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陳”當時對中央“暫勿西進”指示的答復是這樣的：
主席團：
㈠西路軍實力：五軍仍四個團，每團約八百人，騎團約百余。內有新兵約一千，九軍只三個團，每團約八百余。騎團百五十余。三十軍六個團，每團約六百余。騎師約三百余騎。彈藥極少，刀槍甚缺，此次由永昌行軍共減員八百余。
㈡此地村落盡是堡壘，分兵即不能滅敵，集結則糧易被敵困，攻則傷亡甚大，所以補充訓練上事實不易做到。
㈢近來各方情況此間甚不明，究竟整個戰略企圖如何，西路軍基本任務怎樣，據歷次來電變更很大，致西路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損失，并影響到今后行動。
㈣來電所謂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遠方與統一戰線，究竟前電所稱遠方貨物到達時間是否屬實，抗日聯軍方面目前對二馬有無可能爭取。
㈤西路軍以現有力量，可以在此爭取必要時間準備以全力接近遠方。
㈥負完成任務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實力，與全靠自力不能解決二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須先機或同時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務時，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則建議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如何速示。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1]
這個電報再次陳述了西路軍的困難情形，再也沒有像此前一樣執著地堅持繼續“西進”，而認可了“在此爭取必要時間準備以全力接近遠方”，可見當時的西路軍首長也知道“繼續西進”是不成的，并不是數十年后《歷史的回顧》中所稱的本欲西進，卻被中央無端制止從而“百思不得其解”！他們向中央發了牢騷，牢騷的理由和內容也并不是中央的“暫勿西進”，而是“歷次來電變更很大，致西路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損失，并影響到今后行動”，“究竟前電所稱遠方貨物到達時間是否屬實”，“全靠自力不能解決二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須先機或同時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務時，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則建議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等等。而這些理由，這些內容，要么是中央幾次三番重申“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的，要么是中央根本無法辦到的！而像“四、三十一軍歸還建制”這類要求，既便不從戰略全局上作過多批評，對四軍和三十一軍也是一種既不現實也不負責任的態度——千里迢迢敵軍重重，就不怕他們陷入困境？
還有，兩天前報告高臺“可集糧兩萬石，此地較富”，現在卻稱“集結則糧易被敵困”。
——當時一石（陜甘地區）約為360斤，“兩萬石”相當于西路軍全部人馬至少兩個半月的口糧！
這個時候，東北軍、十七路軍因張學良一去不歸，在南京政府大軍壓境下人心浮動，內爭亦起，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的“三位一體合作抗日”的局面也面臨解體的危險。面對這種潛在的危機，中共中央也準備以不惜一戰的姿態配合東北軍、十七路軍，以全大局。
1月6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
周、博：
甲、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迎張。
乙、顧來則張、楊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
丙、張、楊兩軍速筑堅固陣地，紅軍擔任野戰，堅決為保衛西北革命局面奮斗到底，不為南京和平空氣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廣西前事可證。
丁、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張學良去寧已上了大當。
洛、澤
六日二十時[2]
這個時候，接到西路軍首長的“牢騷電”，你說他們會有何種感覺？
1月7日，軍委主席團復電西路軍徐、陳首長——據理反駁了“抱怨電”，但保持著克制，語氣也很冷靜、理性：
（發西路軍）徐、陳：
軍委并沒有變更你們的基本任務，也沒有要你們久停不進，僅要你們暫勿西進，暫在原地休整，這是根據你們四日來電所述的情況而指定的。二馬根本反對西安事變，希望同二馬成立統一戰線是不可靠的。遠方物資只送至安西，送至肅州是不可能的。四軍、三十一軍已集中長安附近，也不可能策應你們。因此，目前你們只能依靠自己團結奮斗，不要依賴任何外力，詳容另告。[3]
同日晚，西路軍總部和紅九、紅三十軍兩軍直屬隊從甘浚堡突圍西進。
1月8日，已進至沙河堡的西路軍首長在給中共中央的復電中仍然堅稱：“再請求將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便徹底夾擊此敵。不然，單靠西路軍恐難完成其任務。但此地有其特點，不可忽視。[4]”
“徐陳”不再像此前那樣要求西進了，他們現在要求的是“四軍、三十一軍歸建”！
次日，軍委主席團兩電西路軍徐、陳首長，一電要求西路軍首長“應從信賴本身力量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依現時敵情、地理、經濟、糧食、氣候條件，西路軍須全部集結臨、高地帶，執行上述任務，并求休補，現勿分兵去安西”，并指出“你們當前之情況，西路軍且多系騎兵，特別是在冬季作戰，便于你們抓幾支點，集結強有力的突擊隊，窺敵弱點，出敵不意而各個擊破之，從政治的路線和紀律進行居民特別回民工作，整理統一供給事項是創造根據地及整補紅軍必要條件”[5]；另一電按“徐陳”所求通報了相關敵情后，指出“西路軍僅二馬大部尾追，已離其策源地甚遠，糧、彈、人、馬、接濟均必困難，趁此時機已占高古臨（澤）有糧地區集中全力反攻追敵，消滅其一部，即可創肅、甘、安根據地，遠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過、接濟亦必到手，否則不乘此良機決心消滅敵人，前途困難更增。望你們早下決心，集中全力擊退尾追之敵，決定創造肅、甘、安根據地”[6]。
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現在是說什么西路軍首長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滿足他們提出的那些沒法滿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請出了“張主席”這尊菩薩——當日，軍委主席團副主席張國燾以個人名義再電“徐陳”：
……
丙、目前西路軍是處在獨立作戰的地位，要達到甘北根據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務，必須擊退二馬的進攻，在臨澤、高臺、甘州地區站住腳跟，如此遠方接濟才能得到手和更有意義，對于西北整個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可（不）能經常供給情況，因為二X 電臺聲音過小的原故。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干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細密準備獨立擊退二馬，是西路軍必須負擔的。提高士氣，堅強信心，爭取群眾、提高戰術，來克服任何困難。
國燾致[7]
這就是在《歷史的回顧》被認為“上綱上線”，并讓“徐陳”感到“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我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那萬般委曲的源頭！然而，筆者仍然認為，不管張國燾后來如何，他當時的這番話應該還是有相當由衷成份的：作為軍委主席團副主席，他是直接參與了“西安事變”以及此后善后局面的方針籌劃和應戰準備的，知道中央作難作在哪里——當然也清楚當初執意要“徐陳”西渡，進而“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西進的過程中，他自己扮演過什么角色，起過什么作用！
還需要說明的是，軍委主席團在1月8日這份電報中關于“在臨高地帶消滅敵人創建根據地”的指示，是徐向前、陳昌浩于年前12月9日致中央電中首先提出來的：“一月中須以九軍、三十軍移甘州以西，搶占撫、高，以此帶為根據[地]，建議五軍屆時直出安西，連休息時間約二月十五以內到達安西，無論情況如何變動，五軍可按時到達目的地”[8]。此間的徐、陳首長對軍委主席團的這個指示，沒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他們與中央之間關于這次“東返”的往來磋商，絲毫也沒有耽擱他們此前預計的西進日程——甚至還促使他們將原計劃行程提前實施！
1月9日，軍委主席團再電“徐陳”，不中聽的話說得更為直白：
徐、陳：
㈠四軍、三十一軍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來援助你們。請勿作此想。
㈡你們集中主力堅決殲敵是出路。馬敵只是善打游擊戰，如能誘敵伏擊能繳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進攻。而自己部隊應縮緊編制，每人能拿一樣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力戰，即可滅敵。
㈢政治團結一致，自信能解決當前困難，才能完成任務。
主席團[9]
三令五申，又請出了“張主席”發話，西路軍首長的牢騷算是暫時止住了。
然而，僅僅是“暫時”。
注釋
[1]《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關于實力及行動方針致軍委主席團電（1937年1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張聞天、毛澤東關于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迎張致周恩來、秦邦憲電（1937年1月6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3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行動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再請求三十一軍、四軍向涼州進以夾擊敵人致中央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第9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軍委主席團關于在臨高地帶創建根據地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軍委主席團關于創造肅甘安根據地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張國燾關于堅強信心獨立作戰致西路軍領導電（1937年1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情況及加強九軍之措施致中央電（1936年12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9～第9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集中殲敵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為戰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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