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見解、觀點、結論等都是一個知識體系的結果，而體系性的知識中相當的部分不是書本邏輯而是生活經驗，特別是失敗性的血寫的經驗。正如沒有“湘江之戰”，大家可找到毛澤東，但找不到毛澤東思想。事實上，毛澤東青年時的學習就是從知識的“大本大源”即體系性建立入手的。這可讀《毛澤東早期文稿》。

　　百度解決不了見解性問題，因此不要將老師當百度，更不要用“請問”“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之類的提問方式，這樣的方式讓優秀的老師無所適從。在提問者沒有形成自己的認知體系以及支撐自己知識體系的生活經驗不足時，與有體系的老者討論遑論爭論的效果是不好的；如陷其中，那幾乎是要命的。

　　黑格爾曾說，（大體意思是）小孩與老人說的同一句話，不是一個意思。黑格爾是對的。比如關于“愛”和“孝”，當了母親和婆婆后不用教就知道了。我年青時崇尚“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觀點，與父親沖突的很厲害。五十歲那年，我回西安向父親道欠說自己小時與父親頂撞不對，父親笑著問：現在怎么說這事了。我說我女兒頂撞我了，我知道了那個“痛”的滋味。

　　在體系性知識面前，除了硬傷，剩下的只有接受或不接受，沒有為什么或是什么。所以，用體系對待無體系、無休止地偶發式的“請問”乃至爭論，如無幾年的反復交流，那將是很累且事倍功半的。如有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尤其是在“南墻”下形成的知識體系，那問的問題就會“欲說還休”了。

　　所以，真理并不是越辯越明，只有在雙方知識體系對等的條件下的討論，真理才能越辯越明。小平同志也是在這個意義即實踐的意義上說“不爭論”的。

　　我說了上面這些，也反過來說明我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老師”。我不如我父親，他從25歲起在西安巿第三中學教了一輩子書，沒有換單位。退休前些年，每屆學生高考結束，他都大病一場。他年輕時說要寫一本書，結果去世時只字未留。我也知道，中小學生需要的是我父親那樣，而不是我這樣的老師。我在《今日頭條》寫過一篇《退休心語：教師之難》，轉錄于此，以為紀念：

　　教師之難，不在于向學生教授多少知識，而在于是否經得住學生對教師的懷疑和批判，尤其是青年必須經歷的自以為是卻又是無知的批判。學生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和教師對自己人生的意義，是在四十歲前后。而這時的教師，已是飽受心理沖創的花甲老人，或已去世。因此，真正的好教師并不僅存在于課堂上學生對他的掌聲和崇拜中，而存在于學生晚年的記憶中。父母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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