重要的著作干脆就失傳了，只是在湖南馬王堆漢墓中才被重新出土發現。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寶貴的思想遭到專制帝王的殘酷圍剿？誰也不清楚。春秋戰國時期又有多少歷史之謎已經石沉大海！

     譬如，孔子殺少正卯，孔子為什么殺少正卯？少正卯是一個什么樣的學者？他的思想為什么被孔子嫉恨？他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為什么沒有他的著作流傳？

     少正卯僅僅是一個例子，春秋戰國時期有多少思想家被人為地翦滅了？又有多少被視為邪端異說的書籍被焚毀了？中國的先秦時期真的不出人才，真的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思想的誕生，中國的學者真的比不上亞里士多德嗎？稍微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對著蒼天發問。

     只有那些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或極端偏執的人才會對中國歷史采取妖魔化的態度。但是，我歌頌和贊揚先秦那個中國，中國歷史真正的輝煌是發生在秦統一六國以前。就象西方的歷史一樣，當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輝煌之后，歐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紀。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中國今天與西方最大的不同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落后與挨打，至今中國人還未來得及和顧得上掀起一場文藝復興，發掘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輝煌。中國的古希臘至今還未被人認識和發現。因此，我們必須挖掘和梳理本國的歷史文化，特別是挖掘和梳理那些在歷史上被人為壓制了的思想文化，如以管子代表的齊文化和墨子創建的墨文化以及富有自由主義和人本精神的楊朱文化。

     我必須鄭重地指出，當前中國對歷史的研究狀況，基本上未離開傳統的獨尊儒術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國社會仍會象過去兩千年里一樣，走一條狹窄的國學之路。譬如現在社會上流行讀經，但一些機構出版的《兒童經典誦讀》教材里面基本上不選法家、墨家、管子和《國語》里的文章，既沒有管子的“四維”，也沒有墨子的“尚賢”與“節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學性不強、語言不美嗎？不是！而是法墨等幾家的思想遭到了排斥。春秋戰國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昌盛繁榮的思想文化時期，到了后來只剩下儒家一脈。兩千年間，中國人祖祖輩輩誦讀的只有儒家一家的書籍。這種狀況實在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這種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變，更是悲劇中的悲劇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子路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論輩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孫，實際上我對儒學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認為獨尊儒術是對中國其他思想學派最大的不公，并對中國社會特別是近代的落伍帶來致命的影響。

     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社會必須打破封建文化專制，開拓思想，恢復中國國學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復儒家人物的真面目），重建中國文化，將我國歷史上真正優秀的文化傳統發揚和恢復起來。

三、將中國人民從“獨尊”的思維狀態下解放出來

     重建中國文化的首要任務，是將中國人民從“獨尊”的思維狀態下解放出來。只有這種治學態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國文化，弄清楚中國文化的淵源和源流。

     對于中國文化的態度，目前社會上主要表現有幾大觀點，一是復興中國文化，發揚和發掘中國文化中好的東西，結合西方文化中好的東西，走一條兼容并蓄創新發展的道路。本人就是這種主張。

     第二種觀點是中國還要按傳統的文化模式塑造自己，要重新回到儒家文化傳統或法家文化傳統，只有堅持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國在下一個時代才有希望。這一派的代表有新儒家和新法家。其代表人物有蔣慶、翟玉忠等。

     第三種觀點是基本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國學不能救世，不能再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這種觀點以最近《粵海風》雜志上發表的一篇《炒糊了的國學熱》一文最為代表。

     坦率地說，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就開始了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文化，到今天為止，這種學習已歷整整一個世紀。但在很多人眼里，中國的學習還完全不到位，好象只有全盤西化，中國才有希望。我認為只所以出現了第二種和第三種較為偏執的觀點，主要是這些人的視野和思維方式被定格在歷史的“獨尊”思想模式里。這種“獨尊思維”往往只能崇尚一種思想，絕對排斥其他思想。說哪派好就只有哪派好，不容許其他派別存在。這些人如果認準了某一派別，就會奉為圭臬。譬如有人在我中心是網站上寫文章說，亞里士多德比中國的諸子百家要先進千萬倍。在他眼里，中國人都是愚蠢的，丑陋的。

     說到底這是中國歷史上“獨尊”思維的流行。在傳統的專制、獨尊思維模式下熏陶培養出來的人，往往愿意走極端，要么獨尊儒術，要么獨尊西洋，反正就是沒有一種民主、寬容、理解和開放的態度。看看中國當今的社會，要么左，要么右，總是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如果今天的中國被這些極端思想左右，那么中國未來的命運又是可悲的。

     看看臺灣今天的現狀，便可以看出盲目照搬西方帶來的混亂和惡果。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如果沒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便會國將不國，不知會落到什么地步。因此，今天溯本清源，下大力氣清理我國的思想文化源流，十分必要。

     另外，我還想指出的是，目前之所以有全盤西化派或盲目尊儒、尊法派，都是因為對歷史了解和研究不深而造成的。建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整整兩代人中斷了對歷史的學習與傳承，以致于今天很多中國人對西方非常了解，但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卻很模糊。

     當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沒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和了解時，當對歷史的全貌一知半解的時候，往往會出現瞎子摸象的偏執現象。如果對自己的歷史全然不清楚，或者只知一點，不知其余，也會出現武斷和偏執的表現，特別是會出現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因此，搞清楚歷史的真相，是研究和重建中國文化的首要任務。目前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將中國人民從“獨尊”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進入一個全面、寬容的研究氛圍。

四、春秋戰國時期最大的政治特點是民權高于君權

     西化派的人總是把中國歷史看得昏暗，齷齪，總感到中國的月亮沒有西方的圓。其實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樣的人，思想意識和感覺都是一樣，西方人能想到，東方人也能想到。這些思想是否記錄下來是另一 會事，各個地區的人類總是有著相同思想和行動。

     實際上中國歷史上也有過相當輝煌的民主自由時期，并非都是秦漢以后那樣高度王權集權專制。中國至高無上的君權崇拜和帝王權力完全是秦漢以后經歷代帝王一步步打造出來的，并形成了一直影響至今的牢固偉人崇拜意識和奴才思想。

     中華民族的歷史行進到周朝，已經出現了一個相對民主的君主政治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就是民權高于君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歷史就是周厲王被國人所驅殺。公元前841年，周厲王鉗制國人輿論，不讓人民自由言論，搞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結果平民百姓聯合貴族起來造反，把周厲王趕走，殺掉。

    自那以后，周朝的政治實際上是相當開明的。由大臣執政的共和行政持續了14年，才把政權交與姬周家族。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王室衰落，諸侯崛起，王權的權威已經蕩然無存，華夏民族迎來了一個相當自由民主的歷史時期。

    在這一時期，國君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有沒有你都行。公元前645年，秦國和晉國戰于韓原，晉惠公被俘，秦國以此要挾晉國，但晉國人拒不講和，晉國使者說：“必報仇，寧事戎狄。必報德，有死無二。”晉國人認為國家是由君子和小人共同組成的，國家的意志必須由國人來決定，而不能由君主一個人說了算。

    時隔300多年后，秦昭襄王約趙惠王到澠池相會，廉頗將趙惠王送到邊境時說，如果大王30天后還不回來，我就冊立太子為王，以斷絕秦國扣你做人質進行要挾的念頭。趙惠王也只有答應。通過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當時社稷為貴、君為輕的時代特點。

    東周和春秋時期是一個十分值得追憶的歷史時代，中華民族許多好的思想資源都可以從這一時期挖掘。譬如民主政治問題，盡管當時的國家是氏族社會，是君主世襲王權政治，但當時的君主政治是相當開明民主的。首先是言論自由，朝廷不僅有諫議大夫，各國都有“庶人謗”的傳統和風氣。“謗”就是批評，就是平民議論國事，就是平民參政議政。

    《左傳》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晉平公問師曠：“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回答說：“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師曠的意思是，衛國人之所以趕跑了國君，是因為國君做得不對。衛國人趕走國君是對的，因為自古以來，人民就有議論政治、監督政治和參與政治的權利。

    《國語·周語》里有“庶人傳語”一語，《左傳》里的“庶人謗”與“庶人傳語”都是一個意思，就是人民大眾參與國事政事，進行輿論批評。譬如，在“子產不毀鄉校”一文里，記載了鄭國人聚集在鄉校里議論國事的情形。由此可見，周朝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民在言論上還是有相當大的自由的，盡管當時的社會由于不同的身份等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暢所欲言，但至少有一大批人還是擁有自由發言權的。

    從周厲王被國人驅逐，到衛國公被國人趕跑，再到鄭人議政于鄉校，整整三百多年間，周朝政治都可以看出它的民主性和自由性。到了春秋后期和戰國時期，這種民主性和自由性更加明顯。孔子開始在民間自由講學，墨子聚徒結社，并且將學習成員組織化，成為帶劍而行的武裝學術集團。

    至于齊國人，在都城北門之外建造了稷下學宮，建立了中國最早的大學城，各國學子紛紛集于稷下，人數多達一千多人，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自由民主的學術王國。

    但這樣一個民主自由開放文明的歷史時代，卻被后人扣上一頂頂“春秋無義戰”的帽子，甚至被后來的弄權文人視做批判的對象。如韓非子批評管子遏制君權，簡直就是顛倒是非。中國后來的王權霸術就是由韓非子等一批無恥文人研造出來的。這恰恰說明中國的歷史是一個被歪曲的歷史。今天中國史學界和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掀起一場復興先秦文化的運動，正確評說諸子百家，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真相。

四、王權政治的平民性

    如果仔細研究歷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那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民還保留著相當多的美德，甚至比今天還要美得多。

    大家都知道，魯國自公元前600多年后就被貴族把持了朝政，魯僖公的三個兒子架空了國君，為什么魯國出現三家分魯的狀態？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國君不稱職，不受國人的擁護，因此季氏家族把持魯國國政有二百多年。而季氏為什么能把持朝政，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國語·魯語》中記載：“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季文子在魯宣公和魯成公時兩代為國相，然而他的妻妾卻從不穿絲帛，馬匹也從不喂精料。封建統治者過著如此儉樸的生活在今天難以想象。對此，季文子解釋說，國人都過著貧苦的生活，我怎么能搞特殊呢！

    季氏家族還最早實行租稅制，解放農奴，瓦解氏族社會的井田制和公社制，這些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順應了社會的發展。這除了與季氏家族特殊的秉性有關，也與當時魯國人的政治監督有關。任何優秀的統治者，如果沒有民眾的制約，都會走向腐敗的。

     楚莊王也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國君，但楚莊王的功績在很大程度上與孫叔敖等一班賢良的大臣有關。孫叔敖兩次出任國相，但家里十分清貧。孫叔敖去世后，其兒子過著困窘的生活，這種情況后來被楚王得知，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在為政方面，中國的官員們早就處理好了公與私的關系。在《國語·晉語》中有“趙宣子論比與黨”一篇文章，趙宣子向晉靈公推薦韓獻子（韓厥）任司馬，推薦之后又特意試驗韓是否講情面，在河曲之戰中他故意讓自己的車夫沖撞隊伍，結果韓獻子把車夫抓來殺掉了。

     當人們以為韓獻子要遭殃了的時候，趙宣子卻把韓厥找來對他說：“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于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

     趙宣子告訴韓厥，在政府做事要“比而不黨”，就是官員們互相親近，但不結黨營私，不徇私。趙宣子生怕他不能秉公執法，內藏其私，才特意讓車夫犯規考驗他。這段話語闡明了當時政府官員們之間的關系，是“比而不黨”。比就是友好，親近；黨是偏私。不結黨營私，這是當時中國政治的基本原則。

     當趙宣子看到自己挑選的接班人合格之后，欣慰地告訴諸大夫說：“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這句話反映出，如果韓厥上臺營私舞弊，趙宣子也會被牽連進去。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我國古代以道德維系的王權政治的特點。

     聯系今天我國的政治情況，能比得上兩千多年的晉國政治嗎？中國自近代以來就學習西方，一百多年了，不但沒學好，反而出現了許多更壞的現象。自己的優良傳統丟掉了，西方真正好的東西也沒學進來。改革到底改了什么？今天的政治哪有一點古代的淳樸？

五、春秋時的反專制精神和約束君權思想

    中國的先秦政治具有很大的氏族民主性。從根本上說，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兩大傳統，一種是約束君權的傳統，如管子和墨子都是這一傳統。另一種是加強君權專制傳統，如商鞅、范睢和韓非子。這兩種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漢以后，后者占了上風，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君王高度集權專制的道路。

    秦漢以后，凡是約束君權的思想都被貶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擁君的思想都被揚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慘。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管子》一書中有哪些是讓封建帝王不高興的話。在《管子》一書里，有多處體現出反對獨裁專制、約束君王統治者的思想。如“形勢”一篇中有這樣的語言：“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獨裁專制的國家，雖然操勞忙碌，也不免動蕩不安。獨裁專制國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沒有威信的。

    在“權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獨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 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獨裁專制，必然使國家貧窮卑劣，財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對君主獨裁的同時，管子告戒齊桓公：“君不君則臣不臣……上失其位則下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管子》）

    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齊國當時的君臣關系，沒那么多君道尊嚴，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樣，君王至高無上，一言九鼎。國君對大臣都是相當尊重的，齊桓公將管仲稱為“仲父”，顯示出當時社會的政治關系。

    正因為管子是一個反對獨裁專制、限制君權和約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來受到韓非子猛烈的攻擊。在韓非子眼里，管子對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業最大的危害。這是先秦文化的兩個極端，一個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個高度的極權專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國后來走上了一條高度極權專制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管子的學說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們熟悉呢？

    看看今天的中國，孔子的塑像到處矗立著，被人供奉著。但為什么不樹立管子的雕像？是管子的學說不夠豐富嗎？管子的思想不夠偉大嗎？大家打開管子的著作看看，諸子百家中有誰的著作量比管子的大，有誰的著作內容比管子豐富？

    這樣一位奠定了禮義廉恥和法德兼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這樣一位開中國思想先河的人物，居然在后代不被人們所重視，完全是后代封建帝王屏蔽、排斥的結果。

    中國真正的國學是博大精深的，決不是后來被歷代封建帝王剪裁過的儒家文化。我們要認清中國國學的真面目，如果說國學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六、管子思想中的精華

    管子思想是中華民族思想的源頭，在管子時代，中國思想還沒有大的分歧和分杈，儒、法、道還沒分家，因此我們可以說管子文化是個綜合文化。在管子的思想中，既有仁義文化，也有法治文化。也就是說，管子既重視道德和教育的力量，也重視刑法和法律的威力。另外，管子還是一個開明、民主的政治家，既尊重當時的封建等級制度，也大力從平民百姓中選拔人才。

    打開《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們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障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文章讀起來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語音美都不錯，但中國歷代的教育課本就是不選管子。這是一種對歷史的歪曲。大家知道，管子是我國春秋早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725--645年），他擔任齊國的國相長達40年，擁有豐富的治國經驗。正是在他輔佐齊桓公的時期，齊國成為當時強國，齊桓公得以“九會諸侯，一匡天下”。

    管子的思想言論經過記錄流傳下來，祖祖輩輩影響了齊國文化，并經過歷代學者不斷地豐富完善，最終形成了規模和聲勢浩大的齊文化，使齊國發展成戰國時期中國文化的最大集中地。并且，《管子》一書的內容量最大，篇幅最長，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歷史甚至醫藥無所不包。在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頭著作。當然，《管子》一書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齊國學者在歷時五六百年間的時間里不斷補充整理而成的。

    自齊威王之后（約公元前350年），中國的文化中心實際上就是齊國的首都臨淄。臨淄城外的稷下學宮匯集了上千人的各國學者，臨淄成了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城”。當然，在這個大學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學說，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樹之根，生長延伸出了后來的儒、道、墨、法。從戰國時期的狀況看，齊文化遠遠大于魯文化，管學才是當時的顯學。

    譬如儒家所宣揚的仁義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學影響。管子是最早宣揚“禮義廉恥”的人，齊國是最早講究禮義廉恥的國家。《管子》開篇的第二段這樣說：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這里的“四維”就是禮義廉恥，缺了一維，國家就傾斜；缺了兩維，國家就危險；缺了三維，國家就顛覆；缺了四維，國家就會滅亡。管子認為有了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范；有了義，就不會妄自求進；有了廉，就不會掩飾過錯；有了恥，就不會趨從壞人。有了“四維”，國家就有了秩序，邪亂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但管子也十分重視法制，甚至可以說是管子開辟了中國法家學派的先河。管子十分善于運用“六柄”，即“生殺貧富貴賤”。“六柄”簡而約之就是兩柄：賞與罰。生、富、貴是賞，殺、貧、賤是罰。管仲就是利用這六柄來管理國家。管仲曾說：“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見《國語·齊語》） 也可能就是自管子開始，齊國有了比較嚴格的刑法。

    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齊國政治，既講法治，也講德治，是個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齊文化，到后來讓位于以孔子代表的魯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原因。

七，齊文化精神中的民主性不適合后代的帝王專制

    齊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精神，與儒家代表的魯文化有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國之初。大家知道，齊國是姜太公的封地，魯國是周公的封地，這兩個人一個是周朝的國相，一個周武王的弟弟；一個姜姓，一個是姬姓。所以在兩個人各自的封地上，便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

    周公兒子到了魯國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當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兒子到了齊地之后，順應當地的風俗習慣，遵從當地東夷人的文化傳統，所以使齊文化從一開始便帶有順民意、得民心的特點。

    《管子》開篇第一章就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管子·牧民》）

    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國以人為本的文化，最早就體現在齊文化里。不僅是順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別尊重能人和賢人，因為他們先輩的職業就是國相，是靠輔佐國君起家的，他們也特別重視和尊重賢人和能人來輔佐國政。因此，在齊國的歷史中先后出現了兩位著名的國相，一個是管仲，一個是晏嬰。在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視血緣關系，而是任人唯賢，唯能。這與周公后裔的魯國形成了較大的不同。魯國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權貴之手，自三家分魯之后，魯國的政權一直操控在魯君家族手里。后來魯國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禮，固守封建特權等級制，維護姬姓家族的天下。這就成了魯文化的特點。

    了解了這段歷史，便可以看出齊國政治的民主性、開放性和魯國政治的專制性、保守性。管子曾經是射殺過齊桓公的人，但齊桓公居然不記一箭之仇，拜管仲為相。這充分說明了當時齊國的招賢納士風氣。
在當時那個種族和種姓家族封建統治時代，齊國的這種做法就是開明的民主政治，體現在《管子》這部書里的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這些思想當然不能被后來的帝王們所容忍，所以，管子一書便被打入冷宮，春秋戰國時期興盛一時的顯學----管學，從此少有人過問。

八、發掘墨家文化中好的東西

    今天我們要恢復中國國學的真實輪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這一學派的思想內容。墨家的平民思想最具有現代精神。墨子學派在戰國時陣容強大，聲勢浩大，由于它訴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眾的歡迎，因此墨子門徒甚眾。

    墨學是戰國時期的熱學和顯學，在社會中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儒家。墨家被人稱道的主要是它吃苦耐勞、為人服務的思想。盡管孟子對墨家的兼愛思想有過猛烈的批判，但孟子最后還是不得不贊賞地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而莊子對墨家的贊賞評價就更高，在《莊子·天下》篇里，有這樣一段話：“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jue）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腿肚子消瘦、小腿上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家一派，繼承和發揚了大禹的思想精神，這一脈精神傳到墨家，之后便中斷了。這對于中華民族是一的損失。現存的《墨子》一書中有“親士”、“修身”、“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過去的評論一般認為，兼愛是墨子的核心思想，節用、尚賢為其次。但用現在的眼光看，《墨子》“親士”、“尚賢”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學思想應當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先來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尚賢”一篇中，在“尚賢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這一句話相當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賤，國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這對于當時的封建種族等級特權社會來說，是十分難得的思想。墨子的這一思想，打破了當時的身份等級制和封建等級世襲制，是向封建血緣等級特權制度發起的猛烈攻擊和挑戰。

    墨子特別推崇和贊賞古代圣王，這些圣王主要是指堯舜禹。墨子說：“堯舉舜于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于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尚賢上）”

    這段意思是：古時堯推舉舜于服澤之北，將政事授給他，而天下太平。禹推舉益于陰方之中、把政事授給他，而九州太平。湯推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把政事授給他，而計謀得以實現。文王推舉閎（hong）天、泰顛于獵漁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給了他們，而使西方各小國臣服。所以在那個時候，祿厚位尊的大臣們沒有不心懷恐懼、兢兢業業地積極工作的，平民百姓沒有不爭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總結出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這一思想對于當時的封建貴族家族統治無疑于一顆重磅炸彈，是對封建秩序的嚴重顛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宮是勢所必然的。

    我說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還寫文章反駁我。為什么出現這種分歧？主要是有人拿今天的民主標準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當時那個時代，讓下層人自由地進到上層，國家領導者注意聽取下層人的意見，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這比權力由封建貴族家族獨攬要好。

    墨子主張的是精英政治，盡管精英政治不會有現代民主政治舉手投票一類的內容，但在那個時代，精英政治相對于家族血緣政治是一大進步，它最起碼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緣統治。實現了社會其他成員對政治的參與。所以，人類社會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沒有當年那一小步，就沒有今天這一大步。墨子“尚賢”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由世襲者來管理國家。

    試問，墨家的這些思想能被后來的封建統治者所容忍嗎？大家可以翻開《史記》看一看，關于墨子的敘述只有24個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傳”最后提了一下墨子：“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 這與其他諸子連篇累牘的記載比起來，司馬遷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馬遷有意冷落墨子，手頭確實沒有墨子的記述材料，還是別有其他的原因？我想這兩方面的原因都有。

    從觀點上講，司馬遷傾向儒家，可能從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寫《史記》時特意將其省略。要么就是礙于當時的政治氣氛，不敢記錄封建專制統治者不喜歡的學說。從《史記》的撰寫已經可以看出當時獨尊儒術造成的社會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說漢武帝的專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后來墨子和墨學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這一學派獨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專制精神、環保精神、節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爭精神。

九、墨子“選天子”的思想也不能被封建統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當權者所容的是他的“選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進了一步，不僅大臣要選擇，而且連天子也要民主推選。“尚同” 上篇里這樣說：“夫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雖然墨子書里未說明天子是怎么個選法，但一個“選”字，表現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對世襲，反對血緣家族統治。這種思想與法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看看《韓非子》一書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計地加強和鞏固帝王的權力，而墨家是制約和約束帝王的權力。墨家與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貴族等級制視做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變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權威和權力都可改變，社會是可以變的。平民百姓可以進入上層，王公貴族可以淪為平民。這一切都取決于競爭的結果。

    墨子思想是競爭的，社會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過競爭來變動的，這是對封建家族等級特權制的巨大挑戰，墨家思想在當時對封建秩序的影響是顛覆性，如果不是秦國靠武力統一了六國，墨家思想會得到相當大發展，今天的中國也不會是這個樣。

    至于墨子環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體現在“節用”、“節葬”、“經說”等篇里，墨子對邏輯和科學實驗都有大量的研究，但這樣一部墨家著作卻不被后人重視，科舉讀書人只會搖頭晃腦背誦《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種現象如其說是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的提練和篩選，不如說是對傳統文化的禁錮與封閉。

十、儒學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民為貴，君為輕

    在國學大倡的時代出現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個孔子學院，各地紛紛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節耗費了大量的民力物力。個別學者仍然提倡獨尊儒術，甚至試圖把儒學奉為“國教”。這些現象都可視為現代封建文化專制的再版。

    我決不是反對儒家學派，而是反對這種獨尊儒術的做法。我曾經寫過為儒家辯護的文章，因為儒家精神里有著非常寶貴的獨立的民間精神。儒家的真實面目是它的民間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歲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時間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數時間是以民間學者的身份出現的。

    特別是儒家與墨家一道，奠定了戰國時期社會的基本思想，這就是孟子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話：“民為貴，君為輕。”由于儒墨兩家共同推動，使民本思想、重民思想成為中國日后最重要的思想。即使明朝時朱元璋刪改《孟子》，想抹掉這句話，但民本的思想也仍然有一定的影響。

    漢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來越高的地位，儒學被極大地官方化了，成了為官方封建統治服務的一個工具，而其他一些優秀的文化思想被人為地湮沒了。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也是因為儒學相對于墨學和法學不那么走極端，在利與義、刑與德中間，選擇了大多數人相對可以接受的原則。

    但今天的中國，仍然只尊儒家不顧其他的狀態，其實這不是真正的公平態度，也不利于中國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21世紀的中國必須恢復真正的國學面貌。特別是要發掘那些與現代和當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張都接近于現代，還有管學思想和法家思想。

    法家文化盡管重視功利，但卻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一種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要運用法家精神，崇賢任能，在國際市場上積極競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與此同時，我們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義的精華，廣采博收，全面吸取諸子百家之長，這樣我們便有豐富的知識寶庫和思想寶庫，這樣我們便不會只知道照搬外國，盲目地學習西方。

    總之，中國文化決不能被儒學一葉障目。如果現在還不改變兩千年來獨尊儒術的做法，那么中國文化不能前進，中華民族也不能進步。我們的頭腦仍然是偏狹的，我們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們的作風仍然是專制的，我們的社會仍然是特權與等級的，我們的發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現在讓我們來讀一段墨子，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進入我們學校的教科書，墨子的文字是不是就那么晦澀難懂，墨子的文字語言美不美：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發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墨子·修身》）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這樣的一句話：“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這是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思想。而這樣的文字為什么不能成為中國人的口頭語，廣泛流傳呢？顯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鎖的結果。

    在一個英語和西方商業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這些語言和思想何曾在今天的世面上見到過？說國學被炒糊了，豈不是癡人囈語！

十一、我們梳理先秦文化的目的是干什么？

中國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官民關系？

    只要對春秋戰國時期稍加了解，我們便會產生諸多感想和感嘆。就以官民關系來說，戰國時期似乎是個民間力量大于官家力量的時期。王公貴族都要看民間的眼色辦事。憑什么這樣說？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戰國時期，私人講學風氣大昌，孔墨之學都是以私人講學形式出現的顯學，他們的弟子多，影響大。《呂氏春秋·當染》中在論述孔子和墨子時有這樣一段話：“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 《韓非子·顯學》中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儒家和墨家的社會影響能大到什么程度？連王公大人都要附庸民間力量，尊敬民間學者，并借依傍民間學者達到“從而顯之”，即借助孔墨來顯榮自己。可今天的情況恰恰反過來了，政府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

    當時的儒家和墨家都是些什么人呢？不過是民間學者，但就是這些民間學者，主導和主宰了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輿論。所以孟子感嘆地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深入研究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資源和輿論資源并沒有被政府如此高度地集中和掌握，王公大臣更多的時候是聽民間學者的。孔子晚年時，經常被魯哀公恭恭敬敬地請到府上做客。而墨子的聲望更大。衛國君慕墨子的名氣，讓墨子推薦一名弟子到衛國做官。墨子推薦了高石子，衛國君對高石子非常敬重，但并不全采納他的意見。于是高石子“背祿而向義”，自動辭職。

    孟子的晚年聲望更大，經常成為王公官府的座上客。翻開《孟子》一書，首先就可以看到孟子與粱惠王的對話。這是當時的民間學者善于走上層路線，還是民間學者已成為政府不得不咨詢的智囊和智庫？答案肯定是后者。這是因為，在那個時候，官府并未壟斷教育，并沒象今天這樣高度的教育壟斷，甚至高度壟斷思想的產出。

    從孔子時代，民間學者便采取了“用之則行、不用則藏”的超然獨立的態度。不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積極入世，但又保持自己的政治觀點。在這一歷史階段，王室或公室的權力從來沒達到秦漢以后那種壟斷地位。特別是思想資源，幾乎是被民間所壟斷。政府的智囊大部分來自民間。相比之下，那個時代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民主社會。

    因此，我們可以給中國的官民關系史劃一個分水嶺，先秦時期是個官民力量相當，甚至是個民間力量大于官方的時代。先秦之后，力量的天平終于傾斜過來，官的力量絕對超過了民。從此之后，小民百姓終于匍匐于帝王和官府腳下，中國社會一切都仰賴政府的時代開始了。這一模式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的民間力量被徹底壓抑，民間再也不出思想，更出不了人才，所有的專家權威資源都出自政府，出自官員。

    只有進行深入的研究歷史，我們才能清楚地發現古今這一差別。今天我們有沒有必要進行深刻反思，掀起一場矯正兩千年中國發展史的運動？中國的改革難道僅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思想文化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嗎？

    看看今天的中國，從大學到研究所和科研單位，統統是政府所辦。中國已經深深地患上了政府依賴癥，連腦子思維都要讓政府來替自己思考。這樣一種文化，這樣一種體制，怎么能追趕先進！

    但是，隨著氏族社會和宗法社會一步步瓦解，國人干政和庶人參政的局面終于讓位于王權專制，中國的歷史也終于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當關東六國君主各自為私利相持不下的時候，一股更加專制加自私的力量從西方呼嘯而來，秦軍的鐵蹄和劍戈摧毀了東方的民本文明，一個專制獨裁的君本文明從此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十二、法家所起到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在這樣一場歷史大演變中，法家為后來封建專制和中央集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法家思想本來是中國文化的正宗思想，從黃帝到堯舜禹到周文王，中國政治一直是刑德并用，刑法一般是作為道德的輔助手段使用著。但到了戰國末期，社會的發展和平民群體的壯大以及個人主義的興起，使社會的秩序和利益爭奪日益激烈起來，傳統的氏族社會的道德和仁義不斷頹敗，并難以維系新生的社會關系，平民與貴族的矛盾沖突不斷加劇，這種狀況迫使一些政治家不得不轉向側重使用一些一視同仁的法律。

    自春秋末期，一些國家便開始將通行的法律鑄造在銅鼎上，以法治國的政治肇始于鑄刑鼎。之后，李悝在魏國首先變法，實行法治，吳起和商鞅繼后，在楚國和秦國都實施了變法。法治高于德治，這是秦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

    早期法家的進步意義在于這些政治家們以普通法來代替周王朝的封建特權，剝奪貴族階級傳統世襲的封建特權。早期的法家無一不是代表平民大眾利益的，正是由于他們的這種屬性，使早期變法的法家政治家都遭到封建貴族的強烈反對和仇恨。商鞅被車裂而死，吳起被亂箭射死。早期變法的政治家很少有好下場。這說明了當時社會利益的尖銳沖突。

    到了戰國末期，法家學派的政治人物愈發依賴君王的權力，通過君權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封建君主也樂意利用法家來壯大自己的統治。這種結合使法家的主張得以實施，但卻由此培植起了一個龐大的君權。

    從這一時期開始，法家走上了一條玩弄權術的邪路，不是依靠道德，而是依靠權謀，這種方式成為法家的主要特征。韓非子就是一個權謀學者的典型，盡管他也有一些優秀的思想，如“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但他為了使法律得以實施，不遺余力地加強君權，削弱臣權和民權。就是自韓非子之后，中國走上了一條君重民輕的道路。

    為了打造君權政治，韓非子批了管子批晏子，批了晏子批孔子，至于墨子就更是他的眼中釘了。凡是早先的一切做法在他眼里看來都是不對的。這個出身于深宮豪宅的封建貴族，心中充滿了陰險狡詐，權謀心術。

    譬如，他批評管子執政時代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君主）善敗不聞，禍福不通”（《韓非子·難一》）。由此可見“管仲無度矣”。從商鞅開始，到范睢、李斯、韓非子，這些法家人物的主要任務無一不是在加強君權，鞏固君權，搞中央集權制。

    韓非子現象并不令人意外，從吳起時開始，法家便給后世留下了詬病的話柄。吳起是個非常矛盾的人，在衛國時，家鄉人說他殘忍，他竟然殺掉30多人離鄉而去。到了魯國，為了參加對齊國的作戰，為了向魯君表示衷心，竟然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就是因為她是齊國人。但在戰場上，吳起愛兵如子，英勇善戰，他的穿戴和士兵一樣，不騎馬，不坐車，甚至為受傷的士兵用嘴吸吮膿水。在法家人士心目中，所有的行為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一個目標，那就是勝利，功利。在功利面前，這些人如鐵石心腸。

    到了楚國之后，他看不慣封建貴族們依仗權勢和特權驕奢淫逸的狀況，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毅然發動變法，削去貴族們許多特權，由此激怒了楚國特權階層。于是在楚悼王去世之后，這些封建貴族勢力立即向吳起發起瘋狂的報復，用亂箭將他射死在楚悼王的尸體旁邊。

    范睢也是一個推高君權的典型。他到了秦國之后，第一個目標就是說服秦昭王，將把持朝政的母親皇后、兩個舅舅和兩個弟弟趕走，把大權獨攬到自己手里來。目的是什么？法家也有自己堂而皇之的理由。范睢給秦昭王上書說：“英明的君主應確立這樣的政治原則，有功勞的人賞，有才能的人當官，功勞大的人俸祿多，功勞多的人爵位高，能治理人眾的人當官大。”法家就是一批完全靠本事吃飯的人，不管德行怎樣。日后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及今天公務員考試都是法家思想的延續。

    總起來看，法家既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又是使中國政治傾向于王權和君權的始作俑者。民權和王權這架天平，由于法家的臨們一腳，終于將中國送入了王權大于民權的社會。從此之后，中國的民權被窒息，民間力量愈發衰落。官權至上、皇權至上（在今天又演變成政府至上）成了社會的主要特征。從那時到今天，中國的這種狀態一直留傳了下來。

    法家給中國造成的是悲劇還是喜劇？是停留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權時代，還是進入秦漢之后的王權時代？這已經是今天中國的重新選擇了。

    我寫這篇文章是有用意的，其意在指出當前我國出現了超強政府的歷史根源。

   （未完）

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政治思想之比較

參考資料

    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他們的政治設計在當時都遭到了悲劇性的厄運。在歷史的變遷中，他們的命運又都發生了喜劇性的變化，或成為權威，或成為亞圣。他們的政治思想有兩個顯著的差異：前者主張法律政治、民主政治；后者主張倫理政治、君主政治。抨擊暴政暴君則是二人的共同點，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光輝篇章。 

　　亞里士多德（前３８４－３２２年）與孟軻（前３７２－２８９年）都是世界思想史上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古希臘，自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城邦奴隸制發生了危機。各城邦內部貧富分化加劇，大批自由民破產。赤貧化的自由民身懷利刃伺機進行革命，社會矛盾尖銳。除了內憂之外，外患直接地促成了城邦奴隸制的瓦解。

    公元前３３８年，巴爾干半島北部的馬其頓王國南下擴張，喀羅尼亞一戰擊敗了以雅典為首的希臘聯軍，成為希臘各城邦的盟主。二年后，亞歷山大（前３５６－３２３年）以武力鎮壓了各城邦的反叛，統一了希臘，建立了君主專制的奴隸制帝國。此時的中國則處在戰國中期——秦、楚、齊、燕、趙、魏、韓七國爭雄，宗法奴隸制瓦解，封建宗法制確立，并向大一統的方向演進。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亞里士多德與孟軻都大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論述了時代的切身問題，提出了系統完整的政治理論，成為當時世界歷史上的最大政治設計師。有趣的是，他們濟世救民的政治設計在當時都遭到了悲劇性的厄運。亞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最優良的政體——共和政體，并不能挽救處在衰敗中的城邦國家，最終被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代替；孟軻的仁政綱領被視為迂遠而闊于事情。他周游列國到處碰壁。在政治上，他們二人在當時同為失敗者。然而，這并沒有縮小他們思想的重要性。歷史并沒有拋棄他們！在歷史的變遷中，亞里士多德與孟軻的命運都發生了喜劇性的變化——在西方，亞里士多德長期被奉為權威；在中國，孟軻成為亞圣。本文不打算探討這一變化的復雜原因，僅著眼于比較他們政治思想的異同、特色，以展現中西政治文化傳統的早期圖景，及其深遠的歷史影響。不妥之處，請同行指正。 

一、法律政治與倫理政治 

　　從政治體系上來說，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政治思想的第一個顯著差異在于：前者是法律政治，后者是倫理政治。 （評：區別在于因為中國是氏族社會，希臘是城邦社會！）

　　倫理政治是倫理與政治融為一體：政治關系——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蒙上了倫理的保護層；道德法典成為政治的靈魂。具體地說，１．孟子認為，國之本在家。五倫之中，父子之間血緣最親。“親親，仁也”[①]。“仁之實，事親是也。事親，事之本也”[②]。而五倫之一的君臣關系，則是父子關系的放大和延伸。君主為百姓的家長，為民父母。孟子明確地說：“為民父母，使民ｘì＠①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③]。本句中兩個“為民父母”均指君主。孟子責難君主雖為民父母，卻沒有盡到保民的責任。

    ２．孟子認為，倫理政治的君主，應為道德的楷模，即“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④]。循此，孟子還要求君主用仁義端正自己：“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⑤]。正君即是道德的楷模。國有正君，國家即安定，統治秩序便井然有序。

    ３．在倫理政治中，以親情為是非的標準，且孝道高于法律。在孟子的視野里，人子為了盡孝，可以背棄國家，蔑視法律。這就是孟子不僅繼承了孔子的孝道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⑥]，而且把“父子相隱”發展為“背法匿父”——孟子虛構了一個故事說明之：先王舜的父親犯了殺人罪，舜視放棄王位如棄破鞋子，偷偷地背父逃到海外，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⑦]。如果以“親親”為標準，那么君主該如何對待家族成員呢？孟子也有斬釘截鐵的回答：“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身為天子，第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⑧]？可見，在倫理政治中，以“親親”為原則，必然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個結論已為我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實踐所反復證實。 

　　所謂法律政治是以法律為政治的靈魂，即通常所言的與人治相對的法治。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優于人治。那么，“優于”的道理何在？法治的準確內涵是什么？這都是必須要搞清的問題。具體地說：

    １．亞里士多德指出，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興作合乎正義。正義的真實意義主要在平等。因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樣的人格，而把權力寄托給任何一個個人，萬事以一人的命令為依歸則不合正義。亞里士多德強調，命令永遠不能成為通則。任何真實的政體都必須以法律為基礎。法律應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其無上的權威[⑨]。可見，按照亞里士多德理解，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在于：以法律為最高權威，還是以個人的意旨、命令為最高的權威。簡言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內涵。

    須順便指出的是，說法律也須人來執行，便由此說，法治也是人治。這種理解沒有把握法治的真實內涵，是一種誤解。另一種誤解是，一國有法律，便是法治。這種誤解也抹煞了法律的至上性，造成了混亂。從有國家以來，沒有法律的國家是罕見的，但從古代到近代，實行法治的國家并不多見。

    ２．亞里士多德還指出，法治還意味著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人民所服從的法律又是良好的法律。就是說，人民服從惡法并不意味著實現了法治；同樣，邦國雖有良法，但人人各行其所愿，結果是人人各如其妄想。公民不守法，城邦必將成為一個混亂的城邦。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習慣。因此，亞里士多德強調：法律不應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對立的奴役。法律無寧說是拯救[⑩]。那么，法律的至上性，公民守法的必要性的根據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集中了眾人的智慧而制定出來的通則。“集體異人”總比個人為優良。并且，法律作為通則，本旨在謀求一個城邦的長治久安，以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為依歸，是一個沒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權衡[①①]。

    ３．亞里士多德還指出，實行法治還須明白：法律在某些境況、某些時候應該實行變革；變革而后獲得進步。如果專守祖輩的舊制，以守舊安常為貴，這也未免荒唐。但是，變革是一件應當慎重考慮的大事。輕率的變革不是城邦的幸福。要是變革所獲利益不大，不足以抵償所遭受的損失，姑且沿襲舊制。變革是全面進行，還是局部進行，這種抉擇也很重要[①②]。 

    （亞與孟是城邦政治與鄉社政治的差別！說亞是倡導法治第一人就大錯特錯了，管子、子產、李悝都比他早得多。）

　　縱觀中外歷史，不難發現，亞里士多德是倡導法治的第一人。其思想光芒在現代大放異彩。實行法治已是現代的潮流。我們也看到，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政治思想的差異如此鮮明，那么，差異的根源是什么？這是一個需要專門深入研究的課題；深入闡述這個課題則有待于歷史學家的成果。本文只能提出一個概括的說明：差異的現實根源主要應歸結為中國與古希臘的社會狀況不同。

    從經濟基礎和所有制關系來看，雅典的農業規模很小，糧食不能自給（從梭倫開始就禁止出口糧食，只準出口油與酒），但工商業、海外貿易發達，商品經濟占有較大比重；公元前６世紀的梭倫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完全確立起來，消除了所有制關系上的氏族制殘余。梭倫按財產資格公民將分為４個等級，使工商業奴隸主和氏族貴族奴隸主取得了同等地位。這樣，如恩格斯所說的，“舊的血緣親族關系的集團就開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了新的失敗”[①③]。

    克利斯梯尼的改革進一步打擊了氏族貴族奴隸主的勢力。公民以地籍取代了族籍，完全擺脫了氏族血緣關系的約束。對此，恩格斯評論說：“氏族制度的最后殘余也隨之而滅亡了”[①④]。作為改革的成果，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終于以工商業奴隸主與平民的聯合力量，在戰勝氏族貴族奴隸主的基礎上確立起來。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政治思想既是雅典經濟關系、民主政治的產物，又是這種社會狀況的反映與理論升華。 

　　古代的中國則是自然經濟，農業發達。社會生活嚴重依賴于農業和土地。在夏、商、周三代，并沒有獨立意義的工商業，即沒有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也沒有形成獨立的工商業奴隸主階層。“工商食官”，為國家、王室獨家經營，設置工正、賈正這類官吏來管理工奴、商奴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樣，便沒有嚴格意義的商品經濟。工、商作為一種勞動分工是農業的自然經濟的構成部分。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社會結構以血緣親族關系為紐帶，形成了以宗族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且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三代均為宗法奴隸制——以血緣氏族的形式來貫徹奴隸制的等級統治。等級地位按血緣的親疏遠近關系確立。

    此外，各等級的利益又依賴于整個氏族貴族奴隸主集團的總體力量。在統治方式上，宗族的大宗在京都為骨干，掌握國家政權。宗族的分支則被派往各地，各統治一塊地方。特別是周朝實行的井田制、分封制、世卿世祿制，使宗法奴隸制完善化。由于夏、商、周三代又各有長達幾百年的穩定統治，從而形成濃厚的血緣宗族觀念。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一家一戶的小私有制的發展，氏族貴族奴隸主受到嚴重打擊，但實際上被瓦解的是奴隸制，而宗法制又與小私有制相結合，形成了宗法封建制。只要社會的經濟生活沒有擺脫對農業、土地的嚴重依賴，以血緣親族關系為特征的宗法制便始終具有生命力，必然會延續下去，并使整個社會面貌呈現簡單而同一的色彩。家庭、家族、宗族、國家都是由小而大、自給自足的封閉實體。這樣，以“親親”、“尊尊”為核心內容的倫理道德，對于維護血緣親族關系、穩定統治秩序便具有特殊的意義。孟子的倫理政治即是其最典型的表現。 

二、民主政治與君主政治 

　　從政府形式而言，亞里士多德與孟軻政治思想的第二個顯著差異在于：前者主張民主政治；后者主張君主政治。 

　　亞里士多德認為，多數平民執政優于少數賢良執政。因為多數合為一個整體時，人人貢獻一分意見、一分思慮，往往能超過少數賢良的智能。眾人把分散的眾美集合成一個整體，是“集體異人”；大澤水多不朽，小池水少易朽。多數平民執政也比少數賢良不易腐敗；多數人的裁決勝過少數人。少數人容易因憤懣失去感情的平衡而損傷判斷力。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亞里士多德強調指出，平民擔任公職合乎正義，而以財產條件限制平民擔任公職是偏見。退一步說，如果不讓平民分享政治權利，會產生嚴重的危害——大批人被排除于公職之外，就等于保留著許多敵人。

    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如果讓個人統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一人主治的缺陷還在于：如果庸兒世襲王位會危害邦國。不讓庸兒繼承，傳賢而不私其子的美德是不易做到的。亞里士多德指出，君主政體僅僅適合古代。那時由于賢哲稀少，并且君主往往是疆土的開拓者，或是解放者，因其功德取得了特權地位。[①⑤] 

　　亞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民主政治，是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共和政體，依平等原則以中庸之道組織之，兼顧富人和平民的利益。例如，出席公民大會，平民政體沒有財產限制，寡頭政體有較高的財產限制，而共和政體則有較少的財產限制；任用行政官員，抽簽法為平民性質，遴選法屬寡頭性質，共和政體兼用二法——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抽簽產生；執政官則由公民大會的議員從全體公民中選舉產生（寡頭制只從部分富裕的公民中遴選）；共和制之下的公民是平等的，因而實行公民輪流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制度，即公民輪流擔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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