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引領著社會道德？

這個問題在多數文化人看來是個多余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答案是明擺著的：是文化人引領著社會道德。

他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如西漢“獨尊儒術”造就了忠孝至上的道德觀，而幾個“大儒”重新發現了（或者想起了）孔子，并且大力傳揚是決定性因素。再如“文藝復興”造就了自由主義的“個體”價值至上的道德觀，同樣也是幾個“大文化人”重新發現了（或者想起了）亞里士多德，并且大力傳揚是決定性因素。

也就是說，在多數文化人看來，幾個“出類拔萃”的文化人的突然發現（或者想起），決定著人類社會的道德觀走向。

并非所有的人都贊同上述觀點，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人也是“被決定者”，他們不過是原動力和社會道德之間的一個中介。

那么社會道德的原動力是什么呢？是經濟，是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總和，也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結合體。

能夠用這個經濟這個原動力來解釋中國的忠孝道德與西方的自由主義被“發現”的根源嗎？如果不能解釋這些東西，那么它就不是社會道德的真正原動力。

先來看看西漢的“獨尊儒術”的真正原動力是什么。

西漢是我國第二以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為基礎的君主制王朝。那個開創了君主制的秦朝“命”太短了，以致于它還沒有來得及思考、探索君主制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思想體系、道德體系來支撐。所以，西漢才是中國第一個探索如何從文化上、思想上、道德觀念上來發展、鞏固君主制的朝代。“獨尊儒術”就是這個探索的結果。（這里暫且放下“外尊儒術，內用黃老”不說。）

這豈不是說政治上的君主制才是“獨尊儒術”的原動力？

毫無疑問，君主制確實是“獨尊儒術”的動力，但還不是原動力。因為君主制本身也是個“被決定者”。那個促使君主制誕生的東西才是“獨尊儒術”的真正原動力。于是問題轉換成君主制的根源問題。

在中國，君主制出現之前是奴隸制經濟基礎上的分封制。奴隸制與分封制是以血親集團統治為核心的。一個種姓的家族為貴族，其家族成員分別獲得分封的一個地區，成為這個地區的統治者。而支撐這個地區的統治的經濟則是奴隸的集體勞動。那時的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只有一定規模的集體勞動才能獲取足夠的生活資料來維持統治階層和奴隸的生存需要。

盡管那時可供開墾的土地很豐富，可是奴隸逃脫自謀生路的卻不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在那時的環境下，靠當時的生產技術，脫離了群體就很難生存。

當農業生產技術發展到一、兩個人就可以獨立生產出足夠的生活資料時，情況改變了，奴隸開始逃亡，自耕農開始出現，出租土地的地主也隨之出現。地主逐漸取代奴隸主成了最富有的階層。一些聰明的奴隸主看到了自耕農和地主階層的力量，于是改變了政策，用鼓勵農民耕織取代了大量使用奴隸。秦朝的軍人自備鎧甲與兵器，就證明秦朝的官兵不是出身于奴隸，而是出身于自耕農和地主階層。自給自足的農民和地主取代了奴隸和奴隸主成為社會的主要成分，當然奴隸制也就最終消失了。沒有了奴隸，貴族何以生存？貴族的政治地位被地主階級取代了。地主階級所有成員之共同點是擁有大量的土地，他們之間沒有血親關系，要維系他們的共同利益，必須建立新的政治體系和道德觀念。于是中央集權，逐級管理的行政體系出現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也就是說，正是農業生產力的進步，是生產關系的改變，催生了以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為基礎的君主制。

看，君主制的原動力是經濟。當然，經濟也就是“獨尊儒術”的原動力，也就是忠孝觀念成為社會主流觀念的原動力。

再來看看西方的文藝復興和自由主義。

西方關于文藝復興的典型說法是：人們忍受不了基督教的宗教專制政治，于是在幾個哲學家重新發現了亞里士多德時，開始了一場宗教與政治理論的革命——文藝復興運動。這個運動的產物之一就是自由主義。

對這種說法可以提出以下疑問：基督教宗教專制政治在歐洲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何以恰恰在十四世紀人們忍受不了了呢？十四世紀的人們與他們的前人有何不同呢？是不是這個不同點引發了文藝復興呢？

文藝復興之前的大約一千年里，歐洲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農牧業經濟，商業活動還處在很次要的位置。與自給自足的農牧業相應的是城邦國家與君主制國家的政治形式。基督教的教義為城邦貴族和郡主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統治者們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于是“凱撒”與上帝相安無事。

到了文藝復興之前的一、二百年里，歐洲經濟的發展使得商業成為經濟的最強大動力。這時不僅整個歐洲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而且海外貿易使得全世界都成為歐洲的原料市場和產品推銷地。

那時，歐洲最富有的階層已經不是昔日的王公貴族，而是商人。為歐洲帶來巨大財富的商人不能容忍貴族們繼續以“上帝的代言人”的身份壓迫自己，于是對傳統的宗教政治理論的質疑就浮上了水面。應社會的“新貴族”——商人的要求，一些“出類拔萃”的文化人重新發現了亞里士多德，從他那里借來了思想到武器，一場針對宗教政治理論的戰爭爆發了。

看，文藝復興的真正根源，真正原動力是經濟的發展。

不僅文藝復興的根源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文藝復興的走向也是回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

亞里士多德不僅是個哲學家、政治學家，還是個道德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的基礎之一是他的道德觀念。簡單地說，他的政治是要追求社會整體的善。

可是文藝復興最終拋棄了善的追求，而認為惡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更本質的。于是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動物，正是這個自私推動著人類的進步”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出現了。

不論哪個民族，人類早期的道德觀念中，善的追求總是思想觀念的主流。為什么自由主義會不顧體面，以赤裸裸的自私為自己的旗幟呢？

自由主義的根源還是在經濟中，在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商品交換中。

在自給自足的農牧業經濟中，人們獲得財富的主要手段是生產與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欺詐在自給自足的農牧業經濟中沒有多少機會。

而在商品交換中，欺詐是獲得高收益的最直接，最普遍使用的手段。所謂“無商不奸”，就是對這一規律的最簡潔描述。

當商業成為經濟的主要內容時，當社會的最富有階層是商人時，當商人主導著社會的意識時，欺詐不再被看作是一種恥辱，而被看作是一種必須。

如果說貪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那么欺詐就是一切罪惡的開始。商人的生存需要欺詐，他們就必須證明欺詐的合理性，進而必須證明惡的合理性。就是應商人的需求，文化“精英”們論證了惡比善更本質，更具創造力。甚至可以證明，連善也必須經由惡來實現與維持。

看，自由主義者們多么生動地為我們展現了經濟對道德的決定作用！

好了，用經濟是道德的原動力的理論已經解釋了“獨尊儒術”和文藝復興。經濟引領社會道德的結論算是有了一個簡單的證明。這樣的證明當然不足以說服那些“出類拔萃”的文化人。但是對于普通人，則至少可以引起人們對“文化人引領社會道德”觀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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