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文木
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后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系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于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么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
后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他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后知識分子都有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扎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后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杰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一年后“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澤東回湖南上井岡山，并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我們家！如果什么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么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后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后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并存。至于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于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里著火了，你妻子問你怎么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于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大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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