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處張貼的花花綠綠的考研英語培訓班廣告，已是當下大學校園風景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在某些校園里，其情形簡直可以直比“文革”期間張貼滿墻的大字報。2002年的碩士研究生錄取工作剛剛結束，針對2003年的考研英語培訓廣告已是鋪天蓋地。廣告上的授課“明星”近十年間換了一撥又一撥。這些來自皇城腳下的專家們，每年自9月份開始，便在中國的上空飛來飛去，給各大城市帶去廣告上所標榜的“來自當年命題組 的消息”。在武漢，一次串講門票往往高達百元以上，但聽眾仍有數千之眾。其盛況幾乎可以直追二流影視歌星走穴。這些專家們除了講授學問外，他們對拉動國內消費也一樣功不可沒（恕我不懷好意地揣測，這些專家們面對巨額的串講收入是否交納了個人所得稅。）。太多聽講者也明白在那種狂熱的氣氛里，是難以學到什么新東西的，但他們認為，即便花費時間、金錢換來一種心理上的平衡也值得。因為，英語對于考研者來說，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它早已成為考研游戲的前提。而且，隨著競爭者日眾，它的難度也不斷水漲船高。具體地說，一個報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考生，如果英語不達所謂“國家線”的話，即便專業再優異也是白搭。相反，專業平庸，英語成績突出的考生，卻往往成了錄取的亮點。這種游戲規則給人這樣一種錯覺：似乎關于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的研究，都仰賴于西方的漢學，因而英語是應當掌握的首要工具。就此，我常常作這樣的設想：如果哪一天中國本土文學、歷史、哲學，特別 是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傳統哲學的研究，真正有賴于外文資料的話，那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觀。每一年的碩士研究生錄取結束之后，常常聽到老師們十分遺憾的感嘆 ：某某同學專業優異，此次英語稍差而無法招納門下。即便有個別幸運者在英語距線一兩分的情況下，經導師多方奔走“拉”了進來，但補那一兩分之缺須數萬元，窮學生背著沉重的債務，又如何專心學業？想招的學生因為英語趕不上要求的水準，招不進來； 而英語能力強，對專業了解膚淺，也無心專業的學生卻脫穎而出擠上門來，這是太多中國導師的尷尬。以至于，有些“迂執”的老先生們發出這樣的牢騷：不用什么招考了，直接到英語系找兩個來就是。老先生們的牢騷還沒有說出之前，精明的考生們早就在利 用他們的優勢了。太多英語系的專科、本科畢業生，在對所報考的專業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憑借英語專業優勢擠進去堂皇讀之。而以我所見，這種情況在 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見怪不怪。
在武漢這兩年，大學英語系講師、副教授在沒讀一天中文的情況下，利用幾本文學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種時髦。他們都即考即中，甚至個別人中文專業課程只有五十幾分，但憑“強大”的英語專業優勢一樣鶴立雞群，真讓那些在專業領域兀兀窮年者，羨慕、嫉妒。
然而，我們對英語的態度又是矛盾的。我們真的重視英語嗎？2000年武漢大學博士 生錄取的英語線，劃為：應屆、往屆的文科考生分別是55、50分，而理科應屆、往屆考 生分別只需50、45分。也就是說大家同是博士生，在英語卷面分只有100分的情況下可以相差10分之巨。而且，更讓人不解的是，我想作為校領導當然知道，一個研究空間物理 的博士生與一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博士生哪一個更需要英語。理性，往往在決定一個政策那腦袋一拍的瞬間消失殆盡。對這種細致而不可理喻的劃線錄取方式惟一的解釋便是，英語幾乎是當年度博士生錄取的唯一杠桿。而這又陷入了另一個悖論之中，作為 博士研究生，專業的位置在哪里？另外，我不知道是否有專業人士，對我國的碩士和某些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題產生過質疑。我真的很懷疑，卷面上那些賣弄似的 找出一些連老外們也幾乎早已不計較的語法問題和針對4到5篇斷章取義的短文，設計一些謎語般的選擇題等這些考試方式，是否就是對培養專業研究者英語水準的一個合理測度。華中師范大學英語系一位曾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的副教授，在湖北省2001年度博士生入學英語考試中才取得了57分的成績。我們可以想見，那該是一份怎樣堅決要把人考“倒”的英語試卷。對于在讀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來說，捫心自問，我們又有多少人因專業的需要真正使用過英語。而更多的是：作為敲門磚，門被敲開甚至“砸開”之后，“磚”便被棄置不顧。我絕不是一個文化本位主義者，從不懷疑外語對于培養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所說，為進入碩士、博士學業的人員，結合相關專業設定一個合理的外語測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外語幾乎作為錄取的惟一要求則是荒唐的。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把英語的門檻放低一點、實用一點，讓考生多一些精力關注專業領域；同時也給導師多一點選擇的空間呢？
1999年10月，在武漢大學召開的主題為“全球化趨勢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專題研討會上，記得是福建的南帆先生在發言中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前景表示深深隱憂。其根源在于當代大學生，包括中文系學生，對漢語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冷漠，而這種冷 漠又源于在現今找到一個“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學好兩項技能，那便是英語和計算機。我自己也曾在講授現代文學的課堂上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質問：“老師，我們學這些有什么用？” 在這個工具理性極度膨脹的時代里，她讓我無言以對。漢語使用的粗鄙化和蕪雜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少人文學者為此痛心疾首，他們中不少人在為提高我們本民族語言的純度而大聲疾呼，而寫作的“母語化”問題則是90年代文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
近年來，在一些城市辦學條件比較好的學校，紛紛實踐中、英雙語教學，以此自抬身價。不久前我在《中國青年報》上也看到了對此表示疑慮的文章。但我們對于英語的態度終究又邁出了“更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大步”，由以前只是在英語課上老師教、學生學，到現在各科老師一齊努力，讓中國學生有呆在英、美課堂上的感覺。多么良苦的用心！而雙語幼兒園就更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筆者兩歲半的女兒在江蘇一地級市上幼兒園的第一天，就帶回三個英語單詞：laugh and cry，并且說“我們老師又笑了又哭了”。望著口里念念有詞，一臉童稚的女兒，我這個一生都在漢語言文學里討飯吃的老爸，真的是“cry and laugh不得”。受到隨英語而來的西方意識形態、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的熏染，她們將成為在中國本土培養出的地道的、“黃皮而白心”的“香蕉人”。我們喊了許多“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我認為只有 “學英語從娃娃抓起”做得最令人滿意。與之恰成對比的是，面對我們年輕一代對本民族傳統文化態度的冷漠、了解的淺陋，只是在個別大學比如說武漢大學文學院，亡羊補牢但讓人感佩而欣慰地辦辦“國學班”而已。
語言是一種顯在的、不爭的文化事實。對待本民族語言的態度，可以說，也基本上 是對待本民族文化的態度。我們對待英語這種不可理喻的崇仰和對待漢語的這種讓人痛 心的虛無，已經讓我們從文化意義上，感知到了隨其而來的讓人不愿看到的后果。而且 ，在將來我們的感受將會更為痛切。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不可遏抑的世界趨勢，面對強勢文化的入侵，一直高喊“與國際接軌”、動輒大談中國文化的中國人，知道其他民族是怎樣對待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嗎？多數時間在美國教書的法國人德里達來北京大學作演講的時候，開始打算應學生要求用英語，但法國領事館堅持要他用法語，因為他是法國人。而在奧陳述這種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國際講壇上?中國代表團的領導們，除了袁偉民先生外（恕我再次不懷好意地揣測，不知他確實不能講，還是堅決不講，如果是后者，我將對袁先生表示最現康敬意），都是滿口洋話。幾十年前，美籍華人丁肇中先生在諾貝爾獎的頒獎臺上致答詞時，這位英語遠比漢語講得流利的科學家，卻堅決 要講漢語，就因為那是母語。據說在德國的講臺上授課，政府規定一律都得用德語。而我最近驚聞武漢某著名大學也要實行雙語教學，據說包括其中文專業也不能幸免。如果這消息確實的話，那么在中國大學的課堂上使用英語講授漢語言文學，將又是世界教育傳播史上的一大奇觀……這種常識性的例子不用多舉了。在當今后殖民主義甚囂塵上的世界潮流里，我真難以理解一個擁有如此悠久的文明傳統的民族，何以要以如此卑下的一種姿態去主動迎合這股潮流。長此以往，我認為終有一日，我們常常引以為驕傲的延續了幾千年的文明，將不是毀于火山的爆發、地震的顛覆、沙漠的入侵；而是毀于我們自己自虐式的糟鄙。但愿我這是故作驚人之語的杞憂。
作為七十年代生人，我們是小時侯都學過《最后一課》的一代。我想這篇體驗一種語言命運的著名短篇小說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鳴，是因為那位老師在最后一課上，表達了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嘆：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這句話可以置換為：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最美麗的。遺憾的是，這種美麗往往只有在危及語言存亡的時候，才體會得出。我們非得要扮演一回那個不成器的小學生么？談到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們民族文化身份的確保和消隱的可能，我在一次博士生討論課上同樣表示出我們有被同化 的憂慮。當時，有比我年長的同學表現出不以為然的自信，而比我更年輕的七十年代中后期生人，則冷淡地認為同化并沒有什么不好。我還能說什么呢？要知道一種文化身份的確立，所仰賴的不是別的，而是它的個性。這同樣是常識。
由此我想到，英語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狼來了”。來了一匹我們不能趕 走也無法趕走的“狼”。我想，目前我們沒有氣度、勇氣、膽識、能力與之共舞，但也不至于要把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身上的好肉都送到它的嘴里，任其撕咬。如果真的只有 如此，那么英語將對我意味著：漢語，我只有對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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